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强盛的时期,而扬州则是那个时期的典型城市,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扬州更是被推上了“扬一益二”的地位。唐代扬州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造就了扬州文化的鼎盛,人才荟萃,文化璀璨,而最足赞誉的则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可以说,这是唐代扬州文化鼎盛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原因。

一 唐代扬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唐代扬州是一座开放性、包容性都很强的城市,也是经济、文化充满活力、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

唐代扬州对外开放,热情接待海外来客。当时的扬州,既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又是国际性的商业都会。它是唐朝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许多外国商人远道来扬,从事商业活动。活跃在扬州市场的外商,以波斯、大食人为主,有时多达数千人,另外还有昆仑、占婆、新罗、日本等各国商人,国际贸易商品则有陶瓷、丝织品、铜器、香料、珠宝等。

唐王朝保护外商在中国的合法经营和人身自由,唐文宗曾经发布关心外商的诏书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41) 扬州地方政府忠实执行这一政策,外商在扬州开设胡店、胡邸,拥有雄厚的资财,他们在这里与中国百姓和睦相处,同时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和集会。(42)

日本与唐朝的交往非常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和学者、僧人来唐朝时,大多经过扬州。据统计,日本政府在公元630年到894年之间,先后派出过19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由于受到航海条件的限制,最终只有13批真正到达了中国,其中有9批经过了扬州。

唐朝政府对于日本各界人士在中国的活动,是相当宽容的。例如唐玄宗天宝年间,扬州官府对于日本僧人邀请鉴真和尚出国传法的活动,给予支持。扬州仓曹参军李凑曾帮助其“造大舟,备粮送遣”(43) 。有人诬告鉴真一行人勾结海盗,后来查明真相,立即释放,归还杂物。(44) 在得知日本僧人荣睿等四人在扬州的情况后,唐中央政府的鸿胪寺还给扬州地方政府发文说:“僧荣睿等,既是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兼予随驾,非是伪滥。今欲还国,随意放还,宜委扬州依例送遣。”(45) 天宝十二载(753年)在唐朝担任官职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晁衡)辞官回国,他离开长安,南下扬州,在扬州的延光寺会见了高僧鉴真,并邀请鉴真和尚同船东渡日本,使鉴真得以最终抵达日本,实现了弘扬佛法的夙愿,这也说明当时这些民间交往活动是合法的。扬州地方官员对于从日本来到扬州的僧众,通常都给予妥善安排和接待。例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日本僧人圆仁和尚等一行人入唐求法来到扬州时,尽管他们要求访问天台山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但是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却在职权范围之内给予他们相当多的优待和照顾。他们被安排住宿在开元寺,在这里停留了7个多月,并“许令画造佛像”(46) ,而他们送上的礼物却被拒收了。

此外,新罗文人崔致远在扬州的经历也能说明,外籍人士在扬州是受到尊重和重用的。崔致远少年时就来到中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公元880年,任期届满,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入幕府,担任都统巡官等职,成为秘书与高参,为高骈拟写了大量公文,如其《桂苑笔耕集序》所云“从职淮南,蒙高侍中专委笔砚,军书幅至,竭力抵挡,四年用心,万有余首”(47)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崔致远之弟崔栖远,由新罗涉海来唐,奉家信迎崔致远回国,他遂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其留唐十六年间,与中国文人墨客、幕府僚佐等交游甚广。崔致远在扬州任职、离职都很自由,也说明了当时扬州的包容性极强。

同时,唐代的扬州也是学习西方技术文化的窗口。唐太宗曾经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学成以后,就到扬州来进行试制。《新唐书·西域传上》:“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48) 扬州按照印度的方法造出的糖,比印度糖的味道更好。《通典》及《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每年织造上贡蕃客锦袍250件,而这种织锦技术已由传统的经线起花,改为纬线起花,吸收了西亚工艺,纹样也采用了波斯风格。(49)

唐代扬州开放的窗口对国内更是敞开的。当时扬州聚集了全国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士,其中有大批工商业者和官绅豪富。《旧唐书·李袭誉传》云:“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50) 《旧唐书·杜亚传》云:“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51) 扬州地居江淮要冲,为南北交通枢纽,隋代运河的开通,给它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和丰盈的物产。武则天时,“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52) 。

唐代盛时,扬州的生活用品和服装服饰都已经引领时代的潮流。如唐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广运潭上举办了一场大型土特产博览会,动用三百条船展示南方数十郡的地方特产,扬州的地方产品列在首位。首先是广陵郡船,“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其次才是丹阳、晋陵、会稽、南海诸郡物产。当时还组织大批妇女合唱民歌:“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53) 这一场博览会给京城民众以极大的视觉和听觉震撼,实际上也是将扬州一带的南方文化和南方服饰推向全国。

唐代扬州出产的毡帽,由于质地坚韧,式样美观,在全国各地很有销路。宪宗时裴度主张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遭到反对派的忌恨,派人来刺杀他。据说就因为戴的扬州毡帽,保护了头部,侥幸不死。扬州毡帽自此更出名。《太平广记》记载说“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以致供不应求,甚至编出故事说,阴间的判官都托人到扬州去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54) 。李廓《长安少年行》诗中说,长安少年“刬戴扬州帽,重熏异国香”(55) ,成为一种时尚。

唐代扬州的丝织业、铜器与金银器制造业、造船业等都相当发达,其声誉远扬海内外。扬州地方官员经常向朝廷进贡大量的绢、铜镜、金银器。据《新唐书·食货志》,唐代产贡金、银的州郡中,今江苏地区仅见扬州。(56) 唐文宗时期,王播从扬州入朝,一次进贡的大小银碗就有三千四百多个。扬州铜镜数量之大,质量之优,闻名于世。当时扬州铜镜已经成为人们馈赠亲朋好友的一种宝贵礼品,而扬州向朝廷进贡的铜镜,则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在扬子江上铸造的,因此又称为“江心镜”“水心镜”(57) 。1998年德国人曾经在印尼海域打捞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即“黑石号”沉船,船上装载着大批中国瓷器和许多铜镜和金银器,其中的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沉船中的唐代铜镜铭文注明:“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这是“考古学家苦苦寻找而从未发现的宝物——江心镜”。学者齐东方认为,这应该是从扬州港出发,经由东南亚运往南亚、西亚的唐代商船;扬州作为新兴港口,当陆上丝绸之路沉寂时,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在“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如扬子江心镜和精美的金银器,是扬州一带的产品,证明唐代扬州的铜器和金银器已经远销海外。(58)

　图4-2　印尼爪哇海域“黑石号”沉船中的唐代扬州铜镜

(引自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考》)

唐代扬州开放的心态与举措,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也带来生活习俗的变化和开放,从而又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繁盛。唐代前期,许多城市里实行的是“坊市分区”制度,即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市区(商业区)四面有围墙,各面设门,依时开闭,晚间完全闭市。但是到唐代中后期,这种制度在扬州已经不复存在。扬州的商业区和居民区混杂,“十里长街市井连”(59) ,城里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十里长街之上,酒楼、饭店、茶肆、青楼、手工作坊、邸店、民居等,鳞次栉比,错杂相连。晚上还出现了极其热闹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60) ,每到夜晚,十里长街,珠翠填咽,游客纷纭,华灯万盏,一片繁盛景象。

扬州和淮南道是唐代盐法和漕运改革的重点地区。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由于北方战乱不断,赋税来源断绝,朝廷所需的军国财物,大多仰仗于江淮,开放的扬州成为南方物资北运的枢纽。唐肃宗和代宗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先后派出第五琦和刘晏担任盐铁使、度支使等职务。第五琦实行榷盐法,将淮南盐业从过去的分散、自流的个体生产,转为集中、统一的专业生产,提高了生产能力,使淮南盐业开始迅速发展。刘晏则简化盐税征收办法,减轻了商人负担,促进了食盐的流通;同时又指导盐户改进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食盐的产量,使扬州沿海地区成为东南海盐产量最高的产区。刘晏还组织民工,疏浚运河,发明了分段转运的方法,加快漕运速度,降低运输成本,将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京城。当时,设在扬州的扬子院内财货堆积如山,成为供应朝廷所需各类物资的巨大的国库。

开放的心态也使唐代扬州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当时扬州地方官员多能礼贤下士、推荐俊才,而不是嫉贤妒能、任人唯亲,从而使得各

地优秀人才云集扬州。唐朝前期,一些地方行政长官就注意在扬州发现和选拔人才,如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杨恭仁在寺院里发现了才学渊博的上官仪,李袭誉则在扬州任职期间向唐太宗推荐了著名的文选学家曹宪。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下令设立淮南节度使,治广陵,早期统辖十三州,后来大致管辖淮南七八州。此后,淮南节度使便成为唐朝地方最显要的官职之一,多以元老重臣担任。杜牧《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说淮南道“护天下饷道,为诸道府军事最重,然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商,备守坚险。自艰难巳来,未尝受兵,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61) ,杜佑、李吉甫、李德裕、牛僧孺、李绅、崔铉、李蔚等都是如此。他们在地方上注意减轻赋役,兴修水利,关心民瘼,推行教化。在治理地方军政事务的同时,也注重文化事业,有的还参与著书立说,推动了扬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例如杜佑不仅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发展水利,开垦荒地,广积米粮,为政宽厚,而且注重学术文化。他“性嗜学,该涉古今”,“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62) 。杜佑不仅自己认真读书,而且经常与一批幕僚讨论学问。他在扬州花费十几年时间,编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二百卷,得到古今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许多淮南节度使都注意在扬州收容失意的士人,给予接待和资助,并注重保护和推荐人才。许多士人携家带口,流寓扬州,在此准备参加科举;一旦落第,仍然回到扬州,觐见亲人。如司空曙有《送乔广下第归淮南》,李端有《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卢纶有《送魏广下第归扬州》,韦应物有《送槐广落第归扬州》,权德舆有《送殷卿罢举归淮南旧居》,姚合有《送崔约下第归扬州》,朱庆馀有《送张景宣下第东归扬州觐省》《送崔约下第归淮南觐省》,刘得仁有《送友人下第归扬州觐省》诗等。

有些人来到扬州投奔淮南节度使,充当幕僚,是为了养活家口,如皇甫冉《送田济之扬州赴选》有“家贫不自给,求禄为荒年。调补无高位,卑栖屈此贤”(63) 的诗句。但文人投幕府,也要参加选拔,一旦被选中,当然十分感激。如崔峒有《扬州选蒙相公赏判,雪后呈上》诗:“自得山公许,休耕海上田。……此时瞻相府,心事比旌悬。”(64) 有的人是在丢官之后来到淮南的,例如刘长卿有《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诗。淮南节度使幕下搜罗了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如窦常、崔峒、王起、崔致远等。

许多文人由于得到淮南节度使的关心与爱护,才得以施展才华。诗人杜牧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太平广记》记载:“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65) 由于牛僧孺的关心爱护,杜牧才不至于遭到伤害,因此才能留下许多有关扬州的诗篇,并得以流传至今。

李藩早年曾经在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手下任幕僚,一度被人诬陷为“动摇军心”,唐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由于杜佑以全家百口性命做担保,才得以幸免(66) 。后来李藩进入朝廷,在唐宪宗时成为清廉正直的宰相。

又如撰写《煎茶水记》的文人张又新,有才华,善文辞,早年曾经与人结党排挤过李绅。李绅任淮南节度使之后,对待落魄的张又新,却宽宏大度,“释然如旧交”,不念旧恶,并成人之美。(67)

正是由于唐代的扬州地方官员具有宏大的气魄、开放的胸襟,所以扬州在文化方面人才云集,大批文人墨客来到扬州,他们在这里才思泉涌,诗兴大发,名篇杰作,史不绝书。

二 唐代扬州的好学重文风气与文化成就

从汉代以来,虽迭经战火,几度兴衰,但扬州地区的文化脉络始终绵延不绝,唐代扬州民间喜好读书、重视文化的传统依然如故。

唐初,扬州就陆续出现许多好学之士。《旧唐书》记载:“来济,扬州江都人,隋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护子也。宇文化及之难,阖门遇害。济幼逢家难,流离艰险,而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晓时务。举进士,贞观中累转通事舍人。”(68) 当时,来济、上官仪等都曾隐居在扬州民间刻苦学习,后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曹宪、李善、许淹、公孙罗等人则相继在这里以《文选》学教授学子,形成一个研究《文选》的群体。

武则天时期,扬州江都人王绍宗也是一个典型读书人。“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业于扬州作乱,闻其高行,遣使征之,绍宗称疾固辞。又令唐之奇亲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业大怒,将杀之。之奇曰:‘绍宗人望,杀之恐伤士众之心。’由是获免。……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张易之兄弟,亦加厚礼。易之伏诛,绍宗坐以交往见废,卒于乡里。”(69) 王绍宗是琅琊王氏的后代,本是一个不会谋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的儒学之士,只不过在无意之中被卷入了政治斗争。

唐高宗到玄宗时期的著名学者马怀素,籍贯丹徒,却是在扬州读书发迹从而步入仕途的。《旧唐书》记载他“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70) 马怀素曾建议唐玄宗组织整理秘书兼省所收藏的典籍,刊正经史著作,取得不少成绩。

唐德宗到唐宪宗时期的名臣李藩,也曾在扬州闭门读书,甘于贫困。《旧唐书》记载他:“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李藩后来得到节度使张建封、杜佑等人的赏识,辟为僚佐,进入仕途,因其见识不凡,被人评价为“有宰相器”,唐宪宗时期担任宰相,以清亮正直著称。(71)

唐宪宗时期曾经担任朝廷最高学官国子监祭酒的窦常,也曾长期在扬州讲学著述。《旧唐书》记载:“(窦)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其年,杜佑镇淮南,奏授校书郎,为节度参谋。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为侍御史,转水部员外郎。出为朗州刺史,历固陵、浔阳、临川三郡守。入为国子祭酒。”(72)

由此可见,唐代扬州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是一个读书人喜欢居住的城市。

唐代扬州曾经涌现出一批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除了开一代风气的诗人上官仪、《文选》学的开创者曹宪、《文选》学大家李善、编著《通典》的杜佑、以《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的诗人张若虚、书法家李含光、画家陈庶等人之外,还有许多著名人物。

这些扬州人,有的本来出身于武将家庭,却转而从事文化事业。例如隋代猛将来护儿之子来济与来恒,在唐初均有文才,并“皆以能书名时”(73) 。此时会稽著名学者虞世南之孙虞焕任武官,在宫廷宿卫;而来护儿之子却都担任文官,故陆元方云:“来护儿儿把笔,虞世南男带刀。物极则反,一至于此。”(74)

他们之中,有些人多才多艺,涉猎多个文化领域。例如身为《文选》学家的曹宪,也精通书法和文字学,擅长小篆、八分、隶书三体。(75) 李善既是《文选》学大家,又是史学家,撰有《汉书辩惑》三十卷。上官仪不仅诗文出众,亦工书法,当时的书坛认为上官仪的书艺与杨师道、刘伯庄等人并立,俱师法虞世南,成就超过虞世南的族子虞纂。(76) 学者王绍宗遍览经史,尤工草隶,时人将他的隶书、行书、章草列入能品,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

这些学者、文人、艺术家往往具有家族的文化传统。如书法家李磎,其祖父李鄘是李邕的侄孙,曾任淮南节度使。李磎“博学多通,文章秀绝”(77) ,于大中末进士及第。后曾任史馆修撰、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昭宗。素好学,家有藏书万卷,时号“李书楼”,著文及注书百余卷。(78) 又如王绍宗之兄王嗣宗亦善书,时人将他们比为“二陆”(陆机、陆云)。广陵史氏家族的史白和其子史惟则、史怀则三人均善书。(79)

在唐代扬州的文化家族之中,人才辈出的王氏家族最为显著,其中名声最著者为曾任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的王播。

王播曾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虽然以文辞起家,但后来一直身居权要,传世的作品极少,除了著名的《木兰院诗》之外,还有一首是与李德裕唱和的诗。《唐语林》:“王太尉播,少贫居瓜洲寄食,多为人所薄。及登第,掌盐铁三十余年,自刘忠州(刘晏)之后,无如播者。后镇淮南,乃游瓜洲故居,赋诗感旧。李卫公(李德裕)出在蜀关,而致和其诗以寄播。”(80) 王播之子王式,以门荫的缘故,当过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出为江陵少尹。曾为浙东观察使,平定裘甫叛乱,后又平定徐州银刀军兵变,任徐州节度使。(81)

王播的二弟王炎,进士及第后,官至太常博士,早逝。(82) 王炎之子王铎,字归范。会昌初进士及第,早期在节度使门下当幕僚。大中初,入为监察御史。咸通初,由驾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后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曾两次主持科举考试,时称得人。唐僖宗时任宰相,有经世大志,以安邦为己任,为镇压黄巢起义军立有大功。(83)

王播的三弟王起,进士及第后,曾登直言极谏科,直史馆,任集贤殿学士,是王氏家族文化成就最高的一员。生性嗜学,书无不览,过目不忘。初为校书郎,李吉甫镇淮南时,辟其充掌书记。知识渊博,富于文学,唐文宗引为翰林,与其讲论经史。历官户部尚书、判度支、太子侍读、太子少师。虽官位崇重,仍然爱好经典;夙夜孜孜,殆忘寝食。数上书谏穆宗游畋。武宗时,前后四次主持科举,所选皆当代辞艺之士,人皆赏其精鉴徇公。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著有诗文集一百二十卷,今存诗六首,《五纬图》十卷,《写宣》十篇,又编有《文场秀句》。(84) (www.daowen.com)

王起的长子王龟,字大年,也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士人。不过他生性简淡潇洒,不乐仕进。年轻时以诗酒琴书自适,不参加科举,也不愿意交结朋友,在京城永达里的园林深僻处创立书斋,吟啸其间,号其为“半隐亭”。后来随同王起到河中,在中条山的峡谷中建造草堂,与山人道士相处,每月一还府第,后人称为“郎君谷”。随同王起到洛阳时,他又于龙门西谷构造松斋,栖息往来,处身世外。王起镇守湖北时,他又于汉阳之龙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后来曾任左拾遗、右补阙、侍御史、祠部郎中、史馆修撰、兵部郎中知制诰等文职官员。也在地方担任过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使等。(85) 王龟之子王荛,少年时苦学,善属文。因为叔父王铎当了宰相,避嫌不就科试。后出任节度使幕僚,当过蓝田县尉、直史馆、左拾遗、右补阙、侍御史。其子王权,仕至兵部尚书。

由此可见,唐代扬州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取得的文化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三 唐代文人的扬州缘与名篇佳作

唐代扬州是当时士人心驰神往的城市。许多优秀的诗人,大都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仅据《全唐诗》统计,唐代到过扬州的知名诗人就有一百多人,如孟浩然、祖咏、王昌龄、李颀、李白、崔颢、高适、刘长卿、韦应物、丁仙芝、李端、孟郊、卢仝、张籍、权德舆、王建、陈羽、刘禹锡、白居易、李绅、徐凝、李德裕、牛僧孺、顾况、戴叔伦、韦应物、卢纶、张祜、杜牧、许浑、李商隐、赵嘏、温庭筠、罗隐、皮日休、姚合、郑谷、韦庄、张乔、吴融、杜荀鹤等。张祜甚至写出“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可见扬州对唐代士人吸引力之强,扬州在唐代文化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扬州是全国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唐代中后期,许多文士都先后来到扬州,投靠淮南节度使,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提携和推荐。无论是在宴会雅集之时,还是发生重大事件的场合,他们往往都用诗歌来表现自己的才华,或写景状物、抒发情感,或为其歌功颂德,或表示感恩戴德。如刘长卿《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献淮南军节度李相公》、窦常《和裴端公枢芜城秋夕简远近亲知》、窦巩《登玉钩亭奉献淮南李相公》、鲍溶《读淮南李相公行营至楚州诗》《和淮南李相夷简喜平淄青回军之作》《淮南卧病,闻李相夷简移军山阳,以靖东寇,感激之下,因抒长句》、章孝标《淮南李相公绅席上赋春雪》、许浑《和淮南王相公与宾僚同游瓜洲别业题旧书斋》、崔峒《扬州选蒙相公赏判,雪后呈上》、赵嘏《献淮南李仆射》《淮南丞相坐赠歌者虞姹》、罗隐《献淮南崔相公》、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等,都是著名的篇章。有的节度使也与他们有诗篇唱和,例如高骈有《广陵宴次戏简幕宾》。历任淮南节度使为这些文士施展才能提供了许多机会。

与此同时,扬州也成为全国各地文人聚集的文化高地,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贫士,往往都汇聚在广陵,形成文化交流的热潮。大诗人李白曾多次畅游扬州,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86) 他在扬州与其他文人多有交往,反映在其诗集中比较著名的就有《题瓜洲新河饯别族叔舍人贲》《留别广陵诸公》《广陵赠别》《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等。

唐代诗人在扬州的文化交流包括情感和艺术等方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的交游活动。当时,长期遭贬职的刘禹锡,从和州被征还京,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他们之间的首次诗歌唱和,诗中既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样的历史回顾,表露自己曾经有过的失意心境,同时又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87) ,展示自己对于宦海沉浮、世事变迁的豁达胸襟。此后两人在扬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游览,吟诗唱和,白居易作《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尤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88) 刘禹锡作《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89) 充分反映了两位诗人在扬州结下的深厚情谊与文化情缘。

现存的唐诗中保留了大批诗人在扬州相逢聚会、吟诗酬唱、寻访故人和告辞送别的诗篇。相逢聚会的诗篇,如韦应物的《扬州偶会前洛阳卢耿主簿》《喜于广陵拜觐家兄奉送发还池州》《广陵遇孟九云卿》等,张祜的《途次扬州赠崔荆二十韵》《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杜荀鹤的《维扬逢诗友张乔》等。寻访故友、写诗叙旧的诗篇,如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鲍溶《淮南卧病感路群侍御访别》、王建《扬州寻张籍不见》等。其中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写道:“雄藩本帝都,游士多俊贤。夹河树郁郁,华馆千里连。新知虽满堂,中意颇未宣。忽逢翰林友,欢乐斗酒前。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明月满淮海,哀鸿逝长天。所念京国远,我来君欲还。”(90) 所谓“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正反映了扬州在全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代诗人在扬州有大量相互酬唱的诗篇,如王建在扬州作有《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顾况有《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欧阳詹有《九日广陵同陈十五先辈登高怀林十二先辈》《九日广陵登高怀邵二先辈》。刘禹锡有一首《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连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诗,其中写道:“寂寂独看金烬落,纷纷只见玉山颓。自羞不是高阳侣,一夜星星骑马回。”(91) 此诗的标题和内容都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一群文士对酒吟诗、尽兴而归的场景。

描写朋友之间留别、送行的诗篇,除了李白的作品之外,孟浩然的《广陵别薛八》、高适的《广陵别郑处士》、许浑《广陵送剡县薛明府赴任》《瓜洲留别李诩》、李群玉《广陵驿饯筵留别》、刘长卿《瓜洲驿重送梁郎中赴吉州》《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李益《扬州送客》《扬州万里送客》、权德舆《扬州与丁山人别》、崔颢《维扬送友还苏州》、顾飞熊《瓜洲送朱万言》等,都是流传一时的名篇佳作。其中韦应物的《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广陵三月花正开,花里逢君醉一回。南北相过殊不远,暮潮从去早潮来”(92) ,可谓情真意切。

唐代扬州也是当时人开展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扬州由于风光优美,市井繁华,吸引了各地的士人前来游览,他们或徜徉于花柳园林、亭台楼阁之间,或迷恋于十里长街、舞榭歌台之上,或赞美当时扬州的繁盛华丽,或慨叹今昔扬州的巨大变化,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描绘扬州自然风光的作品。唐代扬州河道纵横,湖泊众多,是一座水上的城市。唐人歌咏扬州的风景,以赞美这里的湖光水色为多。姚合有《扬州春词》三首,其一云:“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莫唤游人住,游人困不眠。”其二云:“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竹风轻履舄,花露腻衣裳。谷鸟鸣还绝,山夫到更狂。可怜游赏地,炀帝国倾亡。”其三云:“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市廛持烛入,邻里漾船过。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93) 水城风光如在眼前。又如李绅《宿瓜洲》《宿扬州》《宿扬州水馆》三诗,皆是李绅经扬州往长安时作,描写扬州的繁盛情景以及近郊自然风光。

第二类是描写扬州繁华景象的诗篇。唐人描写扬州市容市貌的诗歌为数甚多,其中最著者如韦应物《广陵行》全面描述扬州雄富景况:“雄藩镇楚郊,地势郁岧峣。双旌拥万戟,中有霍骠姚。海云助兵气,宝货益军饶。严城动寒角,晚骑踏霜桥。翕习英豪集,振奋士卒骁。列郡何足数,趋拜等卑寮。日晏方云罢,人逸马萧萧。忽如京洛间,游子风尘飘。归来视宝剑,功名岂一朝。”(94) 此诗从地理位置、军事实力、经济支柱、政治地位、军队士气等方面,反映出“安史之乱”后,扬州已迅速发展成东南军事重镇的历史。

又如权德舆《广陵诗》:“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大旆映空色,笳箫发连营。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娥价倾城。灯前频巧笑,陌上相逢迎。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95) 该诗从政治、交通、军事、建筑、习俗、音乐等诸方面,全面铺叙扬州的繁华景象。

此外还有描写扬州寺院与风俗民情的各种题材,如描写栖灵塔的诗篇,除了白居易、刘禹锡共同写有《登栖灵塔》诗之外,李白有《秋日登扬州西灵塔》,高适有《登广陵栖灵寺塔》,刘长卿《登扬州栖灵寺塔》等。

在唐代有关扬州的诗歌中,怀古与咏史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唐代文人往往以隋宫、隋苑、隋陵、隋河、隋堤、隋柳为作品的题材,或抨击隋炀帝的奢侈腐朽,或感慨隋朝的短暂繁荣。其中罗隐《炀帝陵》传诵最广:“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96) 既是对扬州繁华的赞美,也是对隋朝覆灭的惋惜。张祜《隋堤怀古》云:“隋季穷兵复浚川,自为猛虎可周旋。锦帆东去不归日,汴水西来无尽年。本欲山河传百二,谁知钟鼎已三千。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97) 罗邺《汴河》云:“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诗。”(98) 这一类诗是对隋炀帝滥用民力、开挖运河、巡幸江都一事的尖锐批评。唐人以隋朝为借鉴,往往借开运河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也有一些诗篇对此不以为然,如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其一云:“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其二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99) 充分肯定运河对于交通运输的巨大作用。学者认为,所有唐人汴河怀古一类诗中,应以此首诗的见识最高。

由此可见,唐代扬州不仅是文人写景抒情的理想地点,也是他们抚今追昔、发表议论的最佳题材。

扬州又是唐代文人神往的旅游胜地。唐代的扬州,对于当时的文人说来,极具有吸引力,无论是多次来过扬州的游客,还是初来乍到的士人,他们都在诗歌里表达出对于扬州的无限向往之情。李白尽管曾在此地长期逗留,但是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仍然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100) 由于不能随朋友一道下扬州,因而流露出深深的惆怅之意。杜甫虽然没有到过扬州,却在《解闷十二首》中写道:“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101) 似乎只要淮南的米价不贵,诗人就立即会东游扬州。孟浩然离开扬州后,仍然对此地一往情深,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道:“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102) 建德和维扬都不是诗人的故乡,但他身在桐庐江边,却深深地怀念在扬州的朋友和岁月,并不由得潸然泪下。

四 唐代扬州娱乐文化的丰富多彩

唐代扬州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娱乐文化也非常发达,其中常见的娱乐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 饮酒赋诗行令

唐代文人集会,往往饮酒赋诗行令以取乐,扬州此类活动也很多,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祜尝与狎。公因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祜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103)

扬州还出现了一些擅长酒令的艺伎,有的甚至被选入宫廷服务。《新唐书·杜悰传》云:“会昌初,为淮南节度使。武宗诏扬州监军取倡家女十七人进禁中,监军请悰同选,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诏而辄与,罪也。’监军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体,乃诏罢所进伎。”(104) 《唐语林》也有类似记载:“武宗数幸教坊作乐,优倡杂进。酒酣,作技谐谑,如民间宴席,上甚悦。谏官奏疏,乃不复出,遂召优倡入,敕内人习之。宦者请令扬州选择妓女,诏扬州监军取解酒令妓女十人进入。”(105)

(二) 观赏音乐舞蹈

唐代后期,扬州有许多歌女、乐妓,她们经常在酒宴之中进行艺术表演,以供人们娱乐。当时人留下的诗歌中,常常见到以此为标题的诗篇,例如刘商《白沙宿窦常宅观妓》、刘禹锡《梦扬州乐妓和诗》、刘长卿《扬州雨中张十宅观妓》、赵嘏《淮南丞相坐赠歌者虞姹》《赠歙州妓》、张又新《赠广陵妓》等。杜牧诗中“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楚腰纤细掌中轻”“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106) ,都是此类娱乐活动的记录。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诗中的“小巷朝歌满,高楼夜吹凝”,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中的“夜市千灯照碧云”(107) ,都反映了夜晚的扬州既是一座不夜城,也是一座音乐城。

唐人的舞蹈也有自娱自乐的。有些官员为了让朋友或上司高兴,也组织排练舞蹈,例如崔铉接替杜悰任淮南节度使职务时,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排练了一种来苏队舞以迎候,使崔铉很开心,而杜悰很不高兴。(108) 有的官员甚至自己也参加舞蹈表演。李绅再镇广陵时,宁傪虽已年老,仍在淮南幕府中供职,为了逗乐李绅,他亲自参加艺人的舞蹈表演。(109)

据《南部新书》记载,李蔚在扬州任节度使,闲暇时,带着艺人去看望好友韦昭度,未曾遇见。韦昭度赶回来时,听说李蔚已经在家举酒纵乐,很不高兴地回转。李蔚赶紧派人去拦截他,将酒宴移到大门外等候,并舞《杨柳枝》引入,表示负荆请罪。(110)

(三) 观赏戏剧笑话

唐代扬州有各种艺人从事各种娱乐表演活动,有的人擅长说滑稽笑话。例如《金华子杂编》卷下:“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精巧;乐部俳优,尤有机捷者。虽魏公德重缙绅,观其谐谑,亦颇为之开颐。”(111)

唐代优伶的表演已经开始达到戏剧化程度。唐无名氏《玉泉子真录》说崔铉在淮南时,“尝俾乐工集其家僮,教以诸戏”,教成后,崔铉和妻子李氏一起观看。“僮以李氏妒忌,即以数僮衣妇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侧。一僮则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其间。张乐命酒,笑语不能无属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戏愈甚,悉类李氏平昔所尝为。李氏虽少悟,以其戏偶合,私谓不敢故然,且观之。僮志在于发悟,愈益戏之。李果怒,骂之曰:‘奴敢无礼!吾何尝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讳乎?’铉大笑,几至绝倒。”(112) 此戏上场人物有妻、妾、官、仆婢等,戏里模仿李氏日常所为,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片段,各优人之间必定互有科白,它的表演已接近今天的戏剧小品。这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男子扮演旦角的最早记载,反映了唐代扬州已经有了戏剧表演。

唐代扬州可能也有了傀儡戏(相当于木偶戏)。《刘宾客嘉话录》:“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客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113) 杜佑希望退休后能在市场里随意观看傀儡,应该是在扬州见到过这一娱乐形式。

(四) 博彩为乐

唐代扬州人在酒宴上以博采为乐也很寻常,比较多见的是掷骰子赌酒吟诗,如《唐摭言》云:“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薇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114)

有的人还掷骰子赌官运前程。《唐语林》云:“卢澄为李司空蔚淮南从事,因席酒请一舞妓解籍,公不许;澄怒,词多不逊。公笑曰:‘昔之狂司马,今也憨从事。’澄索彩具,蔚与赌贵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掷之得十一,席上皆失声。公徐掷之,得堂印(最大的彩头)。澄托醉而起。后数月,澄入南省,不数年,蔚入相。”(115) 李蔚能容得狂土,与之博彩打赌未来的官运,足见其雅量,也说明当时掷骰子是一项非常普及的娱乐活动。

(五) 猜谜为乐

唐代扬州还有猜谜的游戏。五代人严子休《桂苑丛谈》有《班支使解大明寺语》篇记载,令狐绹出镇扬州时,有一次与幕僚一起游览大明寺,在西廊前壁看到一首题诗:“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双勾两日全。”大家驻足看了许久不解,惟独随行中一位叫班蒙的人,道出了其中奥妙:“一人”是“大”字;“二曜”指“日月”,即“明”字;“尺一”等于“一十寸”,合为“寺”字;“冰”去“点”的偏旁,剩“水”字;“二人相连”是“天”字;“不欠一边”,余“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形意兼备地道出了“無”字;“除却双勾两日全”,即两“日”字除去“双勾”,离合为“比”字,连起来是称道“大明寺水,天下無(无)比”。众人恍然大悟后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意指此谜可与“黄绢幼妇”的“曹娥碑隐”相媲美。(116)

(六) 游览园林

唐代后期,随着扬州经济富庶、社会安定,许多私家园林也不断兴起,见于唐人笔记小说的就有周济川别墅、裴谌宅、郝氏林亭、席氏园、常二幽居、万贞家园、周师儒宅等。其中,周师儒宅最为著名,“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后来被高骈宠信的道士诸葛殷霸占。(117) 有的扬州地方官如淮南节度使李蔚还曾兴建了公共园林,供人观赏。(118) 姚合在《扬州春词》中甚至描写扬州“园林多是宅”。　

(七) 水上游乐

唐代扬州是一座水城,河道纵横,桥梁众多,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有二十四桥。当时人乘舟在水上开展娱乐活动甚多,如独孤及有《扬州崔行军水亭泛舟望月宴集赋诗》。有时,水上游览过程中会出现小纠纷,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唐摭言》记载:“裴虔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篱溅水,湿近坐之衣,公为之色变。虔余速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119) 一个船工的偶然失误,却促成一篇美妙诗歌的产生与传唱。

(八) 春舟竞渡

唐代扬州也有划船比赛的活动。唐高宗时期著名作家骆宾王客居扬州,作有《扬州看竞渡诗序》,其中说“桂舟始泛,兰棹初游。鼓吹咽江山,绮罗蔽云日”,由此可知竞渡之船,选料考究,装饰华美;而有关“便娟舞袖,向绿水以频低;飘飏歌声,听清风而更远”,“靓妆旧饰,此日增奇;弦管相催,兹辰特妙”等描写,可以想见当时的竞渡活动中,美女云集、服装华丽、歌声飘荡、音乐悠扬的盛况。序文最后说“凡诸同好,请各赋诗云尔”(120) ,可惜骆宾王及其他诸人观竞渡之诗今皆不传。唐代每年五月五日扬州江边都有竞渡活动,《全唐文》有康廷芝《对竞渡赌钱判》,序文中言:“扬州申:江都县人以五月五日于江津竞渡,并设管弦。时有县人王文,身居父服,来预管弦,并将钱物赌竞渡。因争先后,遂折舟人臂。”(121) 可知在竞渡时,还有人借比赛的机会,以钱财赌胜负,从而发生伤人的纠纷。判文中说:“江干可望,俱游白马之涛;邑屋相趋,并载飞龙之舳。泛长波而折桨,有类乘毛;涌修浪而鸣舷,更同浮叶。箫吟柳吹,疑传塞北之声;棹引莲歌,即唱江南之曲。”也是描写江中竞渡时船速飞快、竞争激烈、歌声此起彼伏的热闹场景。

《旧唐书·杜亚传》还记载了淮南节度使杜亚亲自组织竞渡的活动:“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朝廷亟闻之。”(122) 杜亚想方设法让竞赛的船只快速前进,又让比赛者穿上不沾水的漂亮服装,被当时人批评为过于奢侈,但是却反映了当时扬州春舟竞渡的娱乐性和观赏性都很强。到南唐时期,甚至将端午节江边竞渡的优胜者名单记录下来,专门将他们编成了一支水军,名为“凌波军”。(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