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承方式

雕版印刷出现伊始,未形成风尚,刻印者并未一一留下姓名,传承谱系也无从考证。自雕版印刷发展稳定之后,逐渐职业化和社会化,开始沿着家族、师徒等方式世代相传,并形成各自的传承体系。从官刻、家刻、坊刻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来看,传承的特点更为明显,扬州的雕版传承方式也在这三种形式上表现得更加独特。

官刻是由政府出资,征集各地优秀雕版艺人集中刻印图书,所刻书籍一般为大型图书,要求高,耗时长。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一地,进行技术交流。通过技艺切磋,不仅提高了雕版艺人自身的刻印水平,更带动了整个地区雕版印刷技艺的提高。扬州官刻历史比较久,至少出现在宋代。淮南路转运使司刻本、扬州州学刻本、高邮军署军学刻本、真州郡斋刻本,都应该是官刻。但真正规模大、标准高,还是清代从扬州诗局开始,到淮南书局,历时百年多。如刻印《全唐诗》时,在扬州汇聚了全国雕版印刷中的书写、编校、刻印等各类顶尖人才。曹寅为了保证《全唐诗》的刻印质量,对“书写之人”统一练习,因此发展了馆阁体,提升了扬州雕版工匠的整体刻印水平。此后刻印的《佩文韵府》更是如此。书籍刻印完成后,这批艺人大都定居扬州,传承着他们优秀的刻印技艺。正是曹寅这两次奉旨完成的雕版印刷项目,才使身在扬州的工匠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也因此让扬州雕版印刷闻名于世。

家刻多是由文人学者、收藏家们刻印所爱书籍,多为个人著述、家谱之类。家刻数量很大,但由于是私人刻印,多散佚于民间,或毁坏,或收藏,无法统计。历代雕版印刷中心,都有大量雕版艺人汇聚,家刻图书多由这批工匠艺人刻印。他们以刻书为业,或以家族传承,或以师徒相授,让雕版印刷技艺世代相传。前述盐商刻本、刻书家刻本和写刻本,就是扬州家刻的主要形式。

坊刻与官刻、家刻不同,它将雕版印刷业明显地职业化,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坊刻图书的种类和质量与坊主的学术水平、兴趣爱好以及当时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坊主根据需要,聘请相对固定的雕版印刷艺人进行刻印,并实施相对统一的管理。一般来说,每个书坊都会有自己的刻印风格。近代扬州有名的坊刻,就是民国时期被誉为坊刻后起之秀的“陈恒和书林”,他们刊印的《扬州丛刻》,是一部校刻俱佳的精品之作,共收录扬州历代典籍二十四种,其中有很多珍稀版本。

清末民初,由于现代印刷术的影响,官刻、家刻、坊刻逐渐退出刻印市场,居于扬州杭集、世代以刻书为业的大批雕版艺人遂成为扬州雕版技艺的直接传承者。扬州杭集经济、文化繁荣,雕版印刷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良好,清代以来,就是扬州雕版印刷的集中地区之一。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技艺传承,杭集汇聚了众多的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等传统的雕版印刷艺人。这些人多数世代以刻书为业,通过父子、师徒方式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技艺。有刻书需要,他们多结队前往刻印,因而刻书界称他们为“扬帮”。近代扬州刊印的大部分雕版书籍中,都有杭集扬帮艺人的心血。陈恒和就是杭集人,后由其子陈履恒提议成立的扬州古旧书修补装订小组所聘请的雕版印刷艺人,大多为杭集扬帮传人。扬州雕版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在非遗传承中实不常见。

当代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方式。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的成立,为创新传承方式提供了媒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义时和三位市级工艺大师以及数十名经验丰富的雕版师傅,通过扬州雕版印刷传习所面向社会招收学徒,口传心授。此外,江苏省多所院校与扬州雕版印刷传习所联合办学,定向培养,通过雕版艺人赴校授课和学生到所实践学习的方式传承技艺。不仅如此,对于雕版印刷爱好者,还可以到传习所或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实地学习。这种以学校培育为主、拜师带徒为辅的开放式的形式,已成为现今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的一个全新的方式。

二 传承技术

雕版印刷技术的传统工艺流程,主要有写样、雕刻、刷印和装订四个环节,以雕刻为重。

写样是雕版印刷的首道工序,由专业写工将刻印内容抄写在专用纸张上,以前用毛泰纸,现在基本用宣纸,这两种纸都适合抄写上板样张,便于书写又不易破损。写样的字体不同于书法,需便于阅读,因而书写时,要求字迹工整,结构匀称,每行字数、每个字的大小要大体一致,形成横竖成行的章法。

雕刻是雕版印刷中的主要环节。首先是雕刻材质的选择。一般多选硬度适中、纹理细滑的梨木和材质较为坚硬、质地紧细的枣木,刻印率高且吸墨、释墨均匀。得材率高的黄杨木、银杏木,易于刊刻的苹果木等,也时有应用。其次是雕刻工具的准备。雕版的传统工具有刮铁、刻刀、圈凿、平口凿、铲刀、木槌等,它们在雕刻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功用。再次是上版、起样。在备好的木板刷一层糨糊,将校对好的写样反贴于木板上,用扁平的棕毛刷将写样刷平,增强墨迹与板面的粘附力。版样快干时,开始起样,俗称搓样。轻搓版样纸背,使版样上仅剩一层带有墨迹的薄薄的纸衣,至此,版样上的文字图画就清晰地呈现。最后,进入雕刻阶段。用刻刀将版样上的墨迹部分保留,刻出并剔除空白部分,版面上的墨迹部分就呈浮雕状,此为阳刻;或保留空白部分,刻去墨迹处,版面上就呈凹陷状,此为阴刻。雕刻工需集中精力,下刀准,行刀稳。雕刻的最高境界就是还原作品原貌。

刷印是雕版印刷的关键环节。墨是印刷的材料之一,雕版印刷通常使用松烟墨,含胶量低,适合反复刷墨。刷印时,棕毛刷必须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自上而下均匀地刷在印版上。还有朱墨双色套印以及多色叠印的饾版水印和拱花印刷,使雕版真正进入到彩色刻印时代。

装订是雕版印刷的最后一个流程。自汉代纸张出现后,书籍的装订也从卷轴装、立轴装演变为将纸张连续折页不需装订、粘贴的经折装,佛经多用此装帧方式。将经折装书籍外口裁开,内口粘贴,即为蝴蝶装。包背装就是将蝴蝶装粘贴牢固的内口部分用纸捻穿订,连封面封底用整张纸粘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用线穿订替代纸穿订,就发展成至今使用的、较为成熟的线装。线装书籍一般有四眼订和六眼订,装订好按压平整后贴上签条,装入函套即可。

三 传承代表人物

雕版印刷的技术性强,从出现伊始,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代又一代雕刻艺人和组织雕印者的不懈传承,人类智慧的结晶得以传播。扬州在唐五代、明清及以后,都是雕版印刷的重要地区之一,刻印了丰富的精品图书,涌现了不少在雕版印刷史上有着卓著功勋或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包括众多知名、不知名的优秀雕印艺人。(www.daowen.com)

徐铉工于书,好李斯小篆,隶书亦工。与弟徐锴皆有文名,世称“江东二徐”。南唐时徐铉刊刻其弟徐锴所著《说文解字韵谱》,“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9) ,之后,此书不断被补辑、重刊,版本甚多。徐铉是文人刻书的代表。

汤修年,字寿真,镇江丹阳人,绍兴二十四年登进士第,终扬州教授。(10) 沈括在世时,未见《梦溪笔谈》的刻印本。直至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汤修年任扬州州学教授时,才主持刻印《梦溪笔谈》。后世刻印皆以此本为祖本。《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即元大德九年(1305年)湖南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初刻本,此本为蝴蝶装,是元代刻本中的精品,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本书序后有汤修年所作跋文,可知此版本源于南宋扬州州学本。扬州对这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典籍的发现与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据载,乾道二年(1166年)前后,汤修年还刻印过廖刚的《高峰集》十二卷等几种书籍,可惜大多散佚不见。汤修年可视为早期官刻的代表。

张,字世文,自号南湖居士,明代诗文家、词曲家,江苏高邮人。张有志于刻书事业,并刊刻其所藏、所著书籍。这是明朝中后期,扬州地区有志于并乐于刻书的藏书家、学者、文士的一个缩影。嘉靖十五年(1536年),张刻《诗馀图谱》;十六年(1537年),刻宋杨亿编《西昆酬唱集》;十八年(1539年),刻宋秦观著《淮海集》。其子张守中能继承乃父之志,亦喜刻书,分别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隆庆六年(1572年),刻其父所著《张南湖先生诗集》《杜工部诗通》。(11) 张应视为家刻的代表。

张潮(1650—1707年),字山来,号心斋,清初著名文学家、刻书家。安徽歙县人,康熙十年(1671年)迁居扬州。张潮著述甚多,尤以《幽梦影》一书为最,引来海内文士百余人作评。来扬后即以刻书为业。他选刻丛书,十分重视收录当代人的著作,如《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他与王晫合作辑刻《檀几丛书》初集、二集、余集,凡150多种,含张潮自撰的《联庄》《花鸟春秋》《饮中八仙令》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至三十九年(1700年),辑刻《昭代丛书》,更明确宣示重在“本朝诸先生著作”,故以“昭代”名。《昭代丛书》分甲、乙、丙集,每集50种,每种1卷,共150卷。甲集为清初闲情小品,乙、丙二集除闲情小品外,还增加了解经证史之文。张潮好新鲜、新奇,《虞初新志》的宗旨即“事奇而核”,周嘉胄《装潢志》即被收入其中。张潮在跋中说,得友人荐此书,“不胜狂喜”。张潮又好结交友人,慷慨助人。青年书评家张竹坡到扬州,曾住张家数月,其评《金瓶梅》之杰作即在张潮鼓励下完成。张潮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习孔,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佥事,十年退居家乡,著述讲学,康熙十四年后,依张潮侨居扬州。张氏在歙县有诒清堂,并为家刻堂号。张潮在扬刻书,袭用此号,实际已由家刻转为坊刻了。张潮之后,其子孙在扬州继续以诒清堂号从事刻书业。这是家刻转坊刻的代表。(12)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时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的曹寅,奉旨于扬州天宁寺设立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13) 。据学者研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江宁织造曹寅与苏州织造李煦轮管盐务,从四十三年十月曹到扬办事,到五十一年七月曹病逝于扬州,曹、李二人轮流兼管两淮盐务近八年。但刻书事,一直由曹寅负责。(14) 为保证《全唐诗》的刊印质量,曹寅于全国招收优秀的书写工,并统一摹写当时流行的馆阁体,“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15) 。据估算,《全唐诗》仅参与雕版的工匠就超过百人。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全书刻校完成,共计900卷。写、刻、校、印俱佳,字体挺秀,刀法劲健,墨色均匀,装帧精美,康熙朱批:“刻的书甚好!”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又奉旨刻印《佩文韵府》,三月十七日开雕,书未刻成即因病去世于书局,李煦继之。《佩文韵府》受到康熙更高的评价:“此书刻得好的极处!”曹寅在主持扬州诗局期间,还曾使用扬州书局、扬州使院牌记刻印家藏书籍和自著书多种,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楝亭音韵五书》《楝亭诗钞》等,皆为刻印善本。后之版本学家对之称赞不已,“公(曹寅)素耽吟,擅才艺。内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锼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者,自曹始也”,“盖欧字之精,超轶前后之世,实惜之,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16)

陈恒和(1883—1937年),扬州杭集人,精于版本目录学和古籍修补,现代扬州出版业的代表人物。1923年,于扬州创设“陈恒和书林”,专事古旧书籍买卖。他热心乡邦文献,注意搜集“掌故、耆旧之遗编”,终得扬州地方文献二十四种,历时五年,刊为《扬州丛刻》。《扬州丛刻》收录著作大多为稿本,若无《扬州丛刻》,这些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或将永久失传。陈恒和还主持刊印《榕堂续录》《通斋全集》等书,并撰《扬州掌故书录》。去世后,“陈恒和书林”由同样精于版本鉴别的陈恒和之子陈履恒继承。

雕版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靠一代一代的工人。自古以来,轻视劳力者的旧习,使得众多文化精品难得一见他们的大名。不过从史籍的缝隙中,还是可以觅得一二踪迹的。

唐天宝二载,鉴真第一次东渡时,所带85名工手,其中就有刻镂、铸写工,这应与雕版印刷有关。

宋代淮东仓司刻《注东坡先生诗》,版心即有丁谅等十余位扬州工手的姓名。

元代扬州路儒学刻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中国版刻图录》称此书“字橅松雪,刻印俱精,在元刻中最为上乘”。

明代,张綖刻《淮海集》、陈应芳刻《敬止集》、陆西星刻《周易参同契测疏》、陆弼刻杨慎《丹铅总录》、张万椿刻《苏长公小品》、袁懋贞自刻《善明堂诗集》,等等,都有刻工姓名。

清代,殿本、局本多无刻工名,家刻、坊刻可能害怕文字狱,多不刻刻工姓名,嘉道以降,禁网渐疏,才偶有刻工刊出。张潮只在《尺牍偶存》中提到了周长年、刘以逊、龚尔瑞叔侄之名。

近代扬州除了书局、书坊之外,还出现了许多版刻店铺,纯粹代人加工,按劳取酬,如柏华生刻字店、柏华亮碧山堂、宝应汤氏沐华堂、宋德成刻字印刷老铺,以及扬州聚文斋、扬州晋云斋、穆近文堂、张墨斋等。晚清民国年间,更有陈正春曾为莫友芝镌刻《影山草堂六种》,在吴兴刻《适园丛书》,在宁波刻《四明丛书》,在扬州刻《扬州丛刻》。在雕版方面也亮出了“扬州工”的招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