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从先秦进入秦汉,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变,学术的发展也随之经历了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而后崇尚黄老、再到独尊儒术的演革,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董仲舒正是处于学术的这一演革过程中,并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

董仲舒,据考证约生于汉惠帝三年至四年(公元前192—前191年),约卒于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7—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衡水景县)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1) 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理论被汉武帝所接纳,成为封建大一统理论的基石。他同时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最精《公羊春秋》,他著书讲学,教授儒家经典,成为西汉儒学和经学的代表人物。他曾事江都王刘非为相,在扬州以儒学教诲骄王,关心百姓,有一定的政治实践。扬州经学大概由此发端,后学者多以名宦尊之,留下了诸多纪念他的古迹,如董子祠、大儒坊等。

每个时代的理论体系及哲学思想形态,总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密切相关的。从先秦进入秦汉,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理论体系及哲学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时一系列总结我国古代科学成就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著作问世,主要有数学方面的《九章算术》、医学方面的《黄帝内经》、药学方面的《神农本草经》、天文学方面的《灵宪》《浑天仪图注》及各种宇宙论的学说等。西汉前期正处于我国古代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之中,诸如宇宙论、天文学、阴阳五行说和医学的理论体系等学术,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早年读书,游历齐、赵,求学于公羊寿,用力艰深,得传《春秋》真义,《史记·儒林列传》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生,于赵自董仲舒。”(2) 遂著书立说,开坛传教,名满天下。《汉书·董仲舒传》称:“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3)

汉武帝即位,颇思有大建树,所以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即“诏贤良”行对策。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赏识。武帝一方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贯彻董仲舒提出的主张;另一方面,委任他为江都易王刘非之国相,希图他能以儒学思想教诲诸侯王。随后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4) 。

公元前122或前121年董仲舒辞官回乡,“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他的著作情况,《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5) 《汉书·艺文志》载两种:《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天人三策》及其他篇章散见于《汉书·董仲舒传》《食货志》《五行志》等。(6) (www.daowen.com)

董仲舒的主要学术思想,是基于《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哲学体系。“焚书坑儒”之后,经学一时绝迹。汉兴,儒家传经,由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今文经学派别林立。他们解释经文,着重章句推衍,讲究“通经致用”,提倡尊君抑臣、大一统、正名分,并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其中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最适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

董仲舒所建立的思想体系,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7) ,具体说来就是在宇宙观上建立自然神的“天”,天人存在感应,因此王道取法于天;君主则成为封建伦常化的“天”,因此臣民待教而善,遵循“三纲五常”;天道“变而有常”,因此应天改制,应人制礼,封建大一统的一系列政治理论就此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学术思想本质上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讲学主要是教授儒家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治国也是如此,他在任国相时,对骄横的诸侯王常以儒家的礼仪思想匡正之。刘非曾与之探讨勾践与三臣相谋伐吴事,称三臣为“三仁”。董仲舒却认为“本无一仁”,因攻伐非仁义和王道,不足与仁人道。刘非闻言,明白董仲舒借此劝导其穷兵黩武非仁,心悦诚服。《董仲舒传》也记载其以阴阳推衍之法为百姓求雨止雨。《汉书·循吏传》称“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8) 。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9) 但刘歆更看重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10)

董仲舒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不仅是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建筑者,更是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春秋》大师。他首推阴阳,错综五行,广纳博采,融合先秦诸子,以“微言大义”解读《春秋》,开创了治经讲经的经学时代。(11) 他开坛授经,有影响的弟子数百,学生及后学众多,“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12)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远来看,董仲舒不愧为经学的开创者和一代大师。

董仲舒之于扬州,可称为扬州经学之渊薮。清嘉、道年间(1796—1850年),扬州学派领袖阮元分别在杭州、广州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高悬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以《公羊春秋》为经学正宗。其弟子凌曙集先儒诸说,引用隋唐,考证版本,校订异同,作《春秋繁露注》十七卷,阮元称赞闳深肃括,卓然成一家之言,自有《春秋繁露》以来两千余年,未有功大于此者。凌曙弟子陈立(江苏句容人)亦精于公羊之学,用力三十余年著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扬州学派发扬董子学者,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