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宗教文学包括诗词、楹联、碑记、散文及小说、戏曲等。唐之李白、高适、白居易、刘长卿、杜牧、温庭筠、皮日休,宋之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秦观,清之康熙、乾隆、孔尚任、全祖望等均在扬州的寺观中留下诸多诗篇。康熙、乾隆帝南巡期间多次巡幸扬州佛寺,除题诗外还赏赐撰联若干,这些诗歌、楹联已经成为扬州诗歌、楹联文化的组成部分。

扬州的宗教场所,兴建后大都请名士立碑撰文以示纪念,形成了丰富的宗教碑记文化资源。这些碑记、碑文叙述修建寺观的缘由、过程、规模等,语言优美、辞藻华丽,朗朗上口。其中较为著名的,佛教有《重修大明寺碑记》《天中塔记》《重建法海寺记》等,道教有《重修东陵圣母宫碑》(47) 《重修琼花观记》《重修天宝观记》等,伊斯兰教有《先贤历史纪略碑》《韩阿衡遇春碑铭》《马道真阿訇碑记》等。

扬州宗教的散文及小说、戏曲等在历史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清代谈迁《扬州日记》、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中,均有记录扬州寺观散文的名篇。民国李涵秋《广陵潮》及一些扬剧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反映宗教内容的。

扬州宗教艺术大致包括佛像(神像)塑造雕刻及宗教建筑、园林、书法、绘画、音乐、美食烹饪等。

唐代青石造像、五代金佛像显示唐五代时期扬州佛像塑造雕刻技艺的高超。唐代青石造像“体积较大,一般大于真人。由于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已无一完整。但从残部来看,仍可看出当时精美的雕塑水平。如天王上身残像,头部仅留三分之一不到,上身直到腰部,身躯魁梧,肌肉丰厚而突起,充分表现了威武、壮美的气概”(48) 。五代金佛像“系用极薄的金片模印锤鍱加工而成,宽5.1厘米,高8.7厘米,金片厚0.02厘米,像重17克。底部为覆仰莲的莲花宝座,以细线刻莲瓣纹。一佛端坐,高肉髻,面目和善,身披袈裟,袈裟上錾点珠纹作装饰。结跏趺坐,身后为尖拱形背屏,边缘为一圈莲瓣,内饰五枝折枝花环绕在佛身周围,花叶上錾刻极细的线纹”(49) 。

扬州宗教的建筑、园林除遵循本宗教传统建筑风格外,也有很多扬州地方文化元素。特别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清真寺和教堂,既与佛寺、道观等建筑相异,又有别于国外的清真寺、教堂,具有中国文化、扬州文化的独特韵味,如普哈丁墓墓塔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墓塔外的墓亭既有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又包含了扬州园林亭台建筑的特色。

清代石涛和尚和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金农等都曾寄住于佛寺,留下了诸多佛教内容的书法绘画作品。扬州部分寺观教堂还将帝王将相和名人雅士的书法绘画勒石建碑,以彰显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竹西禅智寺中立有宝志禅师像、李白撰文、颜真卿书法《三绝碑》一通(明僧本初重刻),“一时名流来游者,循墙而读,皆流连不忍去”(50) 。

扬州宗教音乐中的佛乐、道乐以及天主教、基督教赞美诗等亦均有扬州地方特色。佛教音乐除自身属于镇江金山寺传统佛乐流派“三宝腔”外,还吸收了扬州民歌音乐、扬州曲艺音乐的曲调。扬州道教音乐具有浓厚的宫廷雅乐风格,其主要乐器有笙、箫、管、笛、唢呐,敲打器有鼓、板鼓、钵、铙、钗、云锣、铜鼓、钟、磬、木鱼等,又被称作十番鼓,被誉为“音乐活化石”,是民族音乐艺术之瑰宝。

扬州佛教素食与伊斯兰教清真饮食烹饪,经过长期发展,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已经成为淮扬菜系的组成部分。扬州佛教素食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思豆腐为代表的本色素菜,即保持原料的原有口味。一类是仿荤素菜。扬州民间所云“荤菜有一样,素菜也有一样”,如素烧鸭、素火腿、素鸽蛋等本是普通素食食材,经过烹饪大师之手化平凡为神奇,做出逼真而又丰富多彩的纯素仿荤美食。法海寺素食馆、小觉林素食馆均是民国年间扬州著名的素食馆。

扬州清真菜吸收了淮扬菜的诸多优点,主要特点是,结合扬州特色加大鸡、鸭、鹅食材比重,对牛肉和家禽的熏烧、腌制制作手法均独具特色,形成了回民家庭菜、清真寺教席菜(寺院菜)、商业清真菜三大类。民国时期,扬州城内有清真菜馆、食品店八大类数十家。(51)

清末民初,扬州刻经闻名全国。江都砖桥法藏寺江北刻经处、城区宛虹桥扬州藏经院、众香庵法雨经房等扬州三大刻经处所刻经书质地优良、文字清晰,被称为“扬州刻本”“砖桥刻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希法师在扬州天宁寺创办的“普通僧学堂”是扬州开办最早的新式佛教学校。文希,江都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希和尚受“庙产兴学”激励,在天宁寺创办了扬州普通僧学堂,接着又创办了扬州八邑八区僧立小学。普通僧学堂唯一一期的20余名学僧中,仁山、智光是其代表。仁山(1887—1951年),1911年,与太虚大师等共同倡议组织“佛教协进会”和实施“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同年4月,于上海静安寺主持“中华佛教总会”会务。1922年住持高邮放生寺,创办“四弘学院”(“天台宗学院”)专弘天台教义。智光(1889—1963年),1913年于泰兴创办儒释初高级小学,1934年任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创办焦山佛学院,茗山、慈舟、星云等皆就读于该佛学院,其弟子有霭亭、南亭、雪烦、东初等当代高僧。(52) 1923年,可端在古运河畔的长生寺创办华严大学院,出版《佛光》《狮子吼丛刊》等院刊。

扬州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创办的宗教院校有:清同治年间,扬州回回堂清真寺聘请经师韩遇春讲学,历时10余年,培养阿訇遍及东南沿海。同治五年至七年(1866—1868年)戴德生在北河下牛奶坊创办内地会训练所、女布道学校、官话(普通话)学校。1946年,在城南堂子巷4号,江苏浸会联合会创办了学制三年的中级神学校浸会圣经学院,该校后并入金陵神学院。

天主教、基督教教会还创办了很多普通学校。1887年,美国南方基督教浸礼会国外传道部(西差会)传教士焦力·慕究理女士创办真理女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纪念首任校长改名为慕究理女学堂,民国后又改名为慕究理女子学校。1938年7月,慕究理女子学校增设初中部,男女生兼收,学校也因此改名为私立慕究理学校。天主教教会创办了震旦中学、达德小学。基督教教会创办了美汉中学、信成女子中学、惠民小学、崇德小学、懿德小学、务本小学等普通学校。1933年,扬州回教联合会在马监巷清真寺内办回民文化传习所,教学科目除阿拉伯语外还有中文、英文、算术、语文、珠算,相当于高小至初中水平。扬州伊斯兰教还创办有志成小学、生生小学、幼幼小学、达达小学、立立小学等新式学校。上述学校对贫困子弟无论回汉,均免收学费。

扬州宗教界有着承办施诊所(医院)和育婴堂(孤儿院)、难民所的慈善传统。佛教祇陀林创办了大德生药店,净业精舍创办了乐善堂施诊所,伊斯兰教创办了江都贫儿院,天主教创办了育婴堂、施诊所、露德诊所、德莱诊所、博爱诊所,基督教创办了浸会医院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美国南方基督教浸礼会国外传道部(西差会)派伊文思医师,在城区星桥西街创立的浸会医院,是扬州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医院。1922年医院创办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1) 《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传》,第1185页。

(2) 《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列传》,第2368页。

(3) 《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列传》,第2368页。

(4) 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233—236页。

(5)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晋广陵舍利放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70页。

(6)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古》1984年第3期,第243页。

(7) 王勤金、李久海:《扬州发现的唐惠照寺残碑》,《文博通讯》1981年第1期,第29页。

(8) 扬州博物馆:《扬州城西出土石塔节造像》,《扬州博物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98—99页。

(9)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志九》,第1848页。

(10) 《扬州画舫录》卷十《蜀冈录》,第196页。

(1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八《寺观志一》,第817页。

(12) 《神仙传今译》卷六《东陵圣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13)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考古》1966年第1期,第14页。

(14) 参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第18页。

(15) 《隋书》卷七十七《隐逸传》,第1760页。

(16) 《太平广记》卷二十三《王远知》,第153页。

(17) 参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文物考古系、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秋实路五代至宋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4期,第54—64页。

(18) 参见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1983年第2期,第95页。

(19) 周运中:《唐代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研究》,《文博》2017年第6期,第69页。(www.daowen.com)

(20) 《旧唐书》卷一百十《邓景山传》,第3313页。

(21) 参见郭成美、杨志娟:《扬州回族伊斯兰教碑刻述评》,《回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60—62页。

(22) [意大利]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23) 王勤金:《元延祐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考古》1989年第6期,第553—554页。

(24) 《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三·铺马驮酒》,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6页。

(2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28页。

(26) 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第532—536页。

(27)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八《山川志》,第190页。

(28) 《扬州画舫录》卷十六《蜀冈录》,第199页。

(29)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巡幸志二》,第65页。

(30)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八《寺观志一》,第817页。

(31) 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0页。

(32) 《宋高僧传》卷十四《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第347页。

(33)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七《人物志二》,第1564页。

(34)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27页。

(35)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31页。

(36) 参见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第447页。

(37) 《扬州画舫录》卷八《城西录》,第97页。

(38) 《扬州画舫录》卷七《城南录》,第90页。

(39) 《扬州画舫录》卷二《草河录下》,第20—21页。

(40) 《扬州画舫录》卷六《城北录》,第73页。

(41) 《扬州画舫录》卷十三《桥西录》,第161页。

(42) 参见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三十《清维扬石塔寺沙门释学伦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71页。

(43) 参见《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五十九《清维扬福缘寺沙门释日照传》,第943页。

(44)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17页。

(45) [法]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版,第362页。

(46) 《韩阿衡遇春碑铭》,碑现存扬州普哈丁墓园。

(47) 《全唐文》卷九百九十《重修东陵圣母宫碑》,第10242页。

(48) 李万才:《扬州出土的唐代石造像》,《文物》1980年第4期,第67页。

(49) 李则斌:《扬州城东路出土五代金佛像》,《文物》1999年第2期,第80页。

(50) 《扬州画舫录》卷一《草河录上》,第2页。

(51) 熊华才:《四十年代扬州清真食品业纪胜》,韦培春编:《伊斯兰教在扬州》,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52) 参见大初:《开创之功功不可没——近代高僧文希和尚研究》,《佛教文化》,2010年第4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