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元代文化丰富多元-《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

元代文化丰富多元-《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代,扬州是江淮区域的中心城市,杂剧南流的重要城市,中西文化交流的节点城市,其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点。二中西文化交流多元并存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最为密切的时代,中亚、西亚与欧洲人通过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他们往往居住在港口城市,扬州、杭州、泉州都有他们生活的痕迹。元代扬州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马可波罗。随着外籍人流的加大,西方宗教也大量进入,元代呈现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格局。

元代文化丰富多元-《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

元朝历史虽然是短暂的,但却多富创制性。行政上首创“行省制”,交通上完成了南北贯通的站驿制,户籍上实行诸色户计等。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入主中原后,治国基本用“汉法”,似乎只是重政治、重财用,轻视甚至放弃文化,事实上正是这种“不管”,从而造就了文化、文学繁荣,出现了一个元曲的时代。元代,扬州是江淮区域的中心城市,杂剧南流的重要城市,中西文化交流的节点城市,其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点。

一 繁盛的江淮区域中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七月,扬州、泰州、真州陆续为元军占领,同年设江淮行省,省治所设于扬州。此后十三年间,省治所在扬州与杭州之间多次迁徙,治所设于杭州,则扬州设淮东宣慰司,治所设于扬州,则淮东宣慰司罢。1289年,省治所定于杭州。1291年,扬州路划入河南江北行省,淮东宣慰司成为常设机构,领扬州路、淮安路、高邮府。(66)

元代扬州路辖一录事司、两县、五州,州辖九县。两县即江都、泰兴。五州即真州、滁州、泰州、通州(今江苏南通)、崇明州(今上海崇明区)。真州辖扬子、六合两县,滁州辖清流、来安、全椒三县,泰州辖海陵、如皋两县,通州辖静海、海门两县。(67) 元代扬州路西部进入今安徽省境内,东部延伸到海上,虽然不包括高邮府,即高邮、兴化、宝应三地,但就其范围而言,比今日的扬州辽阔得多。元代扬州为淮东地区重镇,元末割出扬州路、高邮府、淮安路、徐州路、庐州路、黄州路等地成立淮南江北行省,省治所就在扬州。(68)

扬州之所以备受重视,是由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决定的,也是平定东南之初元朝对东南统治政策的直接反映。江浙行省对元朝意义重大。行省治所设在杭州有利于统治南宋故地,设在扬州有利于京师和北方的粮食物资供给。扬州地控江海,一直是南北交通特别漕运的重要枢纽。平定之初,行省在扬,既有利于稳定江南,也有利于南粮北运。只是由于后来海运开通,而稳定东南之责更大,才最终定于杭州。再由于扬州辖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官盐基地,全年岁办额为河间之盐、两浙之盐、福建之盐、山东之盐总额的两倍,两淮都转盐运使司即设在扬州,这无疑是元朝廷的财赋重地,所以朝廷十分关注。即便行省治所不设于此,较长时间内,南台也设于此。后期还派脱欢太子以镇南王身份驻守扬州。

元代扬州之繁华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可觅痕迹。马可波罗详细记载了他在宝应、高邮、真州、扬州等地的见闻:

宝应“居民是偶像教徒,人死焚尸,臣属大汗,其货币纸币,恃工商为活,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凡生活必需之物皆甚丰饶”。

高邮“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臣属大汗,恃工商为活,凡生活必需之物悉皆丰饶。产鱼过度,野味中之鸟兽亦夥。物搦齐亚城(69) 银钱一枚不难购得良雉三头”。

真州“城甚大,出盐可供全州之食,大汗收入之巨,其数不可思议,非亲见者未能信也。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

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此扬州城颇强盛,大汗十二男爵之一人驻此城中,盖此城曾被选为十二行省治所之一也。应为君等言者,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70)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1322年到1328年间在中国旅行,也曾到过扬州,后通过口述留下了《鄂多立克东游录》。他提到在扬州的见闻:“(扬州)是座雄壮的城市,有实足的四十八到五十八土绵的火户,每土绵为一万。……城守仅从盐一项上就获得五百土绵里失的岁入。……此城内有个风俗:倘若有人想要以丰盛的筵席款待他的友人,他就去找一家专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旅舍,对它的老板说:‘给我的若干友人准备一桌筵席,我打算为它花多少钱。’然后老板一如他吩咐的那样做,客人们受到的招待比在主人自己家里还要好。”(71)

元代扬州盐商的富饶,在杨维桢《盐商行》的诗中有描述:“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策之成伯道。如何后世严立法,只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72) 从诗中可以看出,盐业造就了一批富埒王家的富豪,造就了盐业集散地扬州的繁华。在铺陈盐商奢靡生活的同时也揭露盐商虽富,盐丁的生活却非常困苦。泰州人张士诚就出生在盐民之家,以操舟运盐为业,后不堪忍受欺凌起兵反元。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重要根源,扬州一带后来成为反元的重要阵地,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 中西文化交流多元并存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最为密切的时代,中亚、西亚与欧洲人通过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他们往往居住在港口城市,扬州、杭州、泉州都有他们生活的痕迹。元代扬州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马可波罗。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1275年随父亲尼古剌与叔父马窦抵达上都。在中国期间,马可波罗长时间居住在上都和大都,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西南和东南地区。关于马可波罗曾否任职扬州事,学界颇多争议,因为《马可波罗行纪》现存多种版本,有版本仅提到马可波罗在扬州居住了三年,有版本记载马可波罗奉命治理扬州城达三年之久。(73) 因此有学者以为马可波罗曾在扬州路做过扬州总管、宣慰使、都督、总督等官,杨志玖以为皆不准确。(74) 蔡美彪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身份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虽不是朝廷官员,却因持有官府的委托文书,有在各地经商的便利,并受到保护。(75)

随着外籍人流的加大,西方宗教也大量进入,元代呈现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格局。意大利鄂多立克便是以方济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元的。他提到,扬州有基督教教堂。扬州现存忻都妻也里世八汉文叙利亚文合璧墓碑一方,可为扬州存在聂思脱里派教徒的佐证。该碑上半部分为图画,下半部分右侧为汉语“岁次丁巳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下半部分左侧有十二行叙利亚文,第一行与第十二行为叙利亚文记叙利亚语,其余十行为叙利亚文记突厥回鹘语,牛汝极判断也里世八可能是操突厥语的聂思脱里派教徒。(76)

扬州南门水关附近发现的两块拉丁文墓碑,证实当时有天主教徒在扬州生活。这两块墓碑属于一对兄妹或姐弟:喀德邻(Katerina)和安东尼(Aatonius)。喀德邻死于1342年,安东尼死于1344年。夏鼐先生推测,喀德邻和安东尼死后葬在教堂的墓地中,而他们的葬地距离两块墓碑被发现的地点,相去当不甚远。(77) 喀德邻和安东尼是一个热那亚(78) 兴盛的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曾于十四世纪早期在西方和元代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起过重要的作用”(79)

元代扬州也是穆斯林的聚居点。1924年至1925年间,扬州在南门外挡军楼楼基中拆出四通元代回回人墓碑,第一通墓碑是“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之墓”,碑上有汉字、阿拉伯文两种文字。第二通、第三通墓碑均由阿拉伯文书写。第四通碑铭有阿拉伯文、波斯文两种文字。向正树发现,扬州四通伊斯兰教碑刻上反复出现“死在异乡,即为殉教”,“异国人之死即为殉教”两句铭文。“死在异乡,即为殉教”最早出现在泉州的穆斯林墓碑上,这句铭文在杭州派生出了“异国人之死即为殉教”。(80) 扬州四通墓碑的铭文显然受到了泉州与杭州伊斯兰教碑文的影响,这说明东南一带的回回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www.daowen.com)

图5-4 扬州出土的元代阿拉伯人墓碑

(扬州博物馆藏,朱明松摄)

元代道、释两家都受到重视、信奉,十分活跃。其时尚有日本僧人在扬活动。元代扬州诗人成廷珪《居竹轩诗集》中有两首诗涉及日本僧人。一篇是《赋樗杜之诗一首,送大岁大彻二位上人归日本国,樗杜之,上人自号也》:“东海有樗木,托根扶桑边。扶桑不汝弃,屈曲枝相连。上拂火龙驭,下阴神鳌渊。念彼拥肿物,岂无人所怜。岁公见之喜,日夕相周旋。手执天地炉,巢居在其颠。朝持秘密呪,夜坐清净禅。我欲从子去,一笑三千年。”(81) 元代大体相当于日本镰仓时代,禅宗净土宗传入日本,经过消化吸收,日本民族佛教逐步形成。日莲对净土即提出不同看法,“批评‘号十方为净土,此土为秽土’的说法,他主张现世人间处处皆是佛国净土”(82) 。岁公显然是接受日莲对净土的理解的,所以对于无用之木“樗木”,“岁公见之喜”,“巢居在其巅”。对“朝持秘密呪,夜坐清净禅”也当看“实”了。“秘密呪”,指文殊菩萨的八字真言,也称“一切佛心大无畏八字真言”。“清净禅”则出自《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因为禅宗主张自修自悟,“道在日用”“即事而真”,寄坐禅修道于日常生活之中,传入日本后还是大受欢迎的。这首诗对于加深对中日佛教文化史和日本佛教史的认识是有一定价值的。还有一篇是《题倭僧所画<菖蒲小景>》四首,最后两句为“倭僧到中国,何处揖清风”(83) ,证明元代中日文化交流还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而且证明其时“倭”尚无贬义。

三 南北人才荟萃,技艺竞秀

元世祖建立统一政权后,一度被隔绝的南北文化重获自由交流的机会。最引人注目就是杂剧南流和人才北上,处于南北孔道的扬州为之提供了活动舞台。据有关专家研究,“元初的扬州,作为南流杂剧最早的集散地,前承北方大都、后启南方杭州两个杂剧中心,构成了杂剧艺术从北方发展到南方的重要过渡和环节,从而为杂剧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剧种、出现鼎盛的局面奠定了基础,为整个元代杂剧发展史开创了新的时代和新的阶段”(84)

元初,扬州的演艺十分活跃,行省衙门设有行教坊司。固定演艺场所有乐棚、歌馆、勾栏等。乔吉《杜牧之扬州梦》中有段唱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情景:“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红楼。绿水芳塘浮玉榜,珠帘绣幕上金钩。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茶房内,泛松风,香酥凤髓;酒楼上,歌桂月,檀板莺啼。”“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优。大都来一竹着轻纱,笼异锦,齐臻臻的按春秋,理繁弦。吹急管,闹吵吵的无昏昼。弃万两赤资资黄金买笑,拼百段大设设红锦缠头。”(85) 当时,在扬州最当红的是人称“朱娘娘”的朱帘秀。朱帘秀,又名珠帘秀,元杂剧最著名的女艺人。夏伯和《青楼集》中称她“众艺兼并”“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杂剧为当今独步”。至元间便来到扬州。与王恽、胡祗遹、关汉卿等都有很深的交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王恽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胡祗遹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赴任途中同时经过扬州,此年白朴也在扬州,各有诗文词赠朱帘秀。胡作有《沉醉乐风·赠妓朱帘秀》令曲和《朱氏诗卷序》,对其评价极高:“以一女子,众艺兼并: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王有《浣溪沙·赠朱帘秀》词和《题珠帘秀序后》诗:“烟花南部旧知名,秋风吹醒惜离声。”“半床梦冷珠帘月,一《序》钟情乐籍图。”说明诗作于胡序后,且证明朱帘秀名在扬州乐籍中。关汉卿有《赠朱帘秀》套曲,虽写作于杭州,追忆的却是朱在扬州的演艺风采,“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

除了演员,还有大批剧作家、曲家南下,与扬州结缘。元曲四大家至少有三家即白朴、马致远、关汉卿与扬州关系密切。至元十四年七月南台设于扬州,白朴异母弟白恪为行台掾台。白朴正游巴陵,作《满江红·留别巴陵诸公》云:“要烟花三月道扬州,逢人说。”明年春游扬州,作《木兰花慢·灯夕到维扬》。十七年,卜居建康后,更常往来于扬州,南台中丞罢官迁扬的王博文、扬州教授曹光辅都是白朴的旧友、至交。马致远、尚仲贤,同为江浙行省务官,设省之初当在扬州,后由扬迁杭。马致远的《汉宫秋》、尚仲贤的《三夺槊》杂剧盛行于江淮地区,有可能即写于扬州。马致远的《荐福碑》写的就是与扬州有关的故事。关汉卿的《望江亭》写于扬州,望江亭(台)是南宋扬州名胜,剧中还有不少地方用扬州实名。《窦娥冤》虽有东海孝妇故事流传在前,但实际是以扬州地区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扬州就有过三年大旱。还有关汉卿的好友杨显之,白朴的总角之交、盲人剧作家侯克中,白朴的至亲、曾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的散曲作家卢挚都有活跃或往来于扬州的印记。大批下层杂剧作家随杂剧南流,也曾在扬谋生觅食。狄君厚唯一传世散套《双调夜行船·扬州忆旧》写道:“珠帘十里春光早,梁尘满座歌声绕,形胜地须玩饱。斜日汴堤行,暖风花市饮,细雨芜城眺。不拘束越锦袍,无言责乌纱帽,到处里疏狂落魄。知时务有谁在,揽风情似咱少。”《录鬼簿》卷首的散曲作者徐琰,其时正在扬州任南台中丞,与“确斋荀公、雪楼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无虚,亦一时之文会也”(86) 。他与散曲家王恽、姚燧、杂剧作家侯克中等交往密切,对元前期杂剧在扬州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随着江浙行省治所定在杭州,杂剧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杭州,但扬州的杂剧依然活跃,不失为仅次于杭州的南方重镇,其原因即是元杂剧的种子播撒在扬州这块戏剧沃土上,已经生根、开花、结果、繁殖,一批本土的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成长起来了。如天锡秀天生秀母女、赵真真西夏秀母女、李楚仪童童母女、朱锦绣夫妇以及维扬魁首小国秀、事事宜、张僧奴、张童童,维扬名倡翠荷秀、朱帘秀高足赛帘秀等。翠荷秀,姓李氏,杂剧为当时所推,“淮扬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采”(87) 。后自维扬来云间(松江),为石万户侧室,石殁,誓不他适,终日焚香诵经。元人夏庭芝《青楼集》为之立传,陶宗仪《辍耕录》载其事迹,明人邵景詹据以撰传奇小说《翠娥语录》。赛帘秀得朱帘秀之真传,旦末双全,唱做兼善。中年失明后,仍登台表演,“出门入户,步线行针,不差毫发,有目莫之及焉”(88) 。“天锡秀,姓王氏,侯总管之妻也。善绿林杂剧,足甚小,而步武甚壮。”(89) “朱锦绣,侯耍俏之妻也。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虽姿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侯又善院本。时称绝艺者……后则侯朱也。”(90) 李楚仪,维扬名伎,工小唱,尤善慢词。其女童童,亦善杂剧。南台御史中丞王继学“甚爱之,赠以《诗序》……又有〔塞鸿秋〕四阙,至今歌馆尤传之”(91)

扬籍剧作家,有睢景臣、陆登善、张子羽、李唐宾等。据《录鬼簿》记载,睢景臣“自幼读书,以水沃面,双眸红赤,不能远视。心性聪明,酷嗜音律。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92) 。他往来于扬州、杭州之间,主要从事创作活动,半生潦倒。其杂剧作品有《牡丹记》《屈原投江》《千里投人》等,惜已佚。陆登善,“祖父维扬人……其父以典掾来杭,因而家焉。为人沉重简默。能词,能讴。有乐府隐语”。作品有《开仓籴米》《张鼎勘头巾》等。(93) 孙子羽,仪真人。有剧作《杜秋娘月夜紫鸾箫》,已佚。(94) 李唐宾,广陵人,号玉壶道人,官淮南省宣使,“衣冠济楚,人物风流,文章乐府俊丽”(95) 。有杂剧二种,仅存《李云英风送梧桐叶》,另有散曲传世。张鸣善,名择,官宣慰司令使,久寓扬,故称扬州人。有剧作《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党金莲夜月瑶琴怨》等,皆佚。鸣善与李楚仪交厚,散套〔越调·金蕉叶〕《怨别》即题赠楚仪,套曲中〔金蕉叶〕〔调笑令〕都嵌“楚仪”名。(96) 时有秦简夫,经常往来于扬州、杭州之间,其《东堂老》一剧明显地汲取了扬州富商曹氏的现实生活素材,而且从地名、语言、习俗等可看出他对扬州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

宋末元初,有一批学者、士人寓居于扬州。官员南下赴任或士子征召北上,扬州都是必经之地,扬州的人文名胜激发了他们的诗情画意,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也有人就因此留下来或日后来此定居。

名儒张,字达善,导江(今四川都江堰)人,寓居江南,至元中,受聘为江宁学官,中原士大夫,遣子弟来学者甚多。在扬州讲学时来学者尤众,对朱熹理学北传有大贡献。门下弟子杰出的有马祖常、夹谷之奇等人。夹谷之奇曾在江北淮东道(治所在扬州)任职。马祖常是元代文坛上一位出色的少数民族作家,幼年居无定所,随父流寓于任官之所。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岁时,其祖父卒于京师,父亲北上奔丧,祖常随母暂居广陵,已知读书。八岁时父调任两淮转运盐使经历,祖常随行。十一岁时,其父罢官,祖常随之迁居仪真读书近十年。“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也”,“蜀儒张公讲学仪真,公时未冠,质以经史疑义数十,张公奇之”。(97) 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正式恢复科举,乡试祖常名列第一,二年会试廷试第二(因右榜第一甲即第一名须是蒙古人),于是声震京师。可能这时祖常才真正离开仪真,在这里(包括扬州)差不多生活了30年。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丙午,马祖常卒于光州。次年,其从弟出公诗文十五卷,诗赋五卷文十卷,请于中台,加上苏天爵所藏,刊诸维扬郡学,王守诚、陈旅、苏天爵分别为之作序,成就了马祖常与扬州的一段学缘、文缘。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谕,“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98) ,并派程钜夫奉诏求贤于江南。除帝密谕必致的赵孟藡、叶李二人,钜夫又荐赵孟、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共二十四人,十二月,集于扬州,从运河北上。有人于是定一生之交,有人在此与扬州本地学者或寓居学者相识而成莫逆。这是扬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赵孟南宋末年曾以父荫补官,调真州司户参军,不久辞去。至元十四年,鲜于枢任扬州行台御史掾,十六年孟有扬州之行,与鲜于枢相识于官舍,遂订交。二十三年奉诏集扬,又与吴澄相识订交。大德二年(1298年)起,孟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在这个职位上十年。其时扬州一度属江浙行省,扬州当是常相往来的。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改任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尚未真正到任视事,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遣使召延翰苑,他与扬州的缘分很深。著名诗人张翥,曾长期隐居于维扬,学者及门者甚众。因同郡傅岩举荐,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生。不久又退居扬州。“翥勤于诱掖后进,绝去崖岸,不徒以师道自尊,用是学者乐亲炙之。”(99) 张翥于诗学造诣很深,他主张“诗以法守,以声为准,以神为用”,“法贵整严”“声贵谐婉”“神贵飞动”,在广陵时,与成廷珪等一众诗友“周游乎山僧野士之寓,或临大江,眺群峰,或升蜀冈,坐茂树,未尝不诗”,“其或风日之朝,灯火之夕,樽俎前而几杖后,未尝不诗”。(100) 萨都剌也曾多次经行扬州,留下不少诗篇。《过广陵驿》“秋风江上芙蓉老,阶下数株黄菊鲜。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霜满天。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101) ,为脍炙人口。

元代出自扬州的文人还有高邮人龚璛,字子敬,工诗文,擅书法,曾任和靖、学道两个书院的山长。后迁宁国路儒学教授,再迁上饶主簿,丁内艰,不赴,再迁宜春县丞,最后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著有《存悔斋稿》。(102) 在浙江时为赵孟之副手,获范仲淹书《伯夷颂》,二人同观是卷,龚璛作跋。

扬州人成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执礼,自称“吾仕宦无天分,园田无先业,学艺无他能,唯习气在篇什,朝哦夕讽,聊以自娱,其闲逸非复求闻于世也”(103) 。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颇有山林间意,因名其燕息之所曰“居竹轩”。他热情好客,“四方士之过淮东,或久留或即去,必以君为之依。君周旋款洽,曲尽其意,于是蔼然长者之誉”(104) 。元末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廷珪避乱吴中,后竟殁于松江,年七十余。他的一生基本经历了元代由盛而衰、由乱而亡的过程,与张翥、杨维桢、倪瓒、危素等都有密切关系,长江下游南北的名胜古迹多有涉历,而他又勤于吟咏,虽然其诗作多有散佚遗失,但从其故人搜辑汇刻留传下来的《居竹轩集》看,他的诗篇对当时特别是扬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都有形象而忠实的反映,由此可窥见元代的典章制度、社会心理和文艺风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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