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军政府主政广东，兴建城市公园的计划，已在酝酿之中。1918年，广州市政厅以原巡抚衙署为主，再征用了几十间民居，扩建成“第一公园”。以前人们只知道富贵人家的私家园林，现在开始有“公园”——公共园林——的概念了。第一公园的建筑，由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建筑师杨锡宗设计，1920年动工，1921年建成，10月12日正式开园。这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化综合性公园，“第一”之名，名不虚传。公园的落成开张，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潮水般涌来参观，这种参观甚至赋予了一种带有喜气的仪式感，好像不来第一公园就不是广州人似的。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新编粤讴：

君呀，你到过来，个处第一公园……

因为佢系建筑初成，就应份前去一转。

睇下辉煌到点样，免使我锁着眉头。

君呀，你快快同奴去吓，莫个重在心头算。

有心就唔怕路远。

个阵吸些空气，都叫做系有点因缘。

这首粤讴借一位女子之口，表现了市民渴望游览第一公园的心情，不怕路途遥远，就算到公园呼吸一下空气，也算不枉此行。

第一公园的设计属意大利图案式庭园布局，十字交叉道路系统呈中轴对称布置。公园范围甚大，南临中山五路，北至东风中路，西至莲花井，东至吉祥路，面积为现在人民公园的两倍。公园内种满大树、花草，有六座喷水池，四座艺术雕像，还有大礼堂、古物陈列馆、餐厅、射击场、球场等设施，大门外立有一座警察殉难纪念碑。为了配合意大利庭园风格，原衙署内的中式亭台楼阁，统统拆除；古木修竹，几乎砍伐一空，重新种植，现只剩下市政府门前的古榕一株。

公园中轴线上的大门和音乐亭至今尚存，华丽的意大利古典风格，鲜明可见。在公园里有一对石狮子，是平南王府的旧物。尚可喜修建王府时，命人用肇庆七星岩石雕了一对石狮，但在运来广州时，中途船被风浪打沉，石狮亦失，尚可喜命人再造一对。第一公园中的石狮，就是后来再造的那一对。

第一公园向全体市民开放，不用买门票，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但奇怪的是，公园四周却用砖墙围起来，市民戏称为“大监牢”。后来政府把砖墙拆了，改用铁枝栅栏，变得更像大监牢了。其实砌围墙完全多余，公园是底层市民休憩的乐园。《广州民国日报》一篇报道，反映了公园的草根色彩：“今第一公园的草地，乃坐满的无产阶级，和劳力工人，无拘无束的坐地，正是自由得很，快乐得很，但青草被他们蹂躏得太不成模样了……听得歌声清亮，以为是什么剧社演剧，乃趋前一看，见着裸体的苦力工人，在那里击壤而歌，响遏行云，阳春白雪和霓裳羽衣曲。”

1926年，第一公园改名为“中央公园”。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以广州为首都，这个公园俨然全国革命的中心。第一届的国民政府委员，就是在中央公园宣誓就职的。1927年，广州市市政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着手筹建广州无线电播音台。1929年5月6日，广州第一家广播电台——广州市播音台开始播音，呼号为CMB，发射功率500瓦，台址设在中央公园西侧靠连新路的一间小平房里，内设播音室及发射机房等，由市公用局派一位技士管理。

电台播音从中午12时20分开始，大部分节目，是粤剧的唱段和西洋音乐。下午2时休息，傍晚7时继续播音，包括用粤语、国语、英语播放新闻和音乐，晚上10时30分停止。据电台公布，每天播放时间为6小时32分15.48秒，精准度匪夷所思。星期二、星期四、星期日下午是儿童节目，聘请有经验的教师、受过训练的儿童，轮流演讲益智故事。电台还常猜谜比赛，奖品由各大商店或私人捐赠。

为纪念孙中山，政府计划在越秀山下兴建公园，以伟大的建筑，作永久的纪念。1926年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粤秀山之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计划，听闻其规模极大，建筑费定为一百万元。惟兹事体大，种种事务均需人主理，闻政府拟设立一‘建筑中山纪念堂委员会’。会员之产出，由国民政府擢定先总理家属一人、指派国民政府一人、人民团体一人、建筑家一人、美术家一人，闻家属中已推定孙科，并派秘书长陈树人为委员，其余建筑家、美术家未定，而人民团体则拟派金曾澄云。”

动议得到各界积极响应，议决在原总统府旧址兴建中山纪念堂。这块地在清代曾做抚标箭道，后改做督练公所；桂系统治广州时期，曾做督军署。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于此。在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中，总统府被毁。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决定在西瓜园兴建中山纪念堂，但最后还是决定把纪念堂改建在原总统府遗址上，更有纪念意义。

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把收到的各种设计草案，都放到国民政府内展览，由评判员分别评判，并请画家温其球、姚礼修、高剑父、高奇锋、冯钢伯、陈丘山，建筑家林逸民、陈耀祖八人为评判员。最后，吕彦直设计的方案获得首选。吕彦直是天津人，杨宗锡的康奈尔大学同学，也是越秀山上中山纪念碑和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

纪念堂工程，以馥记取价归元银九十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五两；纪念碑工程，以宏益公司取价上海规元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两；全部钢架，以慎昌洋行取价上海规元一十八万五千两为当选。总投资按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数字为3365970元，部分由热心的广州市民和海外华侨集资，部分由广东省政府拨给。工程于1929年1月15日奠基，但中途遇到经费不足及地质复杂等问题，进展一度受阻，直到1931年才基本建成。可惜吕彦直没能看到他的伟大作品落成，中山纪念堂奠基时，他已身患重病，工程还没未完成，便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病逝。

纪念堂整体建筑庄严雄伟，气势磅礴，包括门楼、纪念堂及东西附楼，坐北朝南，占地共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含东西两座附楼、后台休息室及地下化妆室），钢架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前后左右四个重檐歇山顶拱托着中央的八角形亭式顶盖。从堂体地面至八角亭宝顶最高点为57米。红柱黄墙，衬以宝蓝色琉璃瓦盖，庄严瑰丽，墙裙为辽宁青石，用香港花岗岩做须弥座台基和阶级。廊柱为红色水磨石米柱和红色隔扇。正面重檐歇山顶的中央，高悬一块蓝底红边的漆金大匾，上有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雄浑有力。

堂内观众大厅，分上下两层，共4729个座位，顶呈圆盖形，是用玻璃镶嵌的一个大吊顶，厅内无一柱，不会阻碍视线，堪称建筑艺术中的杰作。堂内四周饰以彩绘图案，丹彩明丽，传达着一种东方民族的风采流韵。舞台后墙镶嵌着孙中山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刻石。牌亭（即草坪南侧的大门楼）由香港宏益公司承造，广州吴翘记营造厂负责门楼的批荡工程，纪念堂室内灯光工程主要由慎昌洋行承办。

在纪念堂动工的同时，市政府酝酿着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就是以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和海珠桥的建设为骨架，把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中央公园—维新路—海珠桥，规划为广州的新中轴线，与中山路等东西向马路构成纵横网状，全市交通集中于此，发号施令，若网在纲。为了配合这一规划，市政府把原计划在法国领事署（今南越王宫博物馆处）兴建的市政府合署办公楼，移到中央公园北部，把这里变成行政中心；省公署、交涉署、财政厅、市政厅、审检厅、图书馆等，全部迁到中央公园周围。远期规划，是把中央公园与越秀公园连成一体，变成一个大公园，中山纪念堂置于其中，改名为中山公园。但最后因局势变化，规划更改，公园计划半途废止。

广州市行政议会向社会征集市府合署办公楼建筑设计方案，要求切合实用、适合经济能力和具有美观性；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式，能保存固有艺术，参以现代需要，创成新中国式之建筑，东方文化之精神。最后经评审委员会评定，以广州建筑设计师林克明、唐锡畴合作设计为优，定为实施方案。

林、唐方案的大楼外观，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与中山纪念堂建筑相呼应。外观三层，内分五层，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前座总面阔88米。考虑到中山纪念堂高度为57米，为了烘托纪念堂，符合中国建筑北高南低的传统习惯，合署楼高度定为33.3米。屋顶铺黄色琉璃瓦绿屋脊，重檐歇山顶，饰吻兽造型，同样是为了有别于中山纪念堂的蓝色屋顶。门廊施红色圆形巨柱，侧翼巨柱形成柱廊。两端角楼五层，四角重檐攒尖顶，如跂斯翼；飞檐翘角，如鸟斯革。屋顶檐下的斗栱与额枋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水磨石上饰有彩画。侧翼东西两楼五层，重檐十字脊顶。余为两坡顶，红圆柱廊，内分四层。整座建筑基座以花岗岩砌成。

大楼在功能上按土地、公安、工务、财政、社会、教育六个局合署办公来设计，根据民族传统形式图样及合署的精神，采用合座式结构。大楼内六个局可分可合，南立面中央主楼的五楼为市长办公室，四楼为会议室，三楼为各局长和秘书等办公室，二楼为六局办公室，基座部分为首层。各部分各自有独立门户，内部有纵横通道，便于相互沟通。

大楼前是花岗石砌的高台，分三层。正门前月台总阔约34米，深约8米。月台仿须弥座形式，饰莲瓣图案，三面设石阶。水洗石米带寻杖的栏杆，望柱头雕云纹松鹤，垂带栏杆的尽头设抱鼓石。主台阶前立有一对石狮，是清代康熙年间广东巡抚部院门前的旧物。百尺高楼，雄伟端庄，极富民族气派。

大楼原定分三期进行建设，第一期工程为正面前座及两旁的前部，也就是今所见到的建筑，1931年7月1日奠基，1934年10月竣工。时任广州市长刘纪文题写了“广州市政府”五字。后因政局动荡、资金不足等多种原因，第二、三期工程，无奈搁置。

1931年的小寒刚刚过去几天，1月10日，广州首次国货展览会在西瓜园开幕，被誉“国货第一展”。展览会设立了“食用原料”“制造原料”“毛皮革类”“纺织用品”“家庭日用品”等14个国货陈列区，还在展览会安排了大量游艺节目，包括武术表演、热门粤曲演唱、英文戏剧表演、提琴独奏等。展览会至1月31日闭幕，近27万人次，购票入场参观购物，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季节，掀起了滚滚的热浪。

展览会有如好戏的开场锣鼓一样，激动人心，大幕在眼前徐徐拉开，锣边大滚花、十八罗汉架，陆续上场。第一个高潮，就是政府在1931年4月炸掉了海珠石，修筑沿江新堤。海珠石是广州海印、浮丘三石之一，坐落在长堤对开的珠江河道上，全长六百余米。1928年政府在岛上建了一座“海珠公园”，但才三年时间，就决定把它炸掉了，因为海珠石造成这个河段水流过急，尤其夏潦高涨时，航船十分危险。炸掉海珠石后，这一段凹进去的岸堤被拉直，开辟马路（今沿江西路）。填得土地的价值，用来支付炸石筑堤与建筑海珠桥的工程费用。当年炸海珠石的费用，每立方码要6.8元港币，海珠石约有11.55万立方码（约8.83万立方米），费用为78.5125万元8仙港币。工程由美国的马克敦公司承办，工人大多是从天津雇来的。

在爆破时，发生了一个不幸的意外。有一根引线没有炸响，处理过程中，炸药爆炸，炸死了一名叫徐就的工人。马克敦公司声称，他们每次爆炸前一小时、半小时，都会鸣锣示警，以便附近的行人和江上船艇避开，这次处理未爆炸药，也曾事先唱令工人走避。调查报告写道：“该工人徐就，因走避不及，致被石块从背后打落，受伤毙命，系因执务不慎所致，与寻常疏忽伤人不同，业由该公司优给棺殓费了结在案。”

1932年，东南亚著名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家族在新填地建筑永安堂大厦，作为虎标万金油的总批发处。永安堂以卖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和清快水“四种良药”而出名。这是广州繁荣再现的标志之一。众多港澳华侨，纷纷回国寻找投资机会。1933年初，一个庞大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在广东考察投资环境，适逢2月15日广东建设成就的大型展览“广州市展会”开幕，内容分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大部分。这一切，让人感觉繁荣仿佛近在眼前。

同一天，还有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海珠桥建成通车了。海珠桥从1929年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元吉大成，造价103.2万两白银，也是由马克敦公司承建。大桥北起于维新路口，横跨珠江，直抵河南厂前街。全长183米，宽约18.28米，南面引桥百斜坡117.64米，北面引桥斜坡145米，桥心高度离水平线约8米。其外形庄严显赫，构造穷工极巧，中段桥面由电力控制起降开合，使大型轮船可以从桥下通过。整座大桥以钢铁和水泥为材料，每天当太阳从赤岗塔那边升起，在白鹅潭沉下之际，霞光漫天，云水相映，海珠桥就像一件宏伟的工业时代艺术品。

与海珠桥遥遥相望的，是坐落在长堤的广州第一摩天大楼——爱群大酒店。这是由陈荣枝与李炳垣两位建筑师携手，为香港爱群人寿保险公司而设计的，1934年10月1日破土动工，1937年7月27日建成开业。65米高的大厦外观，是典型的美国摩天大楼风格，而竖形的线条造型，又带有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全楼钢架结构，采用先搭好钢筋框架，再灌浇水泥的新工艺。当15层高的大厦钢架结构搭起后，广州市民不禁惊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建筑钢框架。又一件工业革命的艺术品，赫然出现在广州街头。

爱群大酒店的“开业宣言”写道：“广州地濒洋海，互市最先，店户之骈阗，行旅之杂嚺，建筑之雄伟，允为南中国冠。比年当局整顿市政，不遗余力，使全市规模，焕然充满西方化之色彩，其舄奕丽谯，盖骎骎乎与沪上竞衡矣。”爱群大酒店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物。

在这波建设浪潮中，让人振奋的消息，纷至沓来：广州在西村创办了第一工业区，在河南创办了第二工业区，在芳村（南石头）创办了第三工业区，兴办肥田料厂、硝酸厂、苏打厂、水泥厂、造纸厂、酒精厂、纺织厂、糖厂和兵工厂等，尤以纺织与制糖业最为可观，产品足供全省之用，并可输往外地和海外市场；开发建设黄埔港；又着手筹办华侨实业银行，鼓励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回国投资。市政建设方面，积极修筑马路，三年间，开辟了三十多条马路，为东山模范住宅区、川龙口外商业区和大沙头娱乐区的发展奠定基础；还建造海珠桥，开办无线电台，扩建发电厂。对教育亦颇热心，创办德明中学，扩迁中山大学，提倡尊孔读经，鼓励学界整理国故，编订典籍，考据六经，刊定传记。

1933年元旦，陈济棠批准公布《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份纲领性文件由“整理”和“建设”两大部分组成，整理部分又分“吏治整理”和“财政整理”。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浩大的省营工业体系，作为经济龙头，斥巨资兴建包括制糖厂、制纸厂、氮肥厂、棉纱厂、渔船制造厂、钢铁厂和水电厂在内的24间大型工厂。工商业像一辆马力强劲的蒸汽机车，带动着社会向前飞奔。

有人把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8年广州沦陷的这段时期，称为“黄金时代”。对很多市民来说，繁荣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茶楼、酒家、戏院是否座无虚席。

广州的大茶楼多不胜数，陶陶居、大三元、惠如、三如、南如、福如、祥珍、调珍、荣华、瑞如、天如、大元、成珠、涎香、吉祥、永乐、巧心、枕江、醉观、长江、金山等，每天茶客如云，是各种小道消息、八卦新闻的集散地。酒楼更是后来追上，遍布六街九陌，其中著名的有西关的银龙、孔雀，小北的北园，惠福西的得心，中山四路的妙奇香，龟岗的玉波等。仅长堤一地，就有东亚大酒店、一景楼、金轮酒家、大东酒店、大同酒家、冠华酒家、总统酒家、金龙酒家、新亚酒店、新华酒店等。这种繁华的程度，历史上从未见过。市内茶楼、菜馆、饭店、粉面小食、筵席馆、凉菜档，多达1200多家，天天人满为患，夜夜灯火辉煌。当号称“四大酒家之首”的大三元酒家，推出60元大裙翅“益街坊”时，食客趋之若鹜。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呢？

酒家大多以鱼翅为招徕，上好的几十元一盅，稍次的十几元，再次的10元以下也有交易，官燕窝也很受欢迎，然后是燉乳鸽、挂炉鸭、烧乳猪等。最流行的菜式，是十大菜四热荤，还有所谓八大八小、六大六小之类，价钱在10元至60元之间。无数的商人、官员、名伶、记者、作家和普通市民，几乎把所有酒楼都挤满了。饮食界都说，广州的酒楼百年不算短，十年成老号，可见酒楼繁衍之快，更新换代之快。

20世纪20年代，在惠爱西路有两家著名的菜馆，一家是六榕寺内的榕荫园素食馆，由六榕寺住持铁禅和尚的亲戚戴恭谦、戴健生两父子经营。另一家是与六榕寺相邻的西园酒家，位置在今中山六路与六榕路交界处，号称广州四大园林酒家（文园、南园、谟觞）之一。酒家内有莲池水榭，敞轩回廊，布局幽雅。所有营业厅堂，都掩映于茂林修竹之间，设有古色古香的雅座，视野开阔的牖窗，顾客置身酒家任何一处，都可以观赏到园林景色，听到从六榕寺传来的晨钟暮鼓之声。这是西园酒家设计的特色。

1923年，岭南画家黄般若、潘致中、赵浩公、卢振寰、姚粟若、卢子枢、黄君璧、何冠五、李瑶屏等人，组织以复兴传统国画为宗旨的“癸亥合作社”，1926年扩展为“国画研究会”，以六榕寺人月堂为会址。画家们常在这两家菜馆聚会，切磋画艺，合作写画。(www.daowen.com)

第一代“酒楼王”陈福畴1927年接手了西园酒家。为了与榕荫园争夺食客，他设计了一款招牌菜——鼎湖上素，采用上等斋料“三菇六耳”，即香菇、蘑菇、草菇，石耳、黄耳、桂花耳、白背耳、榆耳、雪耳，配以竹笙、鲜莲子、银芽等，分别用“二汤”（即以老鸡、猪瘦肉、火腿骨等为主要原料熬出上汤后，再加水熬制的味汤）煨透。一碟鼎湖上素，售价高达20元，普通人家难得一尝。但用了腥荤，就不能称之为“素菜”了。

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西园隐瞒鼎湖上素用肉汤的真相，不少食客都上了当，叹为素菜一绝。后来陈济棠慕名邀请西园厨师制作这道素菜，但要把所有材料呈上，逐一检查，不能有半点膻荤。厨师左右为难，不敢不做，又不知怎么做，无奈之下，只好兵行险招，用毛巾吸取浓肉汤，晒干后带去，烹制时偷偷用水浸出毛巾内的肉汁调味。这一招瞒天过海，居然得逞，骗过了陈济棠。

为了开辟马路，政府在1921年把上下九附近的文昌庙和洪圣庙拆了。1935年，在光复南路经营英记茶庄的陈星海，买下这块空地，兴建西南酒家，重金礼聘“南国厨王”钟权担任正印大厨。他的拿手好菜“西南文昌鸡”，皮黄而脆，肉嫩而美，骨酥而鲜，肥而不腻，香味浓郁，成为名动一时的招牌菜。广州人在一片“起筷起筷”“饮胜饮胜”的喧嚷声中，吃着佳肴美馔，喝着洋酒或本地的橙花酒、双蒸酒，谈论着遥远北方正发生着的激烈战事，为东北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流血抵抗和四处流亡，欷歔不已。他们不知道，广州的和平日子，也快要结束了。

1937年，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广州，西南酒家被炸毁，陈星海的半生心血，化为灰烬。但他愈挫愈勇，在废墟上重建楼宇，再开酒家，易名为“广州大酒家”，并邀请名厨梁瑞掌勺，后来更请到在巴拿马国际烹饪比赛大会上获得金牌的“世界厨王”梁贤加盟。两大厨神名不虚传，烹饪手法，变化无穷，炒、煎、焗、炆、炸、煲、炖、扣，花样百出，样样精美，把粤菜的“清、鲜、嫩、滑、爽、香”，演绎得出神入化。

对广州人来说，“食在广州”不仅意味着上茶楼、酒楼，更意味在街头巷尾，到处可以找到解馋的美食，正所谓“百步之内必有美食”。广州街头不乏底层民众光顾的小酌馆，各式小炒，号称“经济时菜”，每碟不过两毫。平民美食，最常见的就是粥、粉、面了。及第粥、艇仔粥、皮蛋瘦肉粥、猪红粥、鱼片粥、白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滚粥是用经长时间熬煮的粥做底，把新鲜材料如牛肉、鲩鱼片、猪肝等，放到已调味的粥底之中，煮至仅熟如此，保持材料鲜嫩之余，也让味道渗进绵滑的粥里，带来无比令人满足的美味。还有鲜虾云吞面、及第粥、咸煎饼、裹蒸粽，广州人能一五一十，说上几天几夜。

品尝美食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也有穷人的美食。和平中路鸡栏孖庙旁边，就有一条食街，美食摊档，星罗栉密，五个铜仙一碗的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绿豆沙、番薯糖水，从巷头一路摆到巷尾。走进巷子，就像融入了浓郁的香气之中，看见什么都想尝，袋里却只有五个铜仙，让人左右为难。聪明的店家就把芝麻糊、杏仁糊和绿豆沙盛在一个碗里卖，三色混合，煞是好看，五仙可以尝到三种甜品，美其名曰“甜品三及第”。

曾经有人出了一个上联：“一群白鹭天边上”，向社会征求下联，得到最工整的下联是：“半只烧鹅地上行”。果然只有贪饕的广州人才想得出来。烧腊在粤菜中，举足轻重，“秋风起，食腊味”，秋凉时用腊味来焗煲仔饭，味道一流。所谓广式烧腊，分为烧味、卤味、腊味三种。烧和卤是烹饪肉类的方式，而腊则是指腌制、熏制、风干肉类的方法。烧味有烧乳猪、烧鹅、烧乳鸽、烧梅叉、烧排骨、烧鸡等二三十个品种。

民国时数得上的腊味店，大部分开在西关地区，如桨栏路信丰、奇友，十八甫佳栈、巧然，上九甫悦来，下九甫皇上皇，龙津东路亚洲、球记，第十甫长洲、广州，十三行参如、有参栈，长寿东路晏行栈，宝华路大元栈、参栈、奇有等。做腊味的师傅，以中山大黄圃人氏居多。

创于清末民初的孔旺记烧腊店，以烧乳猪最为出名，有“广州乳猪第一家”的美名。店主孔昭旺是番禺市桥小龙村人，到广州谋生后，初时做猪肉小贩，有了本钱后便在后楼房（今市政府大院后）开设了固定的店铺“孔旺记”，做起烧乳猪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好，开了多间分店，分别由孔昭旺的几个儿子经营，其中第八子孔全在黄泥巷（华宁里）口开的分店叫孔莫记。

孔旺记的烧乳猪，选料精细，选用以本地米喂养的小猪，配上他精心配制的调料，以明炉烧烤，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烧出来的乳猪表面光滑，红红润润，俗称“玻璃皮”。其特点是色泽鲜明，入口化皮，甘香酥脆，皮脆肉嫩，香而不腻，口感极佳。1948年，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设家宴招待地方官员，也专门订了孔旺记的两只“席猪”（一席20件，每人2件），其矜贵可知。

沧洲栈始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店主黎敦潮，是香山大黄圃人，16岁到佛山一家烧腊店打工，偷师学了一套制作腊味的手艺，然后到了广州，与其他几个人合股，在中山四路一条横巷里开了家名为“沧洲栈”的腊味店。到1928年，沧洲栈腊味的名气已经很大，生意兴隆，黎敦潮买下了几个股东的股份，变成独资经营，并把店迁到惠爱东路的新店址。新店临街而开，客流更加旺盛。

沧洲栈的腊肠一定选用新鲜猪肉，而且非前后腿肉不用；肠衣也必须由本店伙计亲自制作，名为“本地衣”；所选用的酒一定是正牌的江西回龙酒和天津玫瑰露酒；糖则非要上等白砂糖不可。制作招牌的“生抽腊肠”时，必须要从本地河南酱园购买，为了保证生抽的质量，要用细管从酱缸中慢慢抽出来，一滴一滴过滤，买一次生抽往往要花上一天时间。生抽运回店后，还要在天台晾晒。每一个程序都精益求精，环环紧扣，才生产出“豉味”浓郁、备受欢迎的腊肠。

沧洲栈的腊味品种有二十多个，其中“鲜鸭肠”是其独创的品种，采用新鲜鸭肝，配以白糖、酒、生抽等，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生产出来的腊肠风味独特，鸭肝的鲜肉香味与糖、酒等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口感香滑，既有鲜味，又有腊味，极受喜爱。

广州人说“食系十足，着（穿）系九六”，意思是吃才是最实惠的，因此对吃十分讲究，寻访美食是一种生活乐趣。

当人们蜂拥到戏院听戏时，一种新鲜玩意悄然进入人们的生活——唱片。这是一种崭新的娱乐方式，让人们不用上戏院也可以听戏。其实，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的胜利唱片公司就录制了粤剧唱片，现存最早的粤剧唱片《围困谷口》和《闺留学广》，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录制的。那时留声机还不普及，能听唱片的人寥寥无几，而坊间相传，灌唱片后留声机会把人的嗓音摄进去，引起失声（倒嗓），以后再也不能演戏唱曲了，所以粤剧演员们个个都畏缩不前，不敢尝试。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和会馆创始人邝新华，他毅然灌录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在他的带动下，灌唱片的粤剧演员越来越多，胜利、百代、高亭等外国唱片公司，纷纷为粤剧录制唱片。在中国所有地方戏剧中，粤剧是灌制唱片最早、也是最多的。农村酬神庙会上的古老戏曲，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产品相结合，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几乎与唱片出现同时，电影在广州登陆了。这是一种更具工业文明色彩的东西，人们完全想不到，若干年后，它在中国竟会成为上百亿票房的巨大产业。电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法国人把电影放映机带到广州，在石室耶稣圣心堂的丕崇书院内放映电影短片。这是电影第一次出现在广州。后来，一位华侨从海外带回来了一台放映机和几部短片，在茶楼里放映，这是普通民众第一次有机会，在小小银幕里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后来有了专门放电影的地方，叫“画院”或“映画院”。

清末民初，广大路口开了一家“通灵台”，是广州最早的电影院之一。“通灵”二字，反映出中国人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不久城隍庙附近也开了一家，叫“镜花台”，意思是从这里可以走入一个疑幻似真的奇妙天地。默片（无声电影）时代，电影院常用广东音乐在现场伴奏，二弦、三弦、高胡、椰胡、洞箫高奏着畅快淋漓的广东音乐，观众十分过瘾，甚至把广东音乐称为“国乐”。电影院的座位分成许多等级，但名称都起得很好听。1925年在明珠影画院看一部无声电影，包厢位3.5元，明珠位8毫，和平位4毫，大同位2.5毫，花园椅1.5毫。至于明珠位与和平位有什么区别，只有进了影画院的人才知道。这是超级豪华的享受了，在十八甫的一新影画院，最贵的二楼散厢座位，也只3毫。

自从1930年4月，西堤二马路的中华画院首次放映派拉蒙公司有声片《红皮》，标志着有声电影来到广州，顿时风靡全城。到1934年，广州已有21个电影放映场：永汉路的中国电影院、永汉戏院、南关影画院，西堤二马路的中华影戏院，十一甫的模范影戏院，长堤的明珠影画院，惠爱中路的明星影画院、民乐影戏院、新华影画院，下九甫的新国民戏院、中山戏院，长寿路的和平戏院，十八甫的一新戏院，中华南路的华民戏院、大德戏院，太平沙的天星影画院（除华民及各天台放映场外，均已放映有声片）。此外，还有广州、红棉、大佛三家电影院在兴建中。各影院的总座位数，已逾两万。

每有新戏上映，电影院门口便排起买票的人龙。“浪漫奇情巨片《玉骨冰心》”“肉感、香艳、销魂歌舞巨片《万花团》”，是报纸上常见的电影广告。还有《神经六空城计》《军中红粉》《差利懒骨头》《三个奇女子》之类的广告，充斥报纸的版面。一般的电影院每天放两场，头场从正午12时起，至下午2时止；二场接着放，到4时止。晚上也有两场，晚7时第一场，晚9时第二场。据当年的《广州年鉴》介绍：新华影画院的“内容布置皆含有极新时代性，且多影国片，尤能吻合观众爱国心理，大有时时满座之盛况”。但在电影开映之前，观众往往要先听卫生局派来的人员，演讲30分钟，教市民如何加强卫生。

电影的观众，迅速超过了传统的粤剧，1933年统计广州本地的营业额总收入，电影比粤剧高了160%。很多粤剧大老倌也纷纷加入电影行业。“在玻璃棚下求生活”的粤剧伶人，有薛觉先、唐雪卿、白玉堂、谢醒侬、叶弗弱等人，他们拍摄了《白金龙》《荼薇香》《歌台艳史》《良心》《裂痕》《摩登泪》《雪国女皇》《歌台艳史》等一系列影片。薛觉先主演的粤剧时装影片《白金龙》，创下惊人的票房收入，为式微的粤剧注入了强心剂。

1933年，丰宁路西瓜园开了一家太平戏院，可容纳1800人，规模颇大，是广州第一家拥有旋转舞台的戏院。这是学香港利舞台的，采用两级减速齿轮传动装置，使舞台可以旋转360度。每一场结束时，把舞台一转，就可以换上新布景，节省时间。这是个不错的噱头，吸引了大批有好奇心的观众。戏院落成后，首场演出是大尧天剧团的粤剧《白蟒占龙宫》。当年，马师曾组建大罗天剧团和太平剧团，在这里也演出过《苦凤莺怜》《佳偶兵戎》和《狸猫换太子》等剧目。

国难当头，舞台却仍然以袍甲打斗、宫闱秘闻、神怪香艳一类古老戏剧为主，引起部分观众反感，于是戏剧界有人另竖大旗，上演具有时代感的戏剧。“九·一八事变”后，广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太平戏院上演大型历史剧《黄花岗》，广东话剧舞台上的“三大小生”李门、张村、卓文彬，“三大名旦”梁绮、阮琪、邝清辉，都在戏中担任要角，演出大获成功，成为全城热议的一件盛事。

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颁布《市组织法》，把市分为行政院辖市与省辖市两种，规定除首都为院辖市外，人口在百万以上者，或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亦为院辖市；广州市虽符合院辖市条件，但因为是省会城市，遂定为省辖市。市以下为区，区内编制为保甲，十户至三十户为甲，十甲至三十甲为保，十保至三十保为区。

由于当时广州在陈济棠管治下，对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故市内并未马上实行保甲制。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广州市从1937年2月才开始实行乡镇保甲制，每个区设区公所（后改称联乡办事处），按警察分局管辖范围，划分为若干保、甲，各联保、保、甲均设联保长、保长、甲长。

繁荣时代总会有黑暗的另一面。1934年的广州街头，聚集了五万多的乞丐，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关帝厅，华林寺是总舵，还有不少分舵。他们行乞时各出奇招，有的把腐烂的臭牛肉贴在腿上，假扮脓肿残废行乞；有的牵绵羊、耍猴子，在街头卖艺；也有的化装成和尚、尼姑，沿门托钵；还有专门替人打架的。普通市民办红白喜事，都要事先知会关帝厅，缴纳保护费，以免被恶丐捣乱。

政府最初规划，是把大沙头建成娱乐区，所有烟室、赌馆、娼寮、妓艇，都集中到娱乐区经营。1933年，大沙头娱乐区破土动工，沿岸砌石，划定马路界线，分段招商承建。但在建成之前，广州的烟赌档，一律迁到河南。自从河南辟为赌博特别区后，专向赌仔借钱的“裕泰公司银牌现钱”，从厂前街至大基头，招牌林立，抢尽风头。沿江排列着“裕泰公司”的几十个霓虹灯巨型招牌，入夜明光烁亮，照耀江面。横水渡往来穿梭，西濠口还有电船，专门运载赌仔过江。海珠桥上，三五成群的赌仔，多如过江之鲫，散向河南各个赌场。

陈塘、东堤一带，花街柳市，棋布错峙。报纸上充斥着专治“广疮”的广告，所谓“广疮”乃指各种花柳暗病。《广州民国日报》上一则“敬告全国青年男女”的广告写道：“社会进步，淫风日盛，世风日下，人欲横流，青年男女，情窦初开，纵欲伤身，不知自爱，以致少年斲丧，精神萎靡”，所以要及早吃他们的“精武丸”。另一则广告写道：“鄙人不知自爱，偶然宿娼染毒，疳疔芒果，源源发作，面起斑纹，终日如虫行蚁走，毛发脱落，鼻梁以下，面目全非”，经大医师施以针射服药，一星期完全治愈。而电影院里，天天放映着“肉感歌舞片”《夜未央》，广告词充满着色情暗示：

写纸醉金迷的百老汇底夜间生活！

写笙歌不绝的夜总会底繁华热闹！

写奢侈荒淫的文明都市底淫奔幽会！

写脂香四溢的舞女底情歌艳舞！

写风流怪诞的男女底醉生梦死！

看！看！看！夜未央！

有歌，有舞，有肉，有香！

熟读四书五经的老夫子，看见报纸刊登这样的广告，无不痛心疾首。陈济棠也担心歌舞升平的生活，会对人们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造成道德滑坡，遂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了道德重建运动。他从第一集团军各级政治部中，抽调部分政工人员，组织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出版杂志，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尚中庸，去偏激，使到阶级融和；重实行，轻哲理，使到文化统一；喜和平，厌侵略，使到平等博爱”；又办学海书院，照搬张之洞的办学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为课程，以期造德器之养成。

然而，到了民间，重建运动，却变得离弦走板，诸如规定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孝经》则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省教育厅推出的《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让学生们学会说：“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政府规定在游泳场要用木板分隔，男女不能同池游泳；新国民戏院聘请男伶白驹荣和女伶关影怜同台演戏，也被公安局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演出；甚至连歌舞团，亦不准男女同台献艺。在经历过五四运动之后，这种与时代脱节的道德规范，令人有隔世之感，不仅备受知识界质疑，而且在现实中，也很难产生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