研究唐代前后期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离不开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因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比较唐代前期和后期不同个人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研究这种变化。但是，在从事这种研究时会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资料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使我们无法研究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便是研究官员，也将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在唐代前期的资料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位详细记录了其生活状况的官员。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才能进行比较研究？而如果不比较，又怎能知道唐代前后期社会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考虑再三，感觉还是应该选择两个人物进行比较，哪怕资料较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具体而不空泛地揭示出唐代前后期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当然，由于受资料限制，这种揭示只能是十分粗略的。

我们选择的这两个人物是张说和元稹。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从史料的留存情况看，唐前期留下诗文集特别是文集的并不多，张说是其中之一。有诗文集在，有关家庭、生活状况的记载相对就要多一些。元稹也有诗文集行世，比起唐后期同时代其他人（白居易除外）来，资料也相对要多一些。

第二，从出身、家庭等状况看，二人有相似处。比如二人出身均非高门^[1]。张说的父亲最后任职是县丞，母亲冯氏，也是县丞的女儿；元稹父亲的最后任职是舒王府长史，母亲郑氏，是刺史女儿。二人均在少年时父亲去世（张说13岁、元稹8岁），由母亲抚养教育，因此二人少年时家境都不大好。在朝廷也没有亲戚援助提拔，均靠自己的力量走上仕途。张说说自己是“门非代禄，数叶单绪，族无亲房……独立无徒，好直多忤”^[2]，“禄非援进，宠是宸衷”^[3]；元稹说自己是“早岁而孤，资性疏愚……块然无徒”^[4]，“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党为臣援庇”^[5]，任翰林学士“非因宰相奏论，特是圣慈超授”^[6]。

第三，二人的仕宦经历有相似处。张说应过诏举，起家太子校书郎，历任补阙、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尚书左丞、集贤殿学士，三次拜相，并在钦州、相州、岳州、荆州、幽州、并州等做过十数年的地方官；元稹起家秘书省校书郎，应制举后，历任左拾遗、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尚书左丞、翰林学士，当过短暂的宰相，也在江陵、通州、虢州、同州、越州、鄂州做过近二十年的地方官。虽然总的说来张说在官职、任相的时间，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等方面要高于元稹，但二人均有在地方和中央工作、生活的经历，又都当过宰相，接近过皇帝，还是有许多相似处的。

最后，二人都属文人型官员，自认是“书生”，是“儒者”，在领导当时文风方面也起有相似作用。《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记载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7]，“盛传一时”^[8]。所以《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序》在讲到“我朝”“贤俊”时只举了8个人，说“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则张说和元稹都赫然在名单中。因此，从文人型官员的角度，二人也有相似处。(www.daowen.com)

当然，除了相似处外，二人还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与二人的性格、爱好、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均有联系。因此，我们选择这二人进行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代表了各自时代的全体官员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他们能代表的阶层或集团是有限的，我们在进行比较时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无论他们的生活中带有多少个人性，这些个人化的生活中依然反映着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特色。这也是我们进行个案比较的根据所在。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选择张说和元稹进行唐代前后期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的比较。需要重申的是，限于史料，特别是限于唐前期有关史料的匮乏，以下所作的比较将是极其粗略的。但如上所述，这是研究唐史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下面简单交待一下资料情况。研究、比较张说与元稹的日常生活，除去《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卷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卷一七四《元稹传》，以及《资治通鉴》有关记载（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外，关于张说的资料主要见《张说之文集》（《四部丛刊》本）和《全唐文》卷二二一至二三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由于前者版本极差，错字、漏字等甚多，所收文章亦不全，故常需用《全唐文》校改。关于元稹的资料主要见《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卞孝萱著《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后者考辨翔实、搜罗广泛，对我们研究元稹有很大的帮助。以下行文，若出自以上诸书，将只列卷数、篇名，而不再注出版本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