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迭经百日维新失败、义和团爆发、八国联军侵华、皇室西逃、被迫与西方列强媾和订约、赔款等一连串的打击下,慈禧不得不下罪己诏,同意继续进行新政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底(1901年1月)下诏,谕令各部大臣与各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博采群言,逐渐施行。”(51) 故各种思潮一时十分活跃,仅隔十一年,武昌首义,政权易手,而不少地方实权仍在旧官吏、旧军人手中,思潮或有异同,举措或有因革,但大体是相贯通的。

扬州虽然日渐被边缘化,但历久积淀的文化自有其深厚的惯性和动力,故依然保持着对时局安危的敏感和对新生事物的追崇。晚清新政和随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对扬州都有着深刻影响。特别是辛亥革命,在扬州这样一个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都非常薄弱的地方,由士绅、巨商请来一尊大神,盐枭出身的驻镇江新水师营管带徐宝山前来扬州,实现了“光复”。而徐亦不负众望,在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年代,保证了一方平安,促进了一方的发展,故扬州人在其死后为其树碑建园,名曰“徐园”。

一 扬州学派的流风余绪

嘉道之后,扬州学派渐趋衰势,这固然与缺乏像阮元、焦循那样的领军巨匠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时代风气使然。晚清时期,改革教育,停止科考,大大削弱了儒学的地位,打乱了经师的培养机制,促使经学走向衰落。但由于师传、家学等影响,扬州仍不乏一些名家、大师,如成蓉镜、刘岳云、桂邦杰、刘师培等。

成蓉镜(1816—1883年)字芙卿,晚号心巢,父母丧后改名为孺。宝应人。诸生。30岁后绝弃科举。同治四年(1865年)入曾国藩幕,先后与刘毓崧、刘寿曾在金陵书局校勘书籍。十年任知县。光绪六年(1880年)主讲于长沙校经堂,三年后去世。其著述众多,有《周易释爻例》一卷、《禹贡班义述》三卷、《尚书历谱》二卷、《太极衍义》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等。其弟子冯煦《成先生行状》云:“先生学凡三变,二十攻词章,三十攻考证,四十考义理。”这一学术历程是与时代风潮密切相关的,曾国藩从重词章到汉宋兼容,也相类似。(52)

刘岳云(1849—1917)字佛卿,号致庵。清亡后更名震。宝应人。光绪十一年(1886年)进士,分任户部主事,累迁郎中,京察一等,后授绍兴太守。年少时,刘岳云师事成孺,精研古籍,于训诂、音韵、典制、舆地等皆有留意,为学精当。20岁至金陵谒李壬叔(善兰)先生、吴子登(嘉善)先生,遂得并通代数。(53) 所以他在晚清“经世致用”的大潮中,成为当时少数“兼赅中西”的学者。

桂邦杰(1856—1928年)字蔚丞、伟臣,江都人。三岁失怙,少从刘寿曾兄弟游,经史词章、舆地算学,兼习而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会试入都,与严复、林纾等同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1918年归里,被邀为江都、甘泉县志总纂。在江都、甘泉县的《续志》中所记载的许多新事物,作者却偏寻出其“古根”来。如“自治考”小序说:“地方自治,古无是称。其实则周之族党比闾,汉之三老、啬夫、游徼,皆以乡土之人董乡土之事,即今世所谓地方自治也。”(54) 在“凡例”中提出“续志不载舆图地理”,因为“旧图简陋不足为据,志地亦惟考古,兹就同治江宁布政司属图加以考订,分别列入”(55) ,把天文晷度细列志中,体现其趋新的一面;而志中列入大量节妇贞女,又体现其守旧的一面。“学校考”中一一记载了晚清新政中学务之兴、学校之兴的诸多实况,同时又记录了府学中置存的礼器、乐器,而且还附“新颁武舞器式”(56) 。这两部方志,可以说是新旧学交替混合的一个标志,也反映了当时学人的一个基本状态。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扬州学人应数刘师培。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近代经学大师。他出生于扬州青溪旧屋一个经学世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等相继致力于《左传》新疏,世称“三世一经”,颇负盛誉。师培早慧,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9岁参加南京府试,中第十三名经魁。20岁时参加会试落第。归道上海,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谢无量等相识,时诸人宣传排满反清,师培心契其说,改名光汉。著《攘书》,创《警钟日报》,发起国学保存会,兼为《国粹学报》撰文,风切时政,寓诸论学,由是知名。1907年,师培夫妇应章太炎之邀,与苏曼殊、汪公权东渡日本,与太炎(枚叔)在学术上多相切磋,时有“二叔”之目。与太炎、独秀等发起“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多得独立”为宗旨。师培夫妇又参与发起“社会主义讲习所”(后改名为“齐民社”),以其妻何震名义出版《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关注民众特别是农民疾苦,提倡妇女解放。1909年师培夫妇回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为其考订金石古器,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后应邀在四川国学学校任职,参与发起四川国学会,兼任四川国学院副院长。1915年8月14日,刘师培与杨度、孙毓筠、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袁世凯逝后,因众人惜才,方免于被追究。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刘师培被聘为教授,讲授汉魏六朝文学。师培编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受到学术界好评。当着新文学风潮崛起时,又创办《国故月报》,任主编,与之抗衡。1919年11月20日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后由学生刘文典亲护灵柩回扬安葬。

政治上,刘师培一生都在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但是时正时偏,至其后期则一误再误,令人扼腕叹息。学术上,他一直是在向前向上,许多方面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诚为一代大师。一生著作甚丰,凡74种,今人整理出版《仪征刘申叔遗书》《刘申叔遗书补遗》,计760多万字。

刘师培在川被拘时,章太炎曾作保释《宣言》:“昔姚少师语成祖云:‘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57) 可谓至言。

汪东《刘师培传》论曰:“师培服袭先业,又秉绝人之资,泛览百家,兼综条贯。清儒治经,自休宁戴震为皖学,吴惠定宇为吴学,绍述流衍,各臻其极。至师培而奄有之,可谓难矣。弱龄著书,年不中寿,故其说前后抵牾者,亦时有,要未足为病也。出处不慎,几陨厥躬。然其所成就,足以渐被后世。子云、子骏,岂以一眚掩乎?游士之属,朝从暮衡,彼固不得以师培为藉口也。”(58) 这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 以省立扬州中学为代表的兴学留洋热潮

学务之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停科举始。1906年,扬州成立扬州学会,由府属八州县人士公立,后改名江都县教育会,附之有宣讲所、阅书社、私塾改良会。甘泉县亦设教育会。扬州最早的新式教育是西方教会办的,而地方学校之设则自1902年创设仪董学堂、笃材学堂始。两淮盐运使署以安定、梅花书院经费之半设立仪董学堂,系中学制,后改为两淮中学堂;淮南书局改建成笃材学堂,为高等小学制;尊古学堂(前身梅花书院)改设为两淮师范学堂;并新办两淮初等小学堂八所。扬州府办的主要是扬州府中学堂,先由江甘仪三县公立,后改由府属八州县“带收忙漕串票捐每张十文,各以其半拨充中学堂经费”,归扬州府督办。民国建立前十余年,新式学堂有40余所,有官办、多种形式公办和民办,然草创时期,往往新旧杂陈。而辛亥革命后,兴学热潮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现代化教育体制初步建立。1923年设立教育局,下设一、二、三科,总管全县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到1930年前后,城乡约有小学116所、中小学教师300多人,在当时的江苏应属教育发达地区。

与兴办新学热潮相关联的是留洋热潮。典型的是卢晋恩兄弟。卢父绍绪,江西上饶人,因业盐遂在扬州安家。晋恩,诸生,以时事日棘,慨然弃举子业,与弟萃恩游学日本,更历欧美诸国。学成归国,捐资兴学,在南河下康山卢宅创办卢氏师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报部立案,更名扬州速成师范学堂。晋恩自任堂长,学生年收一级,60人为限。不收学膳宿费,并月给费用资助。后因款绌中止,先后毕业两批,成就生徒数十人。据民国《江都县续志》《甘泉县续志》记载,盐商丁光熙之孙文玺留德;府吏赵存应之孙连璧留日,商科毕业;县吏朱德采有子五人,一子英国海军大学毕业,一子英国工科毕业。但与苏杭等地比起来,不是很多,因此引起了刘师培的批评。他认为扬州要改变现状,必须振兴学校,鼓励留学。(59) 或者是受刘师培之影响,或者是风气日渐开化,后来扬州实际上留洋者甚多。一些达官巨贾,如小盘谷的两江总督周馥、何园的汉黄德道道台何芷舠、宁绍道道台府的吴引孙与吴筠孙的后人,仪征世家刘氏、厉氏、盛世的后人多有出国留学者。不少出国留洋的学者后来都成为国之栋梁,这都是新式教育的重要成果。

在兴办的新式学校中,最出色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扬州中学。

扬州中学发展的历史比较复杂,在晚清民国年间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902—1913年,学堂初开,中西并重。该学堂前身是1902年扬州开办的仪董学堂、笃材学堂,后改为两淮中学堂,1912年与扬州府中学堂合并为淮扬合一中学,1913年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学堂创办之初,秉承光绪《定国是诏》所确定的宗旨:“以圣贤义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实施名宿治校,总办为程仪洛,第一任至第四任总教习为屠寄、王鹏运、李慎儒、安子联,多为进士、翰林。教师桂邦杰、鲍心增等皆一时名士。学习课程有伦理、国文、经学、历史、舆地以及算学、外文(英、法)、物理、化学、体操、图画等。1909年两淮中学堂学生毕业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呈请朝廷,定毕业生中最优等为拔贡生,优等为优贡生,中等为岁贡生,下等为优廪生。

1913—1927年,分别为八中和五师,各具特色。八中提倡人格健全,学术健全,体育兼重,自治自动。先后有五任校长,以李荃(字更生)名最著。李更生掌校六年,锐意改革,律己甚严,有“更生八不箴”,曾手书“竖起脊梁担事”悬诸室内,砺己示人。五师1912年创建,提倡诚敬、公恕、勤朴、勇毅。历两任校长,任诚(字孟闲)掌校十五年,精心筹划,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不断提高办学层次,丰富办学结构,还曾创设高邮界首乡师,居于全国领先行列。两校师资都强,八中有桂邦杰、朱自清、徐谟、厉志云、胡焕庸等,五师有吕凤子、李涵秋、任二北、鲍贵藻、吴涤楼等。其学生优秀者,八中有曹起溍、余冠英等,五师有吴定良、黄质夫等。

1927—1937年,五师与八中合并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一时期可称为辉煌时期,名师荟萃,教育卓越,人文渊薮,蜚声海内。校长周厚枢(字星北),其治校首重精神建设,亦重物质建设。该校不仅拥有优美雅致的校园环境、先进一流的教育设施、既高标准又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德智群美体全面发展的优良学风,而且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1936年全校58名教师中,大学学历44人,大专8人,无学历名师3人,其他3人。在大学学历教师中,出国留学4人,取得博士学位的1人,硕士学位1人,曾任大学教授者4人。数理化课程悉用外文原版,英文、德文则请外籍教师执教。扬中著名校友、“两弹一星”功勋黄纬禄回忆,江苏省毕业会考前,汪静斋老师曾用一节课将三年所学的三角、几何、代数、解析几何等全部提纲挈领复习一遍,印象极深。1937年,有419名学生升入大学,其中出国留学的有22人。故有“南扬中、北南开”之美誉。二十年中扬中培养了一大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优秀人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就有14人。(www.daowen.com)

1937—1949年,在抗战中,尽管局势动荡不安,扬中先后在多地分散办学,仍然弦歌不辍。周厚枢校长带领部分师生入川,并主持国立二中;在本城的,一度改称苏北公立扬州中学;一部分师生分别在泰州和上海复校,虽辗转乡间,仍坚持上课,艰苦备尝。朱宗英校长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复校纪念文》中说:“校院分为三,而精神一贯,综计八年抗战期间,琐尾流离,分头讲习,虽烽火满天,泥涂中露,而决心救国,从事培才,以保持吾校十年教训之功,未敢有一息之荒怠也。”抗战胜利后,总体复原,直至扬州解放。(60)

晚清民国,扬州政治、经济等方面多半无可炫耀,唯教育特别是省立扬州中学声名卓著,引人注目。其时扬中招生是敞开的,多有外省市考生来报考,而选拔极严,往往十几乃至几十取一。因为生源质量高,高考录取率也高,众多名校如清华、交大等也以招收扬中学生为幸。

三 本地特色文化的发展和有影响的文化事件

晚清民国,扬州工业几乎乏善可陈。商业、金融业则较为发达。商业一度仍以盐业为主。随着海岸条件变化,淮南盐厂生产渐衰,就在灌云、涟水等地铺设盐圩,生产晒盐,以济南销,名为济南盐场。该盐场有大德、大阜、大晋、公济、裕通、大源、庆日新等七大公司设在扬州,驻扬场商近百家,运商有300人之多,盐场年征税达亿元。(61) 其他商业更是名目繁多,仅民国年间同业公会即有:米业、绸缎业、布业、估衣业、染业、绣货业、帽业、鞋业、嫁妆皮箱业、茶业、烟业、酱业、茶食业、金珠业、铜锡业、漆器业、香粉业、油漆业、纸业、南北杂货业、洋广货业、烛炭业、药业、酒业、油业等。“以上各业合计一岁数逾千万,而茶肆酒馆及寻常食用之品,凡属于零星贸易者尚不在内。”(62) 而商业特别是盐业带动和促进了金融业发展。1923年扬州钱庄达到31家,资本总额60万两多。同时,新式银行也开始出现,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在扬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1909年扬州成立了第一家地方商业银行——大和银行,还有众多的保险机构、储蓄会、贷款所、典当行,构成了扬州的金融网络,培养了大批金融人才,并从而产生了金融巨子胡笔江。扬州商业、金融业之兴盛,构成扬州现代化转型的一大特色。

与当时的扬州经济状况相适应,本地特色文化也有了一定发展。

园林建设,虽与康乾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但晚清民国也有一个小高潮,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如晚清退隐的汉黄德道道台何芷舠建何园,两江总督周馥购得旧园重修而成小盘谷,宁绍台道台吴引孙建芜园,先属陈氏、后归许氏的蔚圃,盐商李锡珍建珍园等;民国年间,镇扬汽车公司总经理卢殿虎建匏庐,盐商汪伯平建汪氏小苑,盐商刘氏修建陇西后圃为刘庄,钱业经纪人黄益之建怡庐,李鹤生建逸圃,盐商周觐臣建平园,杨伯咸建杨氏小筑等。除了何园面积较大,其他都较小,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体现了中西合璧,或在房屋建筑风格上,或在内部陈设上,或在使用器材上。特别是何园,打破了城市山林中宅院分隔的传统布局,以北部为后花园,中部为中西合璧的住宅院落,东南则为片石山房,宅园浑然一体;又以厅堂为主,建复道回廊,上下脉络自存,形成立体交通,可多层赏游,故古建专家誉之为“晚清第一园”。

湖上园林也就是瘦西湖,其中最精粹也最精彩的有两处,即徐园和五亭桥。徐园建于民国,初为徐宝山祠,后改祠为园,可视为“小园宜静观”的典范,尤其是“月观”,临水而建,静坐其室,能真切地感受到“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之大美。五亭桥为乾隆年间所建,亭毁于咸丰兵火,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石桥。1933年,由邑人王柏龄“集合同志,组织委员会”,募款鸠工,重建五亭。建设中,较旧亭有所改进,改青瓦为琉璃瓦,改五亭分立为五亭相连,故茅以升称之为“艺术桥”,成为瘦西湖乃至扬州市的标志物。清代湖上园林分属各主家,民国年间王柏龄重整瘦西湖风景时才使各处建筑、景点真正联为一体。

诗文雅集,文人一乐,扬州余韵犹存。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日,为贺陈六舟八十寿诞,范用宾、张午桥等九人在湖上草堂雅集,九人生同郡,幼同学,壮相友,老相亲,最长者徐啸竹八十一岁,最幼者范用宾六十六岁,他们赋诗酣饮,直至傍晚,并照相留念,时人谓之“竹西九老会”,有《竹西九老吟》刊刻问世。1914年,四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才子创办新报《怡情报》,时值农历甲寅年,人称“甲寅四友”。其中有雅好掌故的杜召棠,才华横溢、自号二丘(语出《诗经·国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麦”,即自谓麻木,扬州话,麦、木同音)的汪禧,少负文名、英年早逝的戚素秋,书画出众而一生清贫的丁悯公。影响最大的当数“冶春后社”,先由臧谷、后由孔剑秋主持,早期社无定址,会无定期,1915年起,得徐宝山夫人孙阆仙之助,设社于徐园内,极为幽敞,活动渐趋正常,曾于此接待过康有为,康作《再游扬州感赋》纪之。孔剑秋是孔子后裔,因废科举而止步于秀才。为人沉毅明慧,勤于任事,博识多闻,雅擅诗古文词,尤长灯谜之学。曾组织“竹西谜社”,相约每月一次,各制谜以十条为率,多多益善。同时注意与外界交流,特别在抗战中,多有精彩谜作,如制谜“灭倭乃民意”,猜五言唐诗一句,谜底为“落日故人情”;以“神户未可往”,猜俗语“进不得庙门”,为众激赏。其时,竹西谜社竟与北平射虎社齐名,如双子星座。

琴棋书画,文人雅趣,也成一时之盛。琴艺自古即有广陵派,1932年广陵琴家孙绍陶、张子谦、刘少椿、胡滋甫等正式创建“广陵琴社”,在大江南北极有影响。扬州历来棋风颇盛,围棋国手黄龙士出于扬州,范西屏《桃花泉棋谱》刻于扬州。象棋更为普及,民国年间,先有“老三杰”周焕文、王浩然、张锦荣,继之“三剑客”周德裕、窦国柱、朱剑秋,而张毓英则有“棋孟尝”之称。他以棋会友,对登门参赛者,以礼相待;对外地高手,费用包揽,且有酬金;对后起之秀,谆谆诱导;对困难棋手,多有资助。凡来张宅的名手对局,他必亲作笔录,精心编撰了中国象棋实战对局选《象棋萃鲭》,印行问世,这是中国象棋史上一项重大突破。书法方面,清末民初,扬州除了陈含光、吉亮工等大家外,还有“书坛四杰”:正楷王景琦、大草卞斌孙、汉隶卞綍昌、篆书谭亦纬。1945年9月,抗战胜利,陈含光等又发起以书画家为主体的“涛社”,先后加入者23人,主要有陈含光、江轸光、蔡巨川、鲍娄先、王启明、戈湘岚、耿鉴庭、吴砚耕、孙龙父等。陈含光亲撰《涛社记》,说明之所以名“涛”,一者纪念石涛上人,二者含枚乘述“广陵秋涛”之意,其活动很有影响。文人的竹刻、牙雕、微雕等也盛行一时。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教场则成了他们的大游乐场。这里茶楼酒馆汇聚,民国年间较有名气,专办满汉筵席的有迎春园、静乐园、顺兴园,早供面点、中午出售饭菜的有聚宝、月明轩、第一楼等;专供养鸟朋友憩息的有汉阳楼;卖家常便饭的有春华园;素茶馆有老半斋、茹斋、小觉林等;还有教门馆。其时扬州有二十家左右书场,教场一地就有六家,各有名家坐档。1932年,时“一·二八”国难发生,江苏省政府奉命暂时北迁,部分机关在扬州办公,教场生意尤称鼎盛,当时王少堂在凌云阁说《水浒》,戴善章在柳村说《西游记》,仲松岩在醒民说《清风闸》、朱德春在同乐说《八窍珠》,康又华在鹿鸣说《三国》,郎兆星在永乐说《绿牡丹》,书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教场三教九流,百技杂陈,跑马卖解,舞刀抡棒,算命打卦,淘文物,拉洋片,无奇不有。还有许多身怀绝技之人在此,如写真画家薛晓棠与捏像名家袁润之,同室卖艺,朝夕切磋,相互取长补短。冶春后社诗人刘梅先有诗赞之:“画家写像号传真,捏像依然妙入神。袖里揭开眉眼肖,袁家缺嘴亦畸人。”诗下自注:“袁润之,兴化人,久客扬州。工捏像,设肆于教场南首,玻璃窗内陈一小像,兔缺而睨笑,以右腿压左膝而坐,即己像也。其为人捏像,则对客审视,于袖中随捏随视,不一顷捏成,揭开则眉眼鼻口、神态毕肖。人呼为‘袁缺嘴’。”(63)

清末民初,扬州也有一批开风气的人物,如蒋绍籛,清末开明人士,首设“华瀛公社”,出售新书,开通风气。建议拓小东门旧城基,辟为公园及图书馆,宣统年间先后落成。日寇至,遂渐荒废。刘梅先也有诗咏之:“倡议更新蒋绍籛,首开风气孰能先?公园花木图书馆,往迹追维五十年。”“问谁风气获开先,社有华瀛富简编。中外图书勤发售,灌输新学似奔泉。”(64)

民国年间,扬州还发生了两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事件。

一是抗议“废止中医案”。扬州一地医药素称发达,杏林良医,代有传人。西医传入后,扬州医界便倡议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设在南河下,扬州名医袁桂生联络扬镇两地13人发起创办《医学扶轮报》,以灌输新学、发明旧学、造成完全之医学为宗旨。他还创办“自新仙医学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中医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引起中医界的强烈抗议,袁桂生率先进行抵制。1929年2月,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全国舆论哗然。3月17日,上海中医协会带头倡议,在沪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15个省市132个团体262人与会,扬州中医协会赵午桥、林芝庭,中药界朱楚鹤被公推为代表参会,递交意见书,提出抗议废止中医案、维护中医药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会议期间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扬州成立了支会。时值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几经曲折,斗争取得胜利,撤销教育、卫生两部的通令,定3月17日为国医节,中央成立国医馆,各省成立国医风馆,扬州等县市成立国医分馆。后来又公布了《中医条例》。在这一事件中,扬州医药界始终保持了开放心态,永葆国粹,中西会通,造成完全之医学。

二是《闲话扬州》风波。1934年春,江苏省教育厅易君左出版了《闲话扬州》一书,因出语轻佻,激怒了扬州,以妇女领袖郭坚忍为首组织各界代表成立“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向镇江地方法院投递诉讼《闲话扬州》著作人和发行人的状词。开庭之日,旁听者有三四百人,郭坚忍慷慨陈词。经两次开庭,以及庭外调解,最后的结果是:中华书局收回市面上全部《闲话扬州》,不得再行售卖,并销毁书版。易君左辞去现职,登报道歉。扬州人在这场风波中取得完全胜利。但事情过去70年,仍然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话题。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有几点值得关注:“究易”始终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整个案件是公开透明的,媒体一直跟踪,《申报》《新江苏报》报道扩大了案件的影响面;而且为“究易”扬州专门成立了组织,

图7-2　《闲话扬州》书影

(引自《扬州文库》第45册)

由各界人士、各社团代表参加,这是公民对政治、对社会参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但认真反思,在深层次上确实反映了转型期扬州人的文化心理。朱自清说:“从前的扬州是个大地方,现在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的小城。可是一般人还忘乎所以,他要气派,自以为美,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65) 美国作家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一书提到了这件事:“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的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66) 此话不无道理,可能也是引起全国各界关注的深层次原因,而当事双方当时未必能察觉到。(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