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长江南北重新归并为一个行政区域,作为京城的直辖地,称为“南直隶”。永乐末迁都北京后,南京为陪都,南直隶的经济、文化,均居全国之首。扬州属南直隶,邻近南京,坐落在长江、运河之交,东南沿海省份的官员无论是赴京北上,还是自京南下,必经扬州中转,而东南人文渊薮,文人墨客也纷纷云集流连扬州。交通枢纽造就了商业城市的繁荣,而人文荟萃又造就了文化城市的繁盛。扬州除了科举、书院和园林等“雅”文化之外,又顺应当时士大夫和商人阶层的消费需求,市井俗文化也十分发达。明代社会到晚明发展到巅峰,覆灭也随之而来,李自成大顺政权和满族的清政权相继入主北京,明室福王则在南京成立南明小朝廷。清朝定鼎之后,挥师南下,扬州作为江北重镇,再次成为南北交战的前线。扬州军民在史可法带领下艰难守城,最终城破政亡,遭受了“扬州十日”残酷屠城镇压,有明一代的扬州文化史,就在血与火之中落下了帷幕。

一 都市建设和防倭筑城

“元末,经张士诚之乱,洪武定户,江都止存十八家。”(105) 在明朝开国之初,经历过元末兵燹的扬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芜城”。经过洪武朝的休养生息,到了建文三年(1401年),燕王朱棣和建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起兵“靖难”,一路南下,克扬州,自瓜洲渡江直指南京。(106) 扬州一度成为战略之地,又遭遇了一次兵灾。到了明宣帝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设立“钞关”,以缴纳船税的形式,回收日渐贬值的“官钞”也就是明朝发行的纸币,扬州作为运河入扬子江段的重要商业城市,自然成为钞关所在地之一。这体现了扬州是明朝重要的交通和经济枢纽之地。

到了明中叶,扬州已经成为繁华之区,但城池规模日渐跟不上经济发达和人口增长的需求,“扬州府内外二城,皆因宋大城筑。……明人取扬州,令佥院张德林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髙倍之。门五……”(107) 自明英宗天顺年间到明世宗嘉靖前中期,城建已多处修葺:“天顺七年,淫雨,城坍塌七百余丈,指挥李铠营修。嘉靖元年,巡盐御史秦越重修。八年,巡盐御史吴悌、太守刘宗仁以北水门久废塞,浚通之。三十三年,修维扬水关。”(108)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遭遇倭寇入侵,防倭守城战争的迫切需求,促使扬州府城必须扩大规模,赶筑新城。

倭寇是对当时侵略中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多由失业的武士和浪人组成,主要进行抢掠和走私活动。当明朝嘉靖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诸侯支持下,倭寇与中国江浙、福建等地的海盗勾结,攻掠东南沿海的乡镇城邑,对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扬州于这一段时期也遭遇多次劫难,史志记载,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倭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趣江北,薄通、泰。三十四年,倭犯江北淮扬诸处。三十五年,倭掠瓜洲,烧漕艘。复犯扬州府,同知朱裒等死之。三十六年夏四月,倭从高邮至宝应县,焚掠殆尽。(109)

在屡遭敌军侵袭的情况下,太守吴桂芳提出了筑城的建议,首先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筑造瓜洲城。其次奏请建造新城,“采郡人何城议,以‘扬州盐课当天下财赋之半,而商人居旧城外,非计也’,遂请于抚按,具奏增筑外城”(110) 。“扬有二城,自桂芳始。”(111) 不过吴桂芳并未亲见其成,增筑外城的提案刚刚获得朝廷批准,他就升调离任,由继任太守石茂华完成了这项工程,“属商民画地授工,畚筑之事,皆亲为料理。一时,民争趋事,九阅月告成。明年,倭寇复来,睥睨良久,遂引去,至今呼为‘石城’云”(112) 。这座外城又称为“新城”,规模胜过旧城,颇为壮观。“起旧城东南角,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至旧城东北角止,约一十里,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髙厚与旧城等。今称曰新城。为门七:南曰挹江,今曰钞关。曰便门,今曰徐宁。北曰拱宸,今曰天宁。曰广储,初亦曰镇淮。曰便门,今曰便益。东曰通济,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东关。门各有楼,为敌台十有二,南北水门各一。”(113)

新城的筑成,不但捍卫了扬州境内百姓免遭倭寇劫掠,有效抵御了敌情,也从此扩大了扬州府城的规模,保证了市肆和商户在安全的环境下良性发展,让扬州的繁华得到可靠保障。此后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十五年(1597年),以及崇祯十一年(1638年),地方官也陆续对城濠、城堞等有所增修,但是未曾改变嘉靖筑城的格局,直到1949年之前,扬州市区一直沿用着这座明代规划的城址。明万历年间,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在其名作《牡丹亭》里,还曾假托宋代,对他所见的扬州城池予以赞美:“维扬新筑两城墙,酾酒临江上。三千客两行,百二关雄壮。维扬风景世无双,直上层楼望。贺层城顿插云霄敞,雉飞腾映压寒江。据表里山河一方,控长淮万里金汤。”(114)

二 市井风情和青楼文化

明初,因元末战乱导致的人口剧减,朝廷大批迁徙苏州人到广陵。这导致扬州风俗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苏州文化的移植。明中叶以后,盐政制度改革,徽州商贾纷纷聚集在东南从事盐业,嘉靖以后,更是有大批徽州盐商举族定居在扬州,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河下盐商社区,推动了扬州服务性行业的发展,“盐商派”的生活方式,又打上了徽州乡土习俗的烙印。(115)

明代扬州的服饰,既引领潮流,“郡城五方都会,所裹巾帻意制相诡”(116) ,也热衷追逐苏州时尚,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南通诗人钱良胤作有《广陵竹枝词一百首》(117) ,描绘了扬州市民的时髦追求:“吴江帽子荡口鞋,扇骨如油冬夏揩。”(《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四十九)“短衣高帽学吴儿,巾帻深笼不见眉。”(《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五十五)连戏曲行当也崇尚昆曲:“童儿也解串吴歌,板眼虽谙吐字讹。不是歌喉殊彼地,却缘无奈土音多。”(《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五十)这些都是苏州文化的辐射影响。

明朝的徽商云集于埂子街市一带,“四方商贾陈肆其间,易操什一起富”(118) 。当时徽商以及山西、陕西商人聚集的景象:“埂子遥将河底通,五方百货集其中。就中何地饶心计,共说新安山陕雄。”扬州城内当铺也多为徽州商贾所开,“质库无土著人,土著人为之,即十年不赎,不许易质物。乃令新安诸贾擅其利,坐得子钱,诚不可解”(119) 。商业繁荣带动城市消费,扬州市民追逐华衣美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翩翩白皙俊儿郎,不读儒书不业商。广袖折巾新样好,街头游览度流光。”(《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二十七)甚至形成了畸形消费现象:“富者辄饰宫室、蓄姬媵、盛仆御,饮食佩服,与王者埒,又输赀为美官,结纳当道,出入舆马都甚。妇人无事,居恒修冶容,斗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被服绮绣,衵衣皆纯彩,其侈丽极矣。此皆什九商贾之家。闾左轻薄子弟,率起效之。加之纵酒博塞,挟倡而游,不给,辄贷富人母钱。久之,责负者日哄其门,遂至破屋。”(120)

因为商业异常发达,畸形消费,造成了明代扬州市井之间充斥重商轻农的风气:“土人逐末习成风,说着耕田个个慵。”(《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六)市民则无论贫富,均没有储存粮食的习惯,三餐都购买现成的食品:“晓起朝饔且慢餐,下床饼饵共团栾。小家瓶底不储粟,上户仍闻担石难。”(《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九)不仅仅家庭如此,城市内的米店粮铺也开设不多,“郡中繁富靠群商,只聚金银不聚粮”(《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十四)。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农业丰收、百姓缺乏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扬州乃是一座高度商业化、消费型城市。城内主副食品均依赖于四乡输送,导致城内外物价差距很大:“市中浮价可轩渠,岂独吴中折半虚。偶向肆门看贸易,三分买去百钱鱼。”(《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二十八)市民不储粮、吃现成饮食的习惯,也催生了饮食业的高度发达,“扬州饮食华侈,制度精巧。市肆百品,夸视江表”(121) 。　

商业发达,城市高度繁荣,使得扬州人的四时节令,都过得异常丰富多彩,在明代尤其举国闻名的,是扬州清明春游之风,“清明前后三五日,郡人士女靓容冶服,游集胜地,陆行踏青,舟行游湖。……以扬州西有蜀岗诸胜,好事者载酒挟声伎,溯城濠达槐子河,诸处游玩纵乐,俗亦曰‘游西湖’”(122) 。张岱《陶庵梦忆》载:“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是日,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123)

城市消费也带动娱乐业的发展。一些市民及过客甚或热衷于青楼狭邪之游:“烟花繁处说关南,谑月评风巷十三。多少冶游轻薄子,沿门日暮数红衫。”(《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二十)高级的秦楼楚馆之外,还有底层妓女的生活:“东关对岸有长堤,个处娼名柁客妻。收纤艤舟投宿去,入门先浣脚跟泥。”(《广陵竹枝词一百首》其八十一)晚明文人张岱,则详细记叙了扬州妓女的揽客情形,文末对她们的悲辛卖笑生涯,流露出同情之意。当时最为闻名的还有“扬州瘦马”。里下河多水灾,每遇大灾之年,流落扬城的水乡农户多有卖儿卖女者,“里猾射利,多买贫家稚女稍有恣态者,容饰之外,教以歌舞书画诸技,厚赂媒妁,以诱嫁四方富贾宦游者。初买不逾十余缗,嫁辄昂其直至数百缗。后贫家窥其利厚,生女亦辄为之。以故四方富贾宦游者买妾,皆称扬州,麕至而蝇聚,填塞衢市。或为媒妁所绐,误入乐籍者,往往有之。风俗污蔑,莫此为甚矣”(124) 。张岱《陶庵梦忆》:“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125) 这种畸形的文化,造成了不少女性的婚姻悲剧。晚明文人所撰才女冯小青故事,即是典型。小青出身扬州,自幼被培养为色艺双绝的“瘦马”,成年后卖给杭州冯姓纨绔为妾,因丈夫“嘈唼戚施,憨跳不韵”,大妇又河东狮吼,妒忌不容,以至于抑郁而亡,留下一些哀怨的诗词,其中有怀念故乡之作:“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见说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126) 冯小青其人是否真实存在,众说纷纭,但故事里她的遭遇,正是一代扬州瘦马的凄凉缩影。

三 扬州文坛与学坛

有明一代的文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明初期(洪武至宣德)、明中前期(正统至弘治)、明中后期(正德至嘉靖)、晚明(万历至明末)。(127) 在这四期中,扬州文人不乏佼佼者。

明初文坛,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台阁体。崭露头角的诗人是汪广洋(?—1379年),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在明初开国之际即追随明太祖朱元璋,仕至右丞相。《明史》称其“少师余阕,淹通经史,善篆隶,工为歌诗”(128) 。有诗集《凤池吟稿》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格清刚典重,一洗元人纤媚之习。……究不愧为一代开国之音也。”(129) 明初,他与同乡栾凤出使经过扬州,见到故乡残破,感触不已,马上吟诗二首,其一为:“同为故乡人,同入故乡里。虽无故乡亲,还饮故乡水。城郭烟火余,笳鼓连云起。聊以一杯酒,洒向松柏里。”其二为:“昔为歌舞地,今为争战场。与君骑瘦马,联辔踏斜阳。荒草侵合路,苦蒿生过墙。遥怜鲍明远,词赋最凄凉。”(130)

明前中期扬州文坛,代表人物有朱应登、王磐、景旸等。朱应登(1477—1526年),字升之,号凌溪。宝应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诗宗盛唐,格调高古,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为“弘治七子”之一,还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金陵四家”。有《凌溪先生集》十八卷。友人顾璘评其诗文:“其文刊脱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兴一代之体。”(131) 王磐,著名散曲作家。景旸,仪真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榜眼,有《前溪集》。

明中后期扬州文坛,代表人物有蒋山卿、朱曰藩、张、陆弼等。蒋山卿(1486—1548年),字子云,号江津。仪真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正德十四年(1519年)以谏阻武宗朱厚照南巡寻乐而被杖谪,后复起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工诗文,亦擅书画。与乡人景旸、赵鹤、朱应登并称“江北四子”。有《蒋南泠集》十二卷。顾璘评其诗云:“其为诗也深探本始之原,而博究作者之趣,神会默成,不涉意构。或下笔千言,才情横发,朋辈每为敛手。”(132) 朱曰藩,字子价,号射坡。宝应人,朱应登之子。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累官乌程知县,南京刑部、兵部主事,礼部郎中,九江太守。博学工诗,词翰倾海内。有《山带阁集》三十三卷。《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评:“应登诗仿李梦阳,曰藩则法杨慎……然其诗秾丽,仅得慎之一体。”(133) 张,高邮人,王磐之婿,擅诗文,尤工长短句。陆弼,字无从。江都人。生员。博学多才,好结纳贤豪,尝为诗曰:“匣有鱼肠堪结客,世无狗监莫论才。”受到名士何良俊激赏。曾被首辅赵贞吉提议荐入史馆与纂修,未上而罢。

明末期扬州文坛,代表人物有刘永澄、郑元勋等。刘永澄为著名学者。郑元勋则出身豪富,江东名流,其影园常有文酒之会。宾客题咏辑为《影园瑶华集》三卷。

除了以上本地文人之外,扬州处于水陆交通枢纽之地,文人游宦南来北往,必经此地,还有一些或长或短寓居于此的文学家,也留下不少题咏,丰富了明代的扬州文坛。比如嘉靖、万历时期文坛盟主王世贞,就曾多次经过扬州,还应邀为扬州著名景点文峰塔写过《文峰塔记》。(134) 大戏曲家汤显祖不止一次到过扬州,还曾在仪真朋友李柷(字季宣,万历元年举人)家中小住,为他写过一篇《青莲阁记》。(135)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自浙江遂昌县知县任上辞官北还,遂昌吏民一直远送到扬州,汤显祖和他们在钞关告别,写有《戊戌上巳钞关别平昌吏民》一诗:“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在扬州寓居的文学家,有欧大任(1516—1596年),字桢伯,号仑山。广东顺德人。以岁贡生入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授官江都县学训导,终官南京工部虞衡郎中。欧大任在当时文坛享有盛名,和“后七子”李攀龙、梁有誉、王世贞等交谊甚笃。他一生著述甚丰,诗文在身后汇为《欧虞部诗文全集》刊刻行世。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上京补官,客居仪真七个月之久,将在此处写下的诗歌,结集为一卷,题名《广陵集》,记下了他在扬州的生活和交游。

明代学坛,湛若水对扬州影响较大。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广州增城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大儒。中举后拜新会陈献章为师,为白沙学术的衣钵传人。他继承陈献章学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之学”齐名。嘉靖六年(1527年),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湛若水来扬州考绩讲学,其弟子葛涧、葛洞特地为他在广储门外建“甘泉行窝”,从其学者有江都沈珠、许继、张懋勋,仪征林之翰、李尚华等,求教问学者更多,后之心仪其学者则有高邮孙兆祥等。

出身于灶籍的王艮是扬属泰州人,其影响更大。他曾师事王阳明,而又大大突破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提倡“百姓日用之道”和“淮南格物”说,带有早期启蒙色彩,其弟子多为下层群众、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至五传达487人。

当时对淮南儒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被尊为“淮南夫子”的刘永澄(1576—1612年)。他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精于史学,以史为鉴,尤严邪正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复推乡愿之流弊与国家之得失;推崇孟子的节义之说,故为众儒所宗。高攀龙称他为“国家柱石、人伦冠冕”。刘宗周称他“东林最贤”。他的去世引起士人震动,文震孟为之作行状,高攀龙作墓志铭,刘宗周为之请谥,复作《淮南赋》吊之,学者私谥为“贞修”先生。后人对之也十分崇敬。

明代扬州方志学编纂的成就令人瞩目。扬州府及其所辖的三州七县(泰州、通州、高邮州和江都、仪真、兴化、宝应、如皋、海门县)都修纂了志书。现可查考的有36种,其中,在今扬州市辖区内所纂的有20种,包括《扬州府志》6种、《江都县志》2种、《仪征县志》6种、《高邮州志》3种和《宝应县志》3种。至今虽多亡佚,但仍有不少被保留下来,成为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同时还有一批地方名人传记,如欧大任的《广陵十先生传》、葛涧的《国朝人物编》、陆弼的《广陵耆旧传》、黄瓒的《维扬人物志》和张榘的《维扬人物续志》等。

明代扬州有的地方志是遵从朝廷的指令而编纂的,但许多地方志的续修,则出于地方士人关心乡邦文化和地方官员借以资政化育的自觉行动。如占籍仪扬州的高宗本著《维扬新志》,江都赵鹤编纂《惟扬郡乘正要》,仪征黄瓒增辑《銮江志稿》等,都是一些致仕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扬州太守朱怀干修《嘉靖惟扬志》,江都知县张宁主修《江都县志》,则基于主政一方、了解历史的实际需要。

参与扬州地方志编纂的人员,既有本地的硕学名儒,也有外地的著名学者。《嘉靖惟扬志》修纂者名义上虽是朱怀干、盛仪二人,另外还有二十四人参与编纂工作。万历《扬州府志》主修者是太守杨洵,主纂者陆弼是地方名士,参与纂辑者还有江都夏应芳、仪征李柷、兴化陆西星、泰州章文斗、海门张先登、通州卢纯学、如皋张玉成、丹徒茅溱、宣城梅守箕等人,都是地方贤达。这些编纂者,有些还回到本地参加其他志书的编纂工作。如仪征举人张榘,参与编纂《嘉靖惟扬志》后,回到仪征修纂了嘉靖《仪真县志》64卷,又曾参与编纂嘉靖《两淮盐法志》。章文斗在参与编纂万历《扬州府志》的过程中,完成了泰州志稿。

扬州明代地方志的整体结构上已经比较完善,一般包含序、凡例、目录、图表、正文等内容,一些志书往往还有修志始末说明、参与修志者姓名,有的还标注其编纂分工情况,如监修、主修、分修、主纂、分纂、校雠、采访、编阅、缮真、志书刊刻等。志书体例进一步完善,能够综合运用图、纪、志、传、表等多种体裁。如《嘉靖惟扬志》三十八卷,综合反映扬州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物等各个方面,体例颇为严谨。其《历代志》尤为独创,开后世志书“大事记”之先河。《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嘉靖惟扬志》“纂次颇有端绪,在明代地志中差为完善”,并云其《历代志》“体例殊嫌创见”(136) 。

扬州明代地方志的内容更为丰富,已开始越出以往旧志中偏重于政区沿革、山川名胜、诗文词赋的记述范围,较多地记述与民生实用有关的社会内容,如其中的“赋役志”“河渠志”“盐政志”“食货志”等反映出地方的赋税、水利、漕运、盐法、物产等经济状况。

明朝以前,我国古籍中并没有专门记载盐业的书。弘治年间,巡盐御史史载德聘请学官子弟编辑的《两淮运司志》是我国最早的区域性的盐业史专著,它对明代弘治以前两淮地区盐业的历史和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和整理,保存了一些两淮盐业史的基本资料。五十年以后,嘉靖《两淮盐法志》问世,其资料丰赡,体例严整,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这些《盐法志》所记载之秩官、衙署、盐制、名宦、人物、古迹、祠祀和寺观等,多与扬州关系密切,对于当时的盐政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对于后人研究古代盐业史及扬州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四 南明风云与史可法守扬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满洲贵族,乘机入关进京,清世祖福临在北京登基,改元顺治,清朝正式入主中原。与此同时,明朝官员在留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是为南明政权。福王昏庸无能,每日沉溺在歌舞酒色之中。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137) 兵部尚书史可法因曾反对福王即位,此时被排挤出朝,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衔督师江淮,驻守扬州。

史可法(1601—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崇祯末年仕至南京兵部尚书。他为官清廉,为人忠正,但小朝廷内党争方殷,江北四镇桀骜不驯,史可法名为督师,实则空挂头衔,根本调动不了军队。

所谓江北四镇,即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各自分镇庐州、临淮、泗州、淮安,统辖经理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军事。四人均是因拥立福王有功而封爵,并无真正的恢复明室之心,一味跋扈自大,不安于所镇之地、所领之军务,而是互相哄抢“善地”以掠夺财富。扬州是这些悍将眼里的一块肥肉,都怀垂涎之意。其中兴平伯高杰,原本是李自成部下,后来与李自成失和而投降明朝,他首先找借口将军队开到扬州城外,大肆劫掠,意欲进城。进士郑元勋为了保住扬州百姓,百般周旋,劝说高杰放弃进城,却被城内居民误会而聚众殴杀。(138)

郑元勋之死的悲剧,可以见出四镇悍将之凶暴贪婪,以及扬州人心之慌乱易惊,史可法来到扬州,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尽管他极力斡旋,安抚约束了高杰,可是面对四镇骄悍之态,仍然无可奈何,只能一再妥协,因此无力统兵北上,收复山东、河南等地,坐视这些地区相继落入清兵之手。南明弘光元年亦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唯一接受史可法指挥的高杰带兵北伐,却在睢州被业已暗中降清的原明河南总兵许定国刺杀,北伐计划彻底失败,史可法不得不再次退回扬州。

此年春季,清豫亲王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而此时南明政权的内讧达到了白热化,原本驻扎在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声称“清君侧”,带领所部挥师东下,进攻南京。弘光以及朝臣慌成一团,马士英宣称“宁死北,无死逆”,不顾江北正面对着清兵铁骑,强行调回江北四镇之中的刘良佐、黄

图5-5　史可法衣冠冢

(马恒福摄)

得功两支军队,准备和左良玉开战。不久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率部投降清军。清军多头并进,明军将领大多不战而降,扬州彻底陷入四面包围,成为一座孤城。

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遂决意死守报国,作家书与母、妻诀别。多铎五次致书劝降,史可法均置之不理。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歧凤意图劫持史可法出城投降,被他严词拒绝。四月二十四日,清兵用红衣大炮轰开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总兵刘肇基战死,太守任民育等人殉难。史可法被部将拥行至小东门,遭遇清兵,他大喝:“我是史阁部!”被俘送多铎处,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坚拒不从,最终遇害。死后,副将史德威寻遗体不可得,遂为史可法立衣冠冢于梅花岭,即今史可法墓。

清军占领扬州之后,多铎为了报复扬州官民不肯投降,下令屠城。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前后杀戮前后共十天,史称“扬州十日”,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亲历者记:“城内积尸如乱麻。”(139) “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门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140) 也有人认为扬州城内实无八十万人口,被杀人数大约近五十万:“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141) 不管具体数字多少,这都是扬州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史可法之死,给扬州乃至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2)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3)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扬州府》,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14—1115页。

(4) 参见《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第285—287页。

(5)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一》,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477页。

(6) 参见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元丰七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4—235页。

(7)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一》,第482页。

(8) 谢堃:《春草堂集》卷二十九《金玉琐碎》,《扬州文库》第69册,第271页。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六《哲宗元祐六年十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41页。

(10)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欧阳修全集》卷四十,第581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九《仁宗皇佑二年十一月》,第4064页。

(12) 刘焘:《壮观亭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二《古迹一》,第530页。

(13) 胡弼:《注目亭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531—532页。

(14)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欧阳文全集》卷四十,第581页。

(15) 《舆地纪胜》卷三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93页。

(16)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二《古迹一》,第530页。

(17)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徽号二》第3册《迎奉圣像》,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93—1894页。

(18)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三《古迹志四》,第553页。

(19) 参见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元丰七年十一月》,第249—256页。

(20) 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9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21) 参见李天石、潘清:《江苏通史·宋元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82—87页。

(22)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鲜于侁传》,第10938页。

(23) 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24) 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582页。

(25) 沈括:《扬州重修平山堂记》,《平山揽胜志》卷四,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64页。

(26) 李正衡:《平山堂记》,《大明寺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6页。

(27) 梅尧臣:《观永叔集古录》,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28) 苏轼:《记六一语》,《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页。

(29) 陈鹄:《耆旧续闻》卷十,《四库全书》第1039册,第634页。

(30) 万历《扬州府志》卷九,《扬州文库》第1册,第157页。

(31)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6页。

(32)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一《元祐七年》,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5—1036页。

(33) 《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81页。

(34) 《苏轼年谱》卷三十一,1036页。

(35) 许安仁,字仲山。读书精苦,作诗有源流,晚以特奏名得官,曾和徽宗所撰宫词三百首,以害经旨,报罢,调南剑州顺昌县尉,后卒于扬州。《八闽通志》有传。

(36) 《苏轼年谱》,第1054页。

(37) 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王禹偁21”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6—429页。

(38) 王禹偁:《后土庙琼花诗二首》,《小畜集》卷十一,《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111页。

(39) 参见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5页

(40) 《宋人轶事汇编》“韩琦57、58”条,第752页。

(41) 《宋人轶事汇编》“鲜于侁”条,第1340页。

(42) 秦观:《扬州集序》,《淮海集》卷三十九,第1259页。

(43) 秦观:《鲜于子骏行状》,《淮海集》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页。

(44) 李振中:《徐铉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页。

(45) 《徐铉集校注》前言。

(46) 王安石:《王逢原墓志铭》,王令:《广陵先生文集》,《扬州文库》第87册,第327页。又,傅璇琮、祝尚书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卷·王令传》,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829页。

(47) 参见束家平:《秦咏及夫人朱氏墓志释读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4页。

(48) 茆泮林:《宋孙莘老先生年谱·元祐三年九月》,《扬州文库》第59册,第311页。

(49) 晁说之:《晁氏客语》,《四库全书》第863册,第150页上。

(50) 莫砺锋:《莫砺锋文集》第四卷,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页。(www.daowen.com)

(51) 傅璇琮、张剑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陆佃传》,第92页。

(52)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166页。

(53) 傅璇琮、张剑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黄庭坚传》,第174页。

(54) 《宋史》卷四百十七《赵葵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508页。

(55) 《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三》,第461页。

(56) 参见《宋史·高宗纪三》。

(57)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第11375页。

(58)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第11363页。

(59) 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第11407页。

(60)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四《扬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页。

(6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迹二》,第504页。

(62)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迹二》,第511页。

(63)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迹二》,第521页。

(64) 参见李坦等:《扬州历代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288页。

(65)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二《古迹三》,第536页。

(66)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14—1417页。

(67)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二》,第1414—1415页。

(68) 《元史》卷五十九《顺帝纪五》,第897页。

(69) “物搦齐亚”即威尼斯。

(70) [法]马可波罗著,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1—304页。

(71)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71页。

(72) “淮西”一作“两淮”。杨维桢:《盐商行》,《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87页。

(73)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0—81页。

(74) 杨志玖:《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上)》,《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77页。

(75) 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85—186页。

(76)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21页。

(77) 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第536页。

(78) 热那亚城,位于意大利北部。

(79) [罗马]L.培忒克著,夏鼐译:《扬州拉丁文墓碑考证》,《考古》1983年第7期,第672页。

(80) 向正树:《元代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网络的研究——根据伊斯兰教石刻年代、地理的分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第85—86页。

(81)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292页。

(82) 参见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83) 《居竹轩诗集》卷四,《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343页。

(84) 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85) 乔吉:《杜牧之扬州梦》,《扬州丛刻》上册,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534—536页。

(86)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之下,《丛书集成初编》第528册,第36页。

(87) 邵景詹:《觅灯因话》,《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88) 参见夏庭芝:《青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89) 夏庭芝:《青楼集》,第26页。

(90) 夏庭芝:《青楼集》,第29页。

(91) 夏庭芝:《青楼集》,第35页。

(92) 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

(93) 《录鬼簿》,第90页。

(94) 《录鬼簿》,第91页。

(95) 《录鬼簿续编》,第105页

(96)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86页。

(97) 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8页。

(98)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16页。

(99)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第4284页。

(100)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张翥:《序》,《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278页。

(101) 萨都剌:《过广陵驿》,《雁门集》,中国书店2018年版,334页。

(102) 《至顺扬州志》卷十九《人材·乔寓》,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69页。

(103) 张翥:《居竹轩诗集序》,《居竹轩诗集》卷首,《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278页。

(104) 危素:《居竹轩诗集序》,《居竹轩诗集》卷首,《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279页。

(105) 焦循:《北湖小志》卷五,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08页。

(106) 《明史》卷五《成祖纪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页。

(107)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五《城池志》,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413页。

(108)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五《城池志》,第414页。

(109)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六十九《事略志五》,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2342—2345页。

(110) 万历《扬州府志》卷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445页。

(111)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吴桂芳传》,第5873页。

(112) 万历《扬州府志》卷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445页。

(113)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五《城池志》,第414页。

(114) 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0页。

(115) 参见王振忠:《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116)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613页。

(117) 钱良胤:《春雪馆诗》卷十六,《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12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674—684页。以下所引《广陵竹枝词一百首》诗句,不再一一注释。

(118) 万历《江都县志》卷七,《扬州文库》第9册,第77页。

(119)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615页。

(120) 万历《江都县志》卷七,《扬州文库》第9册,第77—78页。

(121)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614页。

(122)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扬州文库》第1册,第615页。

(123) 张岱:《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7—98页。

(124) 万历《江都县志》卷七,《扬州文库》第9册,第78页。

(125) 张岱:《陶庵梦忆·扬州瘦马》,第102页。

(126) 鸳湖烟水散人:《美人书》卷一《小青》,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127) 参见郁步生:《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8)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第3774页。

(129) 《凤池吟稿·提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493页。

(130)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九《人物志四》,第1639页。

(131) 顾璘:《凌溪朱先生墓碑》,见于《凌溪先生集》卷十八《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第495页。

(132) 顾璘:《蒋南泠诗集序》,《蒋南泠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0册,第112页。

(133) 《山带阁集》附《四库全书存目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0册,第277页。

(134)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志一》,第894页。

(135)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二《古迹志三》,第970—971页。

(136)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年1983年版,第640页。

(137) 顾诚:《南明史》第二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138)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九《人物志四·郑元勋传》,第1651—1652页。

(139) 归庄:《先兄监纪君行状》,《归庄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

(140)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41—242页。

(14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