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政府恢复对沦陷区的管治。1947年9月20日，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复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人们欢天喜地，迎接“王师”的归来。

广州人最殷切期待的就是赶快清理战争的废墟，重建这座城市。广州受灾最严重的，是西堤至黄沙一带，以前这里是广州各种栏口集中的地方，沦陷前受日本飞机的反复轰炸，国民党撤退时又纵火焚烧，抗战后期复被盟军飞机轰炸，西堤附近已成废墟。

国民党回到广州后，准备重建西堤灾区，但进展缓慢，因为所有道路、房屋都要重新规划，动工之前，原来的店铺都暂不发给营业执照。灾民只好在瓦砾堆上，搭建临时棚屋栖身和做生意，于是这里冒出了林林总总的饮食、粮油、柴炭、飞发、杂货无牌小店。这其中有二十多家猪栏，大栏就有生祥栏、宏信栏、三益栏、瑞兴栏等，他们在生猪产地和城内大型肉类经销商都有股份，占了市场半边天，被称为“西猪栏”。在他们的推动下，联合德兴、合兴、永同安、公昌、兴昌、公兴等栏商，组织起生猪栏同业公会。后来，三鸟栏、蛋栏等三四十家栏商，也陆续进驻。政府的重建规划还没出台，废墟上已经有上千家店铺了。

这时，粤汉铁路已恢复通车，水路运输也畅通无阻。抗战初胜，人心思治，社会蒸蒸然有振兴之势。本省各县及梧州、株洲、湘潭、郴州，乃至武汉的生猪，源源不绝地运来，货源充裕。战时奄奄一息的猪栏生意，再度红火起来，每栏每天都有上百头生猪出入。卖往香港的生猪，占了生意额的一半。

抗战之前，联兴街、兴隆路一带（现文化公园附近），是广州最大的三鸟栏、蛋栏、生鱼栏。栏商们分别成立了自己的鱼栏同业公会、鸡鹅鸭栏同业公会、蛋栏同业公会，主营鲜活生鱼、鲇鱼、水鱼、鳝鱼、田鸡、虾、蟹、三鸟、蛋品等。西猪栏经营的生猪都是大出大进的，一些小猪贩运来的零星生猪，他们根本看不上眼，懒得理睬，于是生鱼栏便向这些小猪贩招手，收购他们的生猪。西猪栏的栏商们跳起来抗议，指责生鱼栏“捞过界”。但政府认为，生鱼栏只是收购西猪栏不要的猪，“你不要，还不许别人要？没这个道理。”于是判定生鱼栏可以兼营少量生猪，并把“生鱼栏”改名为“牲鱼栏”，同时成立了牲鱼栏同业公会。

不幸，屋漏偏逢连夜雨，灾民的棚屋区，发生火灾，火势瞬间蔓延，西堤以北，再成一片焦土。政府要拆建兴隆路，指定德政南路、八旗二马路一带，为安置灾民和栏口的地方。三鸟栏迁往德政南路，牲鱼栏迁往新桥市，兴隆路只保留蛋栏。德政南路靠近东堤码头、天字码头和广九火车站，是南来北往的水陆通衢。湖南的生猪，从铁路运到广九火车站；本省的三鸟、蛋类、生猪、腊味，从西江、北江运到东堤，交通十分方便；郁南、封开、肇庆的西江鸡、“花猫”（西江产的花鸭）、东莞、惠州、清远、番禺、顺德、南海的清远鸡、胡须鸡、竹料鸡、鸭、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运抵东堤。

牲鱼栏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谢伯澄与几个行家，合资在德政南路兴建了七八间店铺，卖给栏商做货栈。大兴栏的老板陈桥也在德政南路盖了一座混凝土的三层楼房和三座砖木结构店铺，几大鸡栏同时挂牌经营，中小栏商争相“埋堆”。人们把德政南叫做“鸡栏”，把兴隆路叫作“蛋栏”，与黄沙的“西猪栏”区别开来。但迁到德政南的鸡栏，大部分都兼营生猪，越来越多的猪栏，被吸引过去。东园街、东园新街、八旗二马路一带，建起了星罗棋布的栏口铺位，最多时有一百多家店号，人们改口叫它“东猪栏”了。

东猪栏的迅速兴旺，给了人们极大的希望：广州真的要复兴了。但西堤灾区重建，迟迟吾行，由西濠口往西到镇安路，往北到十三行，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仍是烂地一块。为了重建问题，政府与商民矛盾尖锐，双方大斗法，风潮迭起，甚至闹上南京中央政府，又给了人们另一种不祥之兆：广州的复兴之路，漫漫而难行。

广州人一向把茶楼酒家视作市道旺淡的重要指标，市道好时，食肆人头涌涌，反之则水静鹅飞。1946年广州的茶楼酒家，食客如云。抗战胜利后，四乡的酒楼、茶楼，纷纷涌入省城，安营扎寨；许多被日本人巧取豪夺去的酒家，又重回到广州人手中。战争期间避难外地的饮食业经营者，也陆续返回，重操旧业。

沦陷期间由台湾人开在长堤的东天红餐馆，被香港人接手经营，改名为大公餐厅，以精美的西餐、西点驰名省港澳；德兴饭店老板在长堤开了一家冠华酒家；著名茶商陈星海的侄儿陈勤昌把长堤的割烹别府改建为总统酒家；金龙酒家是省港澳饮食大王高棠所开，他经营的酒楼遍布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汉民路两家太平馆西餐厅，沦陷时一度停业，也重新开业了。国泰、红棉、大中、新陶芳、迎宾等酒家，先后在惠爱中路、汉民路开张，盛极一时。由兴宁人经营的宁昌饭店，在忠佑大街城隍庙前，开门迎客。这是一家以客家菜为主的饭店，东江盐焗鸡、梅菜扣肉、东江爽口牛肉丸、八宝窝全鸭、七彩杂锦煲等东江名菜，都是宁昌的招牌菜式。“宁昌”让人产生“兴宁昌盛”的联想。

但这种昌盛的想象，不过昙花一现，到1946年下半年，便黯然凋谢了。最初出现的征兆，是政府在1946年底，突然向酒楼加征筵席饮食税，把原定每天认缴总额360余万元，上调为2800余万元。酒楼业大哗，认为定额太高，无法接受。他们向政府大吐苦水：“酒楼行现在的环境，支持已不易，能求企稳者不及三分之一，时见酒家登出平价菜式以招徕，足见生意不景。希望政府能维持原税额不变。”但政府答复：“目前全市酒楼每日营业额已超过一亿元，征收十分之二实不为多，此事不能讨价还价。”

政府寸步不让，透出的信息是，财政十分紧绌，想从商界搜刮，挹彼注兹，除此别无良策。但商界认为抗战刚刚结束，人们喘息甫定，政府此举，无异杀鸡取卵。政府与商界的关系，突形紧张。商界没有意识到，筵席税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紧接着而来的惊涛骇浪，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折戟沉沙。

1946年，随着内战全面爆发，物价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波动。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1945年可以买两只鸡蛋，但1946年只能买到六分之一块肥皂。政府断言，这是因为投机商人利用游资，散布谣言，乘机囤积居奇，助长物价不合理上涨。政府要求市参议会、市商会，会同各行各业的同业公会、消费合作社，共同组织物价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督物价，发现有关民生的商品价格不合理地上涨时，就要召开评价会。但如果这样一个委员会就能平抑物价，那么一棵树也能挡住南海台风了。

到1947年，100元法币连六分之一块肥皂也买不到了，只能买一个煤球。1947年11月，猪肉上肉3.2万元一斤，花肉3.1万元一斤，鲩鱼1.6万元一斤，鲮鱼1.5万元一斤，菜心3800元一斤，莲藕要4400元一斤。仅仅四天之后，上肉变成4.2万元一斤，花肉4.1万元，鲩鱼2.2万元，鲮鱼2万元。米价在11月25日、26日、27日三天内，每担上涨30万元，达到80余万元。家庭主妇们叫苦连天，沦陷时物价飞涨的魔影，再次浮现。

那个在1945年会被500元剪发费吓出冷汗的男人，这时又踱进甲级理发厅，口袋里揣着5000元，心想怎么都够了吧。一看墙上的价格表，头上又冒汗了：剪发1.33万元，洗头1.31万元。他赶紧蹑手蹑脚溜出理发厅，跑到差一点的理发厅一看，乙级的剪发1.03万元，丙级也要6200元，只好又溜了出来。最后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到一家街边档，理发师伸出四个手指。他惊喜地问：“400？”理发师说：“你发梦啊？4000。”但这还不算最高，到1948年春节前，连街边档剪发的最低消费，也从1.5万元起步。人们想和往年一样，到花市买几株桃花回家过年，到花市一看，二三十万元一枝桃梅。与患有麻风的私娼过夜，也就是这个价钱。人们哪里还有心情过年。

政府对涨价的解释了无新意，一时归咎于奸商囤积居奇，一时归咎于金价、港币暴升，一时又归咎于交通不畅，一时又安慰民众“本市粮食无虞，各县存粮运穗”。这些遁词，人们早在日伪时代，已听得耳朵起茧。有一首打油诗讽刺：“物价飞升未肯松，朝朝喊涨势无穷。盘旋欲与青云接，峰外从知更有峰。”

很多人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抑郁症、狂躁症、营养不良、低血糖、胃炎、溃疡病等，成了流行病。市立妇婴保健院公布调查报告称，广州每46人中有一个患肺病，每5人中有一个感染梅毒。但要上医院看病，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弄不好，抑郁症更加严重，因为全市中医统一标价，门诊5万元起步，出诊20万元。看不起病，只好等死，或者自杀，爱群大厦三天两头就有人跳下来。马路上不时见到无人认领的死尸，1947年1月就有307具，2月有334具，3月有262具，当地的保甲长不闻不问，装聋扮盲。掩埋队全年共收殓2931具路尸，到1948年每天有6具，即全年有2190具路尸，无人收殓。有人又写了一首悲凉的打油诗：“前世唔修死路头，一双遗体无人收。掩埋队诈唔知道，保长推庄乜理由。”

但奇怪的是，虽然物价飞涨，但茶楼人气不减，还是那么兴旺。有人感叹：古诗所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情景，不期重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广州。其实茶楼的茶客，大部分是从事黑市交易的炒家。“有咸龙吗？”“有花旗纸吗？”各种窃窃私语，夹杂在“叉烧包”“生肉包”的叫卖声中，粥粥乎哉，可谓盛矣。

政府派出大量检查员，巡查市场各个角落，一旦发现有人炒卖港币、黄金，马上拉人封屋。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抓获“好淡友”的新闻，好淡友就是那些专门“揸好友、空淡友”的炒家。一则新闻写道：“某人在十三行故衣街裕大银号炒卖金融，为经检队员巡查发觉，将其捕获，在其身上搜获收用记号港币一纸，港币水单一张，港币二元六角，乃将之带往分局处理。”二元六角港币，亦足以惹上官非。另一则新闻写道：“太平分局值勤警士巡至十三行附近，见有男子数人麕集是处，交头接耳，状殊神秘，似属炒卖黑市。警乃认为好友辈谈论黑市金融，意图炒卖，遂上前拘捕。讵彼辈男子见警至，即作鸟兽散，后卒截获好友一人，带返分局办理。”状殊神秘，被认为“意图炒卖”，也可入罪。

广州的金银首饰业，清末民初就很兴旺，从业人员一度多达三千人，金铺两百余家，多聚集于小市街、惠爱街一带，人们夸张地形容，小市街“金铺多过米铺”。1930年开辟马路后，小市街改称中华南路，金银首饰店愈开愈多，成行成市，大致上分属兴和堂与立本堂，前者生产唐装首饰，以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后者生产洋装首饰，以供应国际市场为主。20世纪40年代，两个堂口联合组成广州金银首饰器皿业职工会。1946年以后，政府突然宣布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勒令银楼、首饰店上报全部金饰，限三个月内售出，逾期须向中央银行兑换国币。这对金银首饰业是沉重打击，小市街金铺大起惊慌，能逃则逃，能藏则藏，一时鼠撺狼奔，乱作一团。

当局誓言要“平抑金潮”，警察局、金融管理局派出众多警员和便衣，全力扫荡金铺、银号。惠爱中路的厚生金铺，被搜出5052元港币和21元美金，立即被贴上封条。便衣又到各个银号，混在普通顾客当中，只要听到有人查询黑市价格，马上现身，喝令其静坐候查，禁止离开。有便衣在一家银号检查时，发现柜台上有50元港币，立即严厉追问是谁的，竟无人敢认，宁愿眼巴巴看着被没收充公，查完以后，还要店铺自动出具书面切结，证明检查人员没有进行勒索和滋扰。政府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强，但1948年1月25日报纸的大字标题却仍然是：“黄金港币腾涨，突破最高大关。”(www.daowen.com)

政府认为打击粮食炒家，与打击金融炒家，同等重要。政府公布官定米价，三日公议一次，不得随意变动，米铺必须标出公价的米签，不插米签也算违法。1月25日，广州各区警局大举出动，扫荡市内米铺，在长寿路、南华中路、东华东路、永安东、三角市、大东路、龟岗、小北路等处，抓获逾百名不插米签，或违反公价的“投机米商”，连打工的伙计也一并拘捕。欧阳驹市长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声言对黑市经营者，一定深究其罪，且罪名是“扰乱粮价以扰乱治安”。米商大呼冤枉，声称米价时时变化，警察下午来搜查时，不能按上午的价格抓人。很多米铺没有插米签，是因为根本不清楚即时的米价。

严刑峻法，并不能阻止米价的一路狂涨。白花花的大米，成了广州人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噩梦。

1948年3月4日，新齐眉224万元一担，银粘米220万元一担。100元法币，现在只够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了。《和平日报》开辟了一个“主妇须知”的栏目，公布肉菜和粮油、副食品市场每天的价格。猪肉上肉卖16万元一斤，花肉15万元，鲩鱼6.2万元，菜心8000元，莲藕2.5万元。广州每天供应市场800～1000头猪，其中70头是死猪。到6月19日，每担上等大米售价为922万元，到7月23日升至4888万元。1947年2月，火柴每盒104元；一年后升至2000元；肥皂每块925元，一年后升至5万元；鸡蛋每只369元，一年后升到1万元。

春天快过去时，一份卖3万元的报纸标题是：“昨日涨了今又涨，你也涨来我也涨”；入夏以后，报纸卖到6万元一份，新闻标题是：“在广州，涨价不是新闻，不涨价才是新闻”。当报纸售价升到20万元一份时，已经没人想看新闻了，大家都麻木了。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完全看不到希望。

政府应付危机的办法，就是让印钞厂机器，开足马力印钞。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全国法币的发行额是14亿元，至日本投降时，达到5000亿。其后三年间，法币发行量，新增达600多万亿。1947年发行1万元面额大钞，老百姓已叫苦不迭，1948年更发行2万元、4万元，甚至25万元关金大钞，也如出柙猛虎一般，现身市场了。人们手头有货的不敢卖，有钱的无处买货，整个市场，有价无市。外表海沸山裂，内里寂若死灰，一切交易陷于停顿。

有人在六榕寺的花塔上，刻了一首打油诗：“白云山上白云浮，岂有艰难一哭休；锋镝每于穷处现，图存只向险中求。”为了生存，人们不惜作奸犯科。有个每天在太平沙珠光路口摆摊卖菜的孕妇，光天白日，被一名西装友持枪指吓，强抢手上的金镯，这是她的命根子，妇人大叫“抢嘢”，奋力反抗，歹徒竟连开三枪，致其当场毙命。然后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死者金镯，扬长而去。这种惨剧，发生在闹市中心，令人胆战心惊。

歹徒不仅抢金器，连大粪也抢。广州的粪溺，一向由三泰行独家承销，幕后老板是前十九路军抗日名将谭启秀。这一行有多好赚呢？从三泰行每年缴给政府的承包费224042万元，可以想象，利润是一个天文数字。广州人谑称粪便为“黄金”，三泰行炒“金”无罪，而且炒得盆满钵满，引起很多人眼红，竟冒出不少“武装偷粪”的团伙，在西关、东山及河南邻近四乡出没，专偷粪溺。据报纸披露，这都是一些有组织的盗窃，其方法是“以火水箱或特制皮箱，为装运偷粪之用具”，而且有武装保护偷运。在百货呆滞之际，粪溺却交投活跃，货如轮转，足以羡煞旁人。

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府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行政院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以上海、广州、天津为重点管制对象。宋子文担任广州经济督导员，坐镇梅花村，处理经济危机问题，颁了七道严令：一、取缔地下钱庄，严禁黄金外币非法买卖；二、加强黄金外币出入口的检查；三、携带现钞入境，依限额办理，逾额封存中央银行；四、检查各仓库存货，取缔囤积居奇；五、严缉食米走私出口，禁止抬高米价；六、严制金融业的电话通讯；七、拘获扰乱金融罪犯，即解送法办。当局号称筑固“八一九防线”，要扶大厦之将倾。

然而，以铁腕强权，令物价骤然冻结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尖峰位置，等于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根据“八一九防线”，上等米的公价是4600万元一担，评定为21金圆，等于法币6300万元；旅店房租在8月19日前是300万～400万元，现评定为2～3金圆，等于法币600万～900万元。这实际上就是在涨价。8月25日，广州的物价比“八一九防线”时，飙升100%，升幅居全国之冠。

抢购狂潮，瞬间惊涛拍岸。市民疯狂扑向商店，抢购限价商品，然后加价转手渔利。也有人在广州市郊设卡，拦截四乡运入广州的粮食、肉类，按限价收购，再加价转售。商店进货渠道断绝，粮荒、肉荒，百物皆荒。粮食和民生日用品的价格，产区高于销区，原料高于成本，来源枯竭，物资逃匿，不少商店闩门歇业，无市与黑市现象，急剧恶化，伊于胡底。民间的金圆券，迅速变成大量游资，银根松滥，币信暴跌，金圆券势将重蹈法币覆辙。市面出现空前大恐慌、大混乱。

就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由1200名热血青年组成的“广州青年服务队”，迈着坚定步伐，走上街头，高喊“打大老虎”的口号。他们慷慨激昂地对围观市民说：“目前的青年应该齐向革命目标前进，集中力量去推行此一社会革命，对准豪门开刀！”市民为之鼓掌打气，他们握拳宣称：“我们广东不少人当官，但谁来替老百姓‘当差’呢？现在只有我们自动起来替老百姓‘当差’！”

青年们协同警察、宪兵，扫荡地下钱庄，收缴外币、黄金；搜查仓库，没收囤积货物；检查旅馆，一旦发现外币，立即代其换成金圆券；外地来广州的旅客，身上携带现钞，不准超过1000元金圆券。一时间，这一“革命”造成风起云涌的声势。特种高等刑事庭受理了一宗“严重案件”：有一家理发店居然无视法令，向顾客收取了1元理发费，超出限价两角。法庭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判这个理发师有期徒刑6个月。民间对金圆券与经济管制的观感，从期待转为看淡，就像塞一把湿柴进炉灶，只见冒烟，不见火焰。

10月1日，广州戏院公会首先要求提高票价50%，政府一口拒绝。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戏院就把一套戏分成上下两段售票；公用事业的涨价，也箭在弦上，这些行业不仅要求加价，而且要从9月份开始追加；汽油、煤油、柴油一马当先，车票、船票、电话、电报、图书、大米、柴薪、肥皂、白糖、火水、猪肉、白菜、咸鱼、豆豉等行业紧随其后，万马奔腾，猛撼“八一九防线”，雷轰电掣，欲罢不能。11月26日，广州物价整体水平，比“八一九防线”之前，劲超13倍。1949年1月22日，宋子文黯然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宣告经管失败。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之战。这时的南方，已是春回大地，满树新绿，木棉花红红火火，开得正旺，与广州黯淡的政治、经济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南京失守的消息一经传来，广州全城实行戒严，街道行人寥落，车马稀疏，处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巡逻。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一片“保卫华南”的口号声中，仓皇逋迁广州。

金圆券的闹剧，还未煞科，解放军渡江，又刺激美钞、谷物、棉纱一律涨价5倍，黑市港币1元兑金圆券8万元，上等米一担卖300万元。5月7日，央行发行1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大钞5000亿元，破历来发行纪录；5月10日，再发行50万元面额大钞1000亿元。金圆券的印刷成本，超过面值，这种怪诞情况，让人瞠目结舌，拱手无措。一周之内，物价攀升387.7%。粮食价格进一步暴涨。

金圆券是无法维持了，但用什么取代它？财政部认为，中国民间习惯使用银元，信任硬币，自从法币、金圆两度贬值之后，这种心理尤其明显，不如“适合人民心理，顺应社会需求”，先恢复银元本位，各种版色银元，如孙中山像银元、袁世凯像银元、龙版银元、墨西哥银元、澳洲银元、川版、滇版银元等只要重量成色合乎标准，一律准予流通行使。然后，再由中央银行察酌社会需要，依照规定成色，拨足准备金，发行银元兑换券。

新的币制改革，从7月2日开始推行。然而，在当前的战争状态下，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各省怎么调拨现金、现银？权宜之计，只能在广州、重庆、桂林、长沙、福州、贵阳等几个大城市先行兑换，但可笑的是，这些大城市也没有银元。结果，这几个国民党仅存的城市，便成了自己一手炮制的币制改革的牺牲品。7月4日，银元券首次挂牌，金圆券前鉴不远，金融界对银元券的反应，更为冷淡，直视其为“欺骗性纸币”。市民纷纷涌往银行兑换银元，以致银元迅速告罄，不得不以黄金折兑。人们认为这是停兑的先声，谣诼蜂起，人心再次大乱。

香港《大公报》批评：“因过去政府改币，朝令夕改，已失信于民，而今岂易重收覆水？”纵使号称以银元准备，但无人相信，兑换情形惶乱不堪，发行仅一天，银行界就预言它“势将破产”了。7月17日，新华社发表声明，中共解放华南、西南以后，将只收兑银元，不收兑银元券及国民党发行的一切货币。对奄奄一息的币制改革，不啻夺命一击。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个旧时代谢幕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届政府，就这样在广州土崩瓦解，作鸟兽散。10月14日上午，警察总局拉响了撤退的汽笛，凄厉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下午1时许，天河机场、白云机场被炸毁；广州东北郊的飞机库、军械库，也传来连串的爆炸声。国民党开始了撤退前的破坏。下午5时55分，长堤方向响起巨大的爆炸声，浓烟冲上半空，海珠桥被炸断了。傍晚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沙河进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