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很早就有了交往,至唐代达到了高潮。盛唐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成熟和发达的时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即“大化改新”时期。日本为了建立和完善封建制度,迫切需要从唐朝吸取一整套国家治理的制度和方式,于是不断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的规模越来越大,跟随而来学习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也越来越多。在唐代的中日交往史上,扬州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隋唐时期,日本至中国,可分南北两路。北路经壹歧、对马,沿朝鲜西海岸北上,经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的莱州(治今掖县)或登州(治今蓬莱)登陆。或者不经辽东半岛,航行至朝鲜西海岸的仁川附近时,便横渡黄海而抵山东半岛。这条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停泊处多,比较安全但需时较久。日本成功到达中国的十三次遣唐使中,前半多取道北路,然后经青州、兖州、曹州转汴梁到洛阳,再西入长安。南路则从日本九州出发,扬帆东海,达扬子江口,转入扬州,再循运河北入楚州(治今淮安),经汴州(治今开封)而达洛阳、长安。这条路是捷径,顺风十日可达,但风急浪大,常有覆舟之险。第六次至第十二次遣唐使都是走的南路。原因是当时新罗国势渐强,兼并了百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对日关系紧张,常威胁其入唐的航路,日本遣唐使只能取南路入唐,扬州便成了两国交往的直航港口之一。长期留居中国,最后“埋骨盛唐”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于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留学,就是从奈良启程,横渡黄海,先抵扬州,然后循陆路北上到达长安的。鉴真东渡日本实际上也是走的南路。

鉴真是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时,应日僧邀请,毅然决定赴日传法的。其时,他为一方宗首,年龄也已55岁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五次东渡失败,历经风险,备尝艰苦,终以60多岁高龄第六次东渡成功。辛勤十年,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奈良时期的天平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被尊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在日本佛教史上,奈良时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我国唐代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佛教学派中的成实宗、俱含宗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上层社会,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奈良六宗”。律宗正式传入较晚,随着佛教的流行,日本急需懂得佛教戒规、主持僧尼出家受戒的学僧。鉴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赴日的。名为日僧所邀,实为日本朝廷所请,故其抵日后,次年即被迎入首都奈良,“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僧俗400余人授戒。此后在东大寺设戒坛院,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戒坛,供各地前来受戒的僧尼使用”(1) ,所以日本佛教界奉鉴真为律宗之祖。

在传播佛学同时,鉴真一行还介绍中国先进的建筑、医药、艺术、文学等。鉴真对建筑学很有研究,在国内曾多次从事于佛寺、佛塔的修造,抵日本后,将唐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带到日本。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于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立戒坛,于大佛殿西立戒坛院。特别是他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唐招提寺,他的弟子如宝又在招提寺内建设了单层庑殿式的金堂。金堂前面为明廊,列柱式,堂内藻井和梁上画满传统的宝相花唐草文,屋顶置鸱尾。整座金堂至今完好,被视为天平建筑的集大成者,既是日本古建筑的珍贵遗产,也是研究唐代中国建筑的重要参考范例。

图20-1　日本唐招提寺

(扬州市政协文史委提供)

鉴真精通医学和药物学,虽然目力不济,但能用嗅觉、味觉和触觉鉴别一些真伪难辨的中草药,大大有助于日本药物的整理,因而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他更因治愈光明皇太后的疾病在日本医药界享有盛名。日本江户时代的药袋上,都印上鉴真像,日本曾传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有些方剂至今还保存在《医心方》一书中。

唐代雕塑艺术有很高的成就,很快为日本所吸取,在这方面,鉴真和他弟子们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主持塑造的如卢舍那佛,药师如来和千手观音等干漆夹纻造像都保存在招提寺金堂内,这些造像,技术圆熟,凝重浑厚,是典型的盛唐风格,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有名的唐招提寺派。鉴真示寂前,弟子们为之模造真影,这就是至今仍供奉在唐招提寺开山堂的干漆夹纻造像——“鉴真和尚坐像”,被称为日本国宝。

鉴真赴日时,带有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还带有大批的写经,通过这些手迹的观摩和传抄,转变了日本的书法风气,王字成为当时流行的书风,对日本的书法艺术,有深远的影响。

鉴真弟子中有不少是擅长文学的。思托写过《大和尚鉴真传》三卷和《延历僧录》五卷,是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已失传,但不少内容保存在其他著作中,如日本真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即是据思托的鉴真传缩写的,是一本研究鉴真和日本奈良时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从中还可窥见思托的文学风貌。思托留有《伤大和尚传灯逝》五律一首,不失盛唐诗风。鉴真弟子们的文学活动,对日本文学有一定影响。

鉴真赴日,除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物品,还携带了玉作人、画师、绣工、碑工、镂铸等诸种工匠艺人。这就是说,不仅展示了大唐文化成果的精美实物,更重要的是传播了精湛的技艺。

唐代扬州刺绣很发达。扬州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从事刺绣佛经佛像的艺人很多,在技法上也有新的创造。向朝廷进贡,丝织品占不小的比重。《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2) ,于广陵郡下有“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菀席十领,独窠细绫十匹,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铁精一斤,菟丝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两,造水牛皮甲千领并袋”(3) 。天宝二载(743年)唐玄宗登望春楼观看各地送来的贡物,广陵郡的船上就有各类锦。鉴真带有多名刺绣师和刺绣作品、材料到日本,除了传播佛法,也向东瀛输送了扬州丝绸、丝织、刺绣技术。据介绍,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染织遗宝超过了十万件,另外还有法隆寺保存下来的丝织品,数量惊人。鉴真的东渡,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向东的探索和延伸,是让盛唐时期的扬州文化走向世界的伟大创举。

鉴真东渡,是历史的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邀请者和被邀请的各种人物,都体现了这种精神。鉴真的许多事情是随他赴日的弟子和工匠们共同协作完成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同样值得称道。

法进(709—778年),俗姓王,原为扬州白塔寺僧,精研律学和天台教义。鉴真在日本东大寺讲律,正式登坛授戒,他是得力助手,并为临坛戒师之一。鉴真受任大僧都,他为律师,有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之称。鉴真移住唐招提寺后,他接任经营东大寺唐禅院和戒坛,为众讲授大小乘戒律,有多种戒学著作行世。光仁天皇宝龟五年(774年)任大僧都。弟子有圣一、慧山等。(www.daowen.com)

恩托,俗姓王,原为台州开元寺僧。他是一位优秀的史传家,著有鉴真的传记。他协助鉴真筹建唐招提寺,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宝(约725—814年)原为沙弥,赴日后方受具足戒为正式僧人。曾主持鉴真奏建的下野药师寺戒坛,后受鉴真之命移住唐招提寺。鉴真逝世前即将招提寺托付法载、义静、如宝三人管理。他还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特别在扩建唐招提寺殿堂中贡献很大。当时日本律宗把他奉为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弟子有丰安、寿延、昌禅等。他们是鉴真的真正传人。

在唐代不少日本僧人与扬州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荣睿、普照以后,有圆仁、常晓和圆行等。

圆仁,号慈觉大师,是日本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的弟子。最澄贞元年间曾入唐求法,园仁秉承最澄遗志,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入唐,不幸遇险船破,至承和四年再度出发,五年(838年)始抵扬州登陆。先在当地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梵书,又从全雅学佛典。因为前期受李德裕排斥佛教的影响,后期正遇到唐武宗灭佛,他求法受阻,在中国留居十年,足迹遍及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等地,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当时唐朝的风俗礼仪、官府制度、地方组织等,留下许多第一手宝贵资料。除详载唐代的佛教情况外,还涉及道教、摩尼教等。他在扬州登岸后的第一个印象是:“自(禅智寺)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府……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可胜记。”(4) 书中还记有他在扬州市场上兑换砂金的事:“(开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称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5) 由此可知当时砂金兑换现金的比值。

　图20-2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影

(黄建军摄)

《行记》有不少有关扬州的记载。如记扬州的建制云:“扬州节度使领七州:扬州、楚州、卢州、寿州、滁州、和州。扬州有七县:江都县、天长县、六合县、高邮县、海陵县、扬子县也。今此开元寺,江阳县管内也。”(6) 所记大致与史实相符。又如记龙兴寺有鉴真纪念阁,东塔院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和尚为佛法渡海之事,称和尚过海遇恶风,初到蛇海,长数丈余,行一日即尽;次至黑海,海色如墨等者。(7) 这说明唐代扬州在鉴真出家和最后出发处已经有了最早的纪念堂,可见鉴真东渡在当时就是极有影响的事件。

此外如谈到扬州白塔寺,说“法进僧都即本住白塔”,即是说随鉴真东渡,后来继鉴真做了日本僧都的法进和尚,原来就住在白塔寺。特别提到“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8) ,说明李善曾在白塔注《文选》,是很稀有的记录,这些都是研究唐代扬州的珍贵史料。

会昌五年(845年)圆仁归国,也是先到扬州,办理回国事宜,再到楚州、从登州回日本的。

常晓与圆行是贞元时入唐的日本真言宗开宗大师空海的弟子,于开成三年(838年)随遣唐使船抵达扬州。圆行即转陆路北上长安,常晓则留在扬州,先在栖灵寺从僧人文灿(一作文琛)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次年又向华林寺僧问学三论宗义,这年八月携所得经典与圆行仍乘遣唐使船由扬州出发归国。

圆仁、常晓和圆行,都是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中的人物,对中日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他们在扬州的活动同样值得纪念。

晚唐以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渐疏,很少往来,但仍有人向往中国,冒险而至,如宋代入华与扬州有关的日本僧人成寻。在他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关于扬州的描述具体而生动。(9)

明代建文四年(1402年),有扬州天宁寺僧道彝受派东渡,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对当时趋于紧张的中日关系,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