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和书院基本承载的是应试层次的教育,因此蒙学和早期教育,就主要由民间私学来承担。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元代普遍确立的社学制度,虽有官学的性质,但因其具有启蒙性和民间性,故仍归于私学,因此私学就主要由社学、义学、私塾、家塾等构成。

一 社学和义学

扬州城内社学,可考者自宋嘉泰二年(1202年)始:“宋嘉泰二年,教授乔行简建,堂曰养正,设两序,东曰上达,西曰幼仪。”(47) 一度还曾于四门内皆各设社学,不过时兴时废,至明代万历、崇祯间由兵备道熊尚文、郑二阳先后修葺。(48)

所属诸县(州),社学所在多有。《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七《学校志》“社学”注“旧志:宋嘉定十年,郡守丰有俊创小学于东庑之东”,入元则转为社学,其职仍为“训迪里井童子”,计有两处,一有房11间,一有5间(49) ,规模都不甚大,且办学时间不长即废。明承前制,初期对兴建社学屡有鼓励,如洪武八年(1375年)、十六年(1383年)两次颁诏,许民间立社学,秀才可充教谕,有司不得干预,至于曾经犯有过错的人则不得为社学之师等。嘉靖五年(1526年),宝应县内设有社学2所;天启年间(1622—1627年),乡绅潘坦如、潘煜如、杜时芳、刘心学或捐赀或捐地,于县东门外设有兴让堂,为教谕华允谋率生徒讲学之所,高攀龙曾为之记。(50)

清代扬州义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官府在官学或书院基础上创立的,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守赵宏煌在府治西建义学1所,后升级为课士堂(官办为主);雍正十三年(1735年),江都知县朱辉在课士堂前购民房办义学,名为邗江学舍,专给家中无财力生童上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建扬州营义学于东马神庙、盐捕营义学。高邮境内义学则多与官府有关,如义学淮海书塾,“每年在学田项下拨给钱十六千文,按季支取,为蒙生费用”(51) ,这里所谓的“学田”实系州学产业。咸丰二年(1852年),知州魏源在临泽镇仓圣祠建惜字义学;十一年,在炼阳庵设立义学;光绪十三年,知州谢因恩在北乡万缘庵、十方庵设2处义学;二十三年,知州章邦直整顿义学,将原8所合并为5所。这都是官办。宝应境内,自康熙至光绪间,共有义学11所,其中6所为官办。二是由乡绅集资兴办的,如顺治三年(1646年)邵伯镇甘棠义学,即由本镇乡绅兴建,专收本镇贫苦学生;乾隆三年(1738年),扬州城萧嵩在城外大水湾创办甪里学舍,招收生童百余人,则是一所有相当规模的义学;今邗江境内瓜洲镇,分别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同治七年(1868年),由地方吏绅共同创办过培英义学和火星庙义学。三是由与盐业相关的部门举办。如光绪六年(1880年)高邮增设经书义塾2所,在江都县旧城赞化宫和新城地藏庵,后又在万寿寺、务本堂、天宁门街及旧城增设4所义学,共为10所,皆隶属于盐运使;而江都也在城外各乡镇兴办了14所义学,都属于盐运使;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淮盐运使赵滨彦还曾改经书义塾及城内义学8所为两淮初等小学堂。此外,义学与书院也有较多关联,有附设于书院的,如前面提及的淮海书塾;有由废弃书院改建的,如高邮州,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即在停办的珠湖书院处设立义学。

义学主要属资助救济性质,如淮海书塾所设淮海义学,“赈寒士”,“以学中公项给学中贫士”(52) 。社学、义学,又多建于佛道寺庙观堂附近,甚者直接借庙观为之,或与养老、救济等机构相伴,于此亦可见其社会救济性质,是故上真殿、炼阳庵、火星庙、天王寺、三官殿、三茅宫、华藏庵、茶庵、孙公祠、三元殿、岳王庙、承天寺、泰山庙、涌莲庵、文昌宫、福寿院等,几与义学划等号。

因为社学、义学办学既不规范,也缺少持续性,所以史载相关入学就读的例子极其罕见,扬州就读于义学而见载于史者,有李惇,“先生生而颖异,九岁入义学,读经一目即记”(53) 。(www.daowen.com)

二 私塾

官学时断时续,书院官化、科举化,社学、义学多虎头蛇尾,因此私塾始终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要渠道。

私塾,从教师的角度看,有自设自办的称为书塾,有到东家坐馆的称为家塾;从办学程序上看,有启蒙性质的称蒙馆,有讲经应试的称为经馆,前者程度较低、以识字写字为主,后者则讲四书五经并习所谓时艺。还有一种村塾,为一村或相邻数村村民、一家或数家合力延师设塾,学生上学按年或季缴学金或学谷,而且每家轮流供膳,每逢四时八节也要略表节敬。

私塾所用教材,启蒙阶段最常见的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再进一步,则是《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经应试一级的,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要讲一些高头讲章;至于《古文观止》《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乃至《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等书也时有所见,主要视塾师自身的学历、修养而定。

扬州知名的塾师,如宋代乔竦,高邮人,“以学行推于时,教授乡里,从之学者多以文行知名,而淮南数千里间,高邮若齐鲁,自竦发之,孙觉其徒也”(54) 。其子乔执中,字希圣,亦好行教授事,史称:“入太学,补五经讲书,五年不谒告。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见而器之,命子弟与之游。”(55) 汪中之父汪一元也是一名塾师,“隶学宫二十年,矜名负气,舍鬻文教学不以食,渊静好书,星历卜筮声乐,皆究其微”(56) 。所谓“教学”,应该也是坐馆之类。清光绪初年间,成孺在宝应城西创设明善堂讲习所,讲授经学,为当时县内较有名气的经馆之一。

除家塾、书塾、村塾等私学外,还有一种特殊性质的私学,就是家学。扬州最可称道者是家学,最典型的要数仪征刘氏、宝应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等。至于外出拜名流为师以及私淑名流者,亦往往有之,如“沈铢,字子平,真州扬子人。父季长,王安石妹婿也。铢少从安石学,进士高第,至国子直讲”(57) 。又如“蒋宫,字伯雝,仪真人。五岁,诵《孝经》《论语》《左氏春秋》。十岁,善属文。从学陈子山。子山锐意释经,宫乃列诸家传疏得失进,子山异之,授以《诗》《书》《春秋》,宫辄悟其旨。子山谓人曰:‘明敏若宫,虽汝南应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极群书,于制度沿革、阴阳历数之义无不通。元至正初登第”(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