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扬州本地学术衰弱,学术外流,文化中心转向南京、上海。但扬州学派在此时仍有延续发展,本地也出现了太谷学派这样的学术团体。
周太谷(1762—1832年),名谷,字星垣,一字太谷,号崆峒子,安徽池州人。他远追周敦颐,以三教合一手法,传道授业,追随者众多,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为当时政府所忌惮。道光初年在扬州聚众讲学,扬州多名儒者拜入门下。
周太谷有《周氏遗书》十卷,兼门人零星记录,从中分析其哲学思想,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三教合流为根本,其政治思想以孟子民本思想为基础,他在性命之学、伦理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理论方面也有诸多建树。周太谷传人较为出名的有北派传人张积中,南派传人李光炘,还有黄葆年、刘鹗等人。
太谷学派自诞生起就以诡秘之术为掩护,其组织规划、传道方式多有宗教色彩,常被官方误以为宗教组织,加以取缔。太谷学派中后期历经“黄崖教案”、太平天国运动等,尚能顽强存活下来实属不易。有的学者认为太谷学派是“新泰州学派”,是泰州学派在这一时期的延续。但实际上,太谷学派是诞生于扬州市井的新的儒家学派,其活动是士大夫中下层掀起的以儒学为宗旨,吸纳释道经典,以儒家思想引导民众加强道德修养的改良运动,也是最早提出改革开放概念的新儒学的开端。(49)
扬州学派在清末民国也有延续,主要活动在南京、上海等地,也诞生了刘熙载、李详、刘师培等名家。刘熙载(1813—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扬州府兴化人。论学慎独主敬,治经无门户之见,有《古桐书屋六种》传世。李详(1859—1931年),字审言,一字慎言,又字寙生、媿生,号百药生,兴化人。李详治《文选》最精,沈曾植称其为“江淮选学大师”,著有《文选学著述五种》,毕生致力于著述、出版、方志、教育事业。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又名光汉,别号左盦,乃仪征刘氏之后,是刘毓崧之孙。刘师培生于乱世,少负才名,读书很多,特别从明末清初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中受到启发,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先后参加过对俄同志会、光复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得交章炳麟后,进一步昌言革命。他首先著《攘书》,又自编《警钟报》,从事革命宣传,到日本后也加入了同盟会。但后来思想停滞,为端方所利用,又为袁世凯复辟摇旗呐喊,欲走君主立宪之路。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仅三十六岁病逝。
在学术上,刘师培一方面承家学余绪,一方面私淑乡贤前辈扬州诸儒治学规范,虽英年早逝,但著作等身,论说自成一家,多有可称道者。他一生著述,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二十二种,讨论学术和文辞的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集五种、教材六种,共七十四种,汇成《刘申叔遗书》刊行于世。
关于刘师培的学术,尹炎武曾详细分析:“综其术业,说经则渊源家学,务证古说。文淇考南北朝诸儒遗说,成《左传旧疏考》以证孔冲远《左传正义》所自出。师培则广征两汉经师之遗说,成《礼经旧说考》以斠马、郑之异同,其斠正群书、则演高邮成法,由声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词例以定文句之衍夺。而又广搜群籍,遍发类书,以审其同异,而归于至当。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以笃厚古雅为主。生平手不释卷,而无书不览。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咸有造述。其为《学报》,好以古书证新义,如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流,内典与六艺九流相配拟也。”(50)
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徐复归为四类:一是秉承家学,兼收并蓄。治学以古文家法为根柢,治古文而不废今文,以家学传统为渊源,守家法而不唯家法。二是以经为主,兼治子史。于子部涉猎广博,《周书》并管、晏、老庄、墨、荀、韩、贾、扬,并有著述。三是扩土拓疆,别开生面。最具特色者,乃以新解说中国文字,探索史前文明,胜义稠叠,于白话文提倡之功,创作之勤,有功学林。四是中西结合,经世致用。早期著述多引诸西儒新论,以为民族革命张目;中期宣传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学术,关注民生疾苦;晚期著述,以六经为宗,探赜发微,多所发明。一句话,“以学术为经世之具”(51) 。
刘师培年吝才丰,思想激进。早年即与章太炎并称“二叔”,黄侃对其行弟子礼,蔡元培称若使刘师培“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52) ,以其学术成就来看,刘师培是继承扬州学术传统并发扬光大的扬州学派的殿军,是扬州学术最后的高峰。刘师培受庸俗进化论影响,在前进中迷失了方向,但不因人废言,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扬州学术自董仲舒任江都相传下经学传统,曹宪、李善构建文选学建立文学传统,徐铉、徐锴研究《说文解字》建立小学传统,至清代扬州学派终于集大成,涌现出阮元、焦循等学贯古今的大师,并最终由刘师培等在清末民国得以传递,文脉薪尽火传,延续至今。
(1) 董仲舒生卒年具体考证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0页。
(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8页。
(3)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5页。
(4)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5)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5—2526页。
(6) 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第84—85页。
(7)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页。
(8)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3623—3624页。
(9)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6页。
(10)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6页。
(11) 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第397页。
(1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9页。
(13) 萧统:《文选序》,《文选》,第3页。
(14)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15)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第5640页。
(16) 刘肃撰:《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134页。
(17) 王书才:《曹宪生平及其<文选>学考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124—126页。
(18)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第4946页。
(19) 《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第5754页。
(20) 李济翁:《资暇集》“非五臣”条,《丛书集成初编》第279册,第4—6页。
(21) 李济翁:《资暇集》“非五臣”条,第4—6页。(www.daowen.com)
(22) 参见顾农:《李善与文选学》,《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第20—25页。
(23) 参见顾农:《李善与文选学》,第25、79页。
(24)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下》,第2588页。
(25) 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641页下。
(26)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15页。
(27)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第13044页。
(28)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第13046页。
(29) 徐铉:《说文解字序》,《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第13046页。
(30) 徐铉:《说文解字序》,《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第13046—13047页。
(31) 参见陆游:《南唐书》卷五,《南唐书(两种)》,第250页。
(32) 徐铉:《说文解字韵谱序》,《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第13048页。
(33)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721页。
(34) 关于泰州学派,参看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吴震:《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3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37) 参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目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38)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引自闵尔昌:《碑传集补》卷末,民国十二年刊本,第1181页。
(39)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李孝臣先生传》,《焦循全集》,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6041页。
(40) 阮元:《广陵诗事》卷三,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2页。
(41)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五《王伯申经传释词序》,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第121页。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第740页。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72页。
(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22页。
(43)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第116页。
(44) 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一,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第9页。
(45)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54页。
(46) 戴震:《答郑丈收用书》,《戴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47) 参见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序论》,第2—3页。
(4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33—136页。
(49) 关于太谷学派,可参看王章涛:《扬州学术史话》第七章《太谷学派在扬州的形成和活动》;陈辽:《周太谷评传》,南京出版社2002年版;朱季康点校:《太谷学派遗书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50)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引自闵尔昌:《碑传集补·卷末》,第1181页。
(51) 参见徐复:《刘师培年谱序》,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2页。
(52) 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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