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在《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说:“一本有名的扬州手册——《扬州画舫录》,陈述了18世纪时长江游的有名文人,只有极少数和扬州盐商家庭没有关系……因为士大夫从商人得到物质的帮助,而商人同时也藉其与士大夫的关系获得社会名声,藉著赞助各类的文化活动,扬州盐商无论其出身如何,实已被认可是真正的社会精英。”(23) 他还认为,扬州盐商把他们的商业资本投入到非经济的领域——文化领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就可以很正确地解释在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会出现辉煌文化与知识发展的动因”(24) 。何炳棣的论评,揭示了扬州盐商对于扬州文化的重要贡献。

刻书、藏书无疑是一个城市文化繁荣的标志之一。扬州刻书业历史悠久,至清尤其兴盛。这与盐业、盐商密不可分。康熙之刻《全唐诗》、嘉庆之刻《全唐文》,均委两淮盐政,仅刻《全唐文》即耗银60万两,其经费主要来自于盐。同治淮南书局成立,更明确规定,经费仍于盐务裁成本项下开支。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作为官刻机构,经费亦皆来自盐利。对于官刻,盐商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不少盐商还资助、自刻了许多图书。黄晟刊刻有《三才图会》《三古图》等数十种,其刊刻的图书字体匀称、油墨淡雅、纸张微黑,在明末清初的图书刊刻史上有一定地位。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为姚世钰刻遗著《莲花庄集》,不惜巨资续刻朱彝尊的巨著《经义考》,另外还刻有《说文解字》《广韵》《玉鉴》诸书,因刊刻质量上佳,被称为“马版”,享誉士林。

除了刻书,不少盐商颇富藏书。二马兄弟即是名闻大江南北的著名藏书家,小玲珑山馆中有丛书楼,著名学者厉寓此,凭藉丰富的图书资料撰成《宋诗纪事》一百卷,辑录《南宋画苑录》,著述《辽史拾遗》等。其声名之著,以至于乾隆帝下旨编辑《四库全书》时,三番两次点名要马氏捐书。马曰琯之子马振伯恭进藏书776种,成为江南私家进呈图书最多的四家之一。又如黄奭,世代业盐,藏书丰富;汪棣家多藏异书。在收藏图书的同时,盐商还喜爱收藏字画、金石、钟鼎彝器、古玩、玉器等。最著名的是安岐(1681—1745年),字仪周,号麓村,本朝鲜人,其父曾为明珠家臣。安歧以行盐富,在扬豪宅处,因名安家巷。他学问淹博,尤精书画赏鉴,择其精者编为《墨缘汇观》,为清代较佳之画录著作。

扬州盐商还资助兴办书院。书院制度源远流长,其旨在“经术造士”。自北宋庆历民办书院兴起,官方力量基本退出,主要由民间力量承担。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扬州书院繁盛,人才荟萃,地位几与南京不相上下。其中的重要原因,除了地方官的提倡推动,就在于有重大的财力支持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保障。从书院兴建来说,安定书院是由两淮盐运使胡文学与盐商在康熙元年共同筹款而建。梅花书院原为崇雅书院,后由马曰琯独力兴建,更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十二年,马曰琯子振伯呈请归公,由两淮运司衙门管理。此外,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甪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等。从运转费用来说,盐商汪应庚除出银重修郡邑学宫,购置祭器、乐器外,还花一万三千两银购学田1400亩,以为学宫修缮费和士子乡试的“斧资”。他要求“永著为例”,被人赞为“汪项”。据《清稗类钞》,安定、梅花书院绌于经费,盐商汪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当然官府也出钱,乾隆四年,巡盐御史三保、转运使徐士枚酌定诸生膏火,于运库支给。这等于官助或官办了,因为“运库支给”资金还是来自盐利和盐商。正因为有雄厚的资金保障,故大批著名学者如姚鼐、王文治、杭世骏、蒋士铨、赵翼、金兆燕等,安心在此,或任山长,或为讲师。而大批优秀人才近从镇江、常州,远至浙江、安徽,来此受教。书院规定诸生分正课、副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36两,副课12两,随课无。月考中优等一、二、三名还分别有奖。学生如此,教师之待遇当然也比较丰厚。所以,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之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焉。”(25) 这些书院的资金大多来自盐利。

拥有巨资的扬州盐商热衷营造的园林,不仅是其生活起居之地,而且是其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所。就文人而言,园林是他们抒发性灵、交流诗文的公共活动空间。盐商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中经常召集文士,组织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26) 。程氏篠园主人程梦星,出身盐商世家,“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27) ,他后来在扬州建篠园,延揽四方名流,使得篠园文化氛围极为浓郁。而扬州盐商如程氏者甚多,因此吸引了各地文人慕名而来,“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28) 。如马氏兄弟“有园曰小玲珑山馆,全谢山祖望、符幼鲁曾、厉樊榭鹗、金寿门农、陶篁村元藻、陈楞山撰诸名士悉主其家”(29) 。另有记载,“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早年在扬州贫苦落魄,马曰琯不仅替他还清债务,而且为他修葺房屋,后来两人订交,郑板桥成为小玲珑山馆的常客。盐商对这些名士也多礼遇有加,并为他们的诗书画创作及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对扬州文化的贡献。

清代扬州为全国戏曲中心之一,尤以乾隆间最盛。这与两淮盐商的提倡、支持与扶植也有很大关系。盐商多蓄养家庭戏班,见于《扬州画舫录》记载的就有:徐尚志老徐班;洪充实大洪班;江春德音班(后归洪箴远)、春台班(后归罗荣泰);黄元德、张大安、洪启源、程谦德等也各有家庭戏班。除此而外,盐商安麓村、黄潆泰等人也有家庭戏班。一个戏班从筹建、置办戏具、排练到演出,再加上演员的薪水开支,其费用惊人,一般人根本无力承担。如总商黄潆泰家庭戏班多达二三百人,其戏箱值二三十万。(www.daowen.com)

为了建好家庭戏班,盐商不惜重金,延聘名角。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如江春家的春台班本来主要是征聘本地乱弹演员组建,由于本地乱弹无名角,还征聘四方名角,于是春台班实际合京秦二腔为一体。这对戏曲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乾隆五十五年,为庆贺乾隆帝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这就是京剧诞生的前奏。

盐商为戏曲演出的需要,也聘请了一些精于词曲的名家,提供优厚的条件,长期供养他们,或编剧,或评剧,使戏剧水平不断提升。如蒋士铨,江西铅山人,乾隆进士,官编修,工诗、南北曲,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所作传奇有《香祖楼》《雪中人》《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六种;杂剧有《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三种。合刻为《鸿雪楼九种曲》。他常住江春康山草堂内的秋声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30) ,所撰九种曲,内《空谷香》《四弦秋》二种,皆成于此处。

又如安徽人方成培在盐商徐士业家改编了《雷峰塔》一剧,影响很大。还有一些盐商或有盐商家庭背景的文人学士也曾直接参与剧作创作,如康熙年间汪楫撰《补天石》传奇,郑小白撰《金瓶梅传奇》,张潮创作单折杂剧《凯歌》《穆天子绝域快遨游》《阮嗣宗穷途伤痛哭》《柳子厚乞巧换冠裳》《米元章拜石具袍笏》等,李书云根据王实甫本改编《西厢记演剧》等。孔尚任之《桃花扇》虽成稿于离扬后,但扬州不断传演此剧,题咏者众。(31)

两淮盐商对扬州文化建设贡献甚大,进而提高了扬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然而,文化建设的主导者、倡导者是一方的主政者或者是文坛、学坛领袖,他们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文化建设的主力与基础是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而包括盐商在内的商人一族,他们则是参与者,或是某一方面、某一项目的倡导者和主力,但本质上属于赞助人。办任何一件事情,钱不是万能,而没有钱则万万不能,古往今来,皆是一理。故盐商在扬州文化中的本质定位,应是文化赞助人,其作用不可或缺,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