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所谓“制度”，与今人所论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不尽相同。《册府元龟》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门小序中提到的“制度”有这样几项：“制爵禄”、“定车服”、“设关梁”、“立符契”、“著休息之令”、“定丧纪之宜”。其中“车服”制度名列第二，可见唐宋人对它的重视。“车服”制度不仅是一个涉及穿戴、出行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有关“辨名数”的大问题^[1]。因此，“车服”制度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和阶级沉浮。研究“车服”制度的变化是研究唐代社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唐朝制度多制定于前期，反映在律令格式中。车服制度也不例外。到唐后期，律令式一般不再修订，制度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格、格后敕，以及未经整理的诏敕中。因此，我们研究车服制度的变化，不仅要关注唐前期制定的律令格式在后期的实际施用情况，注意后期的“格”，更要注意那些不入格（或我们未见到的格）的诏敕，以及省司、宰臣的奏议。

唐文宗时期是中唐与晚唐的衔接期，是唐后期的重要时期。文宗时期的制度可以说是对中唐制度的总结，同时也影响了晚唐五代制度，因此，研究唐文宗时期的各项制度就具有了很重要的意义。就车服制度而言，由于有一份重要史料存世，遂使我们有可能对唐文宗时期的车服制度，进而对唐后期的车服制度进行稍微细致的讨论。

这份史料实际上不仅对于研究唐文宗时期，而且在研究整个唐后期的车服制度方面，都是一份，甚至是惟一一份记录非常详细、内容非常丰富的重要史料。《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制》中涉及唐后期的文字，几乎依据的全部都是这份史料。(www.daowen.com)

这份史料就是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六月戊寅（十七日）王涯的奏文和文宗的批复诏敕。大和六年，文宗命时任尚书左仆射的王涯整理车服制度。王涯依据令式，结合现实，在各司关于车服制度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奏文。王涯在奏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车服的规定。文宗批准了这份奏文，并下令全国实行。以下我们就以这份奏文和诏敕为主，来探讨车服制度在唐后期发生的一些变化^[2]。

这份奏文和诏敕，以《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所记最详。《册府元龟》之外，《全唐文》卷四四八以《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奏》为名收有王涯这件奏文的全文，同时在卷七二以《答王涯奏准敕详定礼制诏》为名收有文宗的诏书，奏文和诏书的文字均较《册府元龟》为佳，可以校正《册府元龟》本的某些错误。此外，《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中也著录有这份奏文与诏书，但编者将原奏文的秩序打乱，并对其中的文字做了一些删节，文字与上两种本子稍有不同，可作为论证时的参考。至于《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制》末尾以文宗诏书形式节录的王涯的奏文，由于省略过多以至语义不明，在讨论问题时基本无法、因此也不必使用。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所用史料即以《册府元龟》所录王涯在唐文宗大和六年的奏文（以下简称“王涯奏文”）和文宗的诏书为主，并校以《全唐文》，而以《唐会要》为参考。凡不注出处者即出自《册府元龟》，而引《全唐文》、《唐会要》所录奏文和诏书时也不再注卷数和门类等。由于“王涯奏文”涉及内容较多，我们不可能全部涉及，因此以下只能就其中的车服制度加以探讨，拟分为“衣服制度”与“车马制度”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