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近代西方东渐之前,中西交通最繁盛的时代。此前的中西交通,主要靠海路,元代疆域广大,陆路也很发达了,这就为中亚交通造成了更大的方便。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数量之多,为过去所未有。当时在地中海区域,正是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邦,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这就更有利于马可波罗等的东来。

马可波罗(约1254—1324年)出身于威尼斯商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窦·波罗都是威尼斯的大商人,在带马可波罗东来之前曾到中国一次,于上都(即和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受到了大汗忽必烈的礼遇。第二次携带马可波罗东来是1271年,那时马可波罗才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他们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于1275年5月抵达大都,见到了大汗忽必烈。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1292年,忽必烈决定让他们护送蒙古贵族少女阔阔真烈到波斯通婚,完成使命后,便道回国。1292年末,他们回到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时距离家之日,已有二十四年。

此时正值威尼斯和热那亚发生战争。1298年,马可波罗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舰,自任舰长,参与威尼斯舰队与热那亚作战。战败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监狱。在狱中,马可·波罗把他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所见所闻,讲给同狱的小说家罗思蒂谦听,罗思蒂谦用当时通行的法文记录下来,便成了著名的《世界的描述》(又名《世界的印象》),冯承钧中译本称为《马可波罗行记》。

《马可波罗行记》对元代中国的情况有多方面的介绍,对许多名城的繁华景象包括扬州和扬州下辖的宝应、高邮、真州等都有生动的描述。所涉制度、风俗等也都是有史料可印证的,也证明马可波罗到过扬州,或在扬州生活过。问题是“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仅仅出自他的自述,中国的史书与地方志无任何记载,亦无其他佐证。伯希和说:“至若马可波罗在1276至1291年间在扬州任职三年的话,只有马可波罗本人之语可凭。”(2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也说:“他自称曾奉大汗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一点目前得不到可靠的印证。”所以人们对此不能无疑。

按照元代的行政制度和官制,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省”,行省长官位高权重,马可波罗没有资格和可能担任行省长官。行省以下则为路、府、州、县。这四级的官员,以各级达鲁花赤为首,依次路有总管,府有知府(府尹),州有知州(州尹),县有知县(县尹),在他们之下有同知,即副职。达鲁花赤为元朝在地方、军队的最大监治长官,官衔也最高,位在当地各级各类官员之上,掌握最后的决定权力,以保证蒙古大汗的统治。达鲁花赤大多为蒙古人担任;总管、知府、知州、知县是亲民之官,要直接处理地方和民间事务,非熟悉社会民情和语言沟通者不能办,故以汉人担任;副职的同知,则由色目人(指蒙古以外的西部各族、西域以至欧洲人的概称)担任,这就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局面。分派在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达鲁花赤,大多无政治经验,不懂汉字汉语,甚至目不识丁,只是形式上的“监管”而已。马可波罗果真在扬州任过职,并从其“治理此城”的说法来看,有可能担任的是某级的副职同知,或副达鲁花赤之类。据冯译本附录所载法国的伯希和补充英国的玉尔的看法,认为“或者他曾做过省、路达鲁花赤的副贰,容或有之,但是现在不能作任何推定”(25) 。杨志玖也说:“马可波罗真在扬州做官,应是达鲁花赤或副达鲁花赤,不应是总管。”(26) (www.daowen.com)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马可波罗担任的是某种临时性差使,《行记》多处提到奉大汗之命至某处某处,在扬州也说是“曾奉大汗之命”,不一定是长期职务。整三年,也许是夸张之词(《行记》中多有夸张失实之词,如攻取襄阳一事,发生在马可波罗波罗来华两年之前,他却说参与了此事)。据伯希和的又一推断,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在扬州担任的职位,也应是有关盐务的官员。伯希和注意到马可波罗有三次讲到长芦、海门、真州(仪征),都提到这三个地方是产盐区,而且对它们的情况很熟悉,因此或可证明他是盐务人员。他还注意到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很富有,算得上是百万富翁。如果他真的做过盐务官,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主要替官家,包括皇室成员,从事以盐税作放贷的活动,那么他经常说“奉命”外出,就是此类活动。这种派遣应是非正式的,最多只是随员或同行,所以从没有提到他曾持有过作为正式出使凭证的牌符。他最终的身份仍是一个商人,一个“斡脱”。

尽管马可波罗在华的活动很频繁,但基本是在政府设置的西方人的圈子里安置,活动在民族宗教自成组织的封闭性集团中,与汉人很少交往,所以看不到对汉人和汉文化的记载,汉人中也无对他们的记载。这也是马可波罗不见于中国史籍的重要原因。

当时在扬州也存在西方也里可温宗教的团体。有学者注意到“也里可温信徒在元代均以基督教名的名称行于世的现象”(27) 。据《元典章》记载,延祐四年(1317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予功德主缎匹、酒等。这个寺的功德主即掌教叫奥刺憨,寺是他父亲建的。为此事,淮东廉访司曾上书参劾说:“彼奥刺憨者,也里可温人氏。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乃父虽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传奉圣旨,差苫思丁等起马四匹,赍酒醴二瓶,前来扬州,传奉圣旨恩赐,是乃无功受赏。”(28) 1317年距马可波罗1292年离华已有二十来年,但提到寺主的父亲“虽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说明早就在扬州生活和建寺,很可能马可波罗在扬州时寺已存在,还可能有所接触。

在马可·波罗离华三十多年后,来扬州的圣方济会教士斡朵里克(今译作“鄂多立克”)著有《鄂多立克东游录》,里面对扬州多有描写。从其叙述中可知,扬州是开放的,因为这里“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吾人小级僧侣在哪里有所房屋”;城市具有相当规模,“有实足的四十八到五十八土绵的火户,每土绵为一万”人;城市也比较富裕,“城守仅从盐一项上就获得五百土绵巴里失的岁入……土绵可换五万佛洛林”;而且这里“有大量的船舶”,可见交通发达,尤其是水上。(29)

鄂多力克是西方东来传教的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在扬州的活动值得注意,有关扬州的记述,对了解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背景,和了解元代扬州的社会情况,都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