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可谓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矛盾突出。作为中国国势寒暑表之扬州,反应尤为灵敏。在盐法改革、鸦片战争等大变局中,世态百相尽情展现。

一 盐法改革对扬州文化的严重冲击

历史上,扬州因河工、漕运、盐务这江南三大政的兴盛而兴盛。但清代晚期,盐业衰退,运河堵塞,漕运不通,灾害战乱频仍,津浦铁路绕道,扬州的经济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由此严重冲击了扬州的文化建设,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众多消极因素,其中尤以盐法改革影响最大。

盐课向为清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而两淮更是财赋重地。清代食盐运销承明之制,以官督商销为主,实行“纲盐法”,两淮盐业造就了扬州的极度繁华。然嘉道以来,积弊渐生,江河日下。为挽颓势,道光皇帝特命陶澍以两江总督管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与钦差大臣宝兴、王鼎会筹,拟订“两淮章程十五条”,其要害在“轻本敌私”。同时在淮北实行票盐制,就是取消引商专卖,招商行票,就场征税,从根本上取消两淮盐商对盐的营销垄断权。有人提议淮南也应如淮北实行票盐法,陶澍虽未予采纳,但革总商、清积欠等措施已击中了盐商的要害,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直到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才在淮南推行票盐制,到了同治年间,又变相恢复纲盐制了,而两淮盐商已经风光不再了。

陶澍的盐法改革,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道光前十年,淮南欠帑一千九百多万两,淮北欠课银两百余万两,而从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这八年共上缴正杂课银两千四百多万两(1) ,基本上做到年清年款,同时带还了部分陈欠。

与此同时,陶澍的盐法改革对扬州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首先是引起了盐业官、商的动荡不安。道光二年至六年,曾燠主管两淮盐政。起初,曾燠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十二年曾任两淮运使,颇有政绩,与扬州官商士民关系密切。但是,这一次却令道光帝对他由寄予厚望到非常失望,以至恼羞成怒,着令以五品京官候补,又罚俸一年,还不允许称病告假,最后曾燠病逝于京师寓所。朝廷对曾燠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到一众盐商。加之道光帝抓住戊子年盐纲不放,反复核查,未及盐法改革,已是人心惶惶。两淮盐政钟灵《奏报纲引延期并查明殷练各商先行饬佥充总等事》云“惟人情愈生观望之心,益形退缩之势”,“从前总商有二十四人之多,近年至少亦有十二人。今有已革退者,有实已消乏者,祗剩数人,以致愈形涣散”(2) 。陶澍兼管两淮盐政后,更是谣诼四起。下面“蠹商被革,干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咀咒”(3) 。对陶澍实施了人身攻击。上面浮议繁兴,告状不已,“即如御史鲍文淳,系原所革总商鲍有恒近族,束籍比屋而居。鲍文淳,未中进士时,常在扬州,与盐商来往周旋”(4) 。仪征更有一批夫役“恐嗣后掣捆不归仪征,顿失生计,约会千数百人,赴县奔告”(5) 。这大体可见盐法改革几年扬州商民心态。而且,陶澍抓改革,其长处在于“实力奉行”,其短处则在于执法苛严,而这也正是道光所期盼的。结果出了一些怪事,先是道光九年(1829年)丁溪盐场大使梁锡伦潜行外出,查无下落;后有十四年(1834年)扬州三帮千总林嘉言下落不明,十七年(1837年)两淮运司刘万程在署自缢。对斥革总商也不稍宽贷。总商江大镛即江春之孙先被革总商,因欠本银12.7万余两,分厘未完,十二年(1832年)又斥革其捐纳知州,交地方官勒限监追,逾限不宽,再行照例治罪,其扬州寓所并原籍家产资财,一并查封抵押。

其次是引起经济、社会的全面衰退。两淮盐业是扬州的经济基础,但是“盐业与扬州兴盛的关系却并非是直接的。盐本身没有给扬州发展带来可视之益,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契机,一种可能;盐税也不能给扬州直接带来效益,因为盐税为国家所垄断,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盐税对扬州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帮助是借助于寓籍扬州的盐商来实现的,更准确地说,是盐商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方式促成的”(6) 。盐法改革直接打击的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盐商阶层,不少盐商拥有的盐引,一夜成了废纸。有的因历年积欠,被抄家折抵,迅即破产。嘉道之前,每年运销十万引以上的盐商甚多;道光初年,五万引即称巨商;道光十二年,力能办运者只有寥寥十多家;十七年,仅剩数家;道光晚期,几无不竭蹶困窘了。盐业与金融息息相通,两淮盐务全盛之时,扬州是全国金融中心,“以盐业为根源,而操奇计赢,守笼百货能为之消长者,厥为钱业,岁获利颇丰”(7) 。嘉道之后,特别是道光以后,盐商资金短缺,捉襟见肘,钱业也随之萧条。而且原先盐商生活奢侈,为满足其需求的商业服务业随之繁荣,四方托业者也蜂拥蚁聚。随着盐商的衰败,不少商业、服务业纷纷歇业,扬州城失去昔日的繁华。

再次是直接间接地冲击了文化事业。扬州文化在清代前中期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两淮盐商的参与、资助与推动。他们或修筑园亭馆舍,延致名士,结社吟诗;或修建书院学校,扶助寒士,作育人才;或修建书楼藏馆,贮藏典籍,收罗字画,刊刻图书;或提倡支持戏曲事业,使扬州成为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但道光以后,情况迥异,其中园林是一个标志。阮元在道光十九年冬至日,曾为《扬州画舫录》第二次作跋:“自《画舫录》成,又四十余年。书中楼台园馆,仅有存者,大约有僧守者,如小金山、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尚在;凡商家园丁管者多废,今止存尺五楼一家矣。”(8) 这应该是能反映当时扬州盐商特别是总商状况的。盐商状况还可从捐赈等方面看出来,两淮盐商当乾嘉盛时,凡有大工大役,一向以慷慨著名,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两。道光年间捐资之类则少之又少。可查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扬州遭灾,黄潆泰等共同集议,情愿捐缴银五万两,万两以上的仅3人。十五年浚深运盐河道仅需一万二千余两,运司俞德渊都表示“各商捐资不无拮据”,“当酌量请借库款”。二十九年,江宁水灾,两江总督兼盐政陆建瀛知淮南商人之疲困,已不敢再动员盐商捐资。在这种情况下,盐商更无力无心于文化建设了。

黄潆泰是个例外。黄至筠,业盐商号为潆泰,故人多称黄潆泰。年少而孤,即在商场历练,养成沉厚坚忍的性格。曾两革首总,迭遭查处,在盐法变政中仍能长袖善舞。据《水窗春呓》云:“陶文毅之裁根窝,有富之巨万,一朝赤贫者。盖窝单每引值二三两,忽改为一钱数发,不准再加,且亦无用,所以若耳。总商黄潆泰家实有数十万引,其时星使甫入奏,未知部议准否,大众尚在希冀,而黄则七日专足已先得信,乃令其伙住各处添购,人以为总商如此,必可居奇而窝价反增矣。及三日后信至,则黄已一引不存,盖明为买而暗则卖耳,其机警如此。”(9) 如同今日股市中之“老鼠仓”,故黄潆泰的财力不降反升。嘉庆二十三年,他曾在明寿芝园旧址修建个园,又在道光十三年收购原马氏小玲珑山馆。在扬商大多穷困之际,“总商黄潆泰尚有梨园全部,殆二三百人,其戏箱已值二三十万,四季裘葛递易,如吴主采莲、蔡状元赏荷则满场皆纱縠也”(10) 。

黄至筠生有五子:黄锡庆、黄奭、黄锡麒、黄锡康、黄锡禧。长子锡庆,字铁庵,一字小园。捐纳郎中。善画,取法恽寿平。工书,能诗。著有《中庸述义》二卷,《铁庵甲乙稿》二卷。二子奭,字右原。以赀入刑部郎中。先后师从曾燠、吴鼒、江藩、阮文藻、吴杰,学养深厚,尤精辑佚之学。其所辑《逸书考》,“属于经者曰《汉学堂经解》,凡八十六种;属于纬者曰《通纬》,凡五十六种;属于子史者曰《子史钩沈》,凡七十四种;属于郑氏学者曰《通德堂经解》,凡三十余种,后易其名曰《高密遗书》,共二百八十余种”(11) 等,雕成付印,海内宝之。《端绮集》为道光二年至三十年间,与之交往的师友,如吴鼒、汤金钊、白镕、屠倬、徐熊飞、阮元、梁章钜、刘文淇、罗士琳、彭邦畴、彭玉雯等所作诗文结集。三子锡麒,字也园,或冶园,有《蔗根集》,录甘泉、仪征两地十七位诗人的诗作。锡麒、锡康、锡禧均以捐得官,又先后以功升。锡禧字子鸿,一字匀园,善书画,精收藏,工诗词。孙子一辈有十七人,家族甚繁。黄氏一家成为道光年间扬州文化的一大亮点。

二 鸦片战争外源性文化危机下的士人表现

如果说,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已如落日余晖,那么,道光之际,已是“四海变秋色”了。尽管君臣上下都想有一番作为,但鸦片战争的炮火却击碎了他们的迷梦。(www.daowen.com)

马克思曾经说过:“与外界完全隔离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2) 鸦片战争中,扬州的官员与盐商串演的一场闹剧,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1842年5月13日),英国舰队进犯长江口,溯江而上,沿岸一片惊慌。耆英饬令沿江州县,“馈送英夷牛羊,勿以构怨”,将弁也偃旗息鼓,先行回避。7月21日英军占领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更为震动。道光为防止英军沿运河北上,特别强调要坚守江北重镇扬州,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加按察使衔,负责办理扬州至清江浦一带防务。在但明伦的默许下,余东场盐大使颜荣礼竟仿效郑国商人弦高犒秦故事,头顶说帖,跪献江干,会见璞查鼎,许以洋银50万元,确保扬城无恙。英军果然未扰扬州。当时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对英夷招抚之功。九月,恰逢但明伦寿辰,官、商、士、民各制楹帖以致颂祷之忱,或喻以郑康成,或比为郭子仪。而实际情况是,英军经反复权衡,认为“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现在已控制镇江,再占领江宁,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兵力,逼清政府就范,这也与英国新外相阿伯丁的指示一致,故放弃了沿运北上、率兵赴津,压服清廷的打算。

这充分表明,处于发展期的西方工业文明,对处于传统农业文明晚期的中国社会的冲击已经开始,而且是用一种武装暴力的形式开始,从而引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源性文化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士人的表现形形色色:有的恪守传统,坚持“华夷之辨”“天朝恩威”那一套,扬州官、商的表演就是如此;有的对西方先进事物熟视无睹,斥为“奇技淫巧”;有的虽重视先进器物,但仍坚持“西学中源”,内心深处持抵触怀疑态度;也有的则产生恐惧心理。所以,面对侵略者,当时国内荒诞不经之事甚多,凭借侥幸、神灵、迷信,自我麻醉。扬州之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但在一片混沌中自有清醒者在,魏源便是一个突出代表。其时,他正寓居扬州。

魏源(1793—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湖南邵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陈太恭人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载花,养鱼饲鹤,名曰絜园”(13) 。园毁于咸丰兵火,魏源寓扬二十年。魏源有部最重要的著作《海国图志》即纂辑、刊刻于扬州。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革职流放伊犁,魏源从扬州赶到京口晤林则徐,对榻长谈,林嘱撰《海国图志》。二十三年魏源辑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十二月叙于扬州絜园。(14) 二十七年,在岭南访学海堂堂长陈澧。陈澧论《海国图志》之是非,魏源大悦,并据以屡改其书,补成六十卷,刊于扬州。(15) 魏源后因续得布路国(即葡萄牙)人马吉士和美里哥国(即美国)人高理文等所著书,又辑得四十卷,与前后合为一百卷。咸丰二年(1852年),魏源特作《海国图志后叙》,时任高邮知州。此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正如孔飞力所评价,“重新唤起了中国官员及文人们对于海洋战略的长期关切(清朝统治者对此很少给予关注)”(16) 。日本人对此书非常重视,据伊东多三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禁书之研究》介绍,1850年《海国图志》三部传入日本,因其中有钦定禁止文句而被封禁。1853年《海国图志》一部传入日本。1854年《海国图志》十五部由舶载入日本,“除去御用的几部外,有八部通过买请人之手开始出现在一般市场上”(17) 。

魏源在扬期间还先后著有《明代食兵二政录》《筹鹾篇》《诗古微》《圣武记》《筹河篇》《小学古经》《说文拟雅》《转注释例》《假借释例》《意声事形释例》《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书古微》等,有新著,有增订,有纂辑,有重刻,然皆有新意。如《诗古微序》云:“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眇,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18) 在《书古微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19) 在魏源看来,一切学问都应该是为经世致用服务的。而在筹河、筹鹾等篇中更表现出了强烈的变法意识。他在《筹鹾篇》中写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20)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52岁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56岁才当上兴化知县,58岁补高邮知州,60岁又因迟误驿递被革职。但所在均有政声,“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塚,设义学,整饬育婴堂、卹釐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一切善政,不可枚举”(21) 。在兴化,初上任即遇大汛,开埧保堤还是保堤保粮,形势危急,民情汹涌,魏源“冒风雨,伏堤上哀号,愿以身贷民命,自辰至未,屡为巨涛所漂,士民从者十余万。……立秋后获毕,埧启,岁竟大丰。故民谓其稻曰‘魏公稻’也”(22) 。在高邮,以作养人材为守土者之责,“是秋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式者八人”,扭转了“高邮今年科第断绝”的被动局面,“至今甲科不绝”(23) 。即治生也有一套,他在淮南行盐,累资至巨万。后附祀兴化范文正公祠堂,入祀高邮名宦祠、邵阳乡贤祠。可见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实干家。

魏源对中国近代史之重要。不仅在于“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24) 。

与魏源一样寓居扬州的还有晚清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包世臣。包世臣(1775—1855年),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古名安吴)人,故世称“包安吴”。他年长魏源18岁,早魏源两年去世,享年81岁。他少年向学,便慨然有志于用世,对兵、农、刑、名等各门都有精湛研究,而尤精于漕、盐、河之学。年轻时便屡游扬州。嘉庆十一年(1806年)32岁,迁寓扬州观巷天顺园。十五年挈眷至扬,寓于西门外之倚虹园。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60岁,买宅于江宁北门桥西北,自扬州迁居。(25) 在扬州居住达28年之久。在扬州期间,著《策河四略》《下河水利说》《海运十宜》《小倦游阁杂说》《改淮盐条略》等。包世臣虽然科场失利,一生不得志,但凭其学识游历公卿,影响甚大。东南一带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26) 。

包世臣与魏源关系至为密切,魏源关于漕、盐、河、币等诸实政方面,得益于世臣之处不少。故有学者评论包世臣“上承亭林,下开龚魏”(27) 。　

包世臣、魏源两位外省人士都选择扬州作为他们长期寓居之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关头,扬州的时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更容易把握时代的脉搏。河漕盐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而扬州即为河漕盐之关捩,朝廷的着眼点也在这里。而且包世臣认为,“为学之道,闻而得之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28) 。他“虽不得志于有司,而救世之心愈切。游楚、蜀、江、浙、燕、齐、鲁、豫,所至之处,博访周咨。遇宿士方闻质疑求是,遇樵夫渔师舟子舆人罪隶退卒,邂逅之间亦必导之使言,是者识之,否者置之。于是悉知水陆之险易,物力之丰耗,官场之情伪,穷惨之疾苦”(29) 。扬州地处江、淮、运交汇处,以扬州为中心,游历方便。名士大吏南来北往也多会于此,信息畅通。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李星沅、姚莹等,都先后与他们有过交往。龚自珍南下抵达扬州,即住絜园,二人谈到得意处,据说靴子飞上帐顶也不自知,传为佳话。包世臣在扬州交游更广,嘉庆六年(1801年)游扬州,扬之工诗者三十人,招饮小秦淮,泛月吟诗,当时他已下决心不写诗,不得已成一首五绝,众人奖借,推为擅场。九年再游扬州,认识凌晓楼、刘怀瑾、刘孟瞻、毕成之等。十三年他得中恩科举人,当时歙县洪桐生主讲梅花书院,与他关系密切,得到他认可推荐的辄召入院。许多学人如凌晓楼、刘孟瞻等也都上门请教。特别是包世臣对书法很有研究,入其门者有“江都梅植之蕴生、仪征吴廷飏熙载、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余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注挹之,皆得其法”,其中吴熙载最为出色。

众所周知,扬州是清代朴学重镇,而包世臣、魏源则以实政之学名世,与时之主流有相悖处。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尝言:“邵阳魏源亦侈言经世,精密迥出世臣下,然权门显宦,请谒繁兴,才通情侈,以高论骇俗。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然辗转稗贩,心愈巧而术愈疏。”(30) 虽是后人之评,但大体上能反映当时政坛学坛特别是扬城对包、魏的心态。无论如何,包世臣、魏源之在扬城,加重了扬州在近代文化史上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