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今天扬州所属区域范围内,发现的人类活动最早的遗迹为龙虬庄遗址。这里是江淮平原自燕山运动以来,长期和缓沉陷的江苏拗陷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纪沉积类型以澙湖相与湖相为主,并多次受到东部海水的浸淹。全新世以来发生了一次最大的海侵,成为浅水海湾。拗陷带的西缘,受西侧低山丘陵和缓隆升的影响,逐步露出海面,形成陆地,且气候温和,河湖发达,具备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环境和条件,遂开始有人定居,逐渐发展成聚落。距今约7000—5500年。

一 龙虬庄遗址发掘概况

龙虬庄遗址位于东经119°30’,北纬32°50’,海拔2.4米,高邮市区东北约九公里处。遗址平面近似方形,地势平坦,四周环水,东西长约240米,南北宽约180米,总面积约43000平方米。从1993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共计发掘了1335平方米,探方54个,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4处,灰坑34个,墓葬402座,出土了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各类文化遗物2000余件。这是江淮东部面积最大、保存完好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先民聚居遗址。1993年龙虬庄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内部可分为居住区、墓葬区、生产区。三个区的地层堆积基本一致,普遍有五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

居住区的发掘面积较小,仅清理了4处居住遗址,但已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特征:如建造住房时用狗奠基;房屋的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有单开间的,也有多开间;住房的墙体下部为硬土墙,上部则用植物茎秆纵向编排再抹上草拌泥,烧烤成烧土墙;房屋内部立柱方式,多经防潮处理。居住区内有大量灰坑,究其用途:或为“放置圜底大陶器的坑”;或为“烧火坑”,或为“养殖水生动物的坑”,捕捞的鱼、蚌、蚬、螺等,一次吃不完,就用这样的坑临时放养,这“应为龙虬庄遗址最具地域性特征的坑”。(1)

墓葬区在遗址的中部偏西,墓地中墓葬十分密集,墓葬方式为浅坑掩埋,尸骨层层叠压。“墓葬的头向绝大多数朝东”(2) ,大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多寡不一。

龙虬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其中既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也有随葬用品。

陶器是出土文化遗物的大宗。生活用品陶器出土了残片5万余片,占文化遗物的90%以上,根据质地可分为夹砂陶与泥质陶。夹砂陶是在陶泥中夹有骨屑或蚌壳类碎屑,表面光滑。这是特殊地理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夹砂陶器中的灰陶,多为釜、鼎、盖、盉一类器物;红陶多为钵、三足钵、碗、豆一类器物。泥质陶中亦有红、黑、灰陶之别。红陶呈深橘红色,表面磨光,其烧制火候最高,陶质坚强,扣之有金属声,多用于制作钵、碗、钵形匜一类器物。黑陶火候次之,表面乌黑光亮,多为盉、盆、深腹筒形匜一类。灰陶火候较低,呈深灰色,质地较细腻,也较疏松,多制作壶、罐、盆、豆一类。而随葬陶器多有不见于生活用具者,如猪形壶、二流壶、三流壶、三足盘等。

玉石器在生活用品中发现的数量极少,且多为残件。玉器主要为镯、坠等装饰品;石器主要为斧、锛、镞等生产工具。随葬品中玉石器相对于生活用品则多些。玉器有管、环、璜、坠、玦、指环等;石器有斧、锛、刀、锄、纺轮以及球、砺石等。

骨角器在龙虬庄文化遗物中,仅次于陶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也复杂,有生活用品,有生产工具,也有装饰品,在随葬品中骨角器就达491件。其器类有斧、镐、叉、矛、镞、镖、锥、凿、针、纺轮、匕首、刀、勺、箸、柶、杯、笄、指环、坠、管以及牙饰等,“发达的骨角器是龙虬庄遗址最具特征的文化遗物之一”(3) 。

二 龙虬庄先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从龙虬庄的文化遗存,我们大体上可以追寻到先民的活动轨迹,对其生产活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追求有个大概的了解。

就生产活动而言,采集与种植,渔猎与养殖,制作与贸易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分期中侧重点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而已。遗址中发现的采集食物多为芡实和菱角等水生植物,在第一期文化层中芡实、菱角的比重占50%多至70%,这与地处湖荡沼泽的多水环境有关。至今,芡实、菱角仍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所喜爱。随着社会的发展,采集经济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呈下降趋势,而种植经济则明显上升。“从第8层至第6层属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到了第4层,已基本形成了栽培稻。稻米粒型的测量结果表明,龙虬庄遗址的炭化稻有逐层增大的趋势……表明龙虬庄遗址的原始居民在水稻栽培过程中有意识地优化选育良种已产生显著效应,栽培稻的大粒化反映了稻产量的大幅度提高。”(4)

在龙虬庄遗址文化层中,有各种破碎的哺乳类动物骨骼,也有鸟类、鱼类以及爬行类动物的骨、甲等。江湖沼泽地带的暖湿性气候比较适宜麋鹿、獐、麂的活动,龙虬庄先民捕猎的主要对象是麋鹿。水生动物是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鱼、龟、鳖的捕获量很大,蚌、蚬、螺等也被普遍食用。龙虬庄遗址动物群中有大量家猪、家犬的骨骼,猪骨都是破碎的,猪龄1—2年,证明先民的养殖业已有一定水平,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而家犬骨骼则是完整的,可见是被人类作为狩猎、防卫的辅助工具驯养的。从龙虬庄文化遗物中推测,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淀粉类食物与脂肪蛋白质类食物大体相当,家猪饲养既是人类对野猪驯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粮食生产富余的产物。

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龙虬庄先民对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加工、制作水平不断提高。豆、碗、盆、钵、壶、罐等陶器,器形规整,胎壁较薄,制作方法主要用轮制;釜、鼎一类陶器则用手工直接捏制而成,陶器上一些附加的足、耳、鋬、流、把等,也多为手制;陶器的装饰方法也多种多样。一些烧煮用的陶器,腹径、耳距大小,流的位置,器盖顶部留孔等,都颇有科学道理。骨角器的制作更是龙虬庄先民的显著特色。遗址发掘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有趣的“生产圈”:“即人用麋鹿的骨角制成叉、镞,射杀麋鹿,食其肉之后,用其骨角制作狩猎工具,再射杀麋鹿,如此往复循环。除狩猎工具之外,农业生产工具和捕鱼也多是用麋鹿的骨角制作而成。麋鹿在龙虬庄原始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麋鹿的存在成为原始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5) 玉石器在龙虬庄遗址中发现的量不大,其主要原因是江淮东部缺乏石料来源,尤其是不出产玉石料。那么玉石器从何而来?考古学界认为,这里存在着“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贸易经济”,“尤其是与宁镇地区原始文化的双向交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6) 。

社会形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至少应包含家庭、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宗教等。龙虬庄遗址的文化遗物提供的材料是有限的,但居住聚落布局、埋葬习俗、各类器具、炭化稻粒等提示人们:龙虬庄原始文化的社会已经形成。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由繁荣走向衰落、再向父系氏族社会缓慢过渡的时期。据对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进行的人类学鉴定与研究:在可估计性别的274个体人骨中,男女性别比为1.88∶1,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在可估计年龄的247个个体中,大约85%死于35岁以下或者壮年期以前,其中死于未成年的高达10%,全体(包括未成年在内)平均死亡年龄25.73岁,男性平均26.41岁,女性平均28.61岁。从形态观察,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综合特征。估计男性平均身高167.4厘米。(7) 从经济生活方式推测,男女分工已经初步形成,器物中的纺轮、骨针等证明,龙虬庄先民已经有了植物或蚕丝编织的衣物。食物也是植物类与动物类兼有,陶器中多水器,可供烧水、温水、贮水、饮水之用,品种繁多,而且有高足杯等酒器。居住,既有干栏式建筑,又有地面建筑,但居住方式,是男女分居、混居,还是大小分居、混居,则难以判断。近年来,龙虬庄遗址又有新发现,即广场遗址,这当是先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礼仪习俗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礼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产物,但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敬畏心理,也使先民形成了一定的共同习惯,有些行为已经带有了一定的仪式性。如建造房屋时以狗奠基,如同后世“厌胜”。墓葬区的尸骨的朝向大体一致,死者嘴上都反扣底部有洞的红陶碗或红陶豆,这种特殊的葬俗,说明先民已有某种信仰或祈求。而厚葬显得更为突出,龙虬庄出土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生产工具,居住区有,墓葬区也有;各类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居住区有,墓葬区也有。但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差距明显:(1) 某些陶器不见于生活用品,如猪形壶、二流壶、三流壶、三足盘等;(2) 某些陶器如鼎、豆、壶的器形和数量明显多于生活用品;(3) 生活用品中,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大多残破不堪,而随葬器物中的石器虽然也有使用过的痕迹,然基本是完好的,且种类也远远多于生活用品;(4) 骨角器在随葬器物中,其数量仅次于陶器,有些制作精美的骨角器不见于生活用品,如骨匕首、角勺、骨臂环和指环、牙璜、骨刀、角坠等;(5) 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在生活用品中很少发现,而在随葬品中却发现较多,既有玉器,也有石器和骨、角、牙器。(8) (www.daowen.com)

从龙虬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美的追求,这是扬州地区原始艺术的萌芽。陶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每一种器物在确保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注意造型美观,形态各异。如釜,皆夹砂陶,仅复原5件,多为无法复原的陶釜残片,有的可复原大半,依其形态不同,可为十型。型又分亚型,亚型中又有多式。出土的彩陶片纹样也比较复杂,“由直线、曲线、折线、弧线等构成,大多类似网纹、栅栏纹、卦形纹、圆圈纹、几何纹等,也有的类似变形的鱼纹或鸟纹”(9) 。陶器中有大量的高圈足器,上部较细,下部较大,曲线舒展,加上镂孔,既稳重,又典雅。特别是一组猪形罐,既有明显的写实性,“吻部短小,体态丰腴,四腿粗短,前后比例适中,类似于今日之家猪,而非前长后短的野猪的形象”(10) ;又有高度的概括力,这些猪形罐面部憨态可掬,身态滚圆,明显夸张变形,寄托了人们对猪的喜爱之情和盼望猪长肥多肉的愿望。陶器中还要不少小陶壶、小陶豆,当为其时的儿童玩具。而对骨角器的制造,更可看出龙虬庄先民的匠心,随物赋形,物尽其用,各显其美。有的器物虽然只刻划一两道印痕,而美感陡增。原始的艺术给后世的扬州工艺艺术的发展以众多的启迪。

三 龙虬庄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指出:“龙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填补了江淮东部考古工作的空白,而且确立了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性质、年代和文化序列……同时还积累和丰富了探讨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生活的珍贵资料,为重新认识江淮东部的原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江淮东部西以京杭运河(古邗沟)为界,东濒南黄海,南至长江,北抵废黄河(淮河)。这一区域的原始文化,在废黄河南岸有阜宁梨园,淮安青莲岗、茭菱塘等遗址;在长江北岸有海安青墩、吉家墩,东台开庄等遗址;在京杭运河以东,有高邮龙虬庄、唐王墩,兴化王家舍等遗址,形成了遗址群,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勾勒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揭示出了它们在文化遗迹遗物方面的同一性、相似性,从而证明它们构成了有着共同文化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区,龙虬庄文化是其代表。

江淮东部原始文化分布空间的确立,其周边原始文化空间界缘也随之清晰:北辛—大汶口文化的南缘为废黄河(淮河)北岸;江淮中部侯家寨文化的东部可划在京杭运河(古邗沟)以西的湖区平原;以长江为界的江南,以茅山山脉为界,其东为太湖地区,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以西为宁镇地区,属丁沙地—北阴阳营文化系统。

龙虬庄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可分为两期,而在遗址东部边缘,出土了一些文化遗物则又明显晚于第二期,考古专家将其列为第三期。其中发现有南荡文化遗存,其“文化性质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从豫东一带沿淮河再沿古邗沟向宁镇地区迁徙过程中的文化遗留”(12) ,经14C测定,南荡文化遗存的年代可定为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至夏初。

考古学界发现在江淮东部包括龙虬庄遗址既不见早于7000年前、又不见晚于5000年的文化遗存;直到4000—3600年之间,江淮东部变成文化走廊,先后留下良渚文化、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其间留下一段尚待探讨的文化缺环。

龙虬庄文化的产生与衰亡,与自然地理气候密切相关。全新世的最大海侵发生在10000年至7000年前后,这里形成浅海湾,适宜人类生存生活;4700—4000年之间,又发生一次海面上升,江淮东部再次受到海水内侵,生存条件恶化。这是龙虬庄文化兴衰的直接原因。那么,龙虬庄文化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呢?

学界分析,龙虬庄文化当来自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其理由:一是贾湖文化的下限与龙虬庄文化上限相吻合,时间上无较大缺环。二是贾湖文化与龙虬庄文化分布空间的纬度相同,生态环境相同,生存环境的恶化当是导致文化迁徙的一个主要原因。三是贾湖文化先民与龙虬庄先民的经济生活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对水产捕捞、动物狩猎、家畜饲养,两者从形式到内容都相同;对偏粳型—粳型水稻种植龙虬庄先民较之贾湖先民有了发展;手工业经济特别是骨角器加工制作,均具有高度发达的水平和极大的相似性。四是贾湖文化与龙虬庄文化葬俗相同,反映出文化习俗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其差异只在于墓葬头向不同,贾湖墓葬头向朝西,龙虬庄头向朝东,“这也许反映了一种一旦坐起身来便可望见西方的望乡心态,民族志的材料中也有类似的望乡心态的记载”(13) 。由此可见,“在早于龙虬庄文化的诸多原始文化中,唯一可以最大限度满足龙虬庄文化来源条件的是贾湖文化”,当然“其是否具有必然性还有待证实”。(14)

当龙虬庄文化进入繁荣发展的第二期后段,几乎全部消失了,尽管在龙虬庄遗址东缘留下少量第三期遗存,但江淮东部几成文化空白区。原始先民在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面前,不可能进行有计划有目的迁徙,只能作鸟兽散。江淮东部的地区可以发现一些龙虬庄文化的孑遗,如江淮中部的含山凌家滩遗址、淮河上游的亳州后铁营遗址也都发现龙虬庄文化因素,“若将龙虬庄、凌家滩和后铁营遗址按时间顺序连接起来看,推测龙虬庄文化中可能有一支在全新世最高海面发生之后向淮河下游迁徙,其西归的路线大致是从江淮东部经江淮中部,最终至淮河上游一带”(15) 。而在对粳型稻作农业传播途径进行研究时,学者发现“途径大致是从淮河上游至淮河下游,之后沿海北上,至山东半岛,借助顺时针方向的黄海环形大海流,至朝鲜半岛南部的汉江下游,再经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以对马岛、壹岐岛为跳板,最终到达九州北部,并以此为原点,向九州南部及本州的近畿一带扩散”(16) ,从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17) 。

图1-1　日本学者中村慎一题词

(高邮博物馆藏,倪文才提供)

1997年日本金泽大学副教授中村慎一来中国参加龙虬庄遗址暨江南地区古文化研讨会时,写下这样的题词:“龙虬庄的古代稻作是我国弥生文化的母亲。”

综上所述,龙虬庄文化是原始社会江淮大地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