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扬州饱受兵燹,又被水患,一时繁华顿减。陕西人孙枝蔚顺治三年(1646年)来到扬州,所见是“清晨入郭门,市井新烧燔”(1) ;流寓扬州的王猷定则感叹“萧条翻爱凭荒墅,城郭疮痍未可论”(2) 。随着政权的稳定,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田赋、开垦荒田、摊丁入亩等措施和开展治水利田、利漕的工作,致力于经济复苏。而清初两淮盐务官员整顿盐务也很得力,富有成效,扬州地区较早从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顺治二年(1645年),周亮工出任两淮盐法道,面对凋敝的两淮盐业,“以垣盐还商,俾失业者咸复其旧,诸商鳞集”,又给盐商以宽松政策,“削旧饷,行新盐,尽苏商困,课日以裕,国家元气赖焉”(3) ,后来的两淮巡盐御史、盐运使如李元发、郝浴、崔华等也大多勤勉兢业,持续保持盐务的良性发展。两淮盐业的复苏发展刺激了扬州商业百态的活跃,诗人丁日乾云:扬州“廿年休息垂杨生,耳边依旧繁华声”(4) 。再过二十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剧作家孔尚任来扬,大为感叹:“东南繁华维扬起,水陆物力盛罗绮。”(5) 据此可以肯定,到康熙帝首次南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前,扬州已修复战争创伤,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初呈繁荣景象。

清初,本地诗人的早期代表当为宗元鼎,其创作不辍,康熙元年(1662年)即刻《芙蓉集》含诗词作品十七卷,有邓汉仪、刘嵩梁等人序,谓“当竹西烟烬,隋宫蒿莱”,其诗“忆琼花而太息,梦官阁以徘徊”,“或若李陵歧路之吟,或似白傅江州之曲;或山阳闻笛感叹旧知,或易水悲歌凄其去国”(6) ,颇多时代感触。该集诗载,他与同乡人卞氏兄弟、许氏兄弟、刘氏兄弟等人结鸿文堂十子,商略诗文。顺治三年(1645年)来到扬州接续祖产从而定居于此的诸生孙枝蔚,凭诗才很快融入扬州文坛,与宗元鼎、吴嘉纪、王岩、雷士俊、汪楫、汪懋麟等为密友,与人合作撰《四杰诗选》,逐渐成为扬州诗坛上的知名人物。出入扬州的名士文人亦很多,如冒襄、袁于令、杜濬、方文、陈维崧、魏禧等,常有聚会吟诗。

清廷官员周亮工、王士祯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是又一亮点,其中王士祯的影响最大。王士祯(1634—1711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授扬州推官。前一年,他在济南赋《秋柳》诗四章,以比兴丰富、感慨深沉引发数百人唱和,名动诗坛。来扬州后,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成为诗会主角。康熙元年(1662年),他携袁于令、杜濬等人游览北门外之红桥,作《浣溪沙·红桥怀古》,其中的“绿扬城郭是扬州”(7) 一句为人激赏,诸人唱和;王士祯复撰《红桥游记》,预言“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8) 。两年后,王士祯复邀林古度、杜濬、孙枝蔚、程邃等八人修褉红桥,王士祯赋《冶春绝句》二十首,以“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9) 为人称道,孙枝蔚当场和诗二十四首。诗词传唱开来,红桥顿成文士聚会游赏的胜景,吟赏不辍。扬州及红桥的名声,因王渔洋的诗文与地位而提高,王渔洋因红桥而声名更著。这种诗歌唱和活动,固是诗人雅性使然,而王士祯借扬州之地、建立交游网络,创建诗坛中心的雄心也是显而易见。尽管如此,王士祯以新朝官员之尊,放低身段,招邀前朝遗民游赏唱和,超越了个体诗人交往的层面,显然具有当朝新贵诗人与前朝遗民诗人文化认同的意义,成为清代文化重建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清代扬州官员与文人诗酒宴集的风气,预示着清初扬州文化的复苏。

图6-1　清张宝《虹桥修禊图》

(引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泛槎图》之《续泛槎图三集》)

康熙十三年(1674年),扬州知府金镇与本地汪懋麟内阁中书集资修复平山堂,并“置酒大召客,四方名贤,结驷而来,观者数千人,赋诗落之”(10) 。席间,浙籍官员曹溶首赋五十韵纪盛,多人酬和,其中本地诗人有汪懋麟兄弟、汪楫、邓汉仪、宗观、许承家等。金镇、汪懋麟等五人先后作记,诸作追述欧阳修创建平山堂的风雅文教之功,阐发平山堂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所谓“第念欧阳作息之地,存则寓礼教,兴文章,废则荒荆败棘,典型凋落,则兹堂之所系何如哉”(11) ,具有鲜明的传承先贤风雅、儒学传统的文化意识。清初红桥,仅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实用兼游览的桥梁,修褉活动主要吸附文人士子;而平山堂则是富有几百年历史积淀的人文景观,重新出现在异族统治的现实生活中,更彰显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求,激发起一般民众对现实的认同感,极大提振了全社会的信念和精神文化品质,也是文化复苏的标志事件。(www.daowen.com)

与郡城人士逐渐适应新朝不同,北郊离城三十里处被称为北湖的地方,隐居着一群遗民。该区域“东束于运堤,西受西山诸水,北受高邮湖水,方三十里”,共有八个市镇,“而滩隈陇阜,错落其中,若龙若角,若木之交枝。若非生长其间,往往迷其棹焉”(12) ,是人们理想的避乱之所。他们不愿入仕新朝,甘居僻壤避世,诗酒著述为志。祖居黄珏桥之北的王玉藻,明末进士,官慈溪知县,积极抗清,事败后,黄冠遁于郯溪,漂泊十余年,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返回北湖乡居,不仕。其子王方歧、王方魏承父志,虽有在朝的亲朋故旧来信劝仕,两人不答,唯读书著述;值修郡志,礼聘二人,弟则坚拒。方魏居然四十年不入郡城,著《周易广义》《大名集》等。范荃(1633—1705年),字德一,号石湖,别号盟鸥野老,可见志趣。有人劝他出来应试做官,他回答:“沉酣史籍,上下千古,或商榷风雅,考订讹伪。兴之所至,笔墨淋漓,五字刻成,千古立就,真不知天高地厚,乐境无穷,安往而不得其为我者。”(13) 婉言拒之。以著述、教书为乐,弟子甚多,有名者即有谢九成、郭嗣龄等12人,后人焦循赞云:“荃不仕,而以其学开扬士之先,百数十年,文学甲于他郡,荃实启之。”(14)

最有名的是徐石麒(1612—1675年),字又陵,号坦庵,别署坦庵道人。他幼承父学,精研名理,通经史,擅词曲。贡生。本居郡城,明亡后,避居北湖。隐居不应试,著述为乐。一生著述四十余种,二百余卷,涉及领域亦广,是一位兴趣广泛、充满活力的学者。诗词方面有《诗余定谱》十卷、《词府集统》六十卷,诗作《三忆草诗集》四卷等,惜于1648年秋,家罹火灾,书稿大部遭毁。又以杂剧、传奇传名,今存《坦庵词曲六种》《珊瑚鞭》等。徐石麒肯定“待世”“观世”的隐士,择机而出,有功于社会;而谓“忘世的隐士”为“天下之懦夫”,故知其隐居北湖,甚至十年不入市,乃是“世乱无所补救,既不能奋志功名,复不能振励风俗”的困境所致,不得已“惟躭泉石之乐,以傲王侯”(15) 而已。当王渔洋司理扬州,折节交文士酬唱,众多遗民诗人如吴嘉纪、雷士俊等皆与焉,而徐石麒始终不与之交往,足见特立独行。

北湖遗民互有交往,好结社,以求同志。徐石麒、范荃、施原、毕锐四家,当初同来北湖,志同道合,互通声气,商约在庙头镇司徒庙南,共建一园,遍植花树,起楼阁亭榭,命名为“畬芳社”(16) ,隐含四姓偏旁。四家常于园中聚会自得其乐。施原“性好驴,蓄驴数十。凡有客至,与客骑驴谈论,田间道左,謦咳风生。因画驴成神品,谓之施驴儿”(17) 。徐石麒亦与王玉藻父子、罗煜、吴绮等交好。遗民好结社以求同志,徐石麒则结“特社”,徐慧庵与湖中高士结“吟社”,王方歧先与郡城李宗孔、汪懋麟等结“闲闲社”,后与梁素庵、郑天庵等结“竹西十逸”等。

这批遗民不久也有分化。毕锐,于康熙元年(1661年)中举人,三年登进士,官贵州平坝卫守备。吴绮走出北湖更早,顺治十一年(1654年)为拔贡生,官至湖州太守,但这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清楚,仕途出处人各有志,文化精神可以共同追求;故也不排斥与当朝官员来往。徐石麒在北湖接待过仕清的故明官员袁于令,袁是著名戏剧家,徐搬演自作《珊瑚鞭》请他指点,相谈甚欢。由此推想,徐石麒拒绝王士祯的拉拢,除了遗民立场外,还有个人因素。

作为遗民流寓往来的重要城市,扬州有着强烈的遗民文化印记,故《遗民诗》十六卷由邑人卓尔堪收集编选而成,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氛围,伤怀吊古、悲愤现实是创作的主题。同时新朝官员与众多前朝文人、布衣诗人之间的热闹交往,不仅表明双方在性情、诗文传统方面的认同,也暗示出朝野默契的宽容开放心态:只要不涉及当下现实的政治立场,双方都不禁止交往。清廷的开放宽容,给了遗民士人一定的活动空间,官员与遗民个体交往,也有利于软化遗民立场。对于士人出处的原则问题,多数遗民采取理性态度,即独善其身,一般不反对他人的选择,自然也不拒绝与清朝官员的来往,这既是王士祯夜接词人、从而在扬州建立诗坛影响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有利于双方在文化层面的沟通和解,共同促进新朝的文化发展。多元开放,成为清初扬州文化的显著特点,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为后代所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