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这从《唐会要》以“馆驿”立项即可明知^[1]。但同时，唐代文献中还有“传”和“递”，它们与“馆”、“驿”以及“邮”等语义交叉、互为影响，构成了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研究唐代所有的交通通信组织及其职能，只想就其中的“传”、“递”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传”在汉代十分兴盛，“递（铺）”在宋以后也形成为固定的制度。那么，唐之前的“传”到唐代变得怎样了？宋以后的“递（铺）”在唐代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关于唐代驿制传制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有许多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沅远《唐代驿制考》，该文是研究唐代驿制的开山之作，但基本没有涉及“传”、“递”^[2]。40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关于唐代的驿和邮》，文章着重研究了驿和传的关系，认为“传”指传车，“传马”设在驿中，并认为唐玄宗以后普遍设置了“邮”^[3]。70年代以来，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开展，又有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认为传马不用于驾车、不设在驿内，在速度和用途上均不同于驿马^[4]。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前期西北地区的情况。进入90年代，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发表了《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文章十分强调传制的作用，认为它和驿制共同构成了唐代的交通系统；驿制的运用受条件限制，而由县管理的、承担日常公用交通、运输的传制则起更大作用，它在律令制度崩坏后仍然继续存在^[5]。王冀青文和荒川正晴文都没有涉及“递”。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时代的沿革，试图勾勒出“传”在唐代消亡、“递”在唐代发展的一个粗浅脉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