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记载中皇帝赐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史籍记载都围绕着皇帝的活动，但同时也说明皇帝经常利用这一手段达到某种有利于统治的目的。我们先看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皇帝本纪而列出的皇帝赐宴情况。

表1　唐代皇帝赐宴次数统计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大致明白唐代皇帝赐宴的一般情况。皇帝赐宴，其社会职能可以说是在宣扬君臣同乐的同时，让臣下对皇帝感恩戴德，以达到“劝勋劳”、“待贤彦”^[2]、共同维持统治的目的。这一点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序》中讲得很清楚：

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搢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况乎天地交而万物通，阴阳和而四时序，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心融万类，归雷雨之先春，庆洽百僚，象云天而高宴……^[3]

序中强调百僚同庆，既说了皇帝统治靠臣下努力，又说了臣下有高官厚禄全靠皇帝赏拔，由此达到臣下对皇帝感恩、协助皇帝共治天下的上下交和的目的。所以臣下在宴会上所作的应制诗中，也就充满了“冒恩怀宠锡”^[4]、“荷恩思有报”^[5]等知恩报恩，以及“万代称觞举、千年信一同”^[6]、“誓将同竭力，相与效尘涓”^[7]等君臣和同共治国家的诗句。这正是皇帝希望通过宴会的社会职能来达到的主要政治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为了调节平时过于森严的等级界限，皇帝在赐宴时常常有意使气氛融洽，大体采用有以下一些方法：（1）在宴会中玩笑嬉戏，活跃气氛。例如“太宗宴近臣，戏赵公无忌，令嘲欧阳率更”^[8]，又曾赐宴群臣，写飞白书，“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书，皇帝并不怪罪^[9]。（2）赐宴时允许并鼓励喝醉，以示君臣极乐。例如上述玄宗诗中就写道：“合酺覃土宇，欢宴接群臣……曲终酣兴晚，须有醉归人。”^[10]高宗“宴近臣诸亲于咸亨殿。上……曰：‘……各宜尽醉’”^[11]。臣下这时也说：“酺来万舞群臣醉，喜戴千年圣主明”^[12]、“既陪天欢，不敢不醉”^[13]，甚至出现玄宗“百僚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14]的场面。（3）宴会时赐臣下一些物品，一方面调节宴会气氛，另一方面也让臣下见物思恩，永世不忘。关于这一点，只要随便翻翻那些连篇累牍的谢赐物状、诗等就能看得很清楚。

从上表我们还可看出不同皇帝在位期间，其赐宴次数、类型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应该说这与各皇帝的本人气质以及施政方针、政治环境有关。我们拿几个赐宴较多的皇帝进行比较：(www.daowen.com)

1.武则天。武则天当政时赐宴频繁，从垂拱二年到长安二年的十七年间竟赐宴二十次，有时是一年三次。而且这些赐宴大多集中在革命前后，日数也是大酺七日，甚至有三次是九日，远远超过了一般标准的三日或五日，显然反映了武则天急切地要宣扬自己革命的合法性，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太平盛世的心情。而且除大酺外没有其他赐宴，又反映了武后对百官的不信任，即害怕臣下结成联盟反对她的统治，这与当时酷吏呈威、告密盛行是相辅相成的。

2.玄宗。玄宗赐宴次数在所有皇帝中最多，但这其中又有区别：开元前期，玄宗励精求治，重视得人用人，赐宴也贯穿着这一目的，即如前举诗序中所言。此外又如开元十六年玄宗亲自选择刺史后，赐宴并赐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惟良……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15]完全把赐宴当作工作的一部分。这时即使在宴会中赐物，也不违背上述目的，例如赐给宰相宋璟金筯，对他说：“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筯，表卿之直也。”^[16]到开元后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富裕，玄宗赐宴的次数增多，并逐渐偏重于游乐玩赏。后世频繁出现的降诞赐宴就始于玄宗。

3.德宗。德宗赐宴次数也很多，但也颇具特点，与前述二朝不同。其中除去玄宗、肃宗以后不再举行大酺外，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宗的赐宴集中在节日赐宴上。贞元四年，当持续了几年的叛乱基本平定后，德宗下诏曰：“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17]于是仅据《旧唐书》本纪我们就看到：贞元六年中和节宴于曲江亭……十一年三月上巳、九月重阳赐宴曲江亭，十三年中和节、九月重阳赐宴曲江，十四年中和节赐宴麟德殿，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都有赐宴。我们知道，德宗在唐代历史上以猜忌大臣出名，对辅佐他平定叛乱的陆贽的态度及其处理最为明显。奇怪的是，一方面他猜忌大臣，另一方面又极重视对百官的宠络，反复声明“君臣之际，义莫重焉”^[18]。致仕官除给半禄外加给半料，以及薨卒者全给月俸、料等规定都始于德宗^[19]。频繁赐宴也是同一目的，即用这种手段来调节因平时对大臣的猜忌而造成的君臣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旁证我们可以指出，德宗赐宴虽多，但集中在节日赐宴上，其他赐宴甚少。因为实际上德宗并不允许百官私相往来，白居易曾在《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中说：“臣观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20]所以我们说德宗只允许自己赐宴、施恩与百官，不许百官互相因宴而结成某种关系。这正是他猜忌本性在宴会问题上的反映。难怪连《旧唐书》的作者都评论他为“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赐宴之辰，徒吟篇咏”^[21]，也看出德宗的赐宴是他施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而已。

4.文宗。文宗赐宴十二次，以其在位十五年而论，属于次数较多的。研究文宗的赐宴可以发现在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前的九年中赐宴较少，计有五次，而甘露之变后的开成年间则连续赐宴，有时一年三次。不仅赐宴群臣，更多地是赐诸王宴，明显反映了文宗消灭宦官势力的企图失败后，受制于宦官的苦闷心情。这时的赐宴已变成一种消愁的手段了。

上述四个皇帝的赐宴都反映了皇帝本人的性格、施政特点，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的优劣。其他赐宴较多的如中宗、穆宗、敬宗等则基本是为了游乐，因为他们赐宴的对象多是近臣、侍臣甚至嫔妃。这实际也反映了他们本人的性格和当时的政治情况。关于皇帝赐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唐代皇帝赐宴似乎并未形成制度。我们查现存唐代法律文献，很难找到对赐宴的系统规定^[22]。究其原因，我以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唐代皇帝始终想把宴会作为操纵、控制臣下，调节君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其经济、娱乐意义只在其次。若一旦形成制度，皇帝的自由控制度将受到很大限制。换句话说，赐宴对皇帝越重要，就越难形成制度，只有当它对皇帝来说无足轻重时，才容易脱离皇帝控制形成一般的朝廷礼仪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尚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