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坐具，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魏晋隋唐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椅子”的出现，大约受到了外来影响。具体地说，很大程度上是佛教东传的结果。中国古代“椅子”的前身是“绳床”，最初在寺院中为僧人所使用，后来流传到民间，名称也分化出“倚床”、“倚子”等，最后固定为“椅子”。到宋以后，高背靠椅基本就普及了。二十年前我曾写《唐代的椅子与绳床》^[29]简单叙述了这一发展过程，后来柯嘉豪写《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30]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我在旧作中特别区别了“胡床”和“绳床”，认为胡床最初指可折叠可携带的坐具，绳床则不能折叠，并引《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大绳床”的下段话为证：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䜟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余按交床、绳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31]

胡三省所说关于胡床（交床）与绳床的区别是正确的^[32]，不过他说的是宋元时代的绳床，早期的绳床应该与“绳”有关。柯嘉豪认为《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食坐小床》所说“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的即是绳床，椅板用藤绳制成^[33]。但是“高七寸，方一尺”的床太小了，只能说是小方凳，与我们所说的绳床似不相同。敦煌第285窟东魏壁画画一僧人在一把较宽的靠背椅上打坐。这椅子“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与上述胡三省注所说一样，应当就是绳床。细看壁画，床板上画有许多网状格子，这是否意味着它想表现的就是一种藤绳编的床板呢？日本家具研究专家小泉和子在《家具》一书中画有出自《大乘比丘十八图》中的绳床^[34]（见本书第170页图6）。从图中看，这绳床也是“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即与胡注所说相同，但座和靠背均由绳编成。不过由于《大乘比丘十八物图》撰成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安永二年即1773年），因此还不能成为早期绳床形制的证据。

绳床到底形制如何，我们也许仍只能求助于日本的资料。根据唐代与日本交流的整体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胡床”和“绳床”都曾传到日本。胡床传到日本比较确定。1972年发掘的日本高松冢古坟，时代约为7—8世纪（与唐代前期相当），其西壁南侧壁画所画男侍，第一人所持即为折叠起来的胡床^[35]，形制与唐代胡床一致。《延喜式》卷第十二《中务省》记大仪日“辅丞各二人分率内舍人，大极殿前庭近卫阵以南队之，各居（踞？）胡床……丞二人分率内舍人，供奉驾前。天皇御大极后殿，即分就胡床。礼毕驾还，供奉如初”^[36]。此胡床放在宫殿前庭空地上，一定是能折叠的坐具。

图3　日本正仓院藏赤漆欟木胡床（绳床）

不过据小泉和子前引书，“胡床”在奈良初与中国所谓的胡床没有关系，只具有“舶来的一般坐具”的意思^[37]。但小泉的立论主要是埴轮，而埴轮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能与“胡床”对应，并不明确。唯一能支持其说法的是正仓院所藏“赤漆欟木胡床”^[38]（图3），而恰是这件“胡床”，小泉同时又把它归在“倚子、椅子、交椅”类，说明在小泉看来，这件坐具虽叫“胡床”，实质则属于椅子。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件“赤漆欟木胡床”。首先是它的定名：这一定名源自何处？是奈良时代的原始名称吗？如果是，则可证明小泉的观点；如果不是，就不能证明这种性质为椅子的坐具当时被称为胡床。据1990年第四十二回《正仓院展》此件坐具的说明，“这把椅子是搜集残材，补充了床的木材、藤编、金属具等不足后，复原制作”的^[39]。又，我在2000年10月31日参观正仓院展览时，曾向时任“奈良国立博物馆学艺课文部技官”的伊东哲夫先生请教该坐具的定名问题，他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告诉我，这件坐具是明治时代修复时定的名，定名根据不明。因此，这件坐具在奈良时代是否被称为“赤漆欟木胡床”，是有疑问的。(www.daowen.com)

其次看此坐具的形制：第一，它不能折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胡床”。第二，它“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与胡三省所说“绳床”相同。第三，胡三省所说绳床是“以板为之，人坐其上”，那是宋元时代的绳床，而正仓院所藏这件坐具，坐处不是木板而是藤编，符合初期“绳”床的特点。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藤编”是明治以后修复的，当初是否这样尚有疑问，若按前引《南海寄归内法传》，它就可能是用“藤绳”编的^[40]。第四，如上所言，绳床后来发展成为“倚子”，《延喜式》中就明确有关于倚子的记载。据《延喜式》卷三四《木工寮》，大倚子“高一尺三寸，长二尺，广一尺五寸”。正仓院藏此坐具的尺寸，我们只知道高42.5厘米^[41]。日本尺的长度，若依大宝律令的小尺，在30厘米左右^[42]，高一尺三寸合40厘米左右，则“大倚子”的高度与正仓院藏此件坐具的高度大致相当。由于“倚子”的前身是绳床，正仓院此件坐具的尺寸既符合“倚子”尺寸，应也体现了早期绳床的尺寸。

因此，正仓院所藏此件坐具符合绳床的一切特征，应该是一件绳床。那么它当时是否被称为绳床呢？这却很难确定。因为从日本古代史料看，“绳床”一词使用甚少。前面说过，绳床曾传到日本，因此在日本史籍中能看到有关记载。比较早的记载见于《续日本纪》卷一文武天皇四年（700年）三月条：

从这条记载看，道照和尚去过唐朝，受业于唐僧，居住在唐寺院，想来熟悉绳床，因此他回到日本后，在寺院“坐绳床”，一定是受到唐朝生活的影响。这也可证明绳床至迟在8世纪初即传到日本，并为日本僧人所使用，当然也应该为日本上层人士所知道。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奈良时代称正仓院所藏此坐具（从时代看，它应晚于道照和尚的时代）为“绳床”；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它当时被称为“胡床”。我想结论应该是：无论名称如何，此件坐具实质上是一件绳床的实物^[44]。

绳床与椅子，关系到中国古代高坐具的出现和普及，但绳床的实物在中国没有保存下来。日本古代虽然通过与隋唐的交流了解并接触到绳床与椅子，但没有普及高坐具。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代的绳床，只有通过日本保存的实物才能真切了解，这也说明了日本资料对研究唐代衣食住行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上比较详细地举了两个例子。此外还有两个也顺便提一下。这两个例子研究得不到位，只是略作提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