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征往训来,研究历史,回顾过去,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今天和明天。1949年1月25日扬州解放,扬州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扬州人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给我们的后人留什么?200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扬州接待法国总统希拉克,欣然为家乡题词:“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这为扬州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扬州人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自己的实践对历史、对时代交上了一份较好的答卷,彰显了扬州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 历史名城的古韵新风

扬州古城的价值历来为人们所重视。1949年2月10日扬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保护名胜古迹和图书文物的“一号通令”,指出:“扬州为我国有名古城,名胜古迹、图书文物遗留极多,此乃我民族文化之珍贵遗产,我党政军民团体应对所属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到党的政策上来认识,不独应率先倡导,加以爱惜,且应严格保护,防止任何人破坏。”在嗣后的国家和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建设时,有三件事值得大书一笔:1958年,否定了国家有关部门古运河穿城拓宽方案;1960年否决了国家输变电22万伏高压线在古运河沿岸搭出线走廊方案;1974年否决了填平小秦淮河构筑人防工程方案,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古城风貌。(1) 1982年2月,国务院批准公布扬州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年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组成和补充。进入21世纪,扬州逐步形成古城保护的新思路:护其貌,美其颜,扬其韵,铸其魂。

护其貌。扬州历史遗存如群星散布,众多的古城遗址、历史街区、私家园林、名刹古寺和宗教遗迹等文化遗存构成了扬州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根据《扬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了5.0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护范围,明确了保护的等级与重点,划定了建设控制地带以及保护和控制的具体要求,确保保护区不受任何开发项目的侵害。重点抓了一条河——古运河;两大片——老城区和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三条古城址轮廓线——唐代扬州城、宋三城和明清城;四条特色保护线——古城新貌主干道、旅游服务一条街、水上游览线、传统老街道;以及十处不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和167处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一切景点的修缮和复建都力求做到有依据。瘦西湖二十四桥景区的复建依据清宫档案。万花园等复建依据清宫流出现身拍卖市场的乾隆《江南园林胜景图册》。小盘谷、片石山房、卢氏盐商宅第修复依据解放初陈从周率领学生在扬州的实测实绘。同时,实施了历史文化名城解读工程,对古城区反映扬州历史文化特点的文保单位、重要人文景物、名人故居、名店名宅、古井名木、重要街巷等,以言简意赅、准确生动的文字标牌介绍其历史文化特点、审美价值等内涵,以进一步加大对扬州传统文化的宣传保护力度。

美其颜。一是以现代理念建设扬州,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除了筑铁路、建大桥、辟机场、修高速,打通扬州对外交通外,着力进行城市综合整治,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二是以文学意象塑造城市形象。扬州自古人文荟萃,众多文人雅士、风客骚人把这里当作痛饮长吟、寄傲舒啸的精神家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当世或后世之人以此认识了扬州,诗文中的文学意象变成了城市形象,“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现当代,扬州人则努力把这种“文学意象”通过建设、活动、推介变成可视可听可游可居的城市实像。如根据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诗句,设计组织了每年一度的“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活动。根据“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加强了亮化工程,丰富了夜晚的城市生活。根据“绿杨城郭是扬州”,建设森林城市。根据“园林多是宅”,建设了大批城市休闲公园,而最为市民称赞的是宋夹城遗址体育公园,成为保护、利用、复兴古迹遗址的一个典范之作。在扬州,人们无时无处不能感受到唐诗宋词的气息,又无时无处不能触摸到时代前进的脉搏。

扬其韵。重点是加强对扬州文化的研究和推介,以彰显扬州独特的地方文化,营造古城浓郁的文化韵味。扬州有以古城保护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院,以地方艺术为重点的扬州文化研究所,以学术文化为主旨的扬州文化研究会、扬州学派研究会,以及各级各类饮食、沐浴、琴筝等文化研究社团,拥有一大批专业的、业余的扬州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编辑出版了大批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获得第十三届国家图书奖的《扬州文化丛书》、华东社科二等奖的《扬州八怪传记丛书》、江苏省社科奖的《扬州学派人物评传》《扬州史话》等。近几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主持出版了《扬州文库》(100册)、《扬州历史文化大辞典》,《扬州通史》正在编撰中。这标志着扬州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加强了文化博览城的建设,除了加强、充实、扩展扬州博物馆、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汉陵苑、隋炀帝陵、唐城、宋大城、史公祠、扬州八怪纪念馆等主体馆外,新建了100多座博物馆,以展示扬州文化底蕴。同时,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对外展示扬州文化。特别是与央视联手的《天涯共此时——2001年中秋文艺晚会》,2015年纪念扬州建城2500周年系列活动等影响深远。

铸其魂。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深层次发挥作用的是文化的力量。扬州在古城保护和建设中更重视人的素质养成与精神锤炼。在扬州博物馆门前广场上置放了对扬州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十大历史人物的塑像,其中有开城第一人夫差、兴城第一王刘濞、留下千古城训“正谊明道”的董仲舒、着力经营江都大本营的隋炀帝、中日文化交流大法师鉴真、缔造千年文风的欧阳修、以鲜血和生命铸造城魂的史可法、奉旨刊刻《全唐诗》的曹寅、“九省疆吏,一代文宗”的阮元、“高风凝铁骨”“文章百代名”的朱自清。他们或彪炳千秋,或毁誉参半,其成功经验是后人的宝贵财富,失败教训也足以令后人警诫。城市精神正是从正反两方面锤炼而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扬州曾多次开展过城市精神大讨论,1995年、2006年、2010年曾分别形成过多种表述,2011年则表述为“崇文崇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这大体上反映了扬州人的人文传统和价值取向。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扬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城市、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市、首批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诗词之市、国家园林城市、2017年度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城市,牵头中国大运河申遗取得成功,近年又获得东亚文化之都、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二 非遗项目的古树新花

前人给我们留下众多的宝贵遗产,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比物质遗产更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专用名词兴起较迟,从20世纪30年代《雅典宪章》提出“有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保护问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得到国际认可,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差不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发展很快,特别是在我国。2006年以来,扬州已有3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9个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46个项目列入省级名录、202个项目列入市级名录、237个项目列入县(市区)级名录。

而实际工作则比申报、评审早得多,根据文化部、中国文联等部门和单位的部署,在20世纪50年代,扬州组织过对民歌等民间文化的大普查;改革开放初对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民间文学五大艺术门类普查,形成三大集成——《扬州民间故事集成》《扬州民间歌谣集成》《扬州民间谚语集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般都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随着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冲击,不少地区的不少项目日渐衰落,濒临绝境;而扬州的多数或绝大多数项目却有着一种“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2) 的本质潜能,呈现出勃勃生机。其中,以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三个项目最为突出。

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在铅活字印刷盛行以后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激光照排技术的勃兴更仿佛宣布了它的寿终正寝。扬州却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国务院委托,集中保管了30万片雕版版片,成立了广陵古籍刻印社。几个扬州文化人和雕版艺人为了“把雕版印刷全套技艺保存下去”这一份承诺,更为了心中那一份情结,花二十年时间开雕了焦循的《里堂道听录》四十卷,这是该书的唯一刻本。1972年毛泽东主席向日本首相田中赠送的《楚辞集注》即由该社根据保管的版片印制。进入二十一世纪,扬州雕版印刷焕发青春,在线装图书、笺谱、年画等领域崭露头角,做得风生水起,影响波及海外。

古琴、古筝艺术本来只是少数人的雅玩,而在扬州却十分繁盛,不仅学琴、学筝者众多,斫琴制筝产业也已形成一定规模。广陵琴派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扬州剪纸艺术之异于北方者,在于以张永寿为代表的剪纸艺人把民间装饰型剪纸提升到艺术型剪纸的高度,摆脱了由于人文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艺人生活窘境。1958年郭沫若写了101首百花诗,出版了《百花齐放》诗集,张永寿为每一首诗配上了一幅剪纸。郭沫若见后,赠诗一首:“扬州艺人张永寿,剪出百花齐放来。请看剪下出春秋,顿使东风遍九垓。”(3) 20世纪70年代末,张永寿又相继剪出101幅《百菊图》和100幅《百蝶恋花图》,这几册剪纸图集,是张永寿剪纸艺术的结晶,也是扬州剪纸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当今,扬州剪纸艺人张秀芳、张慕莉、熊崇荣、翁文、陈凤霞等也享誉海内外。扬州剪纸作品与园林门票、藏书票、室内装潢有机结合,呈现别样风采。

工艺美术类的非遗项目,如漆器、玉器一直是扬州强项,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出口创汇和用于国礼。改革开放后,扬州人加强了市场经济意识,努力将其与百姓日常接轨,实现生活艺术化,同时制作上依然保持高品质,“扬州工”成为工艺界一个响亮的名号。1958年扬州制作成雕漆嵌玉《喜上梅梢》《和平颂》两件大挂屏,长270厘米,宽200厘米,由著名画家陈之佛设计,梁国海、王国治、丁长康等老艺人精心制作,采用珊瑚、翡翠、玛瑙、稀有黑玉等名贵高档玉料雕琢成花鸟图案,镶嵌在涂有近百层雕漆的锦纹上,花鸟栩栩如生,形象生动优美。这两件作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陈列了二十多年,是国宝级珍品,也是扬州漆器的代表作。近一二十年来,扬州漆器作品在全国的各类展览和评比中,获各种重大奖项达数十次之多,红雕漆对瓶《江天一览》、雕漆嵌玉地屏《国风古韵》、纯雕漆大地屏《江山神韵》、红雕漆笔海《秋山无尽》、点螺楠木雕漆砂砚《峡趣》、剔红山籽雕漆(摆件)《东山对弈图》以及鉴真东渡船体模型《友谊之舟》等,都是当代扬州漆器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玉器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种类极为丰富,举凡陈设类的炉、瓶、塔、薰、鼎、尊、觥、插牌、瑞兽、禽鸟、花卉,文玩类的水盂、笔筒、镇纸、笔山、砚滴,器皿类的杯、盘、碗、碟、盏、盒,佩饰类的串珠、项链、戒指、手镯、环佩以及人像类的仕女、寿星、孩童、菩萨、罗汉、八仙等,都能生产制作。扬州玉器品种之多,远远超过了前代;工艺之精,许多作品都被列为国宝收藏。

表演艺术类的非遗项目,如扬剧、评话都曾经一度辉煌,扬剧《百岁挂帅》晋京演出,引起一时轰动,高秀英、华素琴因此名扬全国。《夺印》曾引起周总理关注,为国内几乎所有剧团移植。王少堂的评话《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奠定了他在曲艺界的一代宗师地位。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各种文艺形式蓬勃兴起,传统文艺演出市场萎缩,扬州扬剧团、曲艺团都面临风雨飘摇的局面。但在党委政府的关心、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广大艺人的努力下,扬剧挺过了这一关,焕发了第二春。扬剧团连续排演了《皮九辣子》《史可法》《衣冠风流》《不破之城》《县长与老板》等好戏,获得了戏剧梅花奖、文华奖等众多奖项,赢得了市场,培养出地方剧种的一批大学本科生。评话也借助电视等开辟了新的市场,培养了优秀演员,把评话的影响扩大到了欧洲、非洲。

在众多的艺术团体中,扬州木偶团是个异数。从1957年6月26日光明木偶京剧团准予登记发证算起,扬州木偶团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寒来暑往,硕果累累,精品迭出,业绩骄人:大型木偶剧《嫦娥奔月》获全国木偶皮影观摩演出奖,入选国家首届艺术节演出节目;大型儿童神话木偶剧《琼花仙子》获文化部第八届文华新剧目奖和“六艺节”优秀剧目奖;卡通儿童木偶剧《三个和尚新传》获文化部第二届全国木偶皮影大赛金狮奖金奖;大型人偶戏《白雪公主》获江苏省戏剧节金奖,等等。题材在拓宽,技艺在拓新,市场在拓张。长绸舞、舞扇、天女散花、变脸、喷火等,都是近几年新增的木偶技艺,木偶作书作画,更见演员修养与功力。城市、农村、学校、工厂、军营处处都有他们演出的身影。《琼花仙子》二十多年来演出超过一万场次。而且扬州木偶已走出国门,足迹遍布亚洲、南美、西欧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1984年曾在日本创下两个月连演52场的记录。1991年至1996年以一部《三国志》在日本公演六年之久。曾应邀赴泰国为皇太后祝寿演出。现在扬州木偶团已成为全国木偶制作和表演技艺的培训中心。

生活休闲类非遗项目是扬州一大特色,“扬州三把刀”“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几成扬州休闲生活的标签。“扬州三把刀”是以厨刀、修脚刀和剃头刀为代表的扬州饮食、沐浴和美发三个行业的总称,广义指称扬州饮食文化、美发文化、沐浴文化及其技艺、民俗等相关文化形态的总和。新时期,扬州人摈弃了其中的消极东西,注入新的内涵,淮扬菜系成为开国第一宴的主体菜。以富春茶点为代表的扬州包子被商业部认定为“中国名点”“中国名小吃”,曾荣获国家“金鼎奖”,被誉为“天下一品”。莫言在扬州品尝早点,席上曾口诵一联:“两代名厨四季宴,一江春水三省茶。”“扬州炒饭”风靡全球。扬州培养的厨师几为中国各驻外使馆所聘用。理发、沐浴则更多地注入审美和保健理念,赢得新生代的青睐。

非遗项目在扬州绝大多数做到了传下去,活起来。至于一些失去原生态背景的项目,如秧歌、社火、花香鼓舞等,则通过改造,变成了群众休闲娱乐表演的内容,以另一种形态传下去。

三 学术精神的世代传承

学术文化在扬州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学术大家代有传人,其一脉相承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学术精神的传承。这种学术精神即孟子所赞誉的“士之恒心”,也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苦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4) 任中敏、吴征镒、束星北、汪篯、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

任中敏(1897—1991年),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以字行,扬州人。他的弟子王小盾教授评价说:“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业绩是创立了散曲学和唐代文艺学。”他在散曲研究、敦煌歌辞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声诗研究“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建设学术方向,转变学术风气的意义”,“他曾经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但学术却成为他实现生命意义的最好方式。他到五十五岁才正式选定作为学者的道路,但他由此改写了学术史上的某种记录:让写作高峰出现在花甲之年,并使学术创造力延续到九十高龄。他一贯以特立独行者的面貌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研究作风和任何人都不相同。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却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作为一个成功的学者,在他身上似乎隐藏了一些特殊的秘密。秘密应当在于:他是把学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的。他始终以奋发的态度进行学术工作,学术是他陈述生命的语言。”(5) 20世纪80年代初,任老刚到扬州师范学院,在为中文系本科生上课时,响亮地喊出“扬州人不是豆腐”,“扬州人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校园里很快掀起了一股奋发读书问学的旋风,同时社会上也激起了千层浪。

吴征镒(1916—2013年),著名植物学家,扬州人。他在《九十自述》中说:“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特喜吃栽种的新鲜豌豆,采金花菜和看竹笋生长等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6) 他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研究生。1946—1949年任清华大学讲师。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64年发表论文《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提出有关植物区系地理及起源的新创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足迹遍及全国,进行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2008年,提出“东亚植物区”概念和被子植物起源“多系——多期——多域”理论。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1300多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科学地划分了中国植物属和科的分布区类型,阐明其历史来源,形成了独创性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并修改了世界陆地植物分区系统,为植物区系区划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有世界园艺诺贝尔奖之称的“考斯莫斯国际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12月10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第17571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征镒星”。这一切成就竟缘于少年之兴趣。他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题写的八个字“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成为其一生的自我写照。

束星北(1907—1983年),谱名传保,字星北,以字行,扬州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他出身头桥九帖洲“开沙望族”,从小在家乡接受传统和中小学教育。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赴美留学,后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助手。1930年9月返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回国,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浙江大学物理系、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1945年研讨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并培养了李政道等优秀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后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他在学术问题上不惮争论,不怕得罪人,有“束大炮”之称。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他深以自己不能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出力而痛心疾首,失声痛哭。1978年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1979年平反。1981年起先后当选为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贡献。著有《狭义相对论》等。

汪篯(1916—1966年),字述彭,笔名季铿,扬州人。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从扬州中学以全部新生总分第二名、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在西南联大师从陈寅恪先生攻读研究生课程。1947年起在清华大学协助失明的陈寅恪撰写《元白诗笺证稿》,两年多吃住在陈家,陈很满意,称“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7) 。1951年在北大教书,1963年晋升为教授,是当时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53年11月,汪篯受命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先生北上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古史所所长,未果,最后经陈认可,将其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忠实记录下来回京复命。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1966年6月10日不堪忍受屈辱,含冤去世。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治学严谨,自称“我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受他影响很大,陈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辨证而不唯物的,我也这样,陈的研究历史是从具体材料出发,而且不轻易写文,我也这样”(8) 。他写有相当数量的文稿和札记,除少数几篇外,多未公开发表。1978年经唐长孺先生倡议,整理选编了《汪篯隋唐史论稿》,1992年编选了《汉唐史论稿》,2016年为纪念汪篯先生诞辰100周年,将两书重新编排,附上中华书局提供的两篇文稿,定名《汪篯汉唐史论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汪曾祺(1920—1997年),著名作家、戏剧家,高邮人。从小受父亲多才多艺影响,喜爱文学。1935年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从学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名师,已显示其文学才华。1948年到北平,翌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1950年,调任《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编辑。1954年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后摘帽,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与阎肃等人合作改编《沙家浜》,受赏识,邀登国庆观礼台,他泰然处之;文革后又因此受审,依然泰然处之,宠辱不惊。1978年后,进入小说创作高峰期,《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名篇发表后洛阳纸贵,其小说语言优美,文字简洁,人物率真,闲适清新,极富生活情趣。随着汪曾祺的逝世,时间越长,人们的怀念越深,研究越热,黄裳评论:“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界限一般。”(9) 铁凝评价:“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是对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大而深刻的。”(10)

四 扬州文化的当代价值(www.daowen.com)

历史上,扬州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价值。概括起来为九个样本。

一是忠贞爱国的样本。在国破家亡、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李庭芝、姜才、史可法永远是国人学习的榜样。

二是敬德恤民的样本。敬德恤民,敬德保民,语出《尚书》。这是西周周公的重要政治思想,封建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而真正做到的凤毛麟角。扬州地方文献中却记载了不少。清代高邮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中进士后,拜见相国朱轼,朱轼说:“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这句话,王安国记了一辈子,并传之后世,成为家风。他或外放,或入京,由巡抚入为尚书,至显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中年丧偶,不蓄侍妾。丁父忧,归葬无资,赖同仁助银回籍。本人卒后,家境萧条,朝廷赐给白银五百两料理丧事。(11) 王念孙在父死十八年后中进士,曾任永定河道,因天灾,河道再次泛滥,被倒追责任,自请治罪,致仕后还落下两万七千两白银的债务,历十五年还了大半,道光帝上台才豁免其余。

三是抱道自任的样本。在传统社会,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一般都认为立功是走上仕途的人的事,其实不然。在扬州,许多读书人特别关注水利。高邮孙宗彝对水利素有研究,但因揭弊太深,忤大吏,受诬入狱,瘐死。按理,他因“涉水”而入狱,其后人当戒之慎之。不然,其孙濩孙奉诏陈河务疏,载在工部则例;七世孙应科,壮岁右臂折,但精研经学,著述不辍,且重实务,尤重水利,年近八旬犹亲历诸处,奔走水利,有《下河水利新编》三卷问世。冯道立,少年即立志学李冰、郭守敬,报效国家,服务桑梓。其于水利,重调查,多实践,勤著述,一次外出勘察,三年未归,乡党称其有大禹之风。民国年间有一古琴家胡澍,因童年身历水灾,长印于心,故读书留意,实地调查,著《扬州水利图说》,并与其父三次捐资修复险工患段。这些固然与扬州地处水乡,饱受淮水之患有关,而更与他们对国家,对家乡的责任感有关。

四是培养大师的样本。钱学森有个著名的世纪之问,论者多以制度言之,实有所偏颇。除了制度,学者能否静下心来读书是最根本的原因。如被称为一代通儒的焦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他,“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12) ,又说《孟子正义》“价值是永永不朽的”(13) 。吴文俊《中国数学史大系》认为,焦循《加减乘除释》问世,表明我国传统数学研究,进入到总结规律性的理论研究阶段。他的《剧说》《花部农谭》《雕菰集》《邗记》《北湖小志》等,在戏曲、文学、史学上都有独特价值。而其功名,仅举人;其职业,乡塾师;其居所,扬州北郊黄珏。焦循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就在于勤奋二字,“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因此才能做到“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而仪征刘氏祖孙三代相继治《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更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典范。大师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是创新求异的样本。尤其是艺术上重在创新。清代扬州八怪在画坛上异军突起,其原因在此,价值在此,意义也在此。客观地讲,中国画技艺发展到清初已臻成熟,四王山水较之前人以及后之来者均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以四王为代表的主流画家强调师古,笔笔有出处,无疑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扬州八怪应运而生,叛逆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宣言,金农提出“众能不如独诣”;郑板桥倡导“学者当自树其帜”,“领异标新二月花”;李、李方膺皆说“画家门户终须立”,即便是对他们所崇拜的徐渭、石涛等,也不愿亦步亦趋,而是“学一半撇一半”,给艺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八怪的艺术水准历来见仁见智,而对他们的创新精神则众口一辞,其影响直至今日乃至长远。其实,扬州学派名曰复兴古学,而其治学特点,如张舜徽所言,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再说远点,曹宪、李善之建立“文选学”,徐铉、徐锴整理《说文解字》,莫不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

六是工匠精神的样本。恩格斯曾说过文明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14) 。换句话说,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手工业和农业分工固定化的产物。手工业的发展、发达程度又是同该城市在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处的等级有关。扬州不产玉、不产漆,但自古以来即以玉器、漆器生产著称,这固然与扬州历史地位、经济水平有关,与巨商、达官承办工程与贡品有关,还有一条主要原因,就是有一批高水平的工匠。当代,扬州漆器大师不仅复制久已失传的漆砂砚等工艺,而且创制了漆器卷轴作品,超越前贤。这些工艺不仅体现了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在今天的大机器乃至高科技生产时代尤显可贵。

七是中外交流的样本。扬州历来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港口。中外交流可述者甚多,鉴真东渡日本传法,阿倍仲麻吕埋骨华夏,崔致远作幕淮南,马可波罗驻扬等。这里只举两例,一是《太平广记》收录的《集异记·李勉》,说某胡商在华主要在扬州一带做珠宝生意若干年,因病跟李勉顺便船回扬州,而在半途病危,临终托以后事,并以身藏宝珠相赠。李勉后在扬访得胡商之子,告以其父葬地,仍将宝珠璧还。(15) 一是南宋咸淳年间,普哈丁在扬生活了十年,后死在从山东回扬州的航船上。广陵郡守遵嘱将其葬在运河边的高岗上,尊之为先贤。两件事,一为史实,一为传奇(传奇也是现实的折射),都反映了扬州官民在对外交往中,是互相尊重,诚以待人的。这是民间外交最重要的一条。

八是关注人生的样本。扬州文化是多元的,又是统一的,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统一,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统一。书画是大雅,在扬州“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成为习俗。沐浴是大俗,在扬州却以“涤旧俗以澡身,濯清泉而浴德”相标榜。读书,在扬州并不只是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大多数市民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扬州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事象,表面上看不少的是为了满足休闲、享受,而背后却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芒。曾迭遭批判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如今显示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当人的价值被提上重要位置,社会开始步入老年化的时候,扬州休闲文化充分显示出了超前意识和样本意义。

九是令人警省的样本。同世间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扬州文化也有着两重性。扬州与盐业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有清一代所谓“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本,损益盈亏,动关国计”(16) ,扬州盐商利用两淮盐区的特殊有利条件,更利用朝廷特许的专卖权利,发家致富,其巨额资财一部分自我挥霍,一部分进贡行贿,还有一部分用于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扬州的书院、园林、街道等莫不沾“咸”味。而道光十一年陶澍改革盐制,扬州盐商如沙滩巨塔顷刻坍塌,扬州城市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我们对照一下世界史,扬州盐商鼎盛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勃兴之时,如果那时盐商资本转而发展工商业,扬州历史将会改写。历史不能假设,但衰败的盐商除了私下把气发泄在陶澍身上,并未真正从中悟出真谛,以致清末民初扬州盐业回光返照时,仪征十二圩几乎把扬州盐商道光年间的悲剧重演了一遍。十二圩这一江边码头小镇,人口一度达到二十多万人,电报局、银行等近代设施几乎与无锡等地同步,但西方轮船业兴起很快使得十二圩的码头运输业陷入困境。以其时十二圩资本实力,如转换思路,发展轮船业等应该有条件,但当事者固守木船业,一退再退,直至惨败。更为吊诡的是,晚清有两大改革家魏源、包世臣长期寓居扬州,但主流社会似乎并未真正接纳他们,他们在扬州似乎也无多少话语权,这一状况也值得深思。扬州盐商和盐都十二圩为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个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何去何从的解剖标本。

在社会发展中,每一个活动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感受着、反映着文化背景的深沉力量,既享受着积极文化所给予的强大推动力,又承受着消极文化带来的顽固束缚力。今天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往开来,不断前进。

(1) 参见《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扬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38页。

(3) 郑正主编:《张永寿传》,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63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三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5) 王小盾:《任中敏先生文集·序》,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6) 吴征镒:《九十自述》,《吴征镒文集》卷首,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吴宗国:《汪篯传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1页。

(8) 《汪篯汉唐史论稿》,第592页。

(9) 黄裳:《也说曾祺》,苏北:《我们的汪曾祺》,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11页。

(10) 铁凝:《相信生活,相信爱》,苏北:《我们的汪曾祺》,第14页。

(11) 参见《清史稿》卷三百四《王安国传》,第10499页。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2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77页。

(15) 参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二,第3240—3241页。

(16) 李发元:《盐院题名碑记》,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五《杂记四·碑刻下》,《扬州文库》第33册,第10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