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宗教在扬州传播时间不一。道教大体出现在两汉,佛教在东汉末年,伊斯兰教唐中叶传入,天主教在元中叶,基督教则在清晚期咸、同年间。就影响而言,以佛教最为深广。

一 佛教的传播

东汉时期,佛教在广陵郡已有传播。初平四年(193年),陶谦任徐州牧,同乡笮融带领数百人前去投奔,被陶谦委任为下邳相,并督管广陵、下邳(治今宿迁西北)、彭城(治今徐州)三郡水路运粮。笮融擅自利用三郡的钱粮大规模建寺造像,且用免除赋税等手段吸引和发展信众,“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1) 。其“界内”当含广陵。兴平元年(194年),曹操进攻陶谦,陶谦病死,笮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2) 。这“男女万口”中,应有信佛者。至广陵后,“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笮)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赵)昱”(3) 。此时广陵应有信佛者和早期寺庙,但史无明确记载。

孙吴、西晋时期,在舆县(今仪征胥浦)的墓葬中,发现有佛像的灰陶魂瓶和有佛像的红陶魂瓶残片(4) ,这证明佛教已成为部分社会上层的信仰。东晋大兴年间,有人于广陵“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5) 。南朝元嘉年间,刘义恭、刘义庆在南兖州(今扬州)刺史任上大力发展佛教,当时所建寺院有惠汪精舍、建熙精舍、广陵中寺、永福精舍、南安寺、安乐寺、高公寺、兴圣寺、白塔寺等。著名僧尼昙诜、法申、慧海、慧庆、慧益、道迥、僧果尼、普照尼、光静尼及天竺沙门僧伽达多等均为广陵籍或常住广陵。在梁武帝时期砖墓中,大量出现各类莲花纹砖和朱雀、小佛、怪兽、男女供养人(6) ,说明广陵县佛教广为流行。此时,佛教义学研究也出现了争鸣的局面,三论学、成实学、涅槃学、毗昙学等佛教学派在广陵都有发展。

隋代是扬州宗教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时期,杨坚和杨广笃信佛教,为安抚江南,更是大力提倡佛教,使扬州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先有隋文帝下令在大明寺建栖灵塔,继有炀帝在扬州置四道场,这都是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甚巨。

唐代的扬州,天台、三论、净土、唯识、律、密等佛教宗派均有活动。当时的名寺有龙兴寺、崇福寺、延光寺、大云寺、庆云寺、华林寺、孝感寺、惠照寺等,知名僧尼有法慎、鉴真、灵一、崇演、省躬、怀信、真如等。肃宗上元年间,楚州安宜县尼真如进京贡奉宝物,以至改元宝应,并易县名安宜为宝应。唐代的扬州是汉传佛教东渐的中心,鉴真东渡、朝鲜半岛新罗僧人、日本遣唐使与学问僧来华学习佛法,大多是以扬州为始发地、滞留地或终点。惠照寺遗址(今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出土“雕刻精美的佛造像”、“咸通十四年”纪年经幢、《大唐扬州惠照寺新修佛殿志》残碑等(7) ,惠照寺遗址西(今扬州市贾庄新村工地)出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经幢残件、塔式多级石刻造像及石构件(8) ,这些都证明唐代扬州佛教的传播情况。

晚唐“会昌法难”及五代周世宗对佛教的整顿,制约了扬州佛教的发展。宋元明时期扬州佛教才有所恢复,建隆寺、静慧寺、法海寺和蜀冈中峰的观音山、古运河畔的福缘寺、文峰塔等建于此时。明初,有天宁寺僧道彝于“永乐中,奉使日本”(9) 。

清康雍乾三朝,扬州佛教传播较为繁盛。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驻跸高旻、天宁寺,游览、观赏多处寺庙,赐名、书额、吟诗作对,更刺激了佛教的发展,时扬州城内外有佛教寺庵近300座,其中建隆、天宁、重宁、慧因、法净(大明)、高旻、静慧、福缘等佛寺并称为扬州八大刹。由于净土宗的盛行,信众面扩大,佛教日益走向世俗化,一些佛教仪轨乃至与民俗活动合流。观音山香会是一个典型。《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起源明代、盛于清代的观音山香会盛况:“土俗以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结会上山,盛于四乡,城内坊铺街巷次之。会之前日,迎神轿斋戒祀祷,至期贮沉檀诸香于布袋中,书曰‘朝山进香’,极旗章、伞盖、幡幢、灯火、傩逐之盛。”(10)

咸丰年间(1850—1861年),太平军三进扬州城,佛教再次受到严重打击。清末至民国,扬州佛教的文教慈善事业有稳定发展。普通僧学堂、江北刻经处等均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佛教文化教育机构。

晚清佛教出现两大趋势:一方面社会上佛教凋敝至极,一方面“佛教复兴运动”正在兴起。扬州居士中有郑学川,在扬州、苏州、常熟、杭州、如皋等地设置刻经处,尤以砖桥江北刻经处名最著,时与杨文会所创金陵刻经处齐名。沙门中有冶开,俗姓许,江都人,法名清镕,字冶开,以字行,曾主常州天宁寺,造殿修塔,勤劬九秋,后住灵隐,特起大殿,使人敬仰;复于上海玉佛寺创念佛堂,以弘莲华。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为会长。

二 道教的传播

汉代,广陵便有原始道教庙宇和宗教活动的记载。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蕃釐观,即古后土祠,为汉成帝时期所建。(11) 《神仙传》记载汉代这里有东陵圣母,是“广陵海陵人”,“远近立庙祀之”。(12) 东汉舆侯国(今仪征市北门外)的墓葬中,出土有铜过滤器、铁臼、铜碟形器、铜量、铜尺等道教炼丹的器具。(13) 邵家沟汉代遗址(今高邮市以北8公里处)出土有“天帝使者”封泥、符箓木片和撰有咒文的陶解注壶。(14) 这些都说明汉代广陵有早期道教的传播活动。

隋初,晋王杨广任扬州大都督期间,建金洞、玉清两大道场并邀请一批高道在扬州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和宗教活动。杨广以手书召天台山道士徐则至扬州“请受道”,后徐则骤然去世。杨广遣使送还天台定葬,并遣画工图其状貌,令柳顾言为之赞。另外如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皆为炀帝所重”(15) 。隋炀帝为晋王镇江都,“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16) 。

唐代崇道风气极盛。开元天宝年间,广陵江都籍道士李含光颇受唐玄宗尊礼。《太平广记》《稽神录》《江淮异人录》等书记载了扬州道教的传播,并带有不同程度的传奇、虚幻色彩。五代杨吴顺义四年(924年),扬州北郊秋实路出土的道官康周墓中,有大都功版、柏人俑等,这是晚唐至五代时期扬州道教传播的重要证据。(17) (www.daowen.com)

宋元明时期,扬州的琼花观(蕃釐观)、崇道观、玄妙观、武当行宫、天宝观、司徒庙等均为当时的知名宫观,名道有傅鸿、魏景、李道纯等。清至民国,扬州道教日渐衰微,新建宫观仅有永宁宫、赞化宫、贞一道观等,道士们大多依靠斋醮、拜忏、做道场和香火钱维持生活。

三 伊斯兰教的传播

扬州城区蜀冈肖家山的土坑木棺墓中,出土唐长沙窑青釉绿彩背水扁宽壶,壶的正背两面皆有一组绿釉彩饰。壶正面为一组阿拉伯文,译为“大哉真主”之意。(18)

图18-1　扬州出土唐代青釉绿彩阿拉伯文扁壶

(扬州博物馆藏)

江阳县嘉宁乡北五乍村(今扬州跃进桥东),波斯国人李摩呼禄《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载“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阀阅宗枝,此不述耳。府君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英姿朗丽”,“大谢于大和九年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也,时七十有五矣”(19) 。田神功部在扬州大肆掠夺屠杀,涉大食、波斯等穆斯林商户数千人。(20) 这些都证明了伊斯兰教在扬州的传播历史和规模。

南宋咸淳(1265—1274年)年间,相传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的阿拉伯人普哈丁来到扬州,弘扬伊斯兰教教义,扶弱济贫,广交朋友,并建造了著名的仙鹤寺。普哈丁于德祐元年(1275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扬州归真,根据其遗愿,扬州友人将他安葬在古运河东岸土岗之上,尊其墓为先贤墓。宋代末年来扬州传教的阿拉伯人有撒敢达、古都白丁。时至1921年,古都白丁的墓地尚存,被称为“古家大坟”。元朝时,有相当多阿拉伯人在扬州常住并传播伊斯兰教。

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阿拉伯传教士米里哈只带着永乐皇帝的《敕谕》来扬州传播弘扬伊斯兰教。此后,来扬州的阿拉伯传教士中,有成化元年(1465年)的马哈谟德、成化五年(1469年)的展马陆丁、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法纳等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所立碑碣《重建众先贤墓石刻》有详细记载。(21) 清至民国,涌现出阮德昌、韩遇春等一批优秀的中国阿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州伊斯兰教教民有数百户,城区礼拜寺有多座,另有女寺。在高邮、仪征、江都、宝应等地都有众多穆斯林聚居,其中以高邮菱塘地区最为典型。

四 景教及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天主教方济各会(一译法兰西斯派)会士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启程赴东方传教,“来到一座叫做扬州的城市……这里也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22) 。扬州城西扫垢山南端的景教徒“元代也里世八墓碑”碑文含叙利亚文和汉文,其汉文碑文为:“岁次丁巳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23) 扬州普哈丁园也藏有元代景教无字墓碑,《元典章》记载“延祐四年(1317年)正月三十日有位御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香”(24) 。“也里可温”一词(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是沿用了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包含聂斯托利派(景教徒)和天主教徒。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被罗马教宗格勒门五世授封为汗八里及北平总主教区总主教,统辖中国北部、南部及远东教务。(25) 扬州南城有两块元代天主教墓碑,墓主为兄妹或姐弟二人,译名分别为凯瑟琳和安东尼。两块墓碑上半部分均为天主教故事刻画,下半部分为拉丁文字母。天主教故事刻画中人物、家具的中国化证明天主教在中国及扬州的传播。(26)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艾儒略、毕方济,法国人史帷贞、毕嘉等曾多次来扬州传教。清康熙三年(1664年)扬州有天主教徒千人,同时还出现了地方官员受洗入教现象。鸦片战争后,在《中法黄埔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保护下,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扬州传教。1875年扬州北河下耶稣圣心堂建成时,有教徒1397人。当时扬州是江南教区中较著名的堂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扬州已经成为一个总铎区。

基督教(又称基督新教)的传播。19世纪中叶,西方差会就派遣传教士来扬州传教。早期进入扬州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英籍戴德生。清同治年间,他抵达扬州后,在皮市街27号建中式楼房两幢,前幢为扬州最早的基督教堂,即“扬州教案”发生地。后来中国内地会女宣教士总所也设在扬州。此后,扬州城区南门街、多子街,郊区黄珏、槐泗及高邮均设有内地会传教场所。此外,传入扬州的基督教差会还有浸礼会、圣公会、基督复灵安息日会、神的教会、地方教会聚会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