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的设立既与行政设置密切相关,也与地方官学建制密切相关。隋唐之前,府州县学的设立并无定制,基本依靠地方官员的主观自觉。而扬州在这一时期既未开府,故地方官学的设立于史无征。此时学子,多有求学京师太学或私学者,如张纮,“游学京都”。据裴松之注引《吴书》,张纮所入者即太学,所师事者为博士韩宗,而所治则是京氏《易》、欧阳《尚书》,同时还在太学之外从师学习《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等。(1)

隋文帝时,广陵始称扬州,并设总管府,自此扬州行政级别及所治属虽仍有变更,但其作为江淮重镇的地位已基本确立;唐代中央政府特别重视地方教育,不仅要求地方普遍设学,而且依府、州、县大小将地方官学分为大中小三等,确定学校规模和学生额度,配套任命博士、助教,故扬州地方官学的设立应自唐始。

从办学主体看,扬州地方官学分府学和县(州)学两个层级;从学校类型看,扬州地方官学,基本以儒学、武学两类为主,元代一度设有阴阳学、医学;从学校层次看,扬州地方官学基本上属于中高等教育。

扬州府学最早的记录,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太守许中在扬州夹城英缠坊建州学宫,并附设江都县学于州学宫内。(2) 明洪武(1368—1398)中,太守周福原在府署后儒林坊,依旧规重建府学,其后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年间,房舍屡有扩建。嘉靖四年(1525年)毁于火,太守易瓒重加修葺。有清一代,府学沿用明代旧址旧制,自顺治二年(1645年)太守胡蕲修复,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历任府尹多所扩建、改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郡人汪应庚捐资兴学事。

官学由政府举办,其办学资金基本源于政府拨款,民间即便资助教育,也多用于书院或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如义学等,直接资助官办学校用以零星修缮者或亦有之,如康熙五十九年(1659年)陆翼捐建魁星楼、乾隆五年(1740年)汪应庚修补府学乐器并建库贮存等,但大规模捐资重建者极少,因此汪应庚捐资助办扬州府学值得重视。当时的扬州太守为高士钥,据其《重修扬州府江甘三学记》称,虽然他重视地方教育,到任后也以复兴府学为重,而其时又正逢雍正帝降旨,要求地方“支正供以有事于学”,但经费浩博,一时竟难以筹措,这时汪应庚挺身而出,表示愿意承担修缮费用。此事殊为少见,故高士钥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上报行省,得到批复后才接受汪氏捐助。这次修建,确也是规模空前:自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启圣殿,至文楼、魁阁,乃至点缀之圜桥、泮沼诸建筑,几乎全部重新修建,前后历经3年,耗银5万两才完成。不仅如此,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汪应庚又捐出1万3千两,在城南购良田1490亩,以为今后的缮修费用以及参加省、会试士子的相关费用。(3)

汪氏捐款助学之特殊性有三:一是民间资助官学一般要报上级官府批准;二是地方官学的建设费用以及日常运作所费款项较大,地方政府往往难以应付;三是地方官学为了节约办学成本,往往将府学和县学合并——汪氏所捐建的虽是扬州府学,但当时扬州府下属江都、甘泉两县学皆附属于内,并没有单独办学。

府学设教授和训导之职各1人。至于学额,儒学设廪膳生40名、增广生40名,廪膳生与增广生属正取名额,前者享有膏火贴补,后者则无;另有附学生25名,额外录取的意思。武学20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前,还曾在儒学设商籍14名、灶籍6名,此后便行裁撤。(4)

扬州府学下属的江都、仪征、高邮、宝应诸州县学,溯其由来,多在两宋之际。如高邮县学虽称唐贞观年间(627—650年)设,但所可考者,实为至和二年(1055年)知军事邵必始建(5) 。仪征县学之设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江都县学,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扬州知州许中所建;宝应县学,则是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知县贾涉所倡建(6) 。

县学设立之初,有附于府学者,如江都县学虽宋时已建,但实附于府学,直到明洪武七年(1374年),才由知县吴启、训导崔宗武度地,乃“专立江都县学”(7) ;当时尽管一度专立,亦不过解决有无问题而已,其中殿堂斋庑等,尚待后来者陆续增建,如正统三年(1438年)两淮盐运使严正建崇文阁,景泰五年(1454年)同知蔡坚建观德亭,成化六年(1470年)太守郑岑创讲堂等——自独立办学至初具规模,前后延宕近百年。所以如此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办学经费难以筹措。邹守益在《仪征县学记》中就称,仪征虽有县学,岁久日圮,而修葺艰难,原因就在于“财力弗赡”(8) 。政府既无财力,而办学又事涉地方风化和人才培养,势在必行,故县学之修建跟府学不同,往往更多要借重地方乡绅援手。江都县学至明成化,好不容易建成规模,但旋遭火灾,几乎荡然无存。其后经两任监察御史主持重建,始得恢复,但“其费总若干万缗,大抵皆出于经画,而毫末不以烦有司”(9) 。仍以仪征县学为例,康熙十五年(1676年),明伦堂摇摇欲坠,捐资修建大成殿的许承远无力再建,第二年明伦堂彻底倒塌,令尹马侯“无所措”,只好求助许承远之子松龄,许松龄在其舅吴爱襄助下,才重新建成。(10) 一个明伦堂,父子相继,甥舅同心,才能完成重建,可见县学举办之不易。

地方官学所以屡建屡修、似断还续者,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科举的考试选士职能完全覆盖取代了学校育才养士的职能,尤其是随着科举制度的程式化,取士不经学校,而学校遂成摆设,学校之职能不过祭祀、考试、发放膏火而已。(www.daowen.com)

扬州地方官学的时毁时建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原因——由于地处江淮,宋元以来战争频仍,故学校屡毁于兵燹。如仪征县学,开禧间(1205—1207年)毁于兵火;高邮军学,元末兵毁;宝应县学,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毁于倭;江都县学,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毁于兵燹。

地方官学的主要职能,一是举办各类仪式,最典型的如祭祀先圣先贤、诵读《卧碑文》《圣谕广训》等;二是安置官吏掾属;三是招收生员,组织基层科考。

地方官学的仪式化倾向,于高邮县学表现最为典型——县学的主要职责,似乎就是为每年登科举者举行庆贺仪式,并以此勉励诸生以他们为榜样、努力研习儒家经典。故每年岁试、科试录取名单送县署,首先在署衙旁张榜公布,再择吉日举行隆重典礼。典礼日,召集县学诸生,先由县令引领文游台献爵,再由鼓乐导出游街至学宫。进学宫,先谒文庙,进大成殿叩拜孔子牌位,再至明伦堂向学正、训导行拜师礼。次日诸生再集明伦堂,由学官领读《卧碑文》,并许新生入学。(11) 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学的主要建筑亦服务于这一功能,大成殿及其附属设施往往是首批列入建设的项目,而供教学所用的明伦堂及其主要设施,则往往排在后面。如江都县学,自洪武七年(1374年)独立建校,至成化九年(1473年)始创明伦堂,设正心、诚意二斋,次年方建教谕宅;仪征县学,先大成殿,后明伦堂;而高邮县学,方志所载重建重修者,尊经阁、崇圣祠屡屡见之,明伦堂不过正德五年(1510年)一见而已。

官学的具体教学活动,从史籍所载来看,无论教谕还是训导都能身先垂范、恪尽职守。扬璟,天顺八年(1464年)任江都教谕,“性惇谨,学务明理,教以身先。每夜宿堂后寝室,课诸生诵读,仍置二生递值,鸡鸣起,侍户外,候灯出,辄随往各斋,验诸生勤惰,暇则签召诸生,背诵经书,或讲说理义,历数年如一旦。诸生亦竞用奋起,所藉成名甚众,人以比河汾、湘湖之教,非谀也”(12) 。

江都、仪征、高邮、宝应诸县学,一般设教谕(学正)1人,训导2人;高邮一度由县改州,故训导曾设3人。

县学学额:仪征县廪膳生员20名,增广生员20名,附学生员25名,武童15名;高邮县廪膳生、增广生各30名,附生岁、科各25名,武生15名;宝应县则时有增减,少至各3名,多至各27名。

扬州地方官学虽然自宋以后渐成体系,但当时仍有至外地官学求学者,如:江都人潘及甫,字宪臣,一心向往胡瑗经世之学,听说他在湖州主学,遂往从之。(13) 孙觉,“甫冠,从胡瑗受学。瑗之弟子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14) 。往太学求学的更是大有人在,如宋有“乔执中,字希圣,高邮人”,“入太学”(15) ;“王居正,字刚中,扬州人”,“入太学”(16)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自宣和间入辟雍”(17) ;明则有“陈炎,字公信,江都人”,“洪武间,贡入太学”(18) ;仪征人彭真,字用实,“洪武间,领乡荐,入太学,博友名流,所得益宏”(19) ;陈善,字性初,“仪真人,洪武间,以贡入国学,为上舍生”(20) 等。而从这些求学者的具体经历来看,似乎并不是“具名”,而是有具体的学校生活经历的。

元代曾令府州县皆设阴阳学和医学,“每旦望,则教授率医生奠谒于三皇庙;毕,会讲于庙庑”(21) ,尽管每月旦望都有所谓教学活动,但不过行礼如仪、虚应故事而已。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扬州市域今存府州县志亦有所载,如宝应县于南门外设阴阳学,而境内诸旧官署亦曾有医学之设,并称“昔县署中于夏秋之交,例施疟痢丸散,犹其遗意”(22) 。由此可见,虽然医学之设并非全日制教育,其教育教学活动不少又是虚应故事,但对于底层公共卫生事业的经营仍有推动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