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呈请中央领导抗日，并通电全国一致响应。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36人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提出“北上抗日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并通电全国，号召武装胞泽一致抗战。是为震动时局的“两广事变”。这场事变，虽然打着抗日旗号，但实际上是一场反蒋的内战，因此得不到舆论和军队的支持，很快被蒋介石所挫败。7月13日，陈济棠黯然下台。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8月31日，日本军队首次空袭广州，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共出动900多架次飞机，投弹两千余枚，对广州进行反复的、频繁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密度仅次于当时的陪都重庆。

惠福区（今光塔街）一带是空袭重灾区。1937年9月22日光孝路被炸。至27 日，德宣、西山、惠福、西禅、东堤、前鉴、黄沙、石牌各区共落弹59枚，大量平民被炸死，大量房屋被炸毁；朝天街市立第57小学、第27小学、第10小学附近等处亦中多弹。其中规模最大、使广州损失最为惨重的是1938年5月、6月间的大轰炸，仅一个多星期，日军共出动飞机14批100架次。5月30日自上午9时25分至中午12时，日机共分五批袭击广州，在市区先后投下爆炸弹和烧夷弹两百余枚，净慧路中弹，民居焚毁甚多。越华路居民区志文撰写《越华书院被日本飞机炸毁》回忆说：

1938年5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时许，侵华日本飞机又来广州轰炸了！飞机投了两枚炸弹，越华书院和两旁的房屋以及我们家的大厅都被炸毁了，当时我们大厅有十余人，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厅内，我记得：瓦面先跌灰沙下来，接着两声巨响，瓦面、木杉、砖墙都倒塌了，我们大厅一死数伤！死者是同屋沈女士，我父亲胸部压伤，我外婆、我、我母亲并排站在一起，她们用手护着我的头，我没伤，她们手背都有点伤。还有史巷行人入屋躲避的，也有受伤的。我们从砖瓦堆爬出来，死里逃生，看见越华书院大部分房屋都倒塌了！下午已挖出遗体四五十具，还继续在挖寻中。第二天我们全家走难回乡了。日机炸毁越华书院，我在现场，是见证人。

仅1938年5月28日至6月9日，日机在13天出动三百四十余架（次），轰炸广州黄华塘村，死一百余人。后来人们在黄华路立了一块“血泪洒黄华”碑。区志文记述：1938年5月28日下午，日机轰炸二牌楼茶市（今仓边路与东风路交会处），仓边路一间朝德宣路开的面铺及其两旁的房屋也波及，房子被炸毁。“我放学后到现场看过，死伤情况不详。在这日之前，中山纪念堂被炸去一角，不久就原样修复了。”

6月4日，日军飞机16架，经虎门闯入广州市上空，另有日机9架，西经顺德入广州市，狂袭市内最繁盛的中心地，投弹约40枚，毁民房商店300余间，死伤无辜平民约3000人，其中在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西门口附近，投下一重约500磅的巨型炸弹，炸毁店户20座，死伤百余人。惠爱西路营房巷（在将军东对面）也着一弹，毁店户10余座，死伤60余人。下午4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副领事、加拿大教士、外国记者等数人，在市卫生局局长朱广陶陪同下，前往被炸的惠爱西路等各灾区视察，实地拍摄灾区照片。

6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惠福区，惠爱西路258号至270号的楼房被完全炸塌，昔日繁华的六街三市，顿时变为瓦砾与尸骸堆积的废墟。光孝路仁型里一带落弹5枚，炸塌民房、学校30余间，炸死老妇一人，伤20余人。丰宁路、长庚路一带落弹20余枚，炸毁铺屋20余间，伤毙市民30余人。中华路、大德路交会路口落弹两枚，毁铺户10余间，压死50余人，尸体支离破碎，腹穿肠流，厥状极惨，伤者百余人。惠爱西路市美术学校落弹3枚，死9人，附近铺户大片塌毁。花塔路（今六榕路）、将军西路等街道，均受到猛烈轰炸，为况之惨，创空袭以来纪录。

作家夏衍在《广州在轰炸中》的通讯中，记述他目睹广州受到空袭后的惨况：“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中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飞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输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被烧焦了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晚风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气和血腥……”

8月8日，日军再次大举空袭广州，几分钟之内，在惠爱西路及广卫路、西湖路等市中心街区，投下了36枚重型炸弹。惠爱西路、四牌楼一带人口最稠密的商业繁华之区，被炸得千疮百孔，一片碎瓦颓垣。仅这一天的空袭，就造成广州市500多人死伤。

日本侵略者对广州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出动飞机900余架次，炸死居民6000余人，炸伤近8000人，炸毁房屋4000多幢，炸毁船只近百艘。但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被日机炸死、炸伤的同胞，达3万余人。是广州历史上的又一场浩劫。

日本军队开始向广州进攻。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对广州进行了焦土式的破坏，重要的工厂、仓库，或被纵火，或被爆破。全城大火熊熊。西堤大新公司首当其冲，被烧三日四夜，全楼烧通了顶，只剩下钢筋骨架，连同存放在内的城内大新的货物，统统化为灰烬。士敏土厂、电厂、机场，都冒出了滚滚浓烟，从黄沙向东到太平路、法国大教堂一带，火光四起。街道灰烬纷飞，如同黑夜。沙面政务会主席史密斯（H.S Smith）在日记中骇然写道：“这很难使人相信生存于1938年的有智力的人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愚蠢政策，只有数万年前的原始人才会这样做。”

空气中不断传过来警报凄厉的嘶叫声。省城公安局通知广州市民紧急疏散，政府官员挨家挨户劝谕市民离开市区。在通往四乡的道路上，“走日本”的人潮，汹涌澎湃。所有的车船都挤满了难民。有些人挤不上船，干脆坐在一块门板上，随波漂流，指望能漂到香港。沙面的法租界已架起铁丝网围，垒起沙包。英国人的汽车在城里抢购生活物资；为了保证在城陷之后，还有牛奶喝，他们在租界里养了12头良种奶牛。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一年前还在为爱群大酒店开业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后的广州，会变成恐怖的死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已播迁韶关，大批工厂、学校也已迁往粤北、广西和香港。仅香港一地，到1940年下半年，就有432家已注册或未注册的内地工厂迁入。广州大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知用中学、广州大学附中等大、中学校，也都在沦陷前把学校搬到香港、九龙、新界各处。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包括作家、记者、演员、画家、教师等，纷纷逃离烈焰中的广州，或随政府去了粤北，或跑到香港避难。广州人口从130多万人骤减至只剩90万人。

广州的荒凉，从商业的急速衰败，反映出来。高第街曾经是人气旺盛的商业街，沦陷后棉布批发几乎完全停顿，只剩下50户布商，苦苦支撑。作为南方棉布批发中心的杨巷，更加惨淡，只剩下十几户布商，勉强维持着。

大新街原来是各种民间工艺荟萃之地，牙雕、玉雕、木雕、珐瑯、银铜器皿、弦索乐器、扇子、炭相瓷画等店铺，从十三行时代传承下来，繁花似锦。1935年，广州全城有55家玉器作坊，其中33家在大新路，占了六成。但一夜之间，铺头执笠，人员星散，好似山崩一般。曾经骈门连室的象牙店铺，1942年仅余19间，凋零之状，惨不忍睹。珐瑯从此停产，抗战胜利后也未能恢复。玉器行业的祥胜、崇德两个玉器墟，相继歇业。商家纷纷收拾细软逃难，工匠流离失所，或逃回乡下避难，或转行另谋生路。在国际博览会上夺得金奖的牙球大师翁昭，因生活贫困，被迫将两个女儿卖给他人，自己做了小贩，沿街挑菜叫卖。有的牙雕工匠转行去做人力车夫，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牙雕工匠，甚至饿死在大新路马路旁。“瞓（睡）石，褛（盖）席，枕木屐”，成为艺人们悲惨生活的写照。

大德路是广州最主要的五金铁器市场，日军占领后，以五金为“军用物资”为由，进行大肆掠夺，所有五金器材和旧铜铁，统统作为战略物资，收缴运回日本。本地商业户纷纷迁往香港、粤北等地。日本人在大德路还修建了一座本愿寺，供日军朝拜。恶名昭著的杉元株式会社也设在大德路，令这条在宋代就开始繁荣的街道，充满了凶邪煞气。

日军在市区实行戒严，所有交通要道，都由日军把守，路过的市民都要出示“良民证”，向岗哨90度鞠躬。每天入夜7时，街上除了巡逻的日军和警备队，便杳无一人了，所有人力车、公共汽车，均禁止行驶。尽管日本占领军先行建立了轮船业、米业、航业、找换业、酒楼茶室等八种公会，珠江航道也部分解封，允许商船通过；又勒令市内大小商店一律恢复营业，把惠爱中路、汉民路（今北京路）、西濠口、长堤等处，划为日人商业区，由日本人营业，希望恢复经济的正常运作，但广州市内的紧张气氛，丝毫未见舒缓。

广州被饥饿包围着。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省份，日军虽然控制着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但主要是广州、佛山、江门、汕头、海口这些工商业城市，粤北、粤西的大片产粮区，仍然被中国军队控制着，或者已沦为炮火纷飞的战区。1940年，国民党为了切实掌握粮食，设置了粮食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并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把原来征收代金，改为征收实物（谷、麦、粟、小米等）。因此，流入沦陷区的粮食，日见减少，粮价则节节攀升。

日军在广州发行军票，还规定军票一元等于毫券二元，市面一律按此价。所有买卖价格，都要改以军票为计算本位。1940年1月份的米价，按军票计算，每担齐眉19.2元，丝苗19.2元，金山粘18元，糯米24元。到5月7日，短短的四个月，米价已经狂升至齐眉每担44元，丝苗43.5元，金山粘43元，糯米39元。受日本人支持的伪省政府将于5月10日成立，人们以为，为了营造升平气象，粮价怎么都会减一点，不料仅隔一天，5月8日的米价继续势不可当地飙升着：齐眉47元，丝苗46元，金山粘46元，糯米40元。一场粮食大恐慌，由此触发。各个米铺外，人头涌涌。

市政府紧急召开粮食救济会议。陆军特务机关、海军特务部、日本总领事馆、兴亚院出张所、各长官代表、商会、谷栏公会、海关等机构都派人出席。粮荒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甚至会引起民众骚乱。日本人警告说，无论如何要压抑粮价，一方面尽量从四乡搜刮粮食，先供应广州，另一方面由日本在广州的七家洋行开仓平粜，以解燃眉之急。

日本洋行的开仓平粜，从5月7日开始，规定每担大米售军票28元，一律原包发售，绝不零沽，每包180斤。天刚蒙蒙亮，晏公街、一德路、天平路、太平路一带的购粮人潮，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万头攒动，人龙不知哪是头哪是尾。一位记者估计，不下一万几千人，但实际人数，当在数万以上。每家日本洋行一天只发售60～100包大米，瞬间售罄。家里已经吊起砂煲而买不到米的妇女，坐在马路上不肯离去，触地号天，绝望恸哭。5月8日，候购平粜米的人潮，更加凶猛，近乎疯狂。一些老弱妇孺被推挤得跌跌爬爬，晕头转向，挤了一天，连洋行的门也没挨上。

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所有名称、制度、主义、国旗、首都，一仍旧制，把“和平”“反共”“建国”这几个词，高唱入云。大大小小的汉奸团体，都冠以“和平”之名，军队叫“和平救国军”，民间团体称作“促进和平联合会”。一个在河南小港路卖榄的小贩，也在榄箱写上“和平反共，建国之基”几个字，他卖榄都有名目，叫“和平榄”“反共榄”和“建国榄”。小贩打扮得古灵精怪，身穿灰布长衫，头戴一顶纸糊的尖顶高帽，上面写着“半日穷”三个字，吸引了大群小孩围观。小贩介绍说，涩的是反共榄，甘的是和平榄，甜的是建国榄。小孩们也听不懂，嘻嘻哈哈，只是跟在后面跑。

广东音乐联盟会创作了一首题为《拥护汪精卫》的歌曲，由市复兴处学务科通告全市各学校音乐教师，必须尽快教会学生们唱这首歌，“以发扬和平运动之精神”。大学的文学院也编了一首《拥护领袖歌》，让大家学唱：“我们的领袖，是中华民国的救星，是东亚联盟的柱石，我们四万万人，只有一个领袖汪主席！只有一个思想，三民主义！我们竭诚拥护我们的领袖汪主席，主席振臂一呼，我们四万万人同声响应，震撼全东亚！”似乎指望人们唱着“拥护歌”，就不会饥饿了。然而震撼全东亚的，不是歌声，而是米价。

1941年的《中山日报》写道：“照银水来伸算，本市物价比香港便宜，挣扎于香港生活线上而自杀者甚多。”文章安慰人们：“广州一元军票可以买得白米三斤许，买得干柴二三十斤。香港呢，每元港币买得白米四五斤左右，柴更是每元买不到十来斤。所以就是照两地银水伸算，广州物价仍然比香港为便宜。”但比香港便宜再多，也解决不了广州人没米落镬的困境。广州的报纸，同样每天都有自杀的消息。

即使有米落镬，人们也没柴生火。这是另一个巨大的民生难题。柴价飞涨，而且没得供应。广州郊区的树木，被人偷伐一空。连北郊、东郊的坟墓也被人挖开，把棺材木拿去当柴卖。有些人逃难回乡，广州的空房子竟连梁柱、门板都被人偷光了。芳村区、河南区警团张贴告示，禁止柴薪出口，无论树木杉料、桌椅板凳、箱栊衣柜床板，凡可作柴薪燃料之用的一切木器，严禁运出本区范围。曾经自诩“金山珠海”的广州人，真正体味到“量柴头，数米粒”的生活苦况了。

自从1941年7月香港实行疏散人口政策以来，港人和回流的粤人，如同洪水般涌入广州，多达十万人。在市场凋零不堪的情况下，骤增巨量消费人口，使广州就像一艘在台风中摇摇欲沉的船只。饥饿的市民，只好用米浆、枧水混合，做成一种叫“神仙糕”的东西糊口，或者从日军马匹拉出来的粪便中，捡取未消化的豆子（俗称“马屎豆”）充饥。饿殍和弃婴，马路上随处可见。身穿掩埋队服装的人，每天早上，蹬着挂有收尸铁箱的单车，沿街收拾路尸，以防被人拿去做熟食出售，因为有人肉包卖的谣言，街头巷尾已经传得很盛。

1941年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新法币“中储券”，与军票、旧法币一起流通，它们之间又互相排斥，造成金融一片混乱。1942年的广州，大米涨至大洋800元一担，猪肉30元一斤，鸡50元一斤。加上霍乱流行，每天都有上百人饿死、病死，最多一天达600人。到1944年10月，广州生油每升640元，是战前的七八十倍；大米已经涨至8000元；两个月后，年底生油涨至2.1万元，大米1.5万元。广州普通市民，对沦陷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从1942年6月22日起，连食盐也要定量供应了。食水也非常缺乏，每天供水时断时续，街头的供水站，永远是大排长龙。

在马路上大排长龙的，还有粪桶。尽管政府规定下午3点是清粪的时间，但居民早早就把“八宝塔”（马桶）放在路边，宛如一字长蛇阵，蔚为壮观。当卫生当局试图劝说居民不要这么早把马桶搬出来时，他们干脆把粪溺倒入附近的沟渠。整条街弥漫着恶臭，污水横流，肮脏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横街窄巷，甚至在一些繁忙的通衢大道，也是如此。

公共汽车站总是聚集着一群群乞丐，衣衫褴褛，面色黧黑，每当钵钵车一靠站，便蜂拥而上，向乘客向出一双双脏手：“奶奶太太，好心施舍个发财钱喇。”有个女乞丐跪在马路边乞讨，身前铺一张纸写着：“山冷雪寒炉火断，计穷罗尽到炊骨。”这两句诗还可以倒着读，意境更加凄凉。写诗的大约是个文人，如果不是她自己，也可能是她的家人。在饥饿面前，斯文已一文不值。(www.daowen.com)

在百业凋零之中，唯有鸦片、娼妓遍地开花。烟馆从1939年的70多家，增至1940年的110多家。粮食没有运入广州，烟土倒源源不断地运来。日本宪兵司令部从地痞无赖中招聘了一支“侦缉队”。这些人的形象，大都是头上歪戴着草帽，身穿黑胶绸衣服（到冬天则换上氈帽和黑夹布衣服，外面再披一件大衣，但帽子一定是歪戴着，衣服前襟一定是敞开的），手提一根铁棍，鼠目四射，名义上是维持治安，其实是专门走私烟土和买卖“老鼠货”。他们从萝岗、东圃和从化太平场，偷运烟土进广州，高价卖给各个烟馆。

能够与烟馆争春的，只有娼业。娼妓最集中的地方有三处：西区的“花坛”和中区、东区的“娱乐场”。西区花坛在宝华路，中区娱乐场在海珠中路，东区娱乐场在沙河。其中以花坛最为热闹，属于高级场所，日本人和汉奸们，最喜欢光顾。报纸描述，银龙酒家附近，“只要黄昏到了，这里的汽车堆积，连路也不通，非到夜深是不会散的。”中区、东区的娱乐场，属于低级的“二四寨”，花35元，或6.3元军票，另付一两块“婆妈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度过荒淫的一晚。

比娱乐场的娼妓更低级的是私娼。她们多如牛毛，遍布在西关的带河路、十一甫、梯云路、黄沙，中区的海珠中路、海珠南路、长堤，河南的南华路、大基头一带。每天晚上，老老嫩嫩，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拖着长长的影子，满脸病容，涂抹着厚厚的脂粉，向过往行人娇声兜揽。只要掷下20元，就干什么都可以了。1945年的一份报纸写道：“一届黄昏，恒见花枝招展，群立街头，鸨母则从中勾引少年游客，干此勾当。”

还有一种行业叫“导游”，与皮肉生意，相差无几。诸如“桃花江导游社”“蝴蝶导游社”“金屋导游社”“南郊导游社”之类的名堂，在香港沦陷后，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竞相冒出。翻开报纸，满眼都是“南国佳人”“美丽小燕”“能歌善舞”“大家闺秀”“娇小玲珑”一类广告词。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到风景区游赏，而是陪吃饭、陪看戏、按摩捶骨，甚至过夜等。花3元军票可以买一个小时，以后每加一小时两元。记者嘲讽说：“风景区是例不去的，因为她们所喜欢的地方，是人海苍茫的地方，上酒店才是目的地。所谓能歌善舞的南国佳人们和娼妓，又有什么底分别呢？”

公开的赌馆虽然被禁，但茶楼、酒楼纷纷设雀局、响局招徕，记者在河南目睹：“各号别开生面，扩充营业，为夜市招徕计，报效雀局，适应社会人士需求。故现该处品茗、消夜，及作临时娱乐消遣之场，比比皆是。并加聘女职工，殷勤招待，红袖添香，花枝招展，可见河南之繁荣，诚不减当年之盛。”所谓响局，就是招请盲姬唱曲，既有唱《百里奚会妻》《五郎救弟》一类传统粤曲，也有唱“新编粤曲”：

（起赛龙夺锦）

莫战，莫战，大家都无谓战。

彼此，亲善，中日同一战线。

战则，两损，猛醒莫再迁延。

香港沦陷后，逃到香港的艺人们，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比如粤剧泰斗马师曾，在香港沦陷后第三天，带着全家老少，逃到澳门，再逃到尚未沦陷的湛江。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下，扮成盲人，混在难民队伍当中，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逃到了桂林。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纪录片之父”的黎民伟，携眷经澳门逃入内地，奔走于湛江、桂林、柳州、八步一带，以戏剧宣传抗日救亡。逃回抗日后方的电影界人士，还有关文清、吴楚帆、张瑛、黄曼梨、白燕、梅绮、大口何等一批编导和演员。粤剧界的“万能老倌”薛觉先在1942年也逃出香港，登报声明：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将全力为国家服务。

然而，也有一些艺人，选择回流广州。广东音乐界有“四大天王”之称的高胡名家吕文成、梵婀玲（小提琴）高手尹自重、琵琶奇俊何大傻、洞箫妙才何浪萍，便联袂回到广州，成立中华音乐团，在大东亚百货公司（原先施公司）的酒菜部，举办音乐茶座，演奏“精神音乐”。何谓“精神音乐”？广东音乐作曲家卢庆文在《东方天籁》一书中说：“当时，由‘四大天王’吕文成打木琴，尹自重拉小提琴，何大傻弹吉他，何浪萍吹萨克管，后再加上程岳威打爵士鼓，演奏节奏轻松愉快的乐曲，使人‘爽神’而得名。”在死气沉沉的沦陷区中，这种“爽神”的音乐，带动起一股“音乐茶座”的热潮，泰康路的安华公司、西濠口的广州戏院、太平南的新华酒店、下九甫的广州酒家以及金华酒家、陆羽茶庄等，纷纷效法。

然而，虚假的繁荣，终究不得持久。

1941年9月17日中午，广州市内突然响起连串爆炸声。威力最大的爆炸发生在惠爱中路新华戏院门口，炸药藏在一辆装满木柴的大板车上。另外，在大德戏院的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大新公司日军据点和日军军官专用的赤玉食堂门口，都发生了爆炸，日军和汉奸死伤数十人。这一连串的爆炸，震撼了整个广州。日军在全城搜捕抗日分子，街上侦骑四出，在宪兵司令部外从早到晚都听到被拷打的犯人惨叫声。到处都笼罩着阴森的凶气。

1944年4月4日，清明前一天，广州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广东省主席陈耀祖在文德路的古玩市场，遭到抗日分子狙击，刺客向他开枪和扔手榴弹，陈耀祖当场毙命，刺客则安然逸去。如果说新华戏院爆炸案时，人们仍然觉得日本人势不可当，那么到陈耀祖遇刺时，天下大势，已四方易位，日本人看似战无不胜的神话，到了梦醒时分。这件事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令许多汉奸惶惶不可终日。

连天气也开始反常了。广东出现特大干旱，粮荒日益严重，潮汕和台山各县饿死、逃亡的民众，逾两百万人，不少人逃到了同样闹着粮荒的广州。1944年，广州谷米、生油、花生、糖类、面粉、豆类、麸类供应，全面告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腾，火柴、棉纱、棉布、黄金、铜、铁，乃至日常生活中，一切用钱做价值代表的东西，都在这股狂涨潮的推动下，冲天而去。

有个男人到最低级的丙等理发铺剪个头发，竟要5元，他抗议说：“你怎不去抢钱？我上次来才3元，这次就变5元了？”理发师淡定地回答：“明天来就要9元了。”他如果有到高级的理发厅，那里的价钱，一定把他吓晕：剪个头发要500元。理发师笑容可掬地说：“你是贵客，打个折头给你，400元吧。”在各个茶楼酒家门前，大多贴着“随意小酌”一类招贴，茶客们叹息，如今只能“小酌”，不敢“随意”了。

6月24日，政府在原来的1元、5元、10元、100元面额中储券外，又增发500元面额中储券，市场更是鸡飞狗跳。入秋以后，物价却进入了台风季节，商店的标价，一天数变。10月份，生油涨至583元一斤，人们还在怀疑是不是标错价了，11月份，当大米涨至8000元一担时，生油竟要640元一斤，人们怀疑市场是不是发疯了。12月，竟创下生油2.1万元一斤、大米1.5万元一担的天价，人们开始觉得是自己发疯了。中储券的命运，是蟹未死先臭，市民与商家都拒绝使用。而政府除了以评定物价为由，对所有重要物资“一律停止发证输出”之外，束手无策。

1945年柴米油盐价格，继续飞上云头。柴薪价格升至每担4100元，催生了一些专门做“拆家”生意的店铺，他们从四乡搜罗旧木板回来，“拆”成木柴，一点一点放出市场，趁机抬高价格。报纸写道：“荷松山杂等柴，甚至山草，不论干湿，亦如梯式增高。”而生油每埕标价2.5万元，但有价无市；麦子每担1.7万元。8月初，黄金曾经创下一天之内飙升3万元的历史纪录。市内的铺租、房租，纷纷改收白米，政府曾严令禁止，但哪里禁得了呢？

黄金可以炒，港币可以炒，柴米油盐，无不可以炒。报纸描述街头的炒家：“有一群正在石室前炒卖砂糖，而另一群又在杨巷口炒卖花纱。东一群，西一群，或则附耳斟盘，或则高声叫价。个个面红面绿，人人臭汗交流。”米店老板预先写好十几块不同的价钱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换牌提价。报纸愤然地写道：“米价每小时涨一次，米签换一次，饿死了的穷人又多一次。”

在一片末世的恐慌之中，报纸刊登了一首题为《过海珠桥》的诗，这座几年前还是广州人骄傲的大桥，如今竟笼罩着墓碑般的死亡气息：“在你招徕的市声里/无数阴晴的朝暮/噬吐着/数不清的人群/而啮蚀着饥馑的无告者/奔向你的胯下/如有一具具的活尸/在那里躺着躺着。”

从1943年开始，盟军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越来越频密。8月26日，十几架美军轰炸机袭击了广州市区；9月2日又轰炸了广州和香港；9月4日、9月9日盟军再次空袭广州，并与日本战机展开激烈空战。进入12月以后，空袭变得更加频繁，12月23日，盟军以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联合编队，大举空袭广州，再次与拦截的日本战机展开空战。1944年2月11日，27架盟军飞机突破日军的防空炮火，再次对广州进行轰炸。日本的防空力量基本失灵，盟军飞机想炸哪里，就炸哪里。

1945年6月30日深夜，又一批盟军飞机空袭广州，在市中心投下十几枚燃烧弹，德政中路、大塘街、长塘街、高华里附近，多处火起，熊熊大火照亮夜空。7月12日上午，防空警报再次拉响，盟军轰炸东较场、东川路、龙津中路和芳村等地。然而，市民虽然死伤枕藉，但对盟军的轰炸，却似乎并不感到愤怒。记者对灾区进行了第一手观察后，所得的印象，“就是一般市民对于敌机轰炸的防御问题绝不考虑，对于室外的防空壕简直是有而不用”。这反映出民众对日军与汉奸，充满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仇恨情绪。

政府宣布全市灯火管制，入夜不准点灯。广州坠入了黑暗深渊的最深处。过惯夜生活的广州人，饮夜茶、吃夜宵、睇夜戏、逛夜街，所有这些嗜好，统统被迫革除。政府派“哨街猪”四处巡逡，一旦发现点灯，即向警察举报。中华南路茗珍茶楼、高第街明栈食品店、丽华洋服店、永祥和等店铺，都因被举报，受到停业一星期的处罚。

1945年8月7日，报纸首次公布关于广岛被一颗“新型炸弹”轰炸的消息，人们并不知道这颗炸弹，就是原子弹。广州报纸转载的日本大本营公告很简单：“一、昨6日广岛市因受敌B29小数机之攻击，发生相当损害；二、敌机于此次攻击中，似使用新型炸弹，详细情形刻正调查中。”8月11日，日本南支军最高司令官，向广州市民发出严厉警告：“照得东亚风云益趋变幻，形势颇为严重，民众宜从教服训，安居乐业，倘有流布谣言，妨碍治安，搅乱经济，定当依法严惩不贷。”

老人常常告诫后生，寒在五更头，也许某些巨变，即将发生。虽然报纸和昨天、前天一样，“米价涨风激烈”“柴价涨潮仍炽”“各项物价突见飆升”一类标题，依然洞心骇目，但人们阴郁已久的脸上，终于暗露一丝喜色，仿佛有了盼头。警务处宣布禁止民众舞狮和燃放炮仗；同时要求全体警察“站紧岗位，执行职务”，“要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共同负起确保治安，努力迈进”。从8月12日起，所有军政机关，取消星期天休息，一律照常工作。大家都猜到，他们要完了。

8月15日，七夕的翌日。今年的七夕，冷冷清清，烧衣拜仙的人，比往年大为减少。也许因为局势飘摇，人们都没有心思；也许因为天气不好，雨连续下了好几天，连预告很久的排球义赛和国术表演，都因天气取消了。天空终日阴霾密布，凉风习习，大有一雨成秋之势，人们都失了出门的兴致，好像在家里等着什么。

街上行人稀少，只有米铺外聚着三五成群的人们；金声电影院放映由李丽华、王丹凤、严俊合演的“歌舞巨片”《万紫千红》；广州电影院放映李香兰、袁美云等人合演的“香艳史实悲壮片”《万世流芳》，但观众反应平平。这些都不是现在他们想要的东西。曾经让很多人梦魂颠倒的“增产奖券”，又要在中山戏院开奖了，每张300元，每联100元，特奖70万，报纸“预测悬奖五百万”，多买多中，同中同分；《中山日报》头版，隆重介绍三种新型人造衣料的文章，一种是纸制衣料，另一种是人造羊毛衣料，还有一种是玻璃衣料，“用软玻璃制成衣服，既清洁，又容易洗濯，不怕风雨，这是最进步的一种衣料了”。大金马香烟还在做着那个让人厌烦的广告：“咑咑哋，咑咑哋，咑咑！轰！轰！轰！好好好，味道确独到！妙妙妙，装潢确够照！试试试，一试便知晓！”

不过，市民发现，街上那些穿黑胶绸的“侦缉老爷”忽然消失了，偶然看见，也如耷尾狗，没了往日的威风；很多日本人开的店铺，这天都贴出了“暂停营业”的字条；海珠桥上站岗的日本兵，似乎也有点委顿的模样；拱日西路（今和平西路）的西宪兵司令部、流花桥的北宪兵司令部、南武中学对面的南宪兵司令部、大东门的东宪兵司令部和德政北路的中央宪兵司令部，全都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就在这天正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还没传到广州。下午，广州市商会召开大会，还在商量着如何配合当局，平抑物价。黄昏散会时，大街上已经人潮涌动，无数人流着眼泪，奔走着，哽咽着，呼叫着：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