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空前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萧统(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人。南朝梁代文学家。天监元年(502年)被立为太子,英年早逝,谥号“昭明”。萧统笃好文学及玄学,常在东宫招聚文学词章之士,进行诗赋创作和学术研讨。他主持编订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成为一书,称为总集,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文选》三十卷,选录了东周至南朝梁代800年间130人的各体文章700余篇,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受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术成果大量以编纂为主,原创性少,而文章去取的同时就自然体现了编纂者鲜明的主张。萧统别文辞赋与策令,重文采与气韵,体现了文学的自觉;统收诗、赋、文,又体现了文学观念的早期特征。他在《文选序》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3) 的主张,更是千百年被传颂和讨论。

《文选》自诞生以来,研究学者众多,“文选学”逐渐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成为当时显学,更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不管读书作文,还是科举取士,研究文学批评,还是校勘辑佚,《文选》极为重要。张之洞《书目答问》在集部单列“文选”一类,他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14) 而文选学的奠基者,就是曹宪、李善等扬州学者。

曹宪,扬州江都人,是隋唐之际重要《文选》学研究家。《新唐书·儒学上》载,他曾“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15) 。隋炀帝时曹宪参与编撰了《桂苑珠丛》一百卷,又训注张揖所撰《广雅》十卷。据《新唐书·艺文志》,曹宪所著还有《扬州记》一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文字指归》四卷,《小字总录》二卷等,均不传。曹宪最精《文选》之学,在江淮间讲授《文选》,撰有《文选音义》十卷,为当时所重。刘肃《大唐新语·著述》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16)

曹宪著述多不传,《文选音义》宋代以后不见于著录。《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的《文选音决》中,保存了曹宪11条注音文字。这11条注音,大半与当时及后来的权威注家与通行音书相悖,王书才认为曹宪注音“好标新立异,又所操之音系属扬州方言”,故而在《切韵》流行后的隋唐被后世舍弃。(17) 但他讲学授徒,其弟子李善《文选注》影响深远,公孙罗《文选钞》篇幅巨大,共同构成了唐代选学的主流部分,使得选学走向兴盛。因此曹宪有不可磨灭的开山之功。

曹宪的弟子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善。李善,祖先江夏人,后移家江都。《旧唐书·儒学上》称他“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著有《文选注》六十卷,显庆三年(658年)成书上于朝,以后又屡次补正。晚年以教授《文选》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另有《汉书辨惑》三十卷,已失传。载初元年(689年)卒。(18) 李善子李邕亦精《文选》之学,传见于《新唐书·文艺传》。(19) 　

李善注征引繁复,疏证详明,对《文选》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善注的特点是“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续之,雅意殷勤也”(20) 。李善注以音求义,详加释事,保存古注,附以新意,所征引书籍,多已失传,注文成为辑佚资料的宝库,后世以其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并举,三者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李善以毕生精力作注,自上书后至离世三十年间,多次修改,增删不断。“代(世)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误。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21) 用力之精深勤勉由此可见。顾农认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李善注,已经是三注四注的内容,不仅以释事为主,也兼以释义,李善注《文选》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注音、释事、释义和校勘,并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可能还有其子李邕的建议和贡献。(www.daowen.com)

李善注《文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初注在当时就成为《文选》学的正宗,但由于世人认为“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22) ,也就是过于文雅艰深,难以在世俗流行。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有工部尚书吕延祚集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五人作《文选》注,世称“五臣注”。五臣注《文选》试图让读者明白诸文“述作之由”,诠释作意,为难字注音义也追求“其言约,其利博”,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于是也流行开来。自唐至今,李善注多被奉为正统,而五臣注多被贬为荒陋之作。其实后世多有《文选》注本将二者合并,称“六臣注”,可见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日本藏唐《文选》钞本的发现,说明合注的行为早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南北统一之后,社会环境趋于稳定,李唐王朝大兴文治,隋唐王朝统治者以《文选》的典丽致雅为标准品评文章,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以文学取士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唐代文人士子以《文选》为文学创作的文体样本和丰富辞藻的来源,这是选学兴起的内因。而“汉书学”的一脉相承和唐朝类书的修纂为选学推波助澜。因此,在曹宪、李善等先行者研究传授《文选》之后,《文选》学在唐代逐渐兴起。后代从事文选学的学者,有相当大一部分直接沿着李善的路子继续走注释和雠校的工作,特别是清代朴学振李氏后劲,民国学者后出转精,文选学方能一千年不绝如缕。(23)

《文选》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一直在扬州延续发展着。曹宪之后,除李善外,弟子还有同郡魏模、魏景倩、公孙罗、今句容人许淹等,活跃在扬州选学之坛,并为当时名家。到了清代,嘉庆十年(1805年),扬州学派领袖阮元特意在家庙西侧曹宪故居遗址处建“隋文选楼”,崇祀曹宪,以四弟子及李善、李邕父子配享。扬州学派尊曹宪、李善为乡贤,继承其《文选》学的传统,以“文言说”中兴骈文,使文章走向通经致用,对桐城派文法的局限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措施;以小学治《文选》,以音求义,辨识通假。扬州学派在《文选》学相关研究中产生了一大批著作,如阮元在“小学与词赋同源同流”思想下编纂的《经籍籑诂》二百卷,薛传均以《说文》证《文选》的《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等。

图9-1　隋文选楼,嘉庆十年阮元建,2009年复建

(马恒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