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虽然受列强侵略，神州陆沉，但也因爱国义士辈出，造就了人才济济、灿若繁星的黄金时代。其中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思想与艺术创作对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徐悲鸿，近现代重要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正像顾恺之一般，乃“关键时刻之关键人物”。东晋顾恺之生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风格正在形成的重要时刻，他作为画坛举足轻重之人，决定要走什么样的艺术道路对传统绘画样式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样，徐悲鸿生于传统艺术与近现代艺术交接之时，他自觉肩负振兴民族艺术的伟大使命，行远自迩，笃行不怠，他的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对于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悲鸿《愚公移山》

徐悲鸿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他的父亲徐达章是一位乡间私塾先生，也是一位民间画家。徐悲鸿自幼跟随父亲四处云游，卖画为业，过着贫困的生活。19岁那年，父亲去世，他成为家族的经济支柱，为了谋生，在宜兴地区担任三所中专学校的美术老师。一年后，赴上海寻求更好的发展。初到上海，徐悲鸿贫困潦倒，险些饿死，后得到艺术收藏家黄振之的资助，留上海继续深造。21岁考入了震旦大学法语系。游历的那段时光，让他了解到了西方艺术，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而去欧洲留学成了少年徐悲鸿的梦想。正是这遥远无期的梦想，使徐悲鸿即使在食不果腹之时，也在坚持自学法语，为日后的留学做准备。在上海时，徐悲鸿结识了许多文艺界大咖，如岭南画派的高氏兄弟，甚至康有为也成了他的老师。24岁那年，在蔡元培的鼎力帮助下，徐悲鸿申请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去到了当时西方艺术的中心——法国。在法国，以外国学生的身份考上了连本国学子都难以考入的巴黎美院。32岁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美术与美术教育的领军人物。54岁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

徐悲鸿《愚公移山》（局部）

中国近现代美术体系的建构与徐悲鸿的旅法经历密切相关，正是他在法国的留学时光，给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他在旅法期间发奋图强，每日不知疲倦的学习西洋画技法，休息时还流连于各大美术展览馆。20世纪初，正是西方古典传统艺术体系崩塌瓦解而新的艺术秩序等待着被构建的重要时期。徐悲鸿远赴法国学习西洋绘画，看到的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各类艺术流派百花齐放的景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徐悲鸿面对各式各样的艺术流派，他的选择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导向作用。(www.daowen.com)

徐悲鸿作为艺术家有着双重身份，一为国画家，一为油画家。作为国画家，徐悲鸿提倡东西结合。所谓“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旅法期间学习到了透视学原理、明暗法、结构解剖等西洋画造型法则。他认为时代更迭，中国传统绘画历经千年已成老旧颓废之势，急需变法方能重生。因此，徐悲鸿将西洋画造型法则融入国画，形成改良后的新国画形式。例如《奔马图》。《奔马图》与《骏马图》是徐悲鸿最具代表性的国画作品。时至今日，水墨奔马已成为徐悲鸿艺术的标志。他的《奔马图》虽然为写意水墨画，浓墨泼洒，劲笔勾勒，其中却填充着许多西洋画要素。第一，使用了近大远小的透视学原理。骏马面向观者飞驰，胸腔饱满结实，前腿向前伸展，而后臀与后腿因为躯干的遮挡只露出一小部分，这正是透视学中遮挡效应产生的效果。第二，使用明暗法塑造体块。徐悲鸿在刻画骏马头部、颈部及躯干时，使用了浓墨渲染，但这墨块却起到了西洋画中以明暗法塑造形体的作用。水墨骏马不再是平面的意境表达，扎实的体块感跃然纸上。第三，使用线条强调结构。除了用浓墨渲染以外，《奔马图》中还使用了粗犷写意的线条勾勒马的轮廓，但这线条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马的结构，使水墨奔马更加“有血有肉”。《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创作的大型水墨历史题材画。这幅水墨人物画更是大胆地对“旧传统”进行变革，第一次在国画中出现了“裸体”。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刻意回避人的身体，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刻，只有面部塑造，其身体均用宽大的服饰覆盖。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便有意“展示”人体，赞美人体。《愚公移山》正像国画版的《创世纪》，并且画中人体结构突出、肌肉饱满，展现了徐悲鸿极高的素描造型功底。徐悲鸿对传统国画的变法改良不仅实践在自身的创作中，更是使它成为新国画形式，传承在国内各大美术学院国画教学中。

徐悲鸿留学法国正值20世纪初，即现代主义思潮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的法国可谓画派林立、风格繁多，如野兽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诸多流派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徐悲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也在思考究竟要将什么样的艺术引入中国？究竟什么样的艺术才能符合时代需求而振兴民族？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自19世纪以来，在经受印象主义、后印象、现代主义的一波又一波冲击后，早已成为了残羹冷炙。20世纪初，在法国不会再有年轻画家选择现实主义这条“陈旧”又“索然无味”的道路，然而徐悲鸿却“与众不同”。因此，他在西画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现实主义道路，认定“素描写生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指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认为要恢复师法造化就要靠写生，而且乞灵于抄袭模仿只能造成中国艺术的停滞不前。徐悲鸿的选择使现实主义绘画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使国内美术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走了一段很长的现实主义道路。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艺术运动”的出现，中国艺术才逐渐走出现实主义，走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徐悲鸿的选择有着历史与时事的需要，当时中国山河残破，人民在帝国殖民者的侵略下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试问用马蒂斯宁静、明艳的“童趣画”或是康定斯基的抽象线条与圆点如何去唤醒民族精神呢？而现实主义讽刺、尖锐，以批判的写实手法真实地还原出救国救民的迫在眉睫，实乃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剂良药。

徐悲鸿《奔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