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扬州学派不仅是经学的学术流派,也是文学流派。他们有大量的文学创作,也有文学理论发明,在文的认知、文学史观、创作思想、文学批评等方面都有不同于时人的创见。最具代表性的是扬州学派的“文言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以及骈文正宗的文体观,还有以性情为核心的文论。作为一个学术群体,扬州学派已经形成与他们的学术视野、学术路径相适应的文学形态、文学价值观。这正是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所在。

一 汪中骈文实践及其骈文观念

有清一代,骈文俨然已成为当时流行文体。这是从晚明四六文创作热潮开始,逐渐孕育出来的风尚。不仅文人交游时,以骈文创作为雅趣;而且朝廷科举考试试题也有肯定骈体的导向。扬州学派因势利导,积极宣扬骈文正宗观念,以汪中、凌廷堪、阮元对此发论尤多。从他们各自创作倾向去看,汪中较为特别,他不固守骈文,而是骈散兼论,有意识地去打破彼此之间的界限,达到融会贯通。“不专一体”是汪中对文学的最基本态度。汪中骈文创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贯穿经史诸子之书。汪中认为,骈文创作并不是追求以虚饰之词去取悦世人,而是要能够抒发天地之道。第二,汪中对于唐人并不排斥。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中提到“汪中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袭欧、王、曾、苏之派,而取则合于古,卓然成一家言”(35) 。汪中学习古文词,首先入手之处就是韩愈,后来又阅读了唐前诸书,故能融通各家。不仅如此,汪中在教育自己的子孙时,也以此为则。

汪中去世后,他的骈文被收录于《骈文正宗》,谭复堂日记云:“读《述学》一过,每展卷,则心目开明,不自知也。如《释三九》《自序》《哀盐船文》《宋世系表序》《汉上琴台之铭》,振古奇作;《吊黄祖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荀卿子通论》次之,八家可与抗颜;《戴氏遗书序》《防护昭陵碑》而外,不多得也。”(36)

二 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焦循是扬州学派文学史观理论之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理论:“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也。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科臼矣。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作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宣城、水部,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所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绪余,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37)

焦循理论的提出有鲜明的特征:他构造了一个更为合理的价值标准去看待文学。另外,焦循对时代精神与经典关系的认识很准确,他承认每个时代的经典都能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风貌;同时也提出,每个时代的经典自身都有发展的内在要求。焦循还重视梳理前后时代不同文体变化发展的脉络,强调文体自身的变化,增强各时代文体之间关联性。

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之所以形成,在于他能够从文学特征出发,去探询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古、通、变的学术特征影响下,展开审美体验和历史理解,从而勾勒出文学发展的逻辑。这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 阮元文言说(www.daowen.com)

阮元认为文章之祖是《文言》。他说“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自齐、梁之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38) ,又说“夫势穷者必变,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在昌黎。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39) ,而昌黎之后,变而为异,文体日益卑下,并混淆视听,“若夫昌黎肇作,皇、李从风,欧阳自兴,苏、王继轨,体既变而异,今文乃尊而称古”(40) 。

阮元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文笔辨”,以“文笔”对举,并进而区分有韵、无韵之文。阮元主要在《文言说》《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文章中阐发了他的观点。同时还在书院大力推广他的学说,并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阮元实际上意识到仅凭《文选序》《文心雕龙》等论述,理论上尚有不足,需要有新的材料。同时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做理论的开发,才能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

他们理论开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找出现有论述中的漏洞,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做修正补缺。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唐宋八大家反对骈文,是因为骈文过度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扬州学派提倡骈文,并非反对唐宋八大家,实质上是反对桐城派末流,他们认为桐城派文学取资过于局限。凌廷堪认为要在经史子百家中博取;而阮元则从理论层面阐述,散文与骈文背后有各自支撑的学术理念,对于散文的排斥和对骈文的推崇,实际上都是其推行学术理想的一种方式。

四 扬州学者文学作品结晶

在对文学理论进行探索的同时,扬州学派的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有诗文集。扬州学派前期人物中年岁最长者贾田祖,著有《稻孙诗集》4卷、《礼耕存稿》1卷,汪中、阮元、焦循、江藩对他的文学水平都很推崇。汪中有《汪容甫先生诗集》6卷、《汪容甫文笺》3卷。王念孙有《丁亥诗钞》1卷、《王石臞先生遗文》4卷。刘台拱有《刘端临先生文集》1卷、《古文集》1卷。阮元有《揅经室诗录》5卷、《琅嬛仙馆诗略》8卷、《文选楼诗草》1卷、《揅经室文集》18卷。焦循有《雕菰集》24卷、《里堂诗集》8卷、《词集》2卷、《游浙江诗钞》1卷、《游山左诗钞》1卷。凌廷堪有《校礼堂文集》36卷、《校礼堂诗集》14卷等。

最突出的是阮元主编的《淮海英灵集》,这是一部能体现清代前中期扬州一地诗学精华的集成之作。嘉庆三年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刊。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凡例》中讲到“元幼时即思辑录诸家以成一集”,而成年后,他更是感到扬州、江都、仪征、甘泉、宝应、高邮、泰州、泰兴、兴化、东台、通州、如皋“十二邑”卓然成家者众多,但是刻集的人却比较少,为了防止这些诗文散佚,所以他组织编订了此书。编纂人员以焦循、李钟泗、王述之、宝应刘台拱、刘台斗等扬州学派成员为主,组建了37人的编辑队伍。收录作者865人,诗2488篇,大体都是各个诗人最为擅长也最能体现各自特色的诗作,选诗过程中并无门户之见,呈现出“各体皆备”的局面。这本书基本上反映出了清代前中期扬州诗学的风貌。后来又有《淮海英灵续集》与《宝应文征》,都是网罗旧闻,收葺残帙,弥足珍贵。

扬州学者在词、曲等领域也有不俗的成绩。如凌廷堪的《燕乐考原》6卷、《梅边吹笛谱》2卷等,对词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焦循的《剧说》与《花部农谭》,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是曲论精华。尤其是《花部农谭》更是研究清代扬州地区地方戏的重要论著。

为彰显本郡文学之盛,也为后世文献备考,扬州学者注重将扬州一地的文学结集。焦循编有《扬州足征录》。他在《自叙》中说:“足征录者,存扬州之事,事有关乎扬者,不必扬人之文也。义各有取乎尔。”(41) 表明他编书的目的主要在于存扬州之事。但实际上还是兼顾到“文”的。书中所收涉及173人的298篇文章,其中扬州籍或长期寓居扬州者90人,文179篇。所收文章体例有传、铭、表、碑文、行状、序、跋、书、疏、纪事、碑记、记、启、说、论、辨、证、对、祭文、哀词等若干种。道光年间,有扬州名儒汪廷儒(1804—1852年)积三十年之功,凭一己之力成《广陵思古编》,收扬郡八州县161家413篇文章,体裁富瞻。道光二十九年刻成。“综诸贤之宿构,成一郡之完书。”(42) 虽然相对于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的扬州文坛,是书辑录篇章有限。阮元有“更加搜辑,以成巨观”(43) 之望,但汪氏择文自有标准,所选文章是能够代表作家文学思想的,故使得这部书对于研究清代扬州文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