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的烽火

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的烽火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宋一代,淮南路、淮南东路的治所都在扬州,提刑司设于此,南宋末年移司频繁,曾移至真州或泰州。因此,宋代扬州、真州、泰州、高邮等城市竞相得到发展。因已议定南渡京口,故留后妃诸王于扬州。北宋扬州城池较小。 可见宋代扬州城还是有影响的。 这是有关宋代扬州教育的一条重要资料。宋代在扬州设高丽馆,证明宋代这里是使节中转或流连之地。宋代扬州工艺制作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的烽火

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建宋后,为避免强藩割据的历史重演,遂推行强干弱枝和右文的基本国策,由此带来国家防备力量削弱,辽、夏、金先后崛起,与宋形成鼎立或对峙局势;“靖康之变”后,宋、金(后为元)南北分治,后世常以“积贫积弱”来描述宋。但实际上,有宋一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及宋代文化,王国维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 在这一背景下,扬州文化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 以扬州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兴起

宋代地方行政体制主要实行州(府、军、监)与县二级制,州(府、军、监)之上设有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监察辖区的路。“路”承袭唐制“道”而来,并有逐渐由监察区向行政区演变的趋势。路级官僚机构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四大常设机构,互不统属,有的官署治所也不在一地。而且,州、府、军、监长官,可以直接上疏朝廷,不必都通过路级。这就形成相互制约,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局势,体现了宋朝“异论相搅”“丝牵绳联,总合于上”的治国原则。(2) 淮南路为例,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以沈义伦为京西、韩彦卿为淮南转运使,这是宋代置诸道转运之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分淮南为东西两路,后约在太平兴国末年又合并。熙宁五年(1072年)再分东西路,元丰元年(1078年)淮南东西路转运司,通管两路,以淮东路为名。提刑、提举司仍旧分路。南宋时,江淮尽为兵燹之地,又有了变化。有宋一代,淮南路、淮南东路的治所都在扬州,提刑司设于此,南宋末年移司频繁,曾移至真州或泰州。运司初设淮安,后主要在真州。因此,宋代扬州、真州、泰州、高邮等城市竞相得到发展。

扬州作为路之首州,其发展、繁荣虽不及唐,但在宋代仍为东南之重镇。赵匡胤御驾亲征平定李重进之乱时,在扬设行宫,游山光寺,后诏改建隆寺。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徽宗避金兵至扬州,诣章武殿行香,士民迎銮,乞驻跸扬州。因已议定南渡京口,故留后妃诸王于扬州。第二年,即建炎元年,高宗即位,九月二十一日,率元祐太后及六宫至扬州正衙,牌曰“车驾巡幸驻跸之门”。二年(1128年)八月曾筑坛于江都县之东南,是岁冬至祀昊天大帝,以太祖配享。

北宋扬州城池较小。建隆元年(960年)李重进在周小城的基础上“复改筑州城,周二十里”(3) 。此后少有记载。南宋时期,扬州地处抗金、抗元前沿,被迫多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由大城(州城)、夹城、宝祐城构成的三城格局。明《嘉靖惟扬志》卷首的《宋三城图》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当代的城市考古发掘,证明《宋会要辑稿》所记载宋大城“周十七里一百七十二步,计三千一百四十六丈”,与实际最为接近。南门遗址自唐以来,西门遗址自五代末至宋元明清,门址都未曾变动,南北各有水门。市河和桥的位置,从唐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新旧城相当于宋大城的南半部,清代则沿用明代扬州城。(4) 可见宋代扬州城还是有影响的。

图5-1 宋三城图

(引自明《嘉靖惟扬志》)

北宋,扬州之名园、胜迹很多,居于第一的无疑是平山堂。此外值得一提的有十三楼,苏轼《南柯子》词云:“游人都上十三楼,道是竹西歌吹古扬州。”(5) 云山阁,吕公著元丰七年守扬州时所建,中秋,阁成,公闻秦观才名,烦撰乐语,有“照海旌幢秋色里,激天鼓吹月明中”句,而是夕却微阴,秦复作云“自是我公多惠爱,却回秋色作春阴”。时人谓之翻手作云。(6) 四柏亭,在宋广陵学宫中。元丰中,邹浩为教授,作《四柏赋》,其序云:“广陵学宫,厅旧为夫子庙,庭植四柏,皆凛凛合抱。”(7) 这是有关宋代扬州教育的一条重要资料。

当时扬州有高丽馆、高丽亭。元丰七年(1084年)诏令京东、淮南筑高丽馆以待其国朝贡之使。中有亭,亦名。地点在南门外。这有个大背景,北宋自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起,与高丽中断交往四十三年,至神宗时始复交。元丰八年夏四月,朝议欲以苏轼使高丽,因有大臣阻挠未果,秦观与孙觉同赋诗以纪其事。宋代在扬州设高丽馆,证明宋代这里是使节中转或流连之地。

北宋扬州还是重要的茶叶贡地,有贡春亭、时会堂,据《太平寰宇记》,宋时贡茶皆出蜀冈,上有贡春亭。时会堂,旧在蜀冈,乃造贡茶之所。欧阳修、梅尧臣等都有诗纪之。

熙宁二年(1069年)邵伯镇梵行院之侧建斗野亭,因扬州于天文属斗分野,故名。孙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张耒诸人皆尝觞咏于此,因而成为一邑之胜。这固然有自然环境因素,邵伯镇上承高宝诸湖,积水涵虚,菰蒲掩映,朝烟夕霏,变化万千,足以供游览,更重要的是,孙、苏诸贤以为重,得人文之胜,故此景废而复建,延续不坠。

宋代扬州工艺制作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仅以玉器为例,清人谢堃在他的《春草堂集》中说,他在一盐商家中看到了一座宋代扬州制作的玉塔,“塔玉雪白,绝无所谓饭绺瑕璺,高七寸,作七级,其制六面,面面有栏,栏内佛像,螺髻眉目毕现;榱桷间透空,细纹若罘罳然,塔顶有琏环小索,系诸顶层六角,绝不紊乱。所谓鬼斧神工,莫能若是”(8) 。可见宋代的玉器制作工艺不仅掌握了镂空雕的技术,而且还独创了“琏环”技巧,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扬州玉器制作的一大亮点。

北宋朝廷与江淮地区经济关系,特别是与漕运关系密切,“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9) ,因“真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10) 。“发运使总领六路八十八州军之广,其财货调用,币帛金粟,岁千百万”(11) ,从而造就了真州的繁荣,“为郡虽未远,而四方错处,邑屋日增,其势盛冲会,尽移隋唐江都之旧”(12) 。即到南宋末年,郝经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真州“行商舶贾,远近毕集,故为江壖一都会,号称‘扬一真二’”(13) 。真州游观登临佳处甚多,如赋诗台、白沙亭、鸾鹤亭、涵虚亭、鉴远亭等等,最为人所称道的两处:发运司之东园、北山之壮观亭。

真州东园。皇祐年间,史昌言为发运使、许元为副使、马遵继为判官,因真州废营地为之。园广百亩,“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内有拂云亭、澄虚阁、清宴之堂、射宾之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14) 。四年(1052年)欧阳修应许元之请,作《真州东园记》,记由蔡君谟书,蔡尝语人云:“吾用颜笔作褚体。”(15) 人谓园、记、书为三绝。

壮观亭。郡守史度建。在城北三里,北山之巅。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十一月始建,翌年二月落成。刘焘作《壮观亭记》云:“史君与客置酒高会,鼓吹作而旌旆扬,倾都士女,巷无居人,咸曰:‘乐哉!吾邦所未尝有也。’”“于是时也,重熙累洽,万国一轨,年谷荐登,民物丰乐;不闻兵革之声,不见调发之苦。”壮观亭落成后,仅隔十年便有“靖康之难”,亭废于兵火。据嘉庆《扬州府志》云,米芾书扁,有赋及诗。(16) 淳熙中郡守左昌时复新时,得米所亲书诗,镵诸石,书赋于屏,尚书谢谔经此又得米书“壮观”二字,重榜焉。而实际米芾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壮观亭落成于其身后八年。那么只有一种解释,米芾登“北山之宇”,有“壮观”之叹,遂书扁题诗,后史度据扁名亭。这也是名人效应。

北宋时仪征还有一件大事,铸圣像。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修玉清昭应宫,拟于正殿设玉皇大天帝像,别殿设圣祖天尊大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像,营缮将就,五年(1012年)七月真宗诏江淮发运使李溥于江浙访良工铸造尊像,相度适合地址熔铸。不久,李溥奏于杭、苏二州访得铸匠,乞就建安军西北小山铸写,诏可。据《舆地纪胜》,司天台言,建安军西山有旺气,即其地铸圣像。时有青鸾白鹤景云,盘绕炉冶之处,诏即其地建仪真观,立青鸾、白鹤二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溥言圣像熔范已成,朝廷确定迎奉圣像合用仪仗、鼓吹三千三百余人。四月二十一日,命宰臣王旦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向敏中为礼仪使,枢密使王钦若为仪仗使,陈尧叟为卤簿使,参知政事丁谓为桥道顿递使。诏圣像所经州府官吏赐宴设。五月十二日,以圣像至京,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十五日,帝迎拜。(17) 整个过程的礼仪十分隆重、繁复。正由于此,大中祥符六年,建安军为真州,政和七年赐郡名仪真。

高邮在宋代也是经济繁盛、文化昌明之地。元祐元年(1086年)诏复高邮州为军,赐帑金葺军治,兼修众乐园。经始于州守毛渐,落成于后守杨蟠。杨蟠于园内起堂台亭阁十二所。并亲撰《众乐园记》:“高邮当东南冲会,名之为军,而邑居繁盛,加之鱼稻之富,人足于衣食,其情闲暇,则思有所适,以寓一日之乐焉。”(18) 高邮地处运河之冲,湖上风光人所乐见,又多异闻,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图5-2 文游台

(马恒福摄)

嘉祐(1056—1063年)中,陂泽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后转入甓社湖,或在新开湖,凡十余年,居民行人皆见。樊良镇正当珠往来之处,行人往维舟以待其珠。孙觉曾亲见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记载,黄庭坚也有诗咏之。人们便在此建“还珠亭”“玩珠亭”“明珠亭”等。

高邮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胜迹是文游台,《舆地纪胜》称,在军城东二里。旧传苏轼、王巩、孙觉、秦观诸公及李公麟尝同游,论文饮酒,因以文游名之。公麟画为图,刻之石。但后人对四贤是否雅集文游台一事存疑。清人王敬之在《小言集·枕善居杂说》中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欲考四贤相聚之迹,当自少游识坡公始,至莘老卒止,由熙宁十年丁巳(1077年)迄元祐五年庚午(1090年)前后十四年中为断”。结论是“案四贤踪迹,中外靡常,不必定为同洽高邮,殆先后俱尝至此耳”。今人徐培均则又补证“元丰七年甲子(1084年),东坡自黄移汝途经高邮而会秦观……期间,王、苏曾以诗往来酬唱,至于是否相值于高邮,尚无确证”。他认为“四贤雅集文游台,当以存疑为是”。(19) 倘以豁达的态度视之,四贤虽不必同时雅集高邮,前后俱尝至此,后世以文游台祀之,应是合理的,也是高明的。

二 以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太守现象

对于扬州知州的选择,宋朝廷特别关注,这与建隆元年(960年)九月原后周扬州节度使李重进的反叛有关。李重进反叛后,赵匡胤立即着手亲征剿灭叛乱,“及平扬州,以宣徽使李处耘权知扬州。宣徽者,处耘之官也;权知扬州者,实为扬州太守也。为其职元为宣徽,故不改本镇节钺而实行州事,故其结衔曰权知扬州也。此时虽一时权制,而太祖之规模实已素定矣”(20) 。宋代知州制即由平扬州而来。

宋代制度,路之首州知州,知一路事,扬州为淮南东路首州,领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高邮、涟水二军。北宋历任知扬州事者凡119人,其中很多是中央的重要官员,有的还是或后来是宰相副宰相。还有的则是文学大家或文化名人。(21) 宋朝廷对扬州知州之选人十分重视,宋神宗元丰二年任命鲜于侁知扬州时曾说:“广陵重镇,久不得人,今朕自选卿往,宜善治之。”(22) 在扬州知州中,以欧、苏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大。

欧阳修字永叔,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十六日,就是欧阳修因故“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以知制诰出知滁州”后的第四个年头上,接旨“特授行起居舍人、知制诰、知扬州军州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使”。二月,离滁赴任,二十日至扬州,《扬州谢上表》云“已于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讫者”(23)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十三日,“欧氏移知颍州”。

欧阳修在扬不足一年,除了劝农、治水、断狱外,更致力于文事。赓续韩琦遗业,相继修建完成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他在给韩琦的信中说:“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特别是作平山堂,留下千古佳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24) 其实欧公之筑斯堂还有政务迎宾和讲堂教化作用,沈括说:“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虽选帅常用重人,而四方宾客之至者,语言面目,不相谁何,终日环坐满堂,而太守应决一府之事自若,往往亦不暇尽举其职。……故凡州之宴赏享劳,太守之所游处起居,率皆有常处,不能以意有所拣择,以为宾客之欢。”(25) 故“登斯堂者莫不有捧日凌云之志,熔经铸史之怀,作育人才,转移风化,一太守倡之而丕变矣”(26) 。建平山堂时,欧公还手植柳一株,人谓之欧公柳。即其词所云“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也。

欧阳修在扬除了奏表及与友朋书信外,多有诗文之作。诗词多为咏人、咏物、赠友忆旧者,如《赠歌者》《咏樵者》《送田处士》《木芙蓉》《咏雪》《月石砚屏歌》及《答通判吕太傅》《招许主客》《别后奉寄圣俞二十五兄》等,无不情深意满;文则有《海陵许氏(元)南园记》《大明水记》等;以及一些名人的祭文墓志铭,如《陇城县令赠太常博士吕君墓志铭》,吕君即扬州状元吕溱之父。

欧阳修爱好金石学。在扬时,得唐窦叔蒙《海涛志》,甚爱之,常常张之座右之壁,惜某夜为风雨所坏,其后求之十五年,才又得到一本。在扬州龙兴寺,见唐《四绝碑》,他认为法慎律师书额、李华文、张从申书都不甚好,独录李阳冰篆额。其时,韩琦还从定州为他寄来碑拓。梅尧臣授国子博士时,携新妇归宣城经扬州,曾与欧公通宵夜话,言及《易》学、史学、政治与文学。八月赴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任,再经扬州,欧公留他过中秋节,得观《集古录》及欧公画像,有诗云“古碑手集一千卷”(27) ,证明在扬时,欧公《集古录》已初步完稿。扬州士人孙觉还特地从高邮来拜谒欧公,乘机请教文章之道,欧公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28) 巧得很,次年即皇佑元年春,孙觉中进士。

关于欧阳修“文章太守”之名,最早出于富弼之口。庆历六年秋欧阳修《醉翁亭记》初成,天下传诵,家至户到,洛阳纸贵。富弼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难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29) 莅扬后,人遂以文章太守尊之敬之。嘉祐元年(1056年),刘敞出知扬州,欧公已离扬八年多,作长短句《送刘原父出守维扬》,深情回忆在扬的美好时光,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此后,文章太守遂成为一个标杆,作为衡量扬州主政者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而平山堂也成为扬城的一种文化标志,代有修葺,仅现在收录的各种平山堂记即有十数篇之多。

欧公离任后44年,苏轼于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軡辖。万历《扬州府志》称赞苏轼“尝奏扬民为积欠所压,检察本州,于理宜纵而拘于法者六条,乞往催理。又奏旧发运司主东南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之,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请复旧,上皆从之。先是,蔡京知扬州,宴集为万花会,用芍药数十万株,吏缘为奸。轼悉罢之,民大悦服。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名兼侍读。”(30) 说的是苏轼在扬的三大政绩:奏罢扬民积欠,奏复漕卒私载物资,罢蔡京万花会。苏轼在扬州仅半年时间,但所上奏折甚多,为民抒困减负。他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上《扬州谢到任表二首》即云“乃眷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积欠十年,丰凶皆病”。五月十六日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六月十六日上《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七月二十七日上《论仓法札子》《论纲梢欠折利害状》,八月一日上《乞罢转般仓斗子仓法状》,八月初五日上《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八月六日《申明扬州公使钱状》。这些奏议不少是通过解剖扬州以议国是,有时锋芒直指中央官僚机构,“臣具此论奏,自经一百八日,未蒙回降指挥”,“经今五百余日,依前未蒙施行”(31) 等,苏轼留下的不仅是文章太守形象,更有为民请命的良好政风,也给同僚留下深刻印象。曾旼罢扬州教授,过真州(今仪征),与吕惠卿(吉甫)论苏轼,旼言苏学孟子,像孟子那样“以民为重,社稷次之”(32)

居官扬州,文事总少不了,“时来蜀冈头,喜见霜松枝”,蜀冈是苏轼常去之地。其《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云:“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八:“何人筑东台,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图,独立表众惑。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无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33) 其时,晁补之、赵令畤先后为州倅,曾旼为扬州府教授,程筠知真州,米芾亦在扬州,苏轼与之多有唱和。而离任、赴任、访旧、游学经扬者更多,苏轼亦多有应酬。据《侯鲭录》《晚香堂苏帖》等载,米芾将知雍丘,“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曰:‘吾从众。’坐客皆笑。”(34) 在扬州,许安仁(35) 曾从其学诗,东坡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许开始以为“此语太高,后年齿益长,乃知东坡先生之善诱也”(36) 。(www.daowen.com)

在欧苏前后,还有不少扬州知州亦颇具文化声望,在扬州留下风流韵事和文化丰碑。如至道二年至三年(996—997年)扬州知州王禹偁,太宗尝赞其“文章独步当代,异日垂名不朽”。以左司谏知制诰,有直声,曾“上疏雪徐铉,贬商州”(37) 。禹偁在扬,曾上《应诏言事疏》,为庆历新政之先声,“政暇每游咏名胜诸迹,遂以人与辞称重云”。影响最大的《琼花》诗二首,诗前有序:“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琼白可爱,且其树大而花繁,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云,因赋诗以状其态。”(38) 琼花遂与扬州结缘,成为扬州的重要文学形象。

韩琦罢枢密副使后,庆历五年至七年(1045—1047年)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增学田,奏请蠲无名之敛,又请常平仓米以备赈荒,扬民为肖像祀于雍熙院。他在扬州还留下了一段“四相簪花”的传奇故事。据《梦溪笔谈·补笔谈》记载:“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招大理寺评事通判王珪、大理评事签判王荆公(安石)以及途径扬州的大理寺丞陈升之,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39) 欧阳修赴滁州任经扬州,曾受到韩琦的热情款待;建丰乐亭时,韩以细芍药十株见赠,植于亭侧。韩屡荐欧公于仁宗,上从之。欧公平日少许人,惟服韩公,尝因事发叹曰:“累百欧阳修,不足望韩公!”(40)

鲜于侁由神宗亲点于元丰二年至四年(1079—1081年)知扬州,“苏轼自湖被遣,亲朋皆与绝交。道出广陵,侁独往见,或劝其将平日往来文字书问焚之不留,侁曰:‘欺君欺友,吾不忍;以忠义分遣,则所愿也。’”(41) 他在任曾编《扬州集》,秦观为之作序。序云“《扬州集》者,大夫鲜于公领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马君希孟采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访于境内简编碑板亡缺之余,凡得古律诗洎箴、赋合二百二篇,勒为三卷,号《扬州集》云。……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诗已下,在当时虽非扬州而今实今之广陵者,皆取之。其非广陵而当时为扬州者,皆不复取。至扬子云《箴》,本约《禹贡》为辞,则广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录也”(42) 。可惜其书已佚。又曾刊《鲍参军集》,故李荐诗云“解传鲍照旧诗赋,输尽芜城千古愁”。秦观《鲜于子骏行状》云:“(鲜于侁)为政,以经术自辅,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43)

此外如杜衍、宋庠、刘敞、王琪、刁约、陈升之、吕公著、张等,即便如蔡京、蔡卞、吕惠卿等,也莫不是一时名流。还有一些人,如王安石、沈括等在扬虽未为知州,但任州倅、通判、州判、教授,也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和业绩。

文章太守现象之生成,固与宋代右文大政策有关,也与扬州重文的小气候有关;固与太守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关,也与众多知音的相融相洽有关。此后又代代相沿,文章太守成为古代扬州士民对主政一方者的最高评价。

三 本籍文人学士成就突出

在宋代右文的大环境下,扬州本土的文化、本籍文人引人注目。

宋初,最突出的是徐铉。徐铉字鼎臣,其先东海郯人,后迁会稽。父延休为吴江都少尹,遂家广陵。《宋史·徐铉传》称其“扬州广陵人”。他在《将过江题白沙馆》诗中自述:“少长在维扬,依然认故乡。”(44) 由唐入宋后,因为文学优赡,久司教令,特授直翰林学士院,奉诏参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徐铉长于文翰,文思敏捷,风格遒劲,是五代宋初的骈文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沿溯燕许(唐张说、苏颋)”。诗风则近白居易,才高学博,时出佳句,好用典故,开宋人学问为诗之门径。他十分注重奖掖后进,其弟子入宋较为著名的有吴淑、郑文宝、陈彭年、杜镐、胡克顺等人。陈彭年曾被真宗指定为晏殊老师,而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皆晏殊门生。所以“徐铉的文学基因,通过几代师徒依次传承,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45)

宋代扬州科举中为人所称道的是出了三名状元。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戊寅科状元吕溱。廷试诗题“鲲化为鹏”,吕溱诗云:“九霄离海峤,一宿过天池。”议者曰:“此诗意自当为第一人。”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戊戌科状元王昴,以文学称誉于时。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状元李易。这一科很特殊,是南宋开始的第二个年头,而且是在扬州开科的。李易早年即有文名,豪爽自任,不拘细行。入仕后,好学多闻,以清素自立,历官太常博士、工部员外郎、太常寺少卿、中书舍人、直秘阁,后出知扬州,官至敷文阁待制。时人称吕溱、王昴、李易为“扬州三魁”。三人在诗文、学问以及政事上各有所成,名载史册,更重要的是对崇文好学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后人命名“三元巷”或“状元坊”纪念这一盛事,旧时扬城办婚事,总爱将轿子从此一过,以发吉兆,遂成习俗。

高邮更有孙觉、王令、秦观一批文人群体的崛起。王令、秦观二人作品脍炙人口。王令(1032—1059年),初字钟美,后改字逢原。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王乙居广陵。长大后在天长、高邮等地以教学为生,有治国安民之志。王安石对其文章和为人皆甚推重。(46) 《四库全书总目》评王令的诗道:“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倨促剽窃者流,则固倜倜乎远矣。”现代学人钱锺书以独到眼光评价王令诗作道:“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若似的。”秦观(1049—1100年),江苏高邮人,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苏轼曾戏呼其为“山抹微云君”。后世则称之为“婉约词宗”。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实际上,少游的诗文策论也名擅当时。秦观有《韩愈论》一文,可见他对文章也有深刻的理解。2011年6月扬州北郊出土秦观祖父秦咏及夫人墓志,志文述及秦观父辈、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父,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特别提到秦咏子孙皆从事于学,“观尤有文,苏子瞻称之”。志文由孙觉撰,赵挺之书,孙升题盖。学者称此志文不可多得,价值巨大,“是扬州本土文化名人在扬活动的丰碑”(47)

 图5-3 扬州2011年出土的秦观祖父秦咏墓志

(扬州博物馆提供)

比较而言,当时孙觉在政坛、学界的影响更大。孙觉(1028—1090年)字莘老。先世江都人,徙居高邮。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22岁登冯京榜进士。历官湖、庐、润、苏、福、亳、徐州和应天府,有善政,迁右谏议大夫,进吏部侍郎,官至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孙觉五岁入学,从乡先生乔竦学。竦字立之,教授州里,倡明孔孟之教,从游者多以文行知名一时,淮南数千里间,视高邮若齐鲁。孙觉通经学,15岁即通《易》《书》《春秋》经大义。20岁从海陵胡瑗游。胡门弟子以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最年少,俨然列其间,众所推服,作《春秋经社要义》。入仕后,又撰成《春秋传》《周易传》《尚书解义》等,游酢为《周易传》序云:“(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进或退,或语或默,或从或违,皆占于易而后行也。”(48) 惜今仅存《春秋传》十五卷。孙觉喜论文,包括诗。其作文曾得欧阳修亲自指点。《晁氏客语》记载了孙觉论杜诗的一些观点。如孙莘老云:杜甫如“日长唯鸟雀,春暖独紫荆”,言乱离,有深意也,得风雅体;“草黄骐骥病,沙晚鹡鸰寒”,谓禄薄,君子不得志,世乱兄弟不得见;“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谓君子失时,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老树饱经霜,梅杏半传黄”,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甫因见此而有感也,盖橘柚、锡贡、龙蛇,皆禹之事也;“六(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谓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仆养马者不得赐,而为假马者得,故惆怅也;《赠窦侍御》诗云“与奴白饭马青刍”,《诗·白驹》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蒌,言秣其驹”,故其奴马如此,则敬主人可知。(49) 可见孙觉对诗文有独到见解。其见解亦为后世所重。当代学者莫砺锋指出,“橘柚锡贡”出《尚书·禹贡》,“驱龙蛇”出《孟子·滕文公下》,按最早指出这二句杜诗是用典的是宋人孙觉(莘老),说见晁说之《晁氏客语》。(50) 陈师道《后山诗话》中也说“龙图孙学士喜论文,谓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王立之《直方诗话》中谈到两件事。参寥子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之,末句云“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到末句,说“者小子又贱发了”。后少游编《淮海集》,就把末句改成“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了。元丰初,黄庭坚过下邳淮阴侯庙,作诗示孙莘老。莘老言:“其太过,无含蓄。”黄以后就根据这个意思作了修改,收入集中。根据《宋孙莘老先生年谱》等史料梳理,黄庭坚、秦少游、王令等都曾先后拜孙觉为师,黄庭坚还成为孙的女婿。据陆游《家世旧闻》,陆游祖父陆佃,“未第时,游四方,留高邮最久,盖从孙莘老游”(51)

高邮人孙升,字君孚,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有《孙公谈圃》传世,也曾从孙觉学诗。秦少游、黄庭坚都是苏门弟子,其中少不了孙觉推介之功。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预作苏公笔语题壁于山寺中。苏公见之,果不能辨,大惊。及晤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耶?”(52) 熙宁五年(1072年)十一月,苏轼“至湖州为孙觉作《墨妙亭记》。觉出黄庭坚诗就质,始异之”(53) 。孙觉弟孙览,字传师,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北宋著名学者。子端,字子实,元祐三年(1088年)同知,权知贡举。因此,孙觉称得上北宋时期高邮的中坚人物,对高邮的文化勃兴、人才涌起贡献甚巨。

南宋时期,高邮又有陈造,字唐卿。范成大见其诗文曰:“唐卿亦高邮人,使遇欧苏,盛名当不在少游下。”淳熙二年(1175年)乙未榜进士,分教苏州,尚书尤袤得其骚词杂著,手之不置。曾两为试官,皆称得人。晚年自号江湖长翁,有诗文杂著四十卷。高邮南宋亭阁记铭,多出其手。

四 犹记烽火扬州路

《宋史》有言:“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敝江,一以守运河。”(54) 扬州地理位置之重要由此可见。宋室南迁之后,扬州处于南北交战的前沿阵地,烽烟四起,鼓角相闻,抗金、抗元,这里都是主战场之一。

建炎三年(1129年)春,金人破徐州、攻楚州、侵扬州,高宗匆促渡江,逃跑中,非但乘舆服御、官府案牍无一存者,连太祖神主都丢失了。高宗在镇江稍事停留便逃往杭州,改杭州为临安府,作为都城,后在金兵追击下,又在台、温沿海避难,直到绍兴二年(1132年)才又回到杭州。其间,扬州人民饱经灾难,也显示了反抗精神。初,金人屯扬州城下,遣人入城告谕士民,限三日出城,过期者杀;并历数扬人容留宋高宗之罪,但民无出城者。金人入城,纵火城内,子女、金帛杀掠殆尽。扬州守城官员张缜,坚不退缩,城溃,与妻子同被害。建炎四年五月,由义军招安的薛庆据守承州(高邮),累败金兵,八月“与金人战于扬州城下,死之”(55) 。绍兴元年,义军张荣在缩头湖自发地抗击金兵,大败之,后遣人告捷,愿听刘光世节制。(56) 抗金名将通泰镇抚使岳飞建炎四年十一月在高邮三垛打了一场漂亮仗。(57)

绍兴四年韩世忠被任命为淮东宣抚使,驻扬州,组织了“大仪之战”,威名大振。(58) 兵民的奋力抗击,使金兵受到重创,不得不撤军北归,一时不敢轻言南下。但这并没有改变高宗等人退让求和的投降主张和对抗金将领的疑忌心理。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签订和议条款。十二月杀害岳飞。金政权内部斗争也趋于激化。1149年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即帝位,史称海陵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完颜亮调军六十万,自将南来,中外大震。宋以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兵马,引兵屯扬州,拒敌于皂角林。(59) 这就是“皂角林之战”。刘锜受命之时即有重病在身,三十二年闰二月卒。

这些战斗不仅留在史册,而且播在人口,老百姓代代相传。同时代的诗人文士也以诗吟咏。如杨万里《皂角林》:“水漾霜风冷客襟,苔封战骨动人心。河边独树知何木,今古相传皂角林。”作者认为,那些“苔封战骨”仍然铭刻着当年战斗的壮烈情景,他们的业绩千古流传。杨万里又有《舟过扬子桥远望》:“今古战场谁胜负,华夷险要岂山川。六朝未可轻嘲谤,王谢诸贤不偶然。”提出要回顾历史经验,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而留在瓜洲的诗词更是车载斗量,诗人借以一吐胸臆。陆游《送七兄赴扬州帅幕》:“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报国之心、悲愤之情跃然纸上。更重要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形成的家国情怀,成为扬州人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南宋时曾任六合知县、与修《广陵志续志》的刘昌诗为扬州正名,他说:“考《太康地记》,谓东渐太阳之位,履正含文,天气奋扬,故取名焉。余尝为《续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为一洗躁劲轻扬之耻云。”(60) 这是很有见地的。

毋庸讳言,宋金的三次和议(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南宋的发展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扬州虽迭经战火,但都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文化建设。以园亭为例,郭棣知扬州时,即故城遗址建楼,曰筹边楼,“倚槛远眺,见百里秋毫,以杜他日伏戎之患”(61) 。又即扬州城南为淮海楼,陈造为之作《淮海楼赋》。崔与之在州治南建四望亭。嘉定中,与之任满,有《辞后土祠玉立亭》诗:“天上人间一树花,五年于此驻高牙。不随红药矜春色,为爱霜筠耐岁华。四塞风尘天籁寂,半庭月冷市尘赊。临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万家。”(62) 叙述了他与扬州士民共御敌侮的日子,表达了他对扬州的平安祝福。赵范、赵葵俱有功于朝廷,有惠于扬州。尤以绍定中围剿歼灭叛军李全而名彪史册。赵葵绍定三年(1230年)直宝章阁、淮东提狱,与兄赵范俱节制军马,共诛李全于新塘。寻进兵部侍郎。六年(1233年),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嘉熙元年(1237年),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葵留扬前后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端平三年(1236年)赵葵即堡城武锋军统制衙修万花园,宋伯仁有诗:“细柳营基锁绿苔,万花新种小池台。芙蓉喜见江南客,故向西风一夜开。”(63) 将赵葵比为汉之周亚夫。宝祐年间,贾似道守扬,所建景点有摘星楼、皆春楼、水晶楼、环碧亭、观稼堂等。

瓜洲、真州均为战略要地,其景观无不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如瓜洲有彤云阁、望江台、临江亭、迎波亭等。真州有扬子江楼、江楼(江淮伟观楼)、烟江奇观楼、中和楼、澄澜阁、天开图画亭、湖光亭等。天开图画亭是淳熙中郡守姚恪所建,运使王公取黄山谷诗句名之。

其时,教育和学术也有一定发展。郑兴裔知扬时,曾修学宫,孔梦斗、倪垕《追咏邹道乡所植扬州学四柏》唱和诗“道乡采芹遐,手植四株柏”,“后人补种之,存棠思召伯”;“斯文以道重,所取不但柏”,“大开多士炉,韶竽辨节拍”可透露出些许信息。(64) 据《江苏旧方志提要》介绍,宋代纂修的扬州方志大约有20种:《(宋)扬州图经》《(宋)扬州旧经》《(大观)扬州图经》《(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维扬志》《(宋)泰州旧图经》《(宋)泰州图经》《(淳熙)吴陵志》《(淳祐)吴陵志》《(宋)真州旧经》《(宋)真州图经》《(绍熙)真州志》《(嘉定)真州志》《高邮旧经》《高邮图经》《(淳熙)高邮志》《(嘉定)高邮续志》《(嘉定)高邮郡志》《(嘉熙)高邮图经》等,半数以上为南宋所修,亦可见学术之繁荣。

然而,城下之盟的表面和平与繁荣,总掩饰不了社会的凋敝与痛楚。扬籍作家如“好学多闻,以清素见称”的李易,面对家乡的破败萧条景象时,创作了《竹西怀古》一诗。该诗将战前与战后的扬州相比较,表达了诗人对家乡遭到破坏的无比痛惜之情。诗人李洪的《卜居飞英坊》《淮上乱后寄子都兄》等诗,则表达了作者的漂泊之感以及渴望收复故土的美好愿景。而众多外来文人,如陆游、杨万里、刘克庄、辛弃疾、范成大、姜夔、文天祥、李庭芝、姜才等人,他们或寄居扬州,或途径扬州,或是仕职扬州,同扬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亦融入了扬州的诸多元素,就作品的题材内容而言,有展现战后扬州荒芜景象的诗作,如杨万里的《晚泊扬州》、刘克庄的《扬州作》等;有表达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李好古的《清平乐》、文天祥的《扬子江》等;还有抒写个人遭际与人生感慨的作品,如朱敦儒的《点绛唇》、王沂孙《青房并蒂莲》、张辑《月上瓜洲》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姜夔的《扬州慢》,读来令人悲从心来,其序第一句就交待了背景,“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淳熙丙申至日即淳熙三年(1176年)冬至,当时宋孝宗赵昚虽励精图治,锐意恢复,但昔日繁华的“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如今已是“四顾萧条”“冷月无声”,更无论其他城市了。此曲已经成为与《芜城赋》齐名的描叙战乱荒凉的传世名作。

南宋晚期亦即抗元时期,扬州还有三件大事,既是政治史、军事史上的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大事。

一是扬州守臣李庭芝、姜才等人坚守城池,誓死不降。即便元军使者持宋太后的诏书前来招降,李庭芝依旧不肯投降,姜才更是直言:“吾宁死,岂作降将军耶!”最终,两人慷慨就义,为国捐躯。后来,为了纪念李、姜二人,扬州人民特地建立了“双忠祠”,以示对这两位爱国英雄的深切缅怀。

二是宋朝末年的宰相、著名诗人文天祥在扬州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文天祥被捕逃脱后,往真州投奔守将苗再成,伺机抵抗,而扬州守臣李庭芝却得到奏报,“有一丞相,差往真州赚城”,在这样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难免产生一些误会,于是李庭芝命苗再成杀文天祥以绝后患,苗再成知文天祥忠义,但又迫于压力,只得将这位一代英雄赶出真州城。文天祥的《至扬州》诗二十首中对此有详细的、动人的叙述,为这一短暂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对世事更迭局势下的世道人心作了深刻的解剖;也从而更加凸现了文天祥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特别是其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为世人传诵。故历代仪征、扬州都有祠祀之。

三是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大儒郝经以翰林侍读使宋,为贾似道拘于仪真十五年,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鸿雁传书”。蒙古忽必烈即位,特派郝经赴宋议和,贾似道担心前与蒙古密约泄露,遂将郝经秘密扣押在仪真。郝经后饲一雁,以帛书系雁足,竟为元兵捕获,遂促南宋放人。至元十一年(1274年)郝经始得北归,其时距南宋亡仅五年。郝经在仪真留下了如《王承宣送扬州芍药数本》《伴使秦文举欲入维扬,故赋诗以见意》《丙寅新馆重九》《生朝祭先有感》《琼花》等诗篇,以及《镜芗亭记》《退飞堂记》《密斋记》等文章。其诗句“闻说隋家自亡国,莫将诗句重相诬”(《琼花》),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密斋记》所云:凝尘危坐,焚香读《易》,“至《大传》君子慎密不出,圣人洗心退藏于密。遂以时观身,以身观心,以心观道而得其义”(65) 。则可见作者的哲学思想和儒者面目。

概言之,宋代扬州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