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刊刻《全唐诗》与扬州诗局

唐诗是文化史上一座耸立的诗歌高峰,历经宋元尚无一本总集行世。明末钱谦益曾肆力收辑唐诗,清初季振宜据其旧稿重编增辑,编成《唐诗》717卷,未曾付梓,书稿后转入内府。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至苏州,三月十九日上谕,发此书,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当时正兼职两淮巡盐御史,接旨后即在扬州筹建校刊机构,于当年五月正式成立扬州诗局。康熙帝发给曹寅校刊的《全唐诗》并非成稿,而是以季本为底本,参酌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编书。为补充中晚唐诗作,诗局遣人四处访觅,添人校对。(77) 进过一番前期的准备工作,十月下旬开始大规模正式刻印,到次年九月底,完成《全唐诗》。十月一日,装潢成帙,进呈御览。康熙于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十六日,写成《御制全唐诗序》,令补刻冠卷首。至此,前后仅用两年时间,一部收录诗人2873人、诗作49403首,900卷的官方校订《全唐诗》在扬州问世,成为后人学习研究唐诗的最全最重要的总集。《全唐诗》刻写精良,纸墨俱佳,是御制“康版”中的经典之作。

设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无疑是康熙朝的一件文化大事。仔细考察康熙帝做出决策的时间、确定的人选、地点以及此后实施的过程,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于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十七日驾临苏州,十八日命江宁巡抚宋荦刻《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十九日便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全唐诗》,加上以后又要曹寅刻《佩文韵府》等,可见刊刻《全唐诗》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宜,而是康熙帝意在推动文化高潮的一项重要举措。之所以指定曹寅,这固然有曹寅与康熙帝关系特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曹寅自身的文化素养高。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别号楝亭等,满洲正白旗包衣,能作诗,喜作剧曲,又好藏书,自称有“聚书之癖”。当然也与他的职务有关。其本职是江宁织造,官署在今江苏南京。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奉旨著与(苏州织造)李煦轮管盐务”,一年一换。四十三年七月正式命曹寅“巡视两淮”,刊刻《全唐诗》正值曹寅第一任巡盐御史任内,此后即便是与李煦轮管盐政,诗局工作仍由曹寅主管。

命曹寅校刊《全唐诗》实际上就是选定了扬州。因为刊刻九百卷的《全唐诗》,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翰林一类钦定人员,还需要一批校勘和办理实务的人员,需要大量书写人员、刻印工匠,更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而扬州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经费当来自两淮“盐羡”,文员和工匠当来自扬州及周边地区。这可能也是选定曹寅主持校刊《全唐诗》的更直接的原因。曹寅是两淮巡盐御史,宋荦素以刻书著名,康熙此举不无让曹、宋“比擂”之意。曹寅奉旨后,择定在天宁寺开开局。天宁寺历史悠久,是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南巡都曾驾幸。曹寅选择此地,当经过周密考察,不但寺宇宽敞,利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书籍,而且皇帝多次来过,容易引起关注。

对校刊《全唐诗》,曹寅抓得很紧,皇上也很关注。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等资料可知,康熙四十四年曹寅三月十九日才奉命,五月一日便在扬州天宁寺开局。八月十五日前,主要抓准备工作,翰林编校分工,拟定凡例,训练缮写刻样人员。在得到玄烨硃批“凡例甚好”以后,正式进行编校写刻。十月二十二日,刻完“唐太宗及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四家”诗,作为样本,玄烨审定,“改过发回”,再正式印刷。四十五年七月一日,曹寅奏“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并提出“敬求御制诗序”。玄烨硃批“刻的书甚好”。十月初一日书成,曹寅等上《进书表》。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玄烨颁发《御制全唐诗序》,补刻诗序。五十年三月初十日又奉旨补入列名。《全唐诗》刊印至此全部告成。可见这是一项举国瞩目的文化工程。(78)

《全唐诗》在扬州刊刻的成功,扬州诗局声名卓著。康熙曾组织重臣编写一部大型类书《佩文韵府》,已由武英殿刻行。康熙为宣扬文治之功,于五十一年(1712年)命曹寅、李煦、孙文成在扬州刊刻《佩文韵府》。虽说是三人共管,既在扬州刻印,曹寅又有经验,实际还是曹寅主持其事;开刻之初,诸事繁杂,曹寅不辞劳苦,筹划奔波,当年七月在扬州料理书局刻工诸事,感受风寒,竟赍志以殁,这也成就了曹寅与扬州的文化情缘。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也反映了清代扬州地区高超的雕印水平。此外,曹寅等还在此刻印了大量的其他图书,大大促进了扬州雕版印刷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扬州雕版印刷的声誉。

二 献书四库与文汇阁

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俩好读书,爱藏书,家有丛书楼,藏书十万余卷,全祖望撰有《丛书楼记》《丛书楼书目序》。“二马”也刊刻了不少图书,善本多,校阅慎,刻写精工,装帧精美,人称“马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为编《四库全书》,朝廷下旨各省采送书籍。江苏总督高晋报上马家图书一百九十五种(已取一百三十三种,选定尚未取六十二种),但各省奏到书单甚属寥寥,很不理想。乾隆再降谕旨,令各该省督抚善为访求,还特别点名,淮扬系东南都会,闻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弆藏者;而马姓家蓄书更富,凡唐宋时秘册遗文多能裒辑存贮,其中宜有可观。令两淮盐政李质颖妥为交涉,希望能收到“流传已少及现在并未通行各书”(79) 。其时马曰琯已逝,曰璐不问外事,盐政李质颖接旨,即传曰璐之子马振伯到署,宣示德音,善言询问。马裕即将书目呈出,全目共一千三百八十五种,又将被选中的二百十一种进呈。后来李质颖又挑选三百七十种,开单续进。马家共上交书籍七百七十六种图书,为江浙藏书家中献书第一,收入《四库全书》的总数也位居第二。马家因此获得朝廷最高奖项,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国只有四家获此殊荣。

《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编成,共36300册,6752函。因数量过于庞大,无法刻印,只抄写四部,在北京、沈阳等地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乾隆下谕:江浙一带教育发达,学人很多,“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特令四库馆再抄写三部,藏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四十九年三月,为防地方大吏“过于珍护,徒为插架之供”,特降谕旨“分贮三阁后,如有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只是必须加强登注管理。(80)

文汇阁在天宁寺行宫内大观堂左边,为宝藏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仿浙江天一阁建成的国家藏书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库全书》进阁。文汇阁凡三层。下层,中供《古今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旁皆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层尽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层左子右集,子部书面用玉色绢,集部用藕合色绢。文汇阁图书,允许读书人在阁借阅抄缮。

编撰四库全书是政府的文化工程,对古典文化的全面总结,自有重大意义。扬州藏书家被皇帝所关注,说明所藏书籍价值高,对文化总结工作的贡献走上前列。丰富的藏书,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藏书家的文化品位、文化眼光,还要一个上交文人、下通书贾的文化圈。扬州二马不仅如此,还自己校雠图书,并接待厉鹗、全祖望、杭世骏学者等前来常驻、交流,开展学术研究,完美体现了藏书的文化功能。文汇阁作为国家级图书馆,坐落扬州,是对扬州文教成就的肯定鼓励,《四库全书》较私家藏书大为丰富,查阅抄缮,嘉惠扬州士林,对促进文教起了很大作用。

献书受奖与阁藏《四库全书》,乃全国文化盛事,扬州皆有预焉,正是扬州文化丰蕴、成就突出、普惠面广的实至名归。

图6-2　文汇读书图(www.daowen.com)

(引自麟庆著,汪春泉绘图的《鸿雪因缘图记》)

三 徽班进京与在扬州设立词曲删改局

乾隆末年,北京流行京腔时,南方的一些地方已流行徽戏。此时有位扬州籍徽班演员成长起来,他就是高朗亭。高朗亭(1774—?年),扬属宝应人,幼年聪慧,酷爱家乡民歌小调,后入徽班学戏,工旦角,艺名月官。不到17岁,即挑大梁,唱红戏班。该班在杭州演出,恰逢两浙盐务为庆祝1790年乾隆80大寿承办北京皇会,奉闽督伍拉纳之命,征该徽班入京贺寿。“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徽班)。”(81) 可知,高朗亭为该班担纲演员,而三庆班名乃是进京后所改。徽戏曲调优美,通俗易懂,演出新颖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三庆班遂留驻京城。高朗亭艺压群雄,遂使宜庆、萃庆、集庆等京腔名班淡出剧坛。高朗亭演出以《傻子成亲》著名,“一上氍毹,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82) 。二十二岁,成为三庆班的掌班,人称二簧耆宿,后任北京梨园组织“精忠会”会首,为戏曲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此后十余年中,若干徽班如春台、四喜、和春、三和、嵩祝、宝华、三多、金社、重庆等徽班,相继进京献艺,留驻京城,形成徽班进京的局面。约在道光八年(1828年)前,京城开始流行“四大徽班”——四喜、三庆、春台、和春的说法,代表着徽班的最高成就。徽班后来又兼习汉调之长,汇合二簧、西皮、昆、秦诸腔向京剧衍变。因此“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为京剧之源,是京剧形成中的里程碑事件。

徽班持续几十年的演出中,扬州籍演员很多,近百人;而四大徽班中,扬州籍演员也有近40人。由扬州花部演员组成的集秀扬部,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进京,主要演员各有所擅,足冠一时。扬州演员对徽班进京有重大贡献。

乾隆年间,扬州官方还秉承朝廷旨意悄然进行着戏剧剧本的审查、修改工作。在编撰《四库全书》的抽改图书的过程中,乾隆于四十五年十一月发出了一道上谕:

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致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83)

苏州、扬州一带戏剧活动发达,故以两地为重点检查区域。伊龄阿是两淮盐政,全德是苏州织造,因全德不通汉文,故“所有苏州一带应查禁者,并著伊龄阿帮同办理”(84) 。

当年冬,伊龄阿就在扬州成立了“词曲删改局”,次年二月由新任盐政图明阿接管。扬州黄文旸、江宁李经任总校,凌廷堪、程玫、陈洁和荆汝为任分校,张辅、查建珮、汤惟镜等88人为委员。伊龄阿又提出:“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85) 乾隆“著将伊龄阿原折钞寄各督抚阅看,一体留心查察”(86) 。于是,检查剧本工作扩大范围,地域上涉及南方各省,剧本上则扩展到花部,在某些地区还查禁相关演出。

删改剧本的具体做法是:删改抽掣较多者,须另缮清本,原本则粘上签条,点明违碍之处,与清本一起送京御览;个别字句违碍者,修改者斟酌改正,在原处粘签进呈;情节荒唐,词曲芜漫,不值得修改的剧本,则予销毁。至次年二月底,收缴到289种剧本,粘签抽掣改正的剧本已近120种。到四月底,进呈御览的修改剧本共35种。

已无法知道到底删改了多少剧本,如何删改的。据载,总校黄文旸在工作结束时,编撰了一部二十卷的《曲海》,但此书今不存。《扬州画舫录》称“录其序目”:“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隐其名,而妄作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成,已非易事矣。”(87) 据其意,似乎仅成总目一卷,而《曲海》未成。《扬州画舫录》紧接其后载978种(88) 剧目及其作者。这些剧本应是经检查、修改后得到认可、可以流传的。之外应当还有不被认可甚或被销毁的剧本若干,如《桃花扇》就不在总目中。

清廷删改剧本的措施,体现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代表国家查戏改戏的检查大员,只是在局里作案头工作,审查收缴来剧本。修改剧本还要解京呈览,下面不得自作主张。这是沿袭编撰四库全书的做法,但由于剧本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远低于经史子集,戏剧观演本是社会群体活动,事关广大底层观众集体性的看戏情绪,稍有不慎,也许就会发生社会群体事件,所以实际操作中还是慎重的。这是删改剧本的重要原因,也是删改剧本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乾隆帝在四十六年五月批评“图明阿竟于两淮设局将各种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进呈,未免稍涉张皇”(89) 。皇帝可能认识到删改的剧本,戏班未必照搬剧本,没有实际意义。图明阿于六月撤销词曲删改局,但删改剧本工作还照常进行,承诺“无关紧要曲本,俱毋庸一例删改进呈”(90) 。不久此项工作就结束了。

在扬州设局改戏,从一个侧面说明扬州戏剧文化的繁荣,进一步表明扬州当时为全国戏剧中心之一的地位。词曲删改局集中一批戏剧人才,在扬州一年左右时间,开展理论研究、乐工实践等诸多交流,对扬州的戏剧文化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戏剧专家个人的学术研究亦很专业,黄文旸的《曲海总目》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该目成为古代戏剧目录学的重要典籍。这是目前可知删改剧本工作留下的唯一理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