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版印刷出现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众多。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推断雕版印刷术出现的时间在隋代,“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1) ,但是人们至今没有发现隋代印刷品实物流传于世,也没有见到有关隋代使用雕版印刷术的文字记载,因此,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看法被学术界普遍认同。

唐朝建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文化、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徒需要大量的佛经、佛画,而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促使更多的人希望通过读书进入上层社会,这些都为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唐代前期,雕版印刷术主要用于印制佛像、经咒、发愿文字等,这在唐代墓葬中有所发现。唐中期以后,已经开始印制文学作品。例如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撰写的序文中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2) 可见雕版印刷品已进入扬州市场销售。雕版印刷的产生,不仅满足了传播佛教、学习文化的需要,也满足了民间对于日历等生活用品的刻印需求。唐朝时,扬州为淮南道治所,刻印历书风气颇盛,唐朝官员冯宿曾有《禁版印时宪书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3) 雕版印刷的日历已经流行天下,数量不小。尽管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已初步发展,但还是仅限于寺院和民间的小件印刷品,“盖唐代虽然已经有印本行世,但范围和数量还相当有限,宋人所见李唐一朝及其以前的书籍,基本上还都是手书的写本”(4) 。

雕版印刷的普及,当在后唐宰相冯道于洛阳刊印经书以后,正如宋人沈括所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5)

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在刻本数量、刻印种类、刻书地域的分布、刻书规模及刻印技艺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宋代堪称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宋朝重文,当政者对书籍的编撰、刻印管理非常认真,雕版技术也臻于完善,因而宋版书在编撰、校勘、刻印等方面的质量都很高,历来备受推崇。从明朝起,宋版书就已成为藏书家的收藏品。宋代书籍刻印的数量巨大,除佛经之外,经、史、子、集成为刻印的主流。时至今日,北宋扬州刻书存世不多,所知者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卷、陆佃《埤雅》二十卷(6) ,大量的还是南宋的,如绍兴四年(1134年),高邮郡斋刻高邮孙觉《春秋经解》;绍兴十九年(1149年),真州知州属邑刻陈旉《农书》及《仪真劝农文》;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教授刻沈括《梦溪笔谈》与廖刚《高峰集》;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刻秦观《淮海集》;嘉定三年(1210年),高邮郡斋刻陈旉《农书》及秦观《蚕书》;嘉定六年(1213年),淮东仓司刻印施元之、顾禧编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嘉定八年(1215年),淮南漕廨刻钱文子《补汉兵志》;淳祐十年(1250年),淮南东路转运司刻徐积《节孝先生文集》。两宋时,孙觉《春秋经解》、陈旉《农书》、秦观《蚕书》不断被刻印、重刊。(7) 另外还有淳熙《广陵志》《高邮志》《吴陵志》的问世。

元代,相比宋代,刻书业有些凋零,但也有些成果流传下来,如至元五年(1339年),扬州路儒学刻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至元年间,广陵胡氏古林书堂刻印《新刊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十二卷、《新刊黄帝内经灵枢经》十二卷、《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图经本草》一卷、《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五运六气诸图附说》二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卷;至正年间,江北淮东肃政道廉访司刻《勤斋集》十五卷,江淮郡学刻《同文贞公集》三卷,还有扬州刻本《图绘宝鉴》六卷及《至左丞遗文》等。(8)

明朝初期,经济与文化逐渐恢复,朝廷亦放松了对出版的控制,书籍的出版环境相对松弛。民间就出现了插画版的戏曲、话本,地方政府则侧重于编印地方志。至明中后期,扬州的雕版印刷得到较大发展,官刻、私刻都逐渐繁盛起来。据统计,明代扬州刻本有两百多种,目前能见到的约一百多种。

从现存书目情况看,明代扬州刻书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地方志的刊刻和本籍文人学者著作以及有关乡邦文献的编印较多。如《嘉靖惟扬志》《万历扬州府志》《隆庆高邮州志》《隆庆重修仪征县志》《嘉靖宝应志略》《隆庆宝应县志》《两淮盐法志》等达十七八种。这当与重视编纂方志的大环境有关。本邑文人汪广洋《凤池吟稿》、朱应登《凌溪先生集》、朱曰藩《山带阁集》《池止编》、王磐《王西楼先生乐府》《王西楼先生野菜谱》、张《诗余图谱》《南湖先生诗集》等相继刊印,乡先贤李邕、秦观、陈造等以及寓贤鲍照、李白、刘长卿、骆宾王等诗文,还有《扬州赋》《续扬州赋》《扬州琼花集》等一系列书籍都得以刊刻印行。二是围绕科举的图书书版较多,如《皇明历科会试录典要》《唐诗正声》《苑诗类选》等,张榘的芙江草堂的《艺林》十二种,十二卷中选有任昉《文章缘起》、陆机《文赋》、钟嵘《诗品》、王祎《文训》等,都是对着科举的。三是与晚明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消遣娱乐类的图书较多。如德人邓玉函口译、王徵笔录绘图的《奇器图说》,唐志契的《绘事微言》,周嘉胄的《香乘》等。

清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鼎盛时期,扬州也成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经济、文化的繁荣,推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清代扬州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尤其是官刻事业,其规模与种类远胜于前朝。为彰显盛世景象,朝廷成为刻书的最大推手。在扬州,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的先后成立,为扬州雕版印刷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唐诗》《全唐文》《佩文韵府》等都在编印或刻印推出,《全唐诗》更被称为“中国雕版印刷第一书”。(www.daowen.com)

清代扬州学术繁荣,人才济济,在雕版图书方面也有所反映,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多、大规模的学术丛书多,如著名经师阎若璩的遗著《尚书古文疏证》、朱彝尊的遗著《经义考》、惠栋的遗著《周易述》等都是在扬州刊行的。卢见曾辑刻的《雅雨堂藏书》、阮元的《文选楼丛书》、黄右原的《汉学堂丛书》、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在学坛影响极大。在众多的刻书团体中,两淮盐商是一支劲旅。扬州盐商众多,财力雄厚,且喜好风雅,以致盐商刻本成为清代扬州刻书的一大特色。其中尤以雍正、乾隆年间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为著,马氏刻本时称“马版”。还有项、黄履晟、江春、鲍崇城、黄永增等,均为一时之佼佼者。写刻本也是清代扬州刻本的一抹亮色。清代扬州有一批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书画作家,他们躬身设计编撰,将书画技法运用到雕版印刷中,如石涛的《画谱》、郑燮的《板桥集》、汪士慎的《巢林集》以及由吴熙载手书上版的孔继镕《心向往斋诗文集》等,都饱含文人意趣,独具特色,异常精美,并因此产生刻画艺术,又演变为民间的木刻版画。

清代扬州有众多书坊,他们所刻印的书籍,品种众多,涉及小说、唱本、戏剧、医书以及各类启蒙读物等。虽然坊刻书籍达不到官刻和家刻的精良程度,但对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贡献很大。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雕版印刷业逐渐衰落。但是在扬州仍然有一批雕版印刷技艺的继承者,他们以云蓝阁、文富堂、江北刻经处、陈恒和书林为代表。这一时期,聚集在扬州东郊杭集的一批雕版印刷艺人,成为传承这一技艺的主力军,世称“杭集扬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图15-1　雕版印刷

(黄建军摄)

扬州先后成立扬州古旧书店、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广陵书社、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形成了全面的保护与传承体系,成为国内保存全套传统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之一,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完整传承作出了卓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