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儒学进一步理论化、哲学化,逐渐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两大流派。其中被扬州纪念的北宋哲学家胡瑗开宋初哲学先声,而以扬州、泰州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泰州学派成为明代中期哲学的重要力量。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人,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曾掌太学,礼部选拔人才,其弟子过半。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赞其开宋学先河。胡瑗治《易经》精湛,又为朝廷订正音律,创分斋教学法,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泰州与扬州均有安定书院。

泰州学派是明代中期的特殊学派,产生于民间,创始人是平民王艮(1483—1541年),发展对象和学派重要成员大都为平民,即使有士大夫阶层的学者也不事政务,多隐退讲学。王艮师从王阳明,却自立新说。学派强调人本,通过教化,人人皆可为圣贤,其思想倡导平等博爱,具有启蒙的意义。主要活动范围在扬州、泰州。学派日益壮大,后学众多,影响深远,其叛逆精神被称为“亚洲觉醒的第一阶段”(34) 。宋代泰州属扬州路,明代泰州属扬州府,故胡瑗、王艮在历代《扬州府志》中均被列为乡贤入传。

明末清初扬州所遭受的战争灾难,世所罕见,但文化火种并未熄灭,大批明末遗民与饱学之士聚集在扬州北湖、里下河等地区,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费密、王方魏、孙兰、范荃、徐石麒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费密(1625—701年),字此度,四川新繁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定居扬州。后潜心学术,得名于对宋学的深刻反思和对汉唐儒学的恢复,有《弘道书》传世,梁启超赞其为“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35) 。王方魏,字大名,号芗城,江都人。扬州北湖文风兴盛始于王氏,精易学,著《周易广义》十卷等,焦循家学亦实源于此,无愧扬州易学发轫之名。孙兰,字滋九,号柳庭,晚号听翁,江都人。顺治三年(1646年)入北湖隐居,曾师从汤若望,精实学,在天文历法、水文地理等方面皆有建树。范荃(1633—1705年),字德一,号石湖、盟鸥野老,江都人。博学多文,才思敏捷,初无人知,郭嗣龄以其文教子,遂开扬州一地文学风气,焦循有传。徐石麒,字又陵,又字长公,号坦庵、花佣,原籍湖北,清初隐居于北湖。精研名理,更精于杂学,最精度曲。著作等身,焦循曾搜寻其遗书,对其极为推重。扬州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以及清初的文人兴盛,奠定了扬州学派鼎盛的基础。

中国学术发展至清代一变,至乾隆、嘉庆时期,成为数千年的集大成者,特别是传统考据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1613—1682年)。晚明时期,理学末流,空谈心性。顾炎武起而矫正,一改空疏学风,倡导“经世致用”。梁启超称“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36) 。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遵从汉代许慎、郑玄等的治学精神,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对经传、史籍、诸子和其他古籍作校勘、注释、考证,以及辨伪、辑佚等等。顾炎武提倡的学风,经过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乾嘉时期,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的发展,而达到极盛,形成著名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内部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惠栋为首,钱大昕、顾广圻等属之;皖派以戴震为首,卢文弨、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属之,后来的俞樾、孙诒让亦属之。吴派擅长经史,以博详著称,宗汉,近于佞汉。皖派擅长经子小学,以专精名世,不佞汉,宗古求是。

继吴派、皖派而起者,则有扬州学派,其代表人物多为扬州府籍学者,因清时扬州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文风鼎盛,学术研究风气浓厚,成果丰富。扬州甘泉人江藩(1762—1831年)为惠栋再传弟子,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传世,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展的概貌,阮元为其作序。其中,江藩已有意识的按地域将苏州、徽州、扬州等籍学者分卷。(37) 其后十二年,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直接提“扬州学派”,阮元在《广陵诗事》卷三更是详列扬州学者,自成一派。近代,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较早涉及此概念,而对其系统的研究,则始自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

关于扬州学派的发展历程与代表人物,近现代学人尹炎武有比较精当的概括:“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38) 在扬州学派形成之前,有几位学者有启迪之功。陈厚耀(1648—1722年),字泗源,号曙峰,治经史应用天文、历法、数学而成名家,康熙时主持编纂《律历渊源》等大型丛书,著有《春秋世族谱》等。王懋竑(1668—1741年),字予中,扬州宝应人,居城南白田,后于城中筑“白田草堂”,世称“白田先生”。治朱子学,实事求是,不事虚名,一生尽瘁于《朱子年谱》,开汉宋持平学风之先。焦循将二人并举,称“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竑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39) ,扬州朴学渊源由此。另有王懋竑友朱泽沄(1666—1732年)同治朱子学,与王氏多有抵牾,但能和而不同。

正如阮元所言,扬州学派发展的早期,“高邮贾田祖字稻孙,开吾郡经学之先,与同邑李孝臣惇、王怀祖念孙友。三人皆喜饮,每酒酣辄钩析经疑。同时讲古学者,兴化任子田大椿、顾文子九苞,江都汪容甫中,宝应刘端临台拱,声应气求,各成其学。是时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大兴古学于江以南,而江北则诸君子为之倡焉”(40) 。

贾田祖,字稻孙,号礼耕,高邮人。汪中称其博览群籍,因无经学著作传世,后人或疑,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不着一字。但贾氏与李惇、王念孙、汪中等交游多见记载。李惇治诸经,著有《左传通释》十二卷、《群经识小》八卷等,晚好天文历法,苦钻梅文鼎之书,尽通其术。

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号石臞,高邮人。其子王引之(1766—1834年),字伯申,号曼卿。二人均以音韵文字、训诂考据之学扬名于天下,世称“高邮二王”。阮元赞二人“贯通经训”“海内无匹”,方东树也说其著作“汉唐以来,未有其比”。(41) 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广雅疏正》二十二卷等,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十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等。

　图9-2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像

(马恒福摄)(www.daowen.com)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人,治学“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王念孙称其“才、学、识三者皆过人”。无书不读,治学广泛,传世著作有《述学》三卷、《广陵通典》十卷、《大戴礼记正误》一卷等。又精于骈文,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之美誉,梁启超赞“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42) 。又强调通经致用,扬州学人多尊之为大儒。

刘台拱(1751—1805年),字端临,先世从苏州迁居宝应,治学尊顾炎武,深受王懋竑、朱泽沄影响,多与任大椿、王念孙等交游,品行端方,阮元、王昶等皆有称颂。江藩称其学“解经专注训诂,一本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43) ,《论语骈枝》等八卷著作经后人整理得以流传。表弟朱彬(1753—1839年)、堂侄刘宝树(1777—1839年)、刘宝楠兄弟(1791—1855年)皆受其学术品行影响。刘宝楠,字楚桢,少时有文名,与仪征刘文淇并称“扬州二刘”,著有《论语正义》,是清人注经之精品。

扬州学派在阮元、焦循主持的时期达到鼎盛,一方面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另一方面阮元的显赫地位也为学术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扬州学派通达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谥文达,扬州人。少年早达,屡居要职,历乾、嘉、道三朝,在京任兵、礼、户诸部侍郎,两充会试副主考官,后外放多省学政、总督,晚年入京,拜体仁阁大学士,赐太傅衔,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誉。阮元学识渊博,对于经史、小学、天文历法、金石书画等无不穷极精微,有所发明,有《揅经室集》六十三卷、《畴人传》四十六卷等诸多著作流传。更重要的是,阮元以其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地位与影响力,编纂群书,广开学堂,对学术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阮元一生喜刻书,主要辑录有《经籍籑诂》一百零六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等,编刻有《十三经注疏》四百一十六卷、《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等。又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广东设学海堂,选拔人才,教授朴学,刘寿曾称其“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44) 。从总的学术成就来看,张舜徽称其为“乾嘉学者最后一重镇”(45) ,所言不虚。

焦循(1763—1820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世居江都,家传易学,焦循早年会试不第,闭门不出,建雕菰楼读书,专精《周易》,涉猎广泛,著作数百卷,《易学三书》四十卷、《孟子正义》三十卷等收入《焦氏丛书》,另有收入其他丛书的《雕菰楼集》二十四卷、《扬州足征录》二十七卷等,还有稿本《里堂道听录》四十卷等传世。焦循治学善苦思,虚怀若谷无门户之见,致力于扫除汉宋争端,阮元赞之为“通儒”。

刘文淇(1789—1854年)字孟瞻,仪征人,时代略晚于阮、焦等人,功名不显,但文淇及其子孙研究《左传》成为专门之学,有大名于当时。文淇家境贫寒,一生以教书、校勘糊口。子毓崧(1818—1867年),字伯山,亦特长于校书,曾事金陵书局校《王船山遗书》,并编成《古谣谚》一百卷。刘毓崧长子刘寿曾,字恭甫,也以游幕教书为生。刘文淇著有《左传旧疏考证》八卷等,刘毓崧著有《王船山年谱》二卷等,刘寿曾著有《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等。刘氏祖孙志在纠正宋明新疏之弊,三代用力于《左传》注疏,所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卒业,实乃憾事,但稿本对《左传》研究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黄奭(1809—1853年)为清嘉道年间两淮盐商首总黄至筠次子,原名锡麟,字右原,室名汉学堂、知足斋、清颂堂等。黄奭一生热衷于藏书、刻书,尤擅校雠、辑佚。黄奭家境富足,于道光年间致力于搜集整理珍本古籍文献,每成一书便依次刊刻,随刊随刷印存样,以备校勘。在清后期的雕版印刷史上贡献颇丰。黄奭是清代辑佚大家,辑佚的佚书今传本有二百八十余种,编有《黄氏佚书考》。

扬州学派深深植根于扬州的文化土壤,是扬州学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董仲舒以来的经学传统,曹宪、李善等对文选学的构建,二徐研究《说文》之学的努力等直接影响了二王的训诂考据学、焦循的经学研究、阮元的文笔论等等。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兴起的扬州学派,在阮元、焦循主持文坛时达到顶峰。

乾嘉学派的兴起,实际是对宋明之学的反动,但清中期达到极盛时,因为清廷的文化高压等客观环境的限制,反而不再讲“经世致用”,埋首故纸,专事考据,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体现出了局限性。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更是出现了盲目崇拜汉人、一味宗汉佞汉的错误风气。扬州学派事实上受皖派领袖戴震影响很大。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人。戴震治学范围较吴派宽,能实事求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46) 。戴震曾做王念孙塾师,与任大椿交好,并长期居住在扬州,焦循一生最推戴学。1757年,惠栋、戴震于扬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唯一一次会面,成为学术史佳话。

扬州学派的特点,张舜徽《扬州学记》概括说: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业,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非特博约异趣,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郑康成之所以卓绝以此耳。清儒专门治经,自惠、戴开其先,天下景从而响和者,无虑皆能尽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广大。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扬州诸儒起而恢廓之,则终清之世,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杂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末流之弊,不知所届,庸讵止于不能昌明经训已乎?吾之所以欲表章扬州之学,意在斯也。(47)

在学术传统上,他们远追秦汉,近尊顾炎武、戴震,又不一味地佞古信古,而是敢于大胆怀疑,如焦循和王引之对惠栋都有过批评。在学派纷争上,他们打破门户之见,汉宋持平,实事求是。他们用因声求义、用回归秦汉古训、用文字校勘的朴素方法去创新发明,如焦循对《易》的研究等前无古人。他们尝试走出考据,强调通经致用,融会贯通,如汪中辨明学术源流,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特别是经学研究趋于融通汉宋、兼采今古等。

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认为乾嘉这个学术繁荣期之后马上就是蜕分期,张舜徽提出在这之间的扬州学派可算作承上启下的变革期。梁启超又以文艺复兴比拟清代学术,扬州学派不仅是最为符合顾炎武“通经致用”思想的清学正统,其以复古求革新的努力也最适合梁氏变革的要求。总之,扬州学派具有难得的“17世纪学术思想界宏伟活泼的气象”,在哲学层面上,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给以大胆的批判,在研究内容方法上,善于“开眼看世界”,这些都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