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农业文化区域内，关中以其土肥水深、稼穑丰盈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摇篮之一。即苏秉琦先生所谓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旱地粟作农业区。

关中人长于稼穑、善于农战，关于这一点古人早有定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这里的“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是说关中人有他们祖先恪守农耕的良好习俗，即长于播种、善于耕地。(www.daowen.com)

这一传统流经千年而不衰，造就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特征。几千年来，关中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安土重迁。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步入农业发展的恒定轨道，从统治阶层到普通民众无不认同奉行。《周易·象传》说：“不耕获，为富也。”周公旦也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乃逸。”（《尚书·无逸》）战国中期，商鞅入秦辅助秦孝公变法，便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他三令五申要求保护农业、农民、农田，制止各种“不作而食”，由此形成了秦地“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秦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上农》中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秦王嬴政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与尚农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至汉文帝刘恒，仍发布诏书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二年》）。由此可见，关中人长于稼穑，定都于关中的历代政府亦把务农视为国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