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关于衣服制度，早在唐朝初年高祖武德年间制定的《武德令·衣服令》中就有明确规定。但是，《衣服令》中规定的主要是冕服冠服制度。在仁井田陞复原的《衣服令》全部66条令文^[3]中，仅有一条涉及非冠服的常服制度^[4]，可见唐代《衣服令》以规定冠服制度为主。这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四年（630年）八月的一次诏书中所说的“冠冕制度，已备令文”^[5]了。那么关于常服的制度是如何规定又是在何种法律形式中规定的呢？针对常服在《武德令·衣服令》中没做规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形成制度的现状，唐太宗的诏书在说了“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后接着说：“至于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这就是说冠服制度已由《衣服令》规定了，常服制度则规定在式中。于是有“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的规定。

近年出版的池田温先生主编的《唐令拾遗补》认为上述贞观四年诏书中提到的关于常服的规定亦属《衣服令》，因此在《唐令拾遗》复原的《衣服令》第60条后追加了这一条^[6]。不过从该书所列“根据”看，编者引用的唐太宗的诏书出自《唐会要》卷三一，但《唐会要》在引这段诏书时只有“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一句，而没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一句。由于诏书明言具如“别式”，因此这段关于常服的规定实际上不是令文而应该是式文^[7]，具体说应该是《礼部式》的式文。《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条疏议曰“‘别式减一等’，谓《礼部式》‘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之类，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是名‘别式减一等’”^[8]可证。此外“王涯奏文”开头所云“《礼部式》：亲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饰以鍮石”^[9]也可证明这一点。

这样我们就大致可以断定，在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总体来看，冠服在唐代的作用日益减小，连皇帝都是“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10]了，底下官僚百姓自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册府元龟》卷六〇、六一《立制度》，所立衣服“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冠服，大量的诏敕和议论基本都是关于常服制度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常服制度的一种变化，即常服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常服的不断规范和改制，是唐后期衣服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变化的主要内容。“王涯奏文”涉及的衣服制度主要就是常服制度。它既反映了常服制度的变化，又是这一变化的最好证明。(www.daowen.com)

“王涯奏文”中涉及的衣服制度大致可分为六项：一、官员常服；二、命妇、部曲、客女、奴婢等衣服；三、袍袄；四、衫布；五、妆梳；六、鞋履。其中除第一、二项曾在令式中有规定外，其他均为新规定。篇幅所限，我们以下只能就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分四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