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祖李渊的内心深处到底是希望谁最终来继承他的江山呢？这个问题似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在这两个儿子之间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最终从侧面导致了这场兄弟残杀的悲剧。

建国伊始，唐高祖就将太子之位立定，这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动。确立皇位继承人一方面可以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政权，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子嗣之间为争夺储君之位而发生流血事件。虽然高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历史上太子被夺权而不得善终的例子数不胜数，前朝的太子杨勇就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唐高祖对于李建成这个太子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在军事和政治各个方面，唐高祖都给予太子最大的鼓励和帮助。

而次子李世民则是众多儿子中的佼佼者。这个儿子自小就聪慧过人且志向远大，神采非凡又气度宽宏，而且累立战功、威名赫赫，李渊对这个儿子也十分喜爱。

不能另立太子，又不能解决掉儿子们之间的矛盾。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父亲这样摇摆不定的态度一度给了他从正途获得皇位的希望，然而最后却归于失望，这使得他内心的躁动和不甘与日俱增。而从太子李建成的角度来看，父皇摇摆的态度使得他的危机感越来越强，自我保护的意识逐渐向畸形发展，于是发动东宫集团不惜一切代价中伤和陷害李世民。

唐高祖虽然欣赏李世民的才华但又厌恶他与日俱增的气度，所以后来唐高祖越来越倾向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时用各种方式削弱和打压李世民的势力。早在武德二年（619），唐高祖李渊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开国功臣刘文静。刘文静的死是李世民父子关系开始发生质变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刘文静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因此李渊其实是想借斩杀刘文静一事打压李世民的气势，旁敲侧击地警告他不要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兄弟之间不要发生像杨勇杨广那样骨肉相残的惨剧。但李渊的态度依旧比较模糊。

如果说，李世民在前期扩展势力的行为或许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成分在内，那么在刘文静死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如果他不设法获得最高权力，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任人宰割的命运。(www.daowen.com)

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斗争李渊都看在眼里，而对于这些祸起萧墙、兄弟相残的斗争，李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高祖李渊这样模糊不清的态度让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后来经过李建成等人的多方“引导”，李渊越来越觉得李世民图谋不轨，对自己的皇位是个极大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李世民和突厥勾结，想要谋权篡位。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几乎完全倒向了太子一边。他听从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话，准备将李世民逮捕入狱。但此时李世民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朝廷，满朝文武有不少和他交好的人，宰相陈叔达就是其中之一。

听说高祖要下令逮捕秦王，陈叔达马上上书劝谏说，李世民对唐朝建立有盖世之功。高祖马上放弃了这个计划。

从这些事件来看，唐高祖对斗争双方的态度从维持两者平衡转向了倒向太子集团，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充满了犹疑，多次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两方中摇摆不定。

唐高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德才兼备，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又不能容忍儿子的才能超过自己从而给自己造成威胁。李世民才能出众又颇为张扬，可以说是“功高震主”，正好犯了高祖的忌讳。所以李渊对这个儿子既依赖又猜忌，这也是他最后偏向李建成集团的根本原因。

唐高祖时期的储位之争虽然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几个兄弟的内部抗争，但是作为父亲的李渊在这场血腥争斗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太子和秦王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矛盾既然不能调和，就只得以武力这种血腥残忍的方式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