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大型工程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为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客观机遇。从20世纪50年代起,扬州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达数千座,规格等级齐全,既有王陵、列侯墓,也有家族墓、士大夫墓和平民墓,主要集中在邗江的甘泉、杨寿、西湖等镇,仪征的张集、刘集、谢集等乡镇,高邮的湖西天山和宝应的天平等地,考古发掘的还有汉代遗址,随之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特别是高邮天山广陵王刘胥、甘泉双山东汉广陵王刘荆和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等王陵和陵园的发掘,蕴藏着大量汉代历史文化信息,填补和充实了历代典籍对汉代扬州历史的记载,丰富和提高了我们对汉代扬州的认识。

一 出土文物反映的艺术水准和审美追求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云,“汉代文运之盛,绘画亦随其步武而日新”(78) ,“时至汉代,绘画之需要如此之盛,画工亦随之益多”(79) 。扬州出土的汉代漆器、玉器、铜镜灯工艺文物颇能印证这一点。

扬州出土的汉代漆器及残片,多达万件,品种繁复,生活用具有奁、笥、碗、勺、盘、魁、樽、耳杯、盒、壶、匜、枕、量、尺、梳、篦、笄、虎子、几、案、箱、榻等;兵器有箭箙、箭缴、箭杆、刀鞘、剑鞘、戈鞘、弓、弩、矛、盾、弓箭架等;文玩有漆砚、砚盒、六博局、琴、瑟等;还有丧葬用具,如面罩、漆纱面罩、漆棺等。其工艺技法之精良、装饰之华美、色彩之端庄、纹饰题材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如邗江胡场1号墓出土的针刻凤纹漆勺,代表了汉代针刻工艺的最高水平。以金银箔贴饰于漆器的技法开启了后世“金银平托”工艺之先河。就题材而言,除习见的云气纹、云楈纹、神瑞、动物、植物、仙道人物外,还有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图案。姚庄汉墓出土的金银文画嵌玛瑙七子漆奁,奁外壁和奁盖各有两道纹饰带,在金银箔上用朱墨两色漆画出人物出巡、狩猎、斗牛、鼓瑟、博弈、交谈、祈祷等数十个场面,俨然一幅社会生活长卷。更重要的是汉代扬州漆器中的许多生活用具“不仅造型别致,而且方便搁置,实用简洁”,“艺术和生活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80)

　图2-3　扬州出土的西汉彩绘云气三角纹漆壶

(扬州博物馆提供)

汉代扬州玉器体现汉代石刻的风格,大气磅礴,想象丰富,简洁明快。如白玉蝉形唅、青羊猪形握等都造型简洁,形象生动。甘泉“妾莫书”墓出土的龙凤纹璜形佩,与汉玉同类作品相比,于云龙形中加饰一凤,“冲破了绝对对称的格局,其造型别具一格,显示出一种活力”,“在全国西汉玉器中尚属罕见”,(81) 同墓出土的玉舞人,则采用透雕和阴刻工艺,双面雕刻,线条流畅,给人以动态的艺术美。

扬州是我国汉铜镜出土的重要地区之一,出土数量众多,品类多样,纹饰精美,工艺精湛,铭文丰富,仅扬州博物馆目前馆藏就有200余面,各类型铜镜几乎都有收藏。根据专业人士研究,从扬州地区出土的汉镜可以看出汉代铜镜的发展趋势:西汉前中期,流行的铜镜主要有草叶镜、星云镜、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四分法的布局,主纹突出,地纹消失,铭文地位更加重要,形制也有变化;西汉后期到王莽时期,主要流行四乳禽兽纹镜、博局纹镜、多乳禽兽纹镜,这一时期注重镜缘的装饰,一改前期多素缘的形式,双线波折缘、三角锯齿纹缘、卷云纹缘以及瑞兽纹缘都有出现;东汉特别是中期以后,主要流行连弧纹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了高浮雕式的手法,纹样设计也突破了“钮中心”,出现了“轴对称”式的新风格。而在每一时期,扬州铜镜差不多都有创新和领先的表现(82) ,这正体现扬州艺人的艺术创新品格。

二 出土文物透露出的工艺生产水平和组织程度

大量精美的出土汉代工艺品面世后,器物铭文透露出不少有关生产、组织的信息。如1985年邗江杨寿宝女墩出土铜扣彩绘云气三熊纹漆盘,大小、形制、图案都基本相似,一只外沿针刻隶书铭文:“河平元年供工髹漆画工顺姨绾护忠啬夫昌主右丞谭令谭护工卒史音省。”另一只

外沿针刻隶书铭文:“乘舆髹画纻黄扣斗饭槃元延三年供工工强造画工政涂工彭章护臣纪啬夫臣彭掾臣承主守右丞臣放守令臣兴省。”外盘都有朱漆“中官铭”。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都是西汉成帝的年号,相隔十九年。根据铭文,工官有“考工”“供工”“郡工官”等,工种有素工、漆工、泡工、造(糙)工、髹工、画工、金扣黄涂工、上工等,监制官吏有护工卒史、工官长、令、丞、令史、掾、护、啬夫、佐等。由此可知,汉代扬州一地漆器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中官”“服食官”铭表明器物当为宫室使用。1999年仪征新集庙山出土彩绘云气变形鱼纹漆盘,内腹侧有针刻隶书铭文“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当为皇上赐品。1985年同为杨寿宝女墩出土的铜扣针刻山树云气纹漆盘,外沿针刻隶书铭文:“元康四年广汉护工卒史佐上工官长意守丞建令史舜漆泡髹工顺食邑金釦黄涂工护都画工隶谊工马年造。”(83) 广汉郡是汉代朝廷设立漆器作坊工官的重要产地,有可能是广陵王刘胥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在广汉定制的。

汉代扬州出产铜镜与其自然资源有关。吴都广陵,辖三郡五十三城,其中鄣郡丹阳(今安徽宣城、铜陵一带)的铜山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汉镜上常见“汉有善铜出丹阳,湅活银锡清而明,巧工刻之成文章”的铭文,有丰富资源,又有精湛技术,加上能工巧匠,当然能铸好镜。因此丹阳铸镜亦即广陵铸镜美名远扬。在扬州出土的汉代铜鼎上刻有“广陵服食官”铭文。广陵服食官是广陵国管理服饰和饮食的官制的合称,负责掌管王室服饰、日用器皿和饮食事宜,日用铜镜当在其掌管之内。汉代广陵国仿朝廷制度,铸造“尚方”镜,凡标有“尚方”者,一是表明系宫廷或王室“尚方”所制;二是表明质量上乘,只有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才够得上“尚方”二字。此外,不少汉镜刻有“杜氏作珍奇镜”“王氏作镜”“驺氏作镜”等铭文,说明当时私营作坊铸镜业相当发达,市场流通比较通畅,竞争也比较激烈。(84)

扬州不产玉石,故玉器的出土量相对于漆器、铜镜要少些,但多为本地加工制作的,因为其加工特点明显大多用料较小,琢刻精细。“一些汉墓中出土许多殉葬碎玉,也正是手工业制作的旁证。”(85)

扬州出土的汉墓中还出现了不少玻璃制品,有料珠、琉璃璧、琉璃衣片、琉璃塞、琉璃杯片等。这些玻璃或琉璃制品有舶来品,也有本地生产的。西汉时,内地与东南亚诸国即有贸易往来。武帝时“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86) 。甘泉双山二号墓即东汉广陵王刘荆墓内出土玻璃杯片,还有老虎墩玻璃杯片,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析,与古罗马暗蓝色玻璃化学成分相同,属于钠玻玻璃,也就是说这是舶来品,这是我国发现较早的外来玻璃杯实物。“妾莫书”汉墓的琉璃衣片,有少数“表层受到风化,而内部仍完好无损,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玉衣片属于铅钡玻璃系统。根据美国康宁博物馆的R.H.Brill博士研究,铅钡玻璃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铅钡玻璃不见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这批玻璃衣片,为研究我国汉代板状玻璃的模铸和装饰工艺,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因此,“广陵一带可能是我国玻璃的重要产地之一”。(87)

三 出土遗址和文物反映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1956年拓宽大运河,在大运河东岸,距高邮城区8公里处的邵家沟发现东汉时期的村落遗址。遗址面积约850平方米,其遗迹有陶圈构成的井、地窖、灰坑、灰沟等。出土的遗物有多种铁制生产工具、牛腿骨、狗骨、稻壳、核桃、陶网坠、鱼骨、陶纺轮、麻布片、蒲草编织物、竹淘箩、竹席子以及瓷器、漆器等,共387件。当时经济活动还是以农业、种植业为主,已用牛拉犁耕地,并兼营打鱼、纺织等副业,有水乡特点,也有城郊特色。遗址内出土有朱书符君七星木片,灰陶罐上也有朱方篆字,系符录文字,还有篆书阳文封泥“天帝使者”,都属道教遗物,这是扬州地区早期道教活动的重要资料。(8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发现了宝应县射阳镇遗址,更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汉代村落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地面暴露的遗物有绳纹筒瓦、瓦当、弦纹大板瓦、绳纹陶井圈等,生活用具有绳纹陶瓮、罐、豆等,还拣到一件陶网坠。遗址之南为墓葬区,俗称“射阳九里一千墩”,流传有“射阳三千六百墩,不知谁是楚王坟”的民谣。(89) 扬州市郊东风砖瓦厂工地曾出土类似地下木桩建筑遗迹,即采用地下打桩结构和地面建筑相结合的“干栏式”建筑,一方面增加地面建筑的承重力,一方面起到防潮作用。

从大量的出土汉墓情况看,汉代厚葬之风甚浓,这与政教体系有关。汉初明令废除人殉,保障了人的基本生存权,同时强调孝道。厚葬就是以孝为伦理纲常的一项具体实践。荀子所谓“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90) 。故随葬品较丰,漆器多为使用过的。且一些随葬品也能反映他们的精神追求或信仰。漆器图案上的羽人、铜镜中的西王母形象都与其时从上到下流行的求道升仙思想有关。仪征石碑村发现2座东汉木椁墓,M2棺盖上放置两把铁剑,殊为少见,应起镇墓、辟邪的作用。墓内还发现有铜过滤器、碟形器、铜量、铁臼、铁杵等物件,有的上面染有红色,可能与道教炼丹有关。(91)

四 出土文物印证的史籍记载和大汉威仪

汉初货币政策曾几次变化,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均输、钟官、辨铜令)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92) 。其实际状况如何呢?六合楠木塘遗址提供了实证,这是一处郡国铸钱遗址。六合汉代称棠邑,为吴王封地范围。武帝时通行五铢钱,吴王濞即山铸钱,多为四铢半两钱。楠木塘出土了大量的半两和五铢钱,五铢全部为铸坏的废品,故考古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楠木塘铸钱遗址最后被毁时间”(93) 。

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至少西汉是城市的时代,俞伟超认为,“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江村治树也认为,从殷周到春秋基本城市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从战国到西汉的前半段是很多巨型城市发达的时代,从殷周到西汉,城市是历史的重要舞台。(94) 汉代扬州作为吴、江都、广陵国之都城,大体是符合这一情况的。《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记载,广陵“城周十四里半”(95) 。根据考古发掘,蜀冈古城址汉广陵城垣周长7000米,与《后汉书》记载基本相近。

除了营建都城,营造墓地也是诸侯王的大事。一般诸侯王墓都在其封地内。吴王濞联合七国叛乱,兵败走丹徒,被杀。《括地志》云:“汉吴王濞冢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96) 江都王刘非陵原以为在仪征庙山一带,盱眙县马坝镇大云山西汉大型陵墓群的发掘,纠正了这一看法,认定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刘非生前曾“以军功赐天子旗”,其营葬规格自然不低。有专家就大云山王陵已发现的陵园、封土、墓穴、外藏坑、祔葬墓、陪葬墓、道路等西汉帝王陵墓的形制构成要素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同制京师”“等而降之”,大云山江都王陵“其完整的陵墓布局是西汉陵墓制度与江都王等级、江都国实际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探索、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的一把标尺”(97) 。在陵园陪葬墓M10出土的137件(组)文物中有三件有针刻铭文“淖氏”“淖”,而《史记》《汉书》都有关于刘非美女淖姬的记载。《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易王(刘非)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98) ,“(赵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曰淖子”(99) ,“该墓的发掘资料将成为诸侯王陵陪葬墓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资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深入研究”(100) 。

第一代广陵王刘胥的墓则又成为汉代黄肠题凑的代表。先秦就有如此葬制。据《七国考》引东汉符节令宋元言:“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101) 《汉书·霍光传》讲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注引苏林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102) 1979年在高邮神居山(又名天山)发现三座西汉大墓,呈品字形排列。正式发掘一、二号墓,出土有金缕玉衣片、木牍、封泥、铜器、漆器等,根据“广陵”“六十四年”等文字及葬制考证,墓主人为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和王后。两墓均为大型竖穴岩坑墓,内为“黄肠题凑”式木椁墓。墓坑用楠木,棺椁为三椁两棺,柏木做成,四周椁壁高约四米。木椁面积有221平方米,用木头545立方米。木椁分正藏椁与外藏椁。正藏椁用方木857根垒叠成“黄肠题凑”式椁壁,下面有二至三层方木铺地,上用两层44厘米见方的大木头盖顶。正藏椁东西两侧有外藏椁环抱。内壁东西两侧有“食官内户”“中府内户”各5间,各有一独扇门进出,内有随葬物品。棺底有铜轮,至今滚动自如。内棺盖上有彩绘的纺织品,另有28颗鎏金铜钮点缀。棺盖前头放置一块卷云纹云璧。整个棺椁不用一根铁钉,全用榫卯槽扣相连,每一部件都可拆装,且标以名称、方位和尺寸。高邮天山汉墓的发现,纠正了刘胥墓在邗江甘泉山的错误。《扬州府志》称:“汉广陵厉王胥冢,在城西东武乡,即甘泉山……土人称为琉璃王,琉璃王者,刘厉王之讹也。”(103) 嘉庆十一年(1806年)丁忧在籍的阮元于甘泉山慧照寺发现刻有“中殿第廿八”“第百卌”的殿石,根据《宋书·乐志》“中殿宜皇子”之论和乡间“琉璃王坟”的传说,认为是厉王墓之遗迹。此说也得到翁方纲等赞同,影响很大,终因刘胥陵墓被发掘而得以纠正。

1981年在甘泉二号汉墓旁,农妇劳动时偶然发现一颗“广陵王玺”的印章,金质、正方形、龟钮,123克。二号墓因出土纪年雁足灯,铭文有“山阳邸雁足长灯建武廿八年造”。证之史乘,知墓主人为刘荆。刘荆系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建武十五年(39年)为山阳侯,十七年(41年)晋爵为山阳王,永平元年(58年)徙封为广陵王,永平十三年(70年)卒。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故“广陵王玺”只能是刘荆的,当颁于永平元年徙封之时。

“广陵王玺”的出土还解决了日本考古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二月,志贺岛农民掘地时获得一枚金印,文曰“汉委奴国王”。《后汉书·光武帝纪》云,中元二年“东夷倭奴国主遣使奉献”(104) ,其《东夷列传》云:“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05) 金印,于史有考,应无疑议。但日本学术界有人认为,此印是倭国自制,非汉光武帝所颁;还有人认为是江户时期伪造的。直到“广陵王玺”出土,两相对照,真相大白:一是授印时间相近。“汉委(倭)奴国王”印建武中元二年正月授,二月光武帝驾崩,明帝即位,次年改元永平,“广陵王玺”永平元年授,时间仅相差一年。二是印制相似。《后汉书·舆服志》云:“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朱绶。”(106) “汉委奴国王”与“广陵王玺”相较,只是钮为蛇钮,印文前冠以“汉”字,后少一个“玺”字,大体是相似的。三风格相同。印面之丰满匀称,线条之平正流畅,起结笔画之棱角分明,莫不惟妙惟肖,几出一人之手。至此,一场真伪的论争结束。日本国人对这颗印也极为重视,定为国宝文物,现藏于日本福冈县博物馆。广陵王玺由南京博物院保存,列为镇馆之宝。

广陵在汉王朝版图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尤其在区域文化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不容忽视。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郡国制的体制。吴国、江都国都领三郡五十三城,后才逐步削弱的。广陵是一座古城,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城邗,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及至西汉,广陵城作为汉代诸侯王都城或郡治所,既是郡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迅速,真正发挥了中心城市作用。二是郡国主政的人。对于广陵城的兴盛,吴王刘濞无疑是第一功臣。广陵王刘胥在位六十四年,许多工艺都在他那个时代推向了高峰。江都相董仲舒,未出仕因“三年不窥园”已誉满学坛,更因贤良对策而名扬天下,刘向以为有王佐才,管晏殆不及,时人对其未能高居庙堂、致隆汉业而深表叹息;但两事骄王,率匡以礼,遗言善行,有功后世二千余年,谊利之辨,化民成俗,人称思之不足,又从而祠之。东汉郡守也多为一时之选。三是百工、百姓。他们把许多工艺做到极致,成为文化之根和城市遗传基因,这是汉代广陵区域内文化特色形成、发展乃至流传下来的最根本的动因。

(1) 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0—306页。

(2) 《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3)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八十一《州郡十一·古扬州上·广陵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80页。

(4) 郦道元撰,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三十《淮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3页。

(5)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五《建置沿革志》,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27—128页。

(6)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7)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文史》2006年第2期。

(8) 参见刘文瑞:《征服与反抗——略论秦王朝的区域文化冲突》,《文博》1999年第5期,第53—54页。

(9)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2356页。

(1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78页。

(11)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2360页。

(12) ②《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79页。

(13)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80页。

(1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81页。

(15) 《史记》卷十六《秦汉之际月表》,第915页。

(16)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80页。

(17)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2360页。

(18)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80页。

(19)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2359页。

(20)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962页。

(21)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第395页。

(22) 鲍照:《芜城赋》,《文选》卷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页。

(23) 《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传》,第1904页。

(24) 《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传》,第1903页。

(25) 《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传》,第1904页。

(26) 《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传》,第1904页。

(27) 参见《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397页。《史记正义》就讲:“既盗铸钱,何以收其利足国之用?”有的《史记》版本,“盗”即作“益”。

(28) 《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传》,第1905页。

(29)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398页。

(30)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404页。

(31) 《汉书》卷五十一《邹阳列传》,第2338页。

(32)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397页。

(33) ②《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400页。

(34)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3406页。

(35)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36) 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37) 康熙三年《扬州府志·方外志》云:大王庙在县东北七里运河岸侧。康熙二年运同汤士煊捐资创建,大参陈卓有碑记。《扬州文库》第2册,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474页。后屡毁屡建,2006年复建。

(38) 《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2536页。

(39)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5页。

(40) ③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www.daowen.com)

(41)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08页。

(42)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4页。

(43) 荀悦、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3页。

(44) 参见刘庆柱:《关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第81—86页。

(45)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7页。

(46)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47)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04页。

(48) 徐坚等:《初学记》卷十六《琵琶第三》引傅玄《琵琶赋·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1页。

(49)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0页。

(50)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0页。

(51)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0页。

(52)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2页。

(53) 参见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0年第32期,第36—39页。

(54)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3页。

(55)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第1446页。

(56)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第1449页。

(57)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附《马棱传》,第862—863页。

(58)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67页。

(59) ③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二十三《马援传》,第852页。

(60) 《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纲传》,第1819页。

(61) 《后汉书》卷五十六《陈球传》注引《谢承书》,第1835页。

(62) 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国志》卷七《吕布臧洪传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0页。

(63) 万历《扬州府志》卷九《秩官志中》,《扬州文库》第1册,第148页。

(64) 杨宏:《漕运通志》卷十《漕文略》,第238页。

(65) 汪中:《广陵通典》卷二,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5页。

(66) 《后汉书》卷四十八《徐璆传》,第1620—1621页。

(67) ③④《后汉书》卷四十八《徐璆列传》,第1621页。

(68)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列传》注引《谢承书》,第1884页。

(69)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3页。

(70) 《后汉书》卷四十八《徐璆列传》李贤注引《谢承书》,第1621页。

(71) 张立:《扬州文献考论(汉至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3日,以下论述参见张立论文汉代部分,第16页至27页。

(72) 《文选》卷十一《芜城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6页。

(73) 《后汉书》卷八十上《王逸传》,第2618页。

(74) 《史通通释》卷十一《史官建置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75)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2019年修订版,第1202页。

(76)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第1203页。

(7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经籍考》,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303—6304页。

(78)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页。

(79)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第6页。

(80) 李则斌:《汉广陵国漆器艺术》,扬州博物馆编:《汉广陵国漆器》,文物出版社2004版,第10页。

(81) 徐良玉:《论扬州汉墓出土玉器》,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82) 参见王子尧:《扬州出土汉代铜镜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江淮文化论丛》第3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313页。

(83) 参见《汉广陵国漆器》,第10页。

(84) 参见徐忠文、周长源主编:《汉广陵国铜镜》之《扬州出土汉代铜镜概论》,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85) 《汉广陵国玉器》,第14页。

(86)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196页。

(87) 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88) 参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第18—23页。

(89)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射阳湖周围考古调查》,《考古》1964年第1期,第26—29页。

(90)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3页。

(91)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考古》1966年第1期,第14—20页。

(92)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722页。

(93) 《江苏考古五十年》,第213页。

(94)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江村治树《古代都市社会》,《殷周秦汉时代史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转引自韩国河张继华:《汉代聚落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15年第6期,第23页。

(95) 《后汉书》卷十一《郡国志三》刘昭注,第3461页。

(96) 李泰等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3页。

(97) 参见焦南峰:《“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第74—79页。

(98)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4页。

(99)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21页。

(100) 李则斌、陈刚:《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10号墓墓主人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第70—73页。

(101) 董说:《七国考》卷十《秦丧制》,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3页。

(102)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第2948—2949页。

(103) 刘建臻点校: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七《冢墓志》,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762页。

(104)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4页。

(105)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2821页。

(106) 《后汉书》卷一百二十《舆服志下》,第3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