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汉兴,刘邦和他的幕僚们认为,秦之所以亡国,因为秦始皇“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20) ,故分封诸侯。虽然汉初国家的稳定,赖于诸侯之功不小,“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21) 。其时,广陵先为荆国属地,继则为吴国、江都国、广陵国之都城,正由于汉代郡国并行的体制,特别是汉初给予诸侯封国的较大的自主权,从而造就了扬州历史上第一次繁盛,“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22) 。

一 吴王刘濞与七国之乱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异姓王淮南王英布谋反,击杀了同姓王刘邦的从兄荆王刘贾。刘邦率军亲征,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参加了这次征讨。次年击破英布于蕲西(今湖北蕲春东北),英布为长沙王吴芮所诱杀。在班师途中,刘邦路过家乡沛,置酒宴请家乡父老,酒酣耳热之际,唱起了“大风起兮云风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大风歌》,也许看到了异姓王的背叛和被消灭,感到没有人可作屏障。荆地很重要,刘贾无后,诸子又年少,刘邦担心没有合适的人选充任,群臣推荐沛侯刘濞。刘邦同意了,封为吴王,领三郡五十城。从此,荆国更名为吴国,领地不变,国都由东阳迁往广陵。但等到一召见,刘邦认为刘濞有反相,想反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拊其背警告他:“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刘濞连连顿首说“不敢”。(23) 刘邦的话不幸而言中,四十余年后刘濞真的反了。

就治理国家而言,刘濞无愧于“壮王”之名。“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24) ,正是年富力强,建功立业之时。他充分利用汉初朝廷赋予的政治、经济权力和江淮的自然资源优势,经营吴国。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发布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加之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方针,对于稳定社会、解放生产力都起到了极大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25) 。战乱过后,努力增加人口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虽令流亡者“各归其县”,但总有因这样那样原因而无法归、不能归、归不得的人,故用多种手段“招致天下亡命者”是无可厚非的。《汉书》称刘濞“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26) 。“铸钱”“煮盐”也都是朝廷允许的。(27)

吴王刘濞善于争取民心,“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才,赏赐闾里”(28) 。这一段话涉及三大措施:一是百姓无赋,这是很得民心的一件事。刘邦一度曾减免田租为十五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全部免收田租;景帝即位后,令民半出田租,三十税一。在刘濞的吴国“百姓无赋”,可能不仅免田税,还应包括口赋和献费。二是减轻徭役。汉代徭役分兵役和力役,成年男子都得应役。兵役中正卒役期一年,遇有军事需要,随时应征。戍卒,到边境戍守或到京师做卫士,也是一年,不去可花钱由政府雇人代戍。更卒,到各级政府服劳役,后定为一年一次,为期一个月,称为“更”,亲身服役叫“践更”,出钱雇人叫“过更”。这是相当大的负担。刘濞的办法是“辄与平贾”,服役的戍卒随时以平价给钱,调动了平民百姓的积极性。三是尊重人才,“岁时存问茂才,赏赐闾里”。这一套办法深得民心,“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29) 。

刘濞还注重积累,“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30) ,足见吴国之富强。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吴国吸纳了大批文学之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31) 。南北方文人聚在一起,广陵一时成为文学中心,是前所未有的文化盛事。

总之,刘濞治吴是相当有成效的。

吴与朝廷关系的疏远与恶化始于个人恩怨。据《史记·吴王濞列传》:“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32) 吴太子被杀事件,由于文帝的努力而没有导致吴王的立即反叛,但吴王同汉朝廷的矛盾加深了,汉朝廷对吴王的猜忌也更厉害了,特别是景帝,也就是搏杀吴太子的皇太子即位之后。吴使者曾说吴王“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33)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②吴王刘濞首先联合胶西王,进而联络齐、甾川、胶东、济南、济北诸王,皆许诺,楚、赵、淮南亦响应。待到吴楚兵起,齐王背约,济南、淮南二王各为其属官劫持,未能行动,实际同反者为七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其时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他们起兵的口号是“清君侧”,即要杀掉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晁错。景帝为了宁人息事,错误地杀掉晁错,并派袁盎告诉刘濞,说晁错已死,要他拜受令他退兵的诏书,刘濞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34) 并把袁盎抓起,准备杀掉,这就说明他们的动机并非“清君侧”了。

为了平息七国的叛乱,中央政府派遣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迎击。周亚夫采取防御策略,以重兵坚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以南,用轻兵断吴饷道,使吴腹背受困。这样,“七国之乱”三个月就平定了。刘濞起初还得到东越支持,最终为东越人所杀,楚王刘戊军败自杀,其他或自杀,或被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平定七国之乱是西汉从诸王割据走向中央集权的关键。“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诣官皆损其员。”(35) 王国名为封建,实际已同于中央直辖的郡。

对于吴楚之乱,后人多有评论。徐复观在《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中分析,“所谓反叛问题,完全是由猜忌心理所逼出,甚至是伪造出来的”,“吴王濞原并无反意”,“若削地而与以明令保障,亦无七国之变。汉室君臣,假定不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推行政治的先行条件,而只以在统一下允许合理的地方分权,则汉初百年间扰攘不安的政治问题,可不致发生”。(36) 老百姓则把皇帝内斗看作是其“家事”,他们的评价标准则是能不能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故扬州人感恩吴王刘濞,立庙供奉夫差、刘濞二位吴王,谓之大王庙。(37)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扬州的民风。

图2-1　当代复建的邗沟大王庙

(马恒福摄)

二 江都王、江都相与江都公主

景帝十四子,除刘彻为太子外,其余十三子皆为王。程姬所生刘非,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据《史记》:“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原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38) 可见,刘非不是等闲之辈,想有所作为,同时也不大安分。汉武帝即位,特地派大儒董仲舒为江都相。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39)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对“罢黜百家”作了理论上的阐发,提出春秋大一统的观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确立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董仲舒任江都相后,刘非虽为帝兄,素骄,“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40) 。刘非认为勾践的泄庸、种、范蠡,可以与殷商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贤人相媲美,就此与董仲舒讨论。这暴露了刘非企图一展身手、称王称霸的雄心。仲舒先以柳下惠作喻,“伐国不问仁人”,别人问我这个问题,都应感到羞耻。继而推论出“粤本无一仁”。③接着提出所要阐述的重要观点:“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指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但他不把话说绝,使王太难堪,又把话题拉过来,“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所以刘非心服口服,称赞道:“善。”④这可以看作董仲舒“相王”的生动展现,也可以看作是董仲舒“天人三策”在江都国的具体表现。

后董仲舒为胶西相时,也提出过“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类似的话。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因为他认为“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41) 。董仲舒任江都相的治绩,《汉书》中只有一句“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42) 。但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正谊明道”垂训千古,扬州至今有“董子祠”,过去有“贤良街”,现在仍有“大儒坊”“正谊巷”等街巷名,都与董仲舒有关。清代江都县衙前的牌坊上有“邑肇荆王”“绩传董相”的榜额,虽然并不贴切,却也是以董仲舒自励的。董仲舒任江都相无疑大大提升了扬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刘非为江都王27年,最终未出大问题,当与董仲舒的规训有关。据《汉纪》云:“江都相陈人郑当时为内史,每朝,候上闲,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名士常以为贤于己,禄赐尽以馈士大夫,家无余财,宾客甚盛。及中废,宾客衰落。”(43) 此条列于建元四年春、秋后,可见郑当时为江都相在董仲舒之前。这也是制约刘非不敢有非分之想的重要因素。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非死,谥号“易王”。

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发现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的陵墓和陵园遗址,出土文物彰显了江都国的物质文化的光辉。金银平脱工艺应用于漆器之上,证实汉代漆器之贵重;错金银器的出土表明汉代长三角地区的开发已接近和赶上黄河流域;鎏金铜犀、铜象及驯犀俑、驯象俑等舶来品出土证明秦汉时代江都国已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同时,也说明刘非治国还是有一定政绩的。(44)

继其位者刘建却是个无恶不作的人,乱伦,淫虐,恶作剧,杀无辜,“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诛,心内不安,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建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而且“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有司请捕诛建”,“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45) 刘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不过当其时,诸侯王的荒淫无耻反而不会引起皇帝在政治上的猜忌,诸侯王的良好品行比禽兽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危险更大。放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观察诸侯王就较易理解了。同时,还可看到,江都王权力缩小,但所辖仍为三郡五十三城,王的荒唐并未影响这一区域的发展,从列传中看出,当时的园林建设还是相当好的。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江都国除,地入于汉广陵郡。荒唐不经的刘建,却有着一个不平常的女儿刘细君,在刘非身后演绎了一出悲怆动人的异域和亲的大剧,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汉书·西域下》对刘细君有详细的叙述。

汉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了加强,同时战争也很激烈。西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原来住着塞人,汉文帝时,由敦煌、祁连间西迁来的月氏人挤走了塞人,建立起大月氏国。二三十年后,原在敦煌、祁连与月氏相邻的乌孙人,在匈奴的指使下远征月氏,把月氏迫迁到如水(阿姆河)以北,乌孙便在月氏境内建立乌孙国。乌孙国人口众多,除乌孙人外,还有留下来的月氏人和塞人。他们以游牧为生,社会组织、生活习惯与匈奴相似。王号昆莫。乌孙臣属于匈奴。《汉书》记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也到了乌孙,昆莫“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46) 。武帝考虑到这样的结亲可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有利国家的安定,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令乌孙要先纳聘礼,乌孙献上了西域骏马千匹。于是武帝挑选了颇有文才的原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以皇室公主的身份,远嫁乌孙昆莫。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绵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47) 。

从《汉书》记载可以看出:汉武帝对此次和亲非常重视,嫁时赠赐丰厚,尽力满足公主需求,而且每隔一年都会遣使问候,对重大问题给予明确指令。随公主出嫁的数百人既是一支为公主服务的后勤保障队伍,更是一支担负维护汉朝与乌孙友好关系的使团,始终保持与朝廷的信息通畅。刘细君能不负朝廷之重托,克服与昆莫年龄悬殊的障碍、语言不通的障碍、饮食起居障碍、婚姻习俗的障碍,以及匈奴遣嫁的左夫人的障碍,努力搞好与昆莫的关系,与乌孙上下的关系。刘细君与数百人的官属宦官、侍御到乌孙后,“自治宫室居”,等于是一个小社会,为乌孙带去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去了大汉文化。她的《悲愁歌》当是她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一。据说琵琶的发明也与她有关,“故老云:汉送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作之”(48) 。

刘细君是第一位在汉代和亲史上留下姓名的女子,也是扬州第一位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和作品的女作家。在乌孙国都遗址(今伊犁)的四周留有圆土墩,据说是乌孙古墓。在特克斯有座高大的墓冢,当地牧民称为“姑娘坟”,有可能是江都公主留下的香冢。

　图2-2　新疆伊犁新建的刘细君纪念馆

(马恒福摄)

三 广陵国的立废与巫术之盛

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复置广陵国,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都广陵。此时诸王的封地更小,广陵国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今宝应县西兼安徽天长县之半)四县。这是因为武帝时淮南、衡山二王作乱,被平定后,武帝又加强了对王国的控制。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实行推恩法,准许诸侯王申请分配土地给子弟。高祖时同姓王九国,武帝时分为二十余国,土地越来越小,最大的国也只有十余县而已。

汉武帝六男,齐怀王闳、燕王旦与广陵王胥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对刘胥的赐策曰:“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呜呼!悉尔心,祗祗兢兢,乃惠乃顺,毋桐好逸,毋迩宵人,惟法惟则!《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49) 赐策开宗明义,要求刘胥“世世为汉藩辅”;接着指出此地的地域特色、风俗民情,远离朝廷,民风恃强轻心;因此要求刘胥忠心耿耿,服服帖帖,戒奢逸,远小人,遵法度,不能作威作福,如有违背,只能自讨其辱。这应该说针对性很强,因为刘胥为人“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50) 。

在汉武帝的诫勉和强权之下,刘胥可能还是规规矩矩的,治理也有成效,昭帝、宣帝待之也比较好。“昭帝初立,益封胥万三千户,元凤中入朝,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51) 但刘胥自己却不安分起来,有觊觎之心。在昭帝病笃,昌邑王征、宣帝即位等几个关键时刻,行祝诅之事。对此,《汉书》有详细记载。开始,胥见昭帝年少无子,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装作武帝附身,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又要女须在巫山祈祷,恰逢昭帝崩,他认为是巫祷的结果。谁知权臣霍光等选择昌邑王,胥“复使巫祝诅之”,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又被废,他更相信巫祝。宣帝即位,“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后来祝诅事暴露,天子遣廷尉、大鸿胪来讯问,他承认“罪死有余,诚皆有之”,表示“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使者还驿后,他在显阳殿置酒,召太子及亲信夜饮,鼓瑟歌舞,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52) 至鸡鸣时罢,以绶自绞死。看来刘胥还不是一个没有文才、没有头脑、没有自知之明的草包。至于使用巫术,这是汉代的一个文化特色。

刘胥立广陵王六十四年。20世纪80年代,高邮天山出土了刘胥墓,其规模之大,“黄肠题凑”葬制之完整,都引起考古界和社会的震惊,而使用木材之多,且大量采用“广陵船官材板”,还有大量出土文物工艺水平之高,都反映了广陵国的经济发达与富足(本章第四节将详述)。(53) 可惜,刘胥因不安分而落得死后国除的下场,赐谥曰厉王,诸子皆为庶人。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复立胥太子霸,是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护嗣,十六年薨,无子,绝。后六年,成帝复立孝王子守,是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时绝”(54) 。广陵国凡五代七人,127年。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复置广陵国,封第九子刘荆为广陵王。刘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55) 。次年光武帝死,刘庄继位,是为明帝。刘荆唆使东海王刘彊夺取王位,刘彊未听,报告了明帝,明帝念刘荆为同母弟,未予追究,“食租如故”。但刘荆并未停止他的不轨行为,后阴谋败露,永平十年(67年)畏罪自杀。立二十九年,赐谥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元寿卒,子商嗣。商卒,子条嗣,传国于后。(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