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扬州文化,呈现全面发展繁盛的局面。所谓全盛,其义有二:一是社会文化的主要领域都有活跃发展,呈现繁荣景象;一是多个领域的发展成就较大,达到本地区历史的最高水平,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斯时扬州文化,举凡物质文化吃穿住行的生产与消费,都走在全国前列,而精神文化的诗文集会、园林书画、戏曲等也是全国重镇。因此,康乾时代是扬州历史发展的最好阶段,此时扬州文化的全盛更是康乾盛世的城市文化标本。
一 吟咏之盛
扬州的读书风气造就了大量的诗人,扬州道上诗人络绎不绝,康熙中期的扬州已是与北京并驾齐驱的诗坛重镇,所谓“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燕台与维扬”(39) 。个人命运遭际、社会时事风云、民间疾苦、人际交往,自是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而众多充满山水之趣、天工画境的胜景美园,更成为诗人逸兴遄飞、兴会标举的歌咏对象。扬州诗歌创作之丰,诗文酒会之繁,诚为东南诗坛盛景。
仅据《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江都县、甘泉县统计,康乾时期本籍诗人有370余名,歌咏扬州历史文化、地方风情的大型组诗,就有郭士璟《广陵旧迹诗》、费轩《梦香词》、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邗江三百吟》等,反映康乾百余年不同时期的扬州社会变化,相当生动。外地人王锦云亦作《调寄望江南·扬州忆》97首赞美扬州。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施闰章、宋琬、沈德潜都来扬州唱和,乾隆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更是常客,留下许多作品。“扬州满地是诗人,顾万峰来留不住”(40) 的诗句,显见此地诗艺水平之高。
王士祯创始,孔尚任继之,卢见曾推向高潮的三次红桥修褉,由官员名士主持、前后纵贯百年,成为全国诗坛的重要活动。而乾隆末年盐运使曾燠的九峰园秋褉,同治年间盐运使方浚颐的平山堂雅集,则为余绪,当是对康乾雅集的模仿和致敬。
康乾时期盐商诗人的活跃,代表着诗歌创作的繁盛和某种变化。盐商诗人(包括盐商子弟)有百人以上,他们家有藏书和园林,好交诗友,供养文人。李斗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41) ;其实,至少还要加上江春的康山草堂,此四家园主皆为盐商或其后代。其著名的韩江雅集,起于乾隆三年(1738年),消歇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持续20余年。据今仅存12卷《韩江雅集》统计,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到十三年(1748年)冬,在5年多的时间,聚会赋诗唱和96次,作诗692首;诗作者共40余人,核心成员18人,其中盐商诗人9人。雅集多半在盐商诗人的私人园宅进行:马氏的行庵、小玲珑山馆,程梦星的筱园,汪玉枢的南园,而马氏园林就有23次。这些数字表明,盐商诗人是韩江雅集的核心成员和主要召集人,程梦星与马曰璐“主东南坛坫者数十年”(42) 。当时诗坛领袖沈德潜谓这种雅集“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吟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结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则今人倡和,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得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43) ,揭示以诗会友的同道交谊、校艺唱和的怡情之雅,而且标示着士商结合的时代特色。
扬州的历史荣耀与现实繁华,每个著名事件、著名遗迹景点,被众多诗人“宦游题咏,羁旅感怀,或望古思贤,玩时写景”(44) ,不断地反复记忆、强调、反思、联想。乾隆时盐商诗人汪应庚以城北各景点为纲,分别收录历代题咏的诗词及记赋,大多为康乾时的诗歌,以《平山揽胜志》命名,开启了盛世扬州的诗歌总结,嗣后又有《广陵诗事》《淮海英灵集》及《续集》之问世,颇为后来者所重视。
二 园林之盛
康乾之世,扬州郡城修建园林成为风尚,灿若繁星,成为城市文化的标杆之一。园是以厅堂建筑为核心包括宅居的空间区域,林则指该区域里的山石池沼林木花草的布置。园林合称,则是日常实用与自然、审美的结合。园林建筑,显示出园主人的经济实力和不俗的精神情趣,也吸引文士、平民的观赏,形成一定的公共文化空间,反映出城市的文化品格。
扬州由明入清的私人园林约有盐商郑氏兄弟的五亩之宅二亩之地、嘉树园、影园等数座,但多数很快荒废不名。1701年吴豹文在郡城东郊筑存园,纵横百余亩,此园乾隆中期尚存。1708年乔国祯(号逸斋)所建之东园,内置八景,曹寅多有题咏,王士祯亦作记。1716年,翰林编修程梦星告归乡里,购地建园,诗友赠竹,故名“篠园”;雍正年间,盐商马曰琯兄弟在东关街路南筑街南书屋,名士厉鹗、杭世骏、全祖望等名士皆曾流连其中。
乾隆年间,盐商为迎接多次南巡和希冀皇帝题词赠诗,掀起了新一轮造园的热潮。此前,园林主人的造园主要是个人行为,多在城中家居之中,可谓城市山林。此时新造园林多在城边,北郊形成卷石洞天、虹桥揽胜等二十四景,有大小景点六十余座,堪称湖山园林。这与乾隆进城路线、湖上游览途径高度重合,与有司为方便皇帝游览统筹规划不无关系。城内街巷,还遍布众多园林,如江春新修的康山草堂,徐氏兄弟的退园、安氏园等。还有历史景点之平山堂、蕃釐观,寺庙景观之八大名刹天宁寺、重宁寺、高旻寺等,实际上也是园林,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香客、游客。
扬州北郊园林以保障湖为中心,“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45) ,时人赞为“奇思幻想,点缀天然”,以“阆苑瑶池,琼楼玉宇”(46) 喻之,颇具皇家气象,审美风格疏朗大气而又不乏精致。城市山林中,地狭者稍具亭榭,园中多点染花木,悦目怡情;地广者,必凿池引水,叠石为峰,以造气象。“名园以垒石胜”(47) ,片石山房、余氏万石园、石壁流淙、马氏小玲珑山馆等皆是名作,是以代有名工。
风气所及,各州县修建园林亦多。康熙朝侍读学士乔莱,休居乡里宝应,在城中修建纵棹园,垒石疏池,小船往来,读书其中。仪征则以白沙翠竹江村为最,初建于顺治年间,逐渐扩展为近20个景点,石涛、曹寅、吴敬梓曾游览,该园林易主多位,存续到道光初年。园林之盛,将自然与审美融合于日常起居游赏之中,美化生活的同时又为艺术提供创作题材,足称诗意栖居的典型。
三 书画之盛
随着扬州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数以百计的富商、文士聚居于此,书画市场需求大。收藏者常是现金交易,李斗所记,乾隆某画家为接济一群朋友,“穷日夜画兰百余幅,且画且题,散给令易钱”(48) 可证。这使书画者具有较大的创作、交易自由,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商业回报,部分盐商也附庸风雅,学习书画,或供养书画家,故“扬州书画家极多”(49) 。扬城殷实之户也喜欢收藏字画,以致后来流行“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俗话,反映出康乾时代的书画辉煌。
此时有名姓者的书画家就有四百多人,诸画家或师唐宋,或宗元明;所画,或山水花卉,或翎毛人物,或仙佛,或猫驴。画家身份,有遗民、有官员、有商人。长期浸染一处,交流甚多,人才辈出,大家、大师出于其中。长期客寓或经常出入扬州的职业画家,有善山水之程邃、龚贤、查士标等,善花卉之恽寿平等,以人物小像著名的禹之鼎,精于界画的袁江、袁耀等大家,可谓群星璀璨。(www.daowen.com)
康熙朝出现画坛大师石涛,他本是明宗室后裔,早年即出家为僧,学画,行游天下,搜尽奇峰打草稿,人称大江以南第一。曾在南京、扬州两次接驾南巡的康熙,绘《海晏河清图》。石涛擅山水画,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师法造化,构图新奇,画风新颖,极富个性;因受扬州买家的喜爱,遂定居扬州,蓄发还俗,直至去世。他前后在扬州生活三十年,创作了大量精品,扬州风物是其重要的题材,有《淮扬洁秋图》《红桥烟雨图》等,格调自然平和,于平凡中见境界,画艺炉火纯青。著《苦瓜和尚画语录》,后人奉为经典。
“扬州八怪”(50) 则是追随石涛画风而来的革新画派。当时画坛主流为“四王吴恽”(51) 画风,“八怪”不愿循规蹈矩,提倡个性表现、风格独创。他们明智地不在传统山水、工笔花卉题材上争长较短,而是另辟蹊径,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要描写对象,简洁凝练两三笔,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表现清高、孤傲、绝俗等品格,并通过题写诗文,彰显鲜明的社会内容,如郑板桥题《竹石图》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52) 。郑板桥为“八怪”中社会知名度最高者,其书法也与众不同,杂用篆隶行楷,自称“六分半书”。金农精书法,行书、隶书皆有很高造诣,又首创“漆书”,自具风格。中年后学画,善佛像、人物、山水,尤精墨梅,枝多花繁,生机勃发,古雅拙朴。代表作有《东萼吐华图》《琼姿俟赏图》等。其他诸人各有专长,风格各异,殿军罗聘,以《鬼趣图》鸣世。“八怪”并非全是扬州人,但先后都在扬州卖画,是扬州的消费市场成就了他们。扬州风雅开放的社会风尚,富商追求新异的文化消费心态,扩大了八怪作品的市场需求度,也提升其知名度。“八怪”之作,保守者斥之为“怪”,他人正因其“怪”而爱。其成就和价值在几十年后逐渐被认识和肯定,矗立于清代画坛,给后人以极大的影响。
四 戏曲之盛
明末扬州戏曲活动已初具风俗化特点,为清代扬州戏曲的发展奠定了群众、社会心理和审美习惯的基础。清朝顺康之际,选妓征歌、寻花载酒已是普遍现象,“官家公事张筵,陈列方丈,山海珍错之味,罗致远方;优伶杂剧,歌舞吹弹,各献伎于堂庑之下”;“士庶寻常聚会,亦必征歌演剧”(53) 。治丧演剧已成风俗,“朝祖之夕,演剧开筵,声会杂遝,名曰伴夜”(54) 。乡村演剧也很热闹,邑人焦循《花部农谭》明确叙述“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55) 。
各种民俗节日,演剧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立春,“官僚迎春东郊,先一日令铺户各制彩亭,伶人锦服前导,又结彩为采莲船,以教坊女奏乐其中”(56) 。二月二日土地会、七月十五都土地庙会等各种名目的赛神演剧非常盛行。尤以二、六、九月观音圣诞为最,“极旗章、伞盖、幡幢、灯火、傩逐之盛”(57) 。郡城风俗,百姓“好度曲而不佳”(58) ,一般市民常在熙春台、关帝庙等处画舫斗曲,以画舫停篙就听者多少为胜负。戏曲活动已成为扬州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一种生活方式。
两淮盐务衙门例蓄花、雅两部备演大戏。雅部即昆剧,盐商先后高价招苏州演员,组建老徐班、德音班等七个戏班,史称七大内班。七大内班名工荟萃,流派纷呈,“江湖十二色”色色俱备;剧目丰富,行头堂皇富丽,有“红全堂”“黄全堂”等,活跃扬州舞台数十年。正是这些盐商家班的重金投入,打造了“苏班名戏维扬聚”(59) “千金一唱在扬州”(60) 的盛况,扬州“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61) 。
花部指昆剧以外剧种。乾隆初年已有丰乐、朝元、永和等花部戏班的演出。本地乱弹亦应运而生:“旦为正色,丑为间色,正色必联间色为侣,谓之‘搭伙’”;演唱说白“皆土音乡谈”。各地诸腔又广泛传入,盐商江春建办的春台班就是代表两淮盐务组织的花部戏班。为保证艺术水准,江春先征本地乱弹,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演唱曲调诸腔并行,如樊大演《思凡》一出,“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无腔不备”。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秦腔演员魏长生来扬搭该班演出,“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尤者”(62) ,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花部诸腔之间互争雄长,逐渐形成徽班尤盛的局面。
五 享乐之盛
康乾盛世下的扬州,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弥漫着消费享乐之风。
首先,口福之享。上层社会,享用满汉全席;一般百姓也可吃马鞍桥——红烧肉与黄鳝段混烧,据说这是地藏庵小山和尚所创,这道菜至今还受食客欢迎。豆腐是家常菜,烧得最好却是文思和尚的豆腐羹——将豆腐切成丝,与香菇丝、冬笋丝、火腿丝、鸡丝、青菜叶丝一起做成羹,遂成一道名菜“文思豆腐”。扬州江鲜颇多,市面上“清明节过便晴和,滥贱刀鱼入市多”(63) ,泥螺也很好吃。“樱桃市上买鲥鱼”(64) ,冬天吃碗砗螯面,是当时人的念想。还有茶。饭后喝茶,闲居喝茶,交友闲话更要茶。李斗《扬州画舫录》云“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65) ,如数家珍般记述了辕门桥、敎场、小东门等处的十余座茶社。茶社的命名也别趣多样,二梅轩、蕙芳轩、集芳轩、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呷茶如晤美人,不在姿色雅重清芳;品陆轩、文杏园、七贤居、小方壶、双虹楼、香影廊、绿杨村,如晤诗友如游胜景,赏心悦目;丰乐园、富春、且停车、天福居,寄寓了大众茶客的世俗理想。喝茶延时消食,边饮茶边进食,喝茶也就说成吃茶。茶水花样有限,餐点品种无限,茶社的特色居然不在茶却在点心——蕙芳、集芳的糟窖馒头,二梅轩的灌汤包子,文杏园的烧卖,品陆轩的淮饺等,各有招牌;茶客逐家品尝,口福之享其快何如。扬州小吃美名传扬四方,茶社之功不小。
其次,澡浴之乐。汉唐宋一路走来,繁华相继,社会服务较为先进,早就有公共浴室,苏东坡留下反映浴室擦背的《如梦令》词。清代时“城内外数以百计”(66) ,浴室设施齐全,白石为池,以距镬水之近远,分为大池、中池、娃娃池。贮衣处,分为座箱、站箱两类,照顾底层百姓的需求。有延伸服务,旁有“剃头处,修脚处”(67) ,先剃头后洗澡,澡后正好修脚。有钱者可以享受更高级的服务,“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68) 。洗浴除污垢,也是消除疲惫、暂忘烦劳的精神享乐,所谓泥垢自去身适肤爽,洁水涤来心旷神怡。
口福之享、澡浴之乐,推动饮食、理发、足艺的进步,形成扬州三把刀独步天下的口碑。
再次,游赏之乐。扬州楼阁馆榭高低有致,花木有时,又被精心搭配,一年四季赏玩不倦,各得其妙。东风骀荡,欣赏桃红柳绿,一派生机;盛夏时节,五亭桥上乘凉听雨,心旷神怡;秋日,傍花村多种菊,“花时填街绕陌,品水征茶”(69) ,赏菊者络绎不绝;冬景,则有平冈艳雪,此处遍植红梅,“枝枝临水,得疏影横斜之态”(70) ,胜于他处。外客来扬,行走于“酒旗歌扇画图间,旅思顿教删”(71) ,既满足又羡慕。
扬州舞台花雅并奏,看戏之乐少不了。百姓“等戏开台先坐凳,看汪班内老名优”(72) ,抢占座位,反复观赏而不厌,欣赏的是名角;更有“成群三五少年狂”,“声声网调唱吾乡”(73) ,喜欢本土戏曲。曲艺演出也很多,“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74) ,“清客弦子柁子歌,粉屏门后玉人多”(75) ,说书、清曲的表演,各有市场。
扬州享乐之盛,源于社会富裕,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稳定,百姓享受生命、追求世俗快乐的心态和精神。无名氏《广陵竹枝词》云:“老妇心肠似少年,鬓边白发亦涂胭。鲜衣逐向堤边走,不知想得阿谁怜。”(76) 语含讽刺。其实,“老妇亦涂胭,鲜衣堤边走”,正是扬州人热爱生活、自信快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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