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交通工具中有一类是使用人力“挽”或“扛”、“抬”的，其中有“肩舆”、“腰舆”、“篮舆”、“兜笼”、“担子”、“步辇”等各种称呼，形制都不甚明白。唯有一种人力交通工具有图像作证，那就是“步辇”。因为存世有一幅传为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在这幅图中，唐太宗盘坐在“步辇”上，周围有六位宫女抬辇，两位宫女持扇，一位宫女持华盖，正在接见吐蕃为赞普求婚的使者禄东赞。从图中看，这所谓的“步辇”只是一个方形的榻状物，上无遮蔽（需宫女在后打华盖遮蔽），下有四腿，左右两根抬扛。但这真就是“步辇”的形制吗^[63]？

我们知道，辇本是人挽之车。唐代皇帝乘坐的辇有七种，即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64]。这些辇都用于礼仪活动而其中并无“步辇”。史籍中记载的“步辇”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泛称，后来才形成定制。由于辇实际上就是将车的轮子去掉，因此从形制上说，它的一大特点是有车屋。《杜阳杂编》卷下记9世纪中同昌公主出降，“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65]。从“四角缀香囊”看，此步辇就有车屋。又《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二后主本纪》云后主“出则乘步辇，蔽以重帘，环结珠香囊，垂于四角，香闻数里，人罕睹其面”^[66]。由于垂有帘子，更清楚地说明步辇是带有车屋的。

图7　唐阎立本《步辇图》

但是《步辇图》中唐太宗乘坐的交通工具却不带车屋，形制也很小，且并非由人扛在肩上（图7），因此它显然不是“步辇”。

那么《步辇图》中画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应该是“腰舆”。按“舆”本与“辇”相似而小，常与辇混称，但二者仍有不同处。将《步辇图》中的交通工具视为“腰舆”，有以下几点根据：

一、舆在宫中使用时用于比较随便的场合。《隋书》卷一〇《礼仪志五》记隋制：“今舆，制如辇而但小耳，宫苑宴私则御之。”^[67]这就是说“舆”比较小并一般用于宫苑中行走和赴宴。至唐制，《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辇局”条更指出，皇帝除上述七种辇外，还有三种舆，其中“五色舆”和“常平舆”与辇一样，只用在礼仪中，唯有“腰舆，则常御焉”^[68]。这就是说唐代皇帝常乘坐的多是腰舆。《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条记太宗“尝乘腰舆”^[69]就是一个证据。《步辇图》中的交通工具比较小，又是寻常使用的，因此当为腰舆。

二、腰舆不是扛在肩上而是由人抬至腰际的。上引《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条在太宗“尝乘腰舆”后，胡三省注云：“腰舆，令人举之，其高至腰。”《步辇图》中的交通工具由六位宫女手抬，只抬到腰间（而不是扛在肩上），因此当为腰舆。

三、前面说过，步辇多车屋，而腰舆一般没有车屋。关于这一点，即关于腰舆的具体形制，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根据，只能作一点推测，使用一个间接证据，而这个间接证据则来自日本资料。

我们知道“腰舆”和“小舆”很接近。唐代史籍没有相关记载，但宋代史料则有，即《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一》记：“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铜螭头，绯绣凤裙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绯绣花龙衣。奉舆十六人。中兴制，赤质，方形，四面曲阑，下结绣裙网，制如小舆。”^[70]虽然这是宋制，且北宋和南宋制度也有不同，但从上可知“腰舆”形制略同“小舆”，红色，方形，两根抬竿，四面有曲栏。

日本学者麻生矶次编有《古典图鉴》一书，书中在“交通”一节中画有“小舆”。从图中看，这小舆为方形，两根抬杆，上面四周有矮栏。并有说明曰：“小舆，无顶，四方围以栏，栏涂朱……从者持盖护其上。”^[71]拿这“小舆”与《宋史》所记腰舆比较，是很接近的。再看《步辇图》所画交通工具，乃方形，无顶，两根抬竿，从者持盖护其上，“制如小舆”，且又为宫女抬至腰间，因此当为腰舆^[72]。

综上所述，我认为《步辇图》中所画交通工具第一比较小，第二用于日常行走，第三由多人抬行并抬至腰高，第四用长竿二，形制似小舆，无顶，有从者持盖。因此虽与《宋史》所云腰舆稍有不同（例如没有护栏），但从总体看，它不是步辇，应是唐代的腰舆。

在以上的论证中，日本资料中的“小舆”图像起了很重要的佐证作用。因为正是把《步辇图》中唐太宗坐的“腰舆”与《古典图鉴》中的“小舆”放在一起比较，才使我们发现二者实在是太接近了。正是从这里出发，才有我们对《步辇图》中所谓“步辇”的质疑。从这一点看，日本资料对我们研究唐代衣食住行的启示作用也是很大的。

2010年5月完稿，提交当年东京“第55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后载日本東方學會《東方學》第百二十一輯，2011年（日文版有删节，此用中文原稿）。

【注释】

[1]衣食住行方面严格说不能算是“学习”，而是“喜欢”、“模仿”、“受影响”等。

[2]马兴国、宫田登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民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由于对日本历史和史籍不熟悉，因此本文的立论主要在唐朝方面。引用日本史料若有不准确、不严谨处，希望贤者指正。

[4]《通典》卷一四六《乐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按，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3736页注52）据《旧唐书》改“袴奴”为“袴帑”（接下来两处亦改），当属误校，盖不知此物原名“袴奴”也。

[5]《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1页。

[6]［唐］李荃《太白阴经》卷四《军装篇》，《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影印《守山阁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539页。

[7]《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中华书局，第3207页。其中的“去”颇疑当为“具”。下列两种史料就都是“具帑抹”的。

[8]《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9]《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463页。

[10]这种含有“奴抹”的礼服在唐代又叫“櫜鞬服”，参见拙作《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已收入本书。

[11]根据是该墓同时出土有唐开元二十八年的文书。

[13]孙继民《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载所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27页。

[14]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43页。其中双行小字注文改为单行大字，用圆括号括住。

[15]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13页。已收入本书。

[16]孙继民《S.964号文书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载所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17]
参见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13页；孙继民《〈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杂识之一》，载所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66、173页。

[18]孙继民《〈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杂识之一》，载所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注文仍放在括号内。

[19]那波利貞《唐天寶時代の河西道邊防軍に關する經濟史料》，载《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壹，1952年，第113—114页。

[20]参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21]狩谷棭齋《箋注倭名類聚抄》，明治十六年（1880年）刻本。

[22]原文用黑体字，注文和笺文均用圆括号括住，〇号以下为笺文。新式标点为笔者所加。

[23]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30页。

[24]前述狩谷棭齋《箋注倭名類聚抄》（明治十六年刻本）已引。

[25]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30—131页及图版38。

[26]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東京美術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第368页。

[27]《和漢三才圖會》卷二八（東京美術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第367页）就有关于“褶袴”的说明和图画。

[28]日本的奴袴有“上括”和“下括”之别。所谓“下括”是在脚脖上结扎；“上括”则是在膝盖下结扎。唐朝的“袴奴”是否也有这种区别，不明。

[29]黄正建《唐代的椅子与绳床》，《文物》1990年第7期，第86—88页。已收入本书。

[30]柯嘉豪《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4分，1998年；后收入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以下引用据此书。

[31]《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五十八》穆宗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7822页。但拙作《唐代的椅子与绳床》（《文物》1990年第7期，第86—88页）中误将胡注理解为程大昌语，应当纠正。(www.daowen.com)

[32]柯嘉豪亦认为胡三省的说法正确，见其文《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载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33]柯嘉豪《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载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34]小泉和子《家具》，近藤出版社，1985年，第79页。按，《大乘比丘十八图》，当作《大乘比丘十八物图》。

[35]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文中认为该男侍所持为“床几”（第461页），不准确。图像见《唐研究》该卷附图版陆之2。

[36]《延喜式》卷第十二《中務省》，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館，1988年，第345页。

[37]［日］小泉和子《家具》，近藤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38]［日］小泉和子《家具》，近藤出版社，1985年，第77页。按：小泉和子记此床为“赤漆文欟木胡床”，比1990年《正仓院展》图35定名的“赤漆欟木胡床”多一“文”字。以下行文均据《正仓院展》图录的定名。

[39]《正倉院展》第四十二回，1990年，第60页。

[40]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普通人用绳编，而高级官员甚至天皇使用藤编。

[41]《正倉院展》第四十二回，1990年，第60页。但不知所谓的“高”计算至何处。

[42]参网上“维基百科”“尺”条的“日本尺”。

[43]《續日本紀》卷一文武天皇四年（700年）三月條，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館，1977年，第5—6页。标点有所改动。

[44]它应该是日本本土制作的。

[45]《事物纪原》卷三“半臂”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7页。

[46]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载所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47]这一观点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半臂”为男子服饰》（《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21日第3版）中已经提出。

[48]《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3页。

[49]《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来子恂》，中华书局，1975年，第4847页。

[50]《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玄宗皇后王氏》，中华书局，1975年，第3491页。

[5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〇，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

[52]《唐六典》卷一二《宫官》“尚服局”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标点有所变动。

[53]《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6页。

[54]［日］仁井田陞辑，栗劲等译《唐令拾遗·衣服令第十七》第六十四条，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397页。

[55]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06—117页。

[56]实物照片见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図錄編》，吉川弘文館，1974年，图32—34，本件半臂为图34。

[57]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13页。

[58]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12页。

[59]例如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牵马俑，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八六图1、图2、图3。

[60]《中国壁画全集·敦煌6盛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61]《新唐书》卷二〇九《来子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908页）就说他是“常衣锦半臂自异”。所谓“自异”就是与众不同，可能就指将半臂穿在外面。

[62]《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骠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0页。

[63]参见黄正建《〈步辇图〉中的“步辇”质疑》，《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第23—24页。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此画定名为《步辇图》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否阎立本所作都令人怀疑。

[64]《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辇局”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332页。

[65]［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6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二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第742页。

[67]《隋书》卷一〇《礼仪志五》，中华书局，1973年，第210页。

[68]《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辇局”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332页。

[69]《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235页。

[70]《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3490页。

[71]麻生磯次编《古典圖鑒》，明治書院，1972年，第81页。

[72]此外还有一个旁证，即画家阎立本兄弟只熟悉腰舆而不熟悉步辇，这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有明确记载，参见黄正建《〈步辇图〉中的“步辇”质疑》，《文物天地》1994年第3期，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