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扬州因为地位特殊,成为双方争夺重点,其所受灾难倍于他地。而清军攻克南京后,由于施政措施得当,所用盐使得人,扬州得到较快恢复,呈现中兴气象。又因鸦片战争之影响,外国势力侵入内地,不同文化的冲突在扬州日益显现出来。

一 咸丰兵燹扬州文化倍受其害

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席卷中国南方数省,咸丰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二十三日(4月1日)攻占扬州。以此作为在江北的重要据点和拱卫都城天京的重要屏障。清朝廷为阻遏太平军北上,故命钦差大臣琦善率马队步卒在扬城西北郊扎营,直隶总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在离扬州三里之地的司徒庙扎营,是为江北大营,琦善为统帅。五月下旬,又派四川总督慧成、右副都御史雷以諴驻湾头、仙女庙。太平军曾三进三出扬州城。在扬州附近,太平军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拉锯战,扬州城乡遭到惨烈破坏,特别是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最为突出者有三:

一是大批士子学人遇难。刘文淇、王翼凤于咸丰四年回扬州,在广泛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合编《扬州殉难录》四卷,录殉难者2448人,其中官员、士绅32人,诸生、监生、士族等读书人688人。这些材料都有具体提供人,情节详细真实。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军进占扬州后,士大夫们多抱不合作乃至敌视的态度。整理者之一王翼凤,廪贡生,治经师从包世臣、黄承吉、江藩等,工诗文。其兄僧保,城陷室毁,避居草庐,犹吟咏不绝,作诗七十余首、词数阕,皆盼望官军灭贼之意,八月间绝粒死。长子、孙自尽,长媳被杀。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杭州,翼凤时客学政幕,赋绝命诗,自缢死。汪鋆《扬州画苑录》亦著录了咸丰癸丑死难失踪的画家三十余人。又有《北湖避寇草》,也吟咏了一些殉难的诗人、书画家。这些学人士子的死亡,是文化名城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是大批典籍文物被毁。最令人痛心的是文汇阁藏《四库全书》的被焚。据同治年间受曾国藩委托访书的莫友芝云:“咸丰二、三年间,毛贼具至,扬绅士曾呈请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31) 一些重要的文教场所,诸如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乐仪书院、扬州府儒学、江都县儒学等,也同时被毁。太平军进入扬州,主要注意力在获取粮食和金银,以济天京,对文物不感兴趣,故虽间有破坏,并不严重。当他们第一次主动撤离扬州时,有人发现,“阖郡伪署及各馆局留遗轻裘华服、骨董奇珍、书籍字帖、图书钟表、檀梨几案、宣城窑瓷,约值数百万金,而窖镪私藏不可悉数”(32) 。最后,这些文物均落入清军官兵私囊,“乃以骨董纳于粮台,字画献于大帅”。另外,也有地痞流氓趁机为非作歹。汪鋆《扬州画苑录》就揭露有人趁乱“尽搜扬之大家字画,去其裱褙,聚于三义阁某店”,据为己有的丑事。所以,咸丰兵燹也是一场文物典籍的浩劫。

三是大批园林名胜被毁。虽然道光之后扬州园林已渐趋颓废,“然天宁门城外之梅花岭、东园、城闉清梵、小秦淮、虹桥、桃花庵、小金山、云山阁、尺五楼、平山堂,皆尚完好”(33) 。咸丰战事一开,甲第名园遂受池鱼之殃,大半被毁。新城南河下街之容园,“园有古藤一株,根可合抱,池极宽广,亦为阖郡所无”(34) ,一并毁于战火。名胜古迹如天宁寺、高旻寺、法净寺、观音山、双忠祠、史可法衣冠冢以及文昌阁、四望亭等,或毁或损。而且,为了军事的需要,拆毁了落星街民居作为教场,以其砖木构筑戍楼;将南河下、南家楼一带民房作为男女馆馆舍。初期,城中建筑大多完好无损,“凡遇屋宇整齐之处,非伪署,即馆局”。但太平军一撤退,清军进城,却大肆洗劫,“将伪指挥所住之院署,并多子、新盛、左卫街暨辕门桥一带高固新屋,全行烧毁,以觇滑贼埋伏之有无,即以快趁火打劫之心愿”(35) 。而市政管理之松弛,也给土匪以可乘之机。时扬人称太平军为“红头”,称土匪为“黑头”。黑头常偷拆民房,偷卖建材,“始固见其有房、有廊也,继乃仅见其为堂、为门焉,终并不见其一椽一瓦焉”(36) 。扬城精美建筑,在近代遭受到一次毁灭性的破坏。今日可见之古建筑,多为同治年间所修缮或重建。(37)

在咸丰兵燹期间,扬城大部分学者名流都避于黄珏、邵伯等地,黄右原则避于樊川。其时,运署暂时搬到泰州办公,扬州战乱,加上苏常失守,难民播迁至泰者,无虑数千家,造成泰州一地文化十数年的骤然繁华。为了阻遏太平军东去通泰,还把刚建成不久的万福桥、石洋沟桥、董家沟桥拆毁。众多文士留下了诗文,如佚名《咸同广陵史稿》、汪鋆《北湖避寇草》《扬州画苑录》、符南樵《咸丰三年避寇日记》、臧谷《扬州劫余小志》、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刘孟瞻与吴熙载《扬城殉难录》、郑士烺《扬城殉难续录》以及蒋春霖《水云楼词》等,都留下了关于扬州咸丰兵燹的第一手资料,极有价值。

二 同治年间扬州文化中兴

咸丰兵事过后,扬州一片萧疏,满目凄凉,文物凋零,民不聊生。汪鋆《入城书所见》写道:“放步入故城,途熟路不识。瓦砾孔道遮,榛荆挂途茁。……前途伏尸积。中有故人魂。”(38) 面对战后的残破状况,莅扬主事者除致力于民生民瘼、恢复秩序外,十分重视兴学兴文,不数年,扬州居然呈现一派中兴气象,其中两淮运使方濬颐更是功勋卓著。

重修学校书院。扬州府儒学,道光二年由江都县知县陈文述重修,咸丰三年被毁。同治五年,知府孙恩寿重修。设在府学内的名宦祠,乡贤祠也一并得以修复。安定书院,咸丰三年被毁。同治四年,两江总督兼理盐政李鸿章,檄行运司兴复,因在旧址修复难度太大,故先借广陵书院给卷开课,七年始建于东关街疏理道巷口官房。梅花书院,咸丰三年夷为平地,同治五年建于东关街疏理道巷口,七年移建于左卫街,原地改为安定书院。广陵书院,咸丰三年堂宇倾圮。同治四年,太守孙恩寿重修。向课堂生,自此兼课生、监。同时大兴义学。城内原有十二门义学,在咸丰兵燹中荡然无存。同治五年,城内先设四塾:西北隅设在武庙,西南隅设在文昌宫,东北隅设在古道院,东南隅设在三元宫。同治八年又增二塾,新城财神庙和旧城城隍庙。新设扬州营义学和盐捕营义学两所,城外义学十一所。府属各州县的儒学、书院也得以恢复修建。除了府学以外,各属学额屡有加广。

图7-1　“梅花书院”匾额

(马恒福摄)

修复名胜古迹。咸丰中名胜古迹大多遭到破坏,同治年间陆续修复。城隍庙、海神庙,均于同治三年重修。关帝庙,同治四年丹徒戴永庆倡募重修。梵觉禅寺,同治六年重修。赞化宫,同治九年重修。史忠正公祠,咸丰中全圯。曾国藩阅兵道出淮南,倡捐修建,同治九年落成。法净寺、天宁寺,由运司方浚颐在同治十一年重修。十二年,众商在南河下街康山旁创建了盐宗庙,祀宿沙氏、胶鬲和管仲。扬州煮盐始于两汉刘濞,历两千年才想起纪念煮盐、贩盐和管盐的三位祖师爷,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是年,曾国藩去世,奉旨建立曾文正公祠,地址也在南河下街康山旁。(www.daowen.com)

咸丰中,公署也遭到很大破坏。从目前看到的史料看,扬州官员把修建官衙放在后一步。

在战后恢复重建中,两淮盐司方濬颐作出了重要贡献。方浚颐(1815—1888年),字饮苕,号子箴,又号梦园,安徽定远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同治八年由两广盐运使调任两淮盐运使。从他到任后着手抓的一些事以及所作相关文字可以看出他的从政风格和从政思想。

同治十年,设立课桑局,开辟湖上桑田。他考虑扬城地控淮海,经济主要靠盐,其他没有什么生计,尤其是妇女多半闲着,于是想到栽桑养蚕是件好事:“既重视农功,兼修妇职,中闺互勖,敦俗何难?”他亲自踏访,选择地方,在小金山之东,原江氏净香园故址,建立“课桑局”,招聘场师,预储经费,审订计划,制订法规,确定“官绅并司,易于求应”。经过一年实践初见成效,他特地作《扬州课桑局记》,“以谂来者,踵而行之,当与予有同志云”(39) 。他又议停商捐,委员寻找荒芜无主之地,解决课桑局的经费。官府带头,“扬之民崇本抑末,去靡丽,返敦庞,蒸为善俗”(40) 。　

在修复运署时,方濬颐新筑了仪董轩。轩之两傍,则架高篱,种瓜豆、葫芦、忍冬、蔷薇以引蔓其上,轩成,与二三知友作消夏之会。但其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辨天人,明义利”(41) ,以纪念千古醇儒董仲舒。

方浚颐同治九年重建平山堂,构筑了平山堂、谷林堂、平远楼、第九泉等景点,也是为了“兴邦人忠敬之思”,“示闾阎礼让之教”,“坚士林景行之怀”,“防浇俗浮靡之渐”,“盖一举而四善备焉”。(42)

安定书院的移建工程也是在方浚颐任上完成的,掌教钱振伦所作《移建安定书院记》值得注意。安定书院本来是为纪念胡瑗先生而设,作者在叙述了书院移建过程后,接着就论及“胡公之教分经义、治事两斋,殆期为通经致用,亦各因其才质而选之”。最后对士子提出劝诫:“斯无容过为高论以预期,抑岂得以专重经义,疑为偏而不举耶?”(43) 钱振伦时为安定书院掌教,方浚颐请他作记,观点应是一致的。

淮南书局是方浚颐同治八年(1869年)议设,主要是整理旧存盐法志及各种官书残板,刊布江淮间耆旧著述。同治四年时,署盐运使李宗羲开设了养贤馆,以收恤寒峻。方浚颐便聘馆中士人至局校理,其经费仍于裁减成本项下开支。书成,平其值售之。九年,署盐运使庞际云请于盐政马新贻,分刊江宁书局《隋书》,并厘订章程,添拨书院余存经费,以充局用。自后刊布书籍益多。书局曾先后聘莫友芝、何绍基主持局务,书局聚集了一批人才,而四方过扬州者,亦流连吟咏唱和,颇有一番繁荣景象。方浚颐致仕后,晚年多半在扬州度过。他在扬州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扬州教案

在雍乾嘉道的一百多年中,西洋宗教基本是被禁止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洋宗教由口岸向内地逐步扩散传播。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方准许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同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4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传教,“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诲凌虐”(45) 。西方宗教较大规模进入扬州即在此时。咸丰二年(1852年)天主教江南教区法国耶稣会士薛礼昭、马再新沿运河北上,到扬州考察,扬州时为江南教区最著名的堂口。1864年底,法国耶稣会士雷遹骏来扬要求归还“禁教”时被没收的教产,未能如愿,故在三义阁租屋传教。同治六年(1867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式玉来扬,仍居此,先租后买,作为神父住所,时教徒95人。七年(1868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率16人来华,分别在杭州、温州、宁波等地传教,他自己在扬州皮市街27号(今147—149号)处建两幢中式楼房,前为教堂。这些教会在扬除了传教,也兴办一些慈善、教育、卫生事业,如金式玉办有育婴堂。

戴德生正在修整房屋时,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扬州教案。事情起因于金式玉的育婴堂因瘟疫死了一些女婴,于是谣诼四起,府县学的文武生员相约会课时,在教场集会,驱逐洋教。戴德生曾两次书面向太守求助,未获重视。8月22日傍晚戴所在的扬州基督教内地会住地遭到袭击,戴逃至府衙,寻求保护。而当戴从府衙回到家时,发现“这里一堆燃烧过的芦苇,表示曾在此试图放火;那边一堆破碎的墙砖;四处都是损坏的箱子、家具、散乱的文件与信札、破坏的工具箱、写字台、梳妆台、外科用的医具箱,烧毁的珍贵书籍残余”,其家人经甘泉县令的照顾,躲在一邻居家中,方获安全。(46) 8月23日,戴被官府护送到镇江避难,扬州太守发出禁令通知。

9月8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随带70名卫兵到扬州,提出惩办肇事者、重修教会房屋、赔偿损失、保护传教士权利等要求,太守答应部分要求,余者须请示两江总督曾国藩。9月11日,麦华陀率军舰“里纳尔多”赴宁见曾交涉,未果。于是向本国高层控诉。英驻华公使阿礼国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交涉,并要求英国派海军迫使南京地方接受要求。11月8日,麦都思亲率英兵舰4艘前往,向曾国藩提出最后通牒,同时扣留了一艘曾的轮船,迫使清廷让步,以赔款、惩凶、立碑议结。由前任两江总督曾、新任两江总督马、江苏巡抚丁,会衔出示,要求淮扬镇三属军民人等恪守条约,毋得滋扰教堂,并由扬州府发给简明告示一小方,交与戴德生勒石。这是第一次扬州教案。

教案得以暂时平息,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扬州东乡,法国传教士强占农田,修筑教堂,引起乡民愤慨,72庄乡民联合捣毁法国教堂。(47)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初,又发生了由哥老会策动的扬州天主教“育婴堂事件”,五六千人包围了天主教堂和附近的育婴堂,势如潮涌,现场混乱,打砸严重。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干预下,江都、甘泉二县发布安民告示,赔偿教会损失,方得以平息,是为第二次扬州教案。(48)

扬州教案只不过是当时全国众多教案中的一个案例。教案发生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西方宗教凭借不平等条约进入内地,本身就缺乏思想和信仰的基础。二是传教士与教徒良莠不齐。《天津条约》讲“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说明其中必有不安分之人。法国传教士强占农田修筑教堂,即是逾分。第一次扬州教案中,扬州有一个姓蒋的,寄给上海友人的信,转到了上海领事馆,信封书“舅父大人收悉”,信内落款却是“愚弟”,而信中讲“厉府台、吴道台与卞道台也持有相同主张”(49) ,成为英人扣住“有绅士背后挑动”的把柄,这当中必有奸民。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市民对科学的愚昧无知。第二次教案中,哥老会正利用了这一点。四是发生冲突时,传教士往往倚赖炮舰政策。洋人压官府,官府压百姓,只能是越压越不服。究其根本原因,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西方宗教“毕竟是外来的文化,与中华文明异质,二种文化发生碰撞、冲击在所难免,但传教士未能调谐两种文化,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其所宣扬的仪式、观念与教理,与中国文化传统轩格不和,普遍引起中国民众的逆反心理”(50) 。实际上,西方教会也由此得出教训,调整传教政策,加大兴办文教和慈善事业的力度,改善教会形象,民教渐渐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