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字之学,起源于汉代围绕阐释和解读先秦典籍展开的研究,因此又被称为经学附庸。小学主要包括解释字义的训诂学、分析字形的文字学和研究字音的音韵学。在汉代,由于古文字歧异难明和适应解经的需要,出现了《尔雅》《方言》《释名》等专释语义的专书和对文字的形、声、义作全面说解的《说文解字》。其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文字学书,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为同时代经学大师马融所推崇,时人誉之为“五经无双许叔重”(24) 。
《说文解字》全书十五卷,其中正文十四卷,叙目一卷。许慎是汉语文字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在于:其一,对“六书”理论作了阐述,并据此解说文字。其二,首创以部首统领汉字的字典编纂方法,《说文解字》把9000多个汉字用540个部首统系起来,始一终亥,分部归属,为后代字典的编纂树立了典范。其三,《说文解字》每说一字,先列小篆字头,再依次解释字义,分析字形,字体有古文、籀文、或体、俗体则作为重文附后的编纂体例,并且说解中时常引用先秦典籍、各地方言作为参考,这些都为保存古文字字音、字形、字义,后代解读先秦乃至两汉魏晋典籍,考察汉字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不有《说文》,势必至今日举一字而不知其为何声,不知其为何义,甚至不知其属何偏旁。”(25) 由此可见,《说文解字》在文字学、训诂学、辞书编纂、文献学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
《说文解字》问世之后,以其博大精深、体例严谨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东汉时郑玄作《三礼注》就开始征引其内容,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云:“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26) 而自许慎以来,对《说文解字》的整理、引用和研究也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其中对《说文》的字体字义改动不乏主观臆测、穿凿附会之说,如唐李阳冰作为书法家擅改《说文》,自发新说,真本险些不传。今天流传下来的《说文解字》最早的全本,是徐铉的《说文解字》校定本和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大徐本”和“小徐本”。二徐对说文之学的贡献巨大,可称为说文学的大功臣。
徐铉(917—992年),字鼎臣,五代吴至宋初广陵人,“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27) 。他曾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李昪父子,在南唐后主李煜登基后受到重用。入宋后仕宋太祖、太宗,淳化二年(991年)遭贬,次年病逝。除刊定《说文》外,徐铉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参与《太平广记》的编写,还参加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图书的编纂,另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一卷,《稽神录》六卷等作品传世。
徐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28) 。宋太宗时,召集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说文》。徐铉作《序》,序中赞《说文》“圣人之旨盖云备矣”,而历经流传变乱,李阳冰“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因而今日校定《说文》欲“精加详校,垂宪百代”。(29) 徐铉等的校定工作主要有:改易分卷,将许慎原书十五卷卷分其二,共三十卷;增加标目,徐铉于卷首增加标目,文字与第十五卷许慎《叙目》相同;增加反切,改许慎“读若”等注音法为当时流行的孙愐《唐韵》反切之法;增加新附字,于每部末尾补录经典相承及时俗要字原书不载者,别题曰“新附字”,共计四百零二字。另序曰“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论变者,则具于注中”,“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可见徐铉等在补录漏字、辨别诸体和博采众家论述,兼以己意,以成一家之书等方面所作的努力。(30)
宋雍熙三年(986年),徐铉等献所校《说文》于太宗,深得太宗赞许,而广为雕版,流布天下,“大徐本”遂成为《说文解字》官方定本,并一直流传至今。(www.daowen.com)
徐锴(920—974年),徐铉弟,字楚金。四岁而孤,自学而知书,稍长,与其兄齐名。仕南唐,官至内史舍人,与徐铉并称“二徐”,宋初名臣李穆出使南唐,赞二人“二陆不能及也”。后因徐铉入宋为使,南唐国力日衰,徐锴忧惧而亡,年五十五。徐锴工书,善八分、小篆,同时又博览群书,精于校勘,任职集贤殿期间,陆游《南唐书》称他“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
徐锴著作颇丰,传世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说文解字韵谱》十卷等,另有《全唐文》存其文五篇、《全唐诗》载其诗五首,其他著述如《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皆不传。(31)
《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包含《通释》三十卷、《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一卷、《类聚》一卷、《错综》一卷、《疑义》一卷和《系述》一卷八个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世称“小徐本”。徐锴以个人学者身份著作,自然不同于其兄官方校定,带有更强的探索精神和学术思维。全书偏重于疏证和阐释,徐铉作《说文解字韵谱序》也提到:“锴又集《通释》四十篇,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32) 徐锴是为《说文》作注第一人,《系传》在阐发许书体例,考察字义渊源和发展,明辨汉字形体和古今用字之变化,纠正前人之失,疏证许慎的说解和历史名物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仅如此,在版本学方面,《说文解字系传》也意义重大。今天所能见到在徐锴之前的《说文》是两个唐写本,“小徐书著述的目的在于注释原书,其中许氏原文跟唐写本相同的地方较多。大徐书是用许多本子来校定的,很多地方跟唐写本不同”(33) 。因此小徐本在保存许慎原文方面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故而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尤重小徐本。
《说文解字》中保存了大量古字古义,为研究古代文献和古文字必读之书。清代研究《说文》的著作不下百余种,其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被称为“说文四大家”。扬州学派以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小学对《说文》《广雅》等古代字书韵书进行研究,其中以“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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