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以后，疮痍满目的广州，渐渐平静下来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建设计划，又被人记起。孙中山十年前写《建国方略》时就提出，把广州建成一个“花园城市”。他说：“广州附近景物，特为美丽动人，若以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圃，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广州人有条件住上更好的房子，生活在更好的环境中，“广州占商业中枢之首要地位，又握有利之条件，恰称为中国南方制造中心，更加以此部地方之要求新式住宅地甚大也。此河汊内之殷富商民与华人在外国经商致富暮年退隐者，无不切盼归乡，度其余年；但坐缺乏新式之便宜与享乐之故，彼等不免踌躇，仍留外国。然则建一新市街于广州，加以新式设备，专供住居之用，必能获非常之利矣。”

受20世纪初美国华盛顿城市规划及城市美化运动影响，“花园城市”“田园城市”一类概念，在中国大行其道。1921年孙科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市长时，就把欧美近代城市规划中的“田园城市”理论，引入广州，提出限期把东山一带的丛墓迁走，在松岗、竹丝岗、马棚岗一带建筑新式住宅区，把孙中山的“新市街”设想，付诸实现。

1927年，林云陔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后改称市长），主持广州的市政建设，正式把“田园城市”的理论，落实到市政建设中。他力邀城建专家程天固出任工务局局长。在当年的《市政公报》中，市政府讲述了对住宅建设的设想：

市民的住宅以预防灾患为第一条件，以卫生及安适为第二条件。因第一条件的关系，材料务求坚牢，桩脚务深入地底，竹木等易燃之物不宜露出表面，风火墙要加高。因第二条件的关系，空气光线要充足，方向要朝南，屋内各种装置要极完备（如厨房、厕所、火炉等）。至住宅区的位置以市郊为宜，求其清静而不至偏僻，又有马路直通市中的；附近有葱郁的树林尤为适合。住宅区须附设菜市，钟楼，公园，游戏场等，又须有相当的小学校，幼稚园，以容纳该区的学龄儿童。

市政府于1929年制订《广州政府施政计划书》；1930年再由工务局编订《广州工务实施计划》，确定了广州市区范围与界线、城市功能分区、河南发展计划和道桥建设与内河堤岸建设规划。林云陔把广州未来的住宅区，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在老城区、西村和河南区兴建平民住宅区，二是在东山兴建模范住宅区，三是在石牌、员村一带兴建园林住宅区。

广州市近代许多重大的市政建设项目，都是在林云陔任内启动或完成的，包括兴建海珠桥、市府合署楼、中山纪念堂、越秀山仲元图书馆、文德路中山图书馆、高第街平民宫、越秀山水塔、东山水塔；修复越秀山镇海楼，改建为广州博物院；开辟和修整城区马路等。1929年8月，由林云陔主持的市行政会议议决，修筑市区马路61线，共长约74千米；修筑郊外马路东、南、西、北区25线，共长约171千米，各分三期陆续兴筑。

1928年3月，广州市政府与美商中国电气公司拟订合约，安装全市自动电话4000号。7月14日，广州电话所在西瓜园奠基兴建，总机房设在丰宁路西瓜园，总局在南朝街。1929年9月，正式使用新式自动电话并开始通话。不到两年时间，广州自动电话便快装满了，广州政府赶紧又与美商中国电气公司续约，加装3000号设备，不到一年，又告装满，于是1932年再次续约增加3000号设备。

尽管广州已有自来水供应，但水压不足，城里很多地区，尤其是城东，还是用不上自来水。民国元年担任军政府卫生司长李树芬说：“城中居民之食水多系由井取汲，间有吸食海水者。然井水之中实在无一干洁者。试观各处之井，多属不深，而附近无非沟渠、沁井、小便所等环绕，至清倒粪溺、洗桶之水随街倾倒，似此污秽之水，流入于内，不洁可知。至于吸食海水，不洁更甚，盖所有死尸、死畜各物均投入海中，即大小便等事，亦在海面，是则海水之中无物不有秽。何如之？”

1915年，东山的住户和社团集资，要求向东山供水、供电。经过数年呼吁，政府仅在今中山二路中山医科大学台地上，建了一个加压水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东山居民用水，仍然主要靠水质不良的水井和河涌。即使用上自来水的，也有诸多不满，尤其是枯水期，自来水一样受咸潮影响，带有咸涩味。而电灯公司虽然在东山地区架设了供电线路，但照明电压为110伏，动力用电为220伏。动力用电输送至用户时，经常只有95伏。东山居民的照明，还是以火水（煤油）灯为主。坊间有“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之讥。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广州人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了。1920年落成的广东省会电力机厂，经过不断的扩建，加装发电机组，1929年的发电量，已可达到5000多万千瓦时。广州安装了6700盏路灯，其中大街上的40瓦白炽灯有773盏；小街上的25瓦白炽灯有147盏，多头路灯121盏；炭挂灯3盏；内街路灯5657盏。尽管大部分路灯，仍很昏暗，但晚上的街道，毕竟有了光。

为了解决东山地区的饮用水难题，1927年10月，市政府筹划在水均岗附近兴建东山水厂和水塔，但因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建设计划，无形搁置。等到1928年初，政府接管西村水厂，并派人对东山水厂重新勘察测量，绘具图则，2月25日动工兴筑，翌年落成。水塔位置在今梅花村南街东边尽头，水均大街南段，日供水量初为270立方米。沦陷期间，水塔被日军拆毁了。1931年，政府又在越秀山象岗炮台放午时炮的旧址上，建造一个大水塔，翌年4月启用，塔高14.6米，内径12.2米，可容水1100多立方。广州人终于饮到干净自来水了。

解决了水、电供应，为大规模住宅建设，创造了条件。1928年，广州市政府组织筹备委员会，公布《修正筹建广州市模范住宅区章程》，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和建筑工作。根据规划，整个模范住宅区的总面积为40.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占总用地57%，公共建筑用地占4%，道路用地占39%。全区规划新辟、扩宽道路11条，长约6080米，按其宽度划分为五个级别，大道为30～40米，干道为25～30米，一等街为20～25米，二等街为15～20米，三等街为10～15米，并确定各级道路的横断面。

除了执信女子中学占去8万平方米外，其余地区，分六期工程建设。区内设置公共建筑的项目有小学、幼儿园、礼堂及图书馆、儿童游乐场、网球场、公园、公共厕所、公共电话所、消防分所、派出所、水塔及水机房、市场、电灯等13项。全区住宅用地划分为5个地段，规划兴建住宅 514幢，层数不超过3 层，按其面积大小分为四等，其中甲等63幢，乙等262幢，丙等130 幢，丁等59 幢。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主持第一期的松岗模范区建设工程，大部分用地原属寺右村，北至东山安老院（今梅花村省委幼儿园），南至广九铁路（今中山一路），东至自来水塔，西至仲恺公园（今中山公路）。

为了加快建设步伐，1929年4月，市政府决定把模范住宅区周边青菜岗、上下坟头岗、大岗咀、蚬壳岗等处的坟场，一律迁移，腾出来的五百亩土地，由市政府开投拍卖价每亩平均2000元，补偿私产后，可得90万元，分别用来兴建贫民住宅区、郊外马路、公共坟场和市府公署。

林云陔在市政会议上提出《筹建模范住宅区修正草案》，要求区内业主，迅速将契照及面积报告市政府，倘业主逾期不报，作官产论。凡区内地段一经查验及测量后，由市政府发给土地所有权凭证，业主持证得享模范区一切权利。同时政府组织估价委员会，将区内各地段于未建筑前，估定其公平地价。估价委员会委员由业主代表一人及财政局代表一人，工务局代表一人，土地局代表一人及总商会代表一人，共五人组成。估价委员会所采用的估价标准，须得市政府同意。全区规划及土地分配在必要时由市政府决定。马路开始兴筑后，沿线业主必须在半年内动工建房。倘业主不能自建，经市政府批准后，自可招别人建筑。倘逾期不建，市政府可照估价委员会所订的地价收用。凡政府照估价委员会所订地价收用的土地，若后来地价高涨，获利部分政府将用于区内的一切公益事业。该草案获得第184次市政会议通过。

模范区第一期的建设，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首先为东山水厂修建新的沉淀池，以提高自来水质量和供水量。市政府要求尽快在梅花村铺设自来水管。1929年9月，自来水管理委员会提出，在东山安老院前铺设水管并非急务，似可暂缓。当时模范村已计划把道路改为沥青路面，自来水管理委员会的意见，立遭市政会议否决，指出模范村建设已经开展，安设水管并非不急之务，应从速安装，以免将来再将路面掘开。

由于建设速度太快，管理跟不上，水厂向政府叫苦：太多用户没有安装水镖（水表），滥用自来水现象，已成一种公害。水厂出水量与水费收入相差甚远，影响了经营。1932年9月，市政府市政会议决定，用户必须安装水镖，否则加收水费3元，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安者，即行截水；已安装水镖的，则减轻水费每千加伦8毫；同时多设公用水管，随时开放，以方便市民。至1932年，东山水厂平均日供水量达到1500立方米左右，全天24小时供水。1944年，盟军轰炸东山日军据点，东山水厂被炸毁了。

拓宽旧马路，开辟新马路，通电、通水、通车、通电话，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兴建新式住宅，各项工程，密锣紧鼓，次第兴办。警察局东山四区二分署负责在区内调查户口；各方清除各马路和街道的阻碍物和污秽物，清洁环境，改善观瞻。所有工程，都在密锣紧鼓地开展。模范村内的大部分建筑由林克明（工务局技士）、陈荣枝（工务局第一课课长）和罗明燏（工务局技佐）等建筑工程师负责设计。

林云陔身为市长，整躬率物，在大水牛岗侧购寺右村土地一幅，兴建邸宅，1929年成为第一位入住模范村的“村民”。他还邀请其他高官入住模范村，写信给当时因病返回广州休养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向他介绍模范村的建设情形，甚至亲自作担保，向广州市市立银行贷款1.5万元，给古应芬在模范村盖房子。林云陔公馆在模范村中部位置，与后来兴建的陆匡文公馆、陆幼刚公馆、古应芬公馆相邻。

1930年，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陈济棠在村里兴建公馆，从而确立了梅花村在松岗模范区的中心地位。陈济棠公馆是一座园林式的别墅建筑，位置在林云陔公馆的西面。公馆分为主楼、后楼、东楼和西楼，中间用天桥连接；清水红砖，雄伟的圆柱、高大的窗口，气势不凡，四周种满了郁郁葱葱的龙眼树、鸡蛋花树和凤凰树。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7）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次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1928年，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次年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其后又将第八路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1931年，陈济棠驱逐了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宣布反蒋（介石），在1932年初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担任常委，掌握了广东的政权、军权、财权，有“南天王”之称。

西南反蒋后，林云陔转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财政厅厅长，广州市长由程天固接任。程天固萧规曹随，甫上任即提出《繁荣广州经济计划》，推行“三化二发”政纲，即电力化、水利化、交通化和发展黄埔港口、琼崖（海南）资源，还致力改良警政，革新税制。他的种种建设计划，得到林云陔主持的省政府和财政厅大力支持。

陈济棠落户模范村后，广东几乎所有高官显宦，都争相在村里盖房子。先后入住的有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萧佛成，陈济棠的哥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务处长陈维周，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陆匡文，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兼土地局局长陆幼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林翼中，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区芳浦，继林云陔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军长李扬敬，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缪培南，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第一集团军副参谋长杜益谦，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长黄光锐等大批军政要员。

以村中纵向的西马路为界，西面是陈济棠和陈维周、区芳浦、李扬敬、林时清等亲信的住宅区，东面是以古应芬、林云陔、萧佛成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派的住宅区。模范村成了广东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权力中心，陈济棠俨然成为“村长”，在这里处理公务，发号施令。广东、广州的许多重要建设规划，都是在模范村商议、决定的。

1932年8月，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这是广州市第一部正式的城市规划文件，主要内容有：把全市地域划分为工业、住宅、商业、混合四个功能区。其中工业区分布在临江一带，如西村、石围塘东南部、牛角围、牛牯沙、罗冲围等处。原有的商业区在旧城区内，新辟的商业区设在黄沙铁路以东，河南西北部，东山以东，省府合署地点以西一带。住宅区分为两种，一是风景优美的住宅区，分布在河南中、北部，东山以东一带以及车陂东部、白云山至飞鹅岭之东南麓等处；二是工人住宅区，主要分布在与工业区毗邻的地方，如市西泮塘及芳村茶滘等地。

模范村已初具规模，范围包括福今路东西两侧，三育路以南大片，中山一路以北地区。全部马路都铺上了沥青，排水大渠亦已筑成。政府规定，住宅区新开辟的30米宽马路两旁，均要求栽种三行树木；25米宽的也要种植树木。绿化树种以马尾松、桉树、白千层等为多。安老院东边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北街与东马路交会的东南角是一个球场。西马路以东，南街以南也有一个操场，再往东是市立第八十八小学校，位置挨着今中山一路。模范村西南角（今育才中学）是广九铁路的苗场。西北角（今广东省气象局处）有一所临时疗病院。西、北、东边还保留着一些菜地。警察局在村内设有派出所，派驻20名警察，加上各高官显宦都配有警卫人员，因此村中治安良好。1932年5月19日在第七次市政会议上，新上任的广州市长刘纪文提议，把模范村改名为梅花村，获得会议通过此地自此有梅花村之名。

1936年，陈济棠联合新桂系发动反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失败后被免职，出洋游历。模范村的建设因此停顿，只完成了松岗模范区的住宅和马路的主要部分，其他公共设施项目，如幼儿园、游乐场、图书馆等，则大部分未及实施建设。

计划中的平民住宅区，以兴建大南路平民宫为起步，逐步推进。拆城墙后，在城墙基上开拓了大南路，路的东头原为大南门，因此得名。与大南路平行有一条仙湖街，是挨着城墙的街道，清代康、雍年间（1662—1735），建有三座纪念祠，一为濂溪祠，祀周敦颐；一为白沙祠，祀陈献章；一为朱文公祠，祀朱熹。

仙湖街的名字，很有一些来历，因与南汉时的仙湖（西湖）相邻而来。文溪西支（今吉祥路）流入西湖，再从仙湖街汇入珠江，南汉时建有宝石桥，残迹清代尚存。明代六脉渠正南一脉由此处出城，与昔日南汉时湖水出城的水窦相同。由于六脉渠年久淤塞，仙湖街一带常遭水淹。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大雨，仙湖街、清源巷、书坊街同遭水灾。乾隆二年（1737）七月又大雨，以上三处街巷再次遭受水灾，街道、房屋一片汪洋，水深三尺。

仙湖街有惠福巷，传说是金花娘娘的出生地。附近原来有一座灵应祠，祀金花娘娘，相传妇女求子，诚感咸应，后因岁久圮毁。成化五年（1469），巡抚都御史陈濂在灵应祠旧址兴建金华夫人庙（金花庙），香火复盛，前往祈嗣的妇女，络绎不绝。这座庙在明、清两代，多次被官府拆毁，然民间信仰，根深蒂固，屡毁屡建，最后迁到了珠江南岸石鳌村。大南路开通后，历史悠久的仙湖街，遂成了一条与大南路平行的内街。(www.daowen.com)

城墙脚居住着城市的最低层民众，包括很多无家可归者，这里的卫生环境非常恶劣，垃圾成山，蚊蝇成群，很多家畜的尸体、人类的粪便，都往城墙脚丢，甚至不时还有死人的尸体，到处污水横流，肮脏不堪，成为各种疾病的温床。拆城墙后，这种情形稍为好转，但流浪者还是习惯在此聚集，流行性疾病的危机，潜深伏隩，随时爆发。

1928年12月27日，市政府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卫生宣传及大扫除运动，包括举办展览、大巡行、宣传演讲和清扫街道。两支由101人组成的队伍，负责清扫全市的大马路，内街和巷子则由警区另外雇人清扫；所有铺位、茶楼、酒楼、戏院，都要自行清洁，每间公共厕所的墙壁，都要刷白灰水；墙壁六尺以下都要喷杀虫水。大扫除当天，警察要入屋检查，达不到要求者要受处罚。为了做表率，林云陔市长亲自操起大扫把，扫了一条马路。

最令市民兴奋的是大巡行。警察局和卫生局官员，衣冠楚楚，走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一对大灯笼，然后是军乐队、宪兵队和工会的鼓乐队，大吹大擂，响彻云霄。警察同学会的人则化装成疯子和各种病人，装出手舞足蹈，或步履蹒跚的样子；卫生警察、防疫队、清秽夫等人，高举着苍蝇、蚊子、老鼠、臭虫的巨大模型，看上去十分怪异骇人。还有孤儿音乐队、医院、医学院学生的队伍，救护车、救火车殿后。一群看热闹的小孩，跟在后面，一边模仿操正步，一边唱：“嘀嗒嘀嗒庞庞，新抱跌落床床……”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所经之路，但见旗帜飞扬，扫把蔽空，浩浩荡荡，情形异常热闹，观者塞途，大有万人空巷之象。”活动甚至出动飞机在天空抛撒传单，引起阵阵轰动。然而，巡行结束后，遗下满街垃圾，光是被市民随手丢弃的传单，就够清秽夫清扫一天了，令巡行组织者哭笑不得。要改变人们千百年形成的卫生习惯，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1932年，广州便暴发过一场霍乱大流行。市政府发起灭三害（鼠、蚊、蝇）运动，在许多百货公司、电影院门口，都张贴着政府的宣传传单，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苍蝇为物，积秽而生。性嗜逐臭，群飞营营。吮尸舐脓，流毒杯羮。一经传染，贻害非轻。肺痨肠热，诸病酿成。灭蝇器具，购置实行。扫除菌患，保固永贞。

一张画着老鼠和苍蝇的广告上，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铲除杀人最凶之媒介！”卫生局再次组织了规模浩大的灭蝇大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一只只硕大无比的苍蝇模型，由童子军擎举着，招摇过市。各校学生挥舞着各色旗帜、标语，熙熙攘攘，填街塞巷，号召市民参加灭蝇比赛。医生和政府宣传员，纷纷奔赴街头、公园，进行演讲，劝告人们养猫捕鼠。但上海一位市民对广州的灭蝇运动，却冷嘲热讽：“我到广州街上看见有一队人拿着许多小旗，说要和苍蝇打仗。还拿着些药粉，将些纸片撒得满街和出丧的纸钱似的。你想一个人要和苍蝇打架，可笑不可笑？难为他们怎么想出这些淘气法子来。”

一些流浪街头的人，死后无人殓葬，或曝尸街头，或浮尸珠江，也是一个造成卫生恶劣的问题。为了解决穷人的丧葬，1925年，一些穆斯林在大南路的南胜寺创立“广东回教慎终会”（后更名为“广东回族同益会”），专门赒穷恤老。老人入会后交纳基金1元，以后按月交月费4毫，交足100个月即为满额，去世后可由家人领回丧葬费60元。会员入会后，只要交过两个月会费，一旦死亡，即可由家人领得丧葬费50元。不少信众都踊跃入会，会员最多达千人。1946年，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建立，将会址设在南胜寺，并在寺内开办收容穆斯林儿童的慈幼院。

除了灌输卫生知识外，为平民、疍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对改善城市卫生、预防传染病，也同样重要。市政厅在1929年颁发《建筑平民舍原则》，规定建筑经费由地方公款拨出，如不足可募集补充，可拆卸庙宇及其他无用的建筑物取其建筑材料，在城内空地或城外附廓的空地上，建设平民住所、平民宫，或劳工住宅等。选址要靠近贫民谋生地，为有工作但无住所的人提供栖息地；可酌情收最低的租金。

当时政府恰好有一笔六万多元的缉私烟罚款，陈济棠打算用来做一些公益事情。程天固建议，不如兴建平民宫吧。陈济棠立即同意。于是1930年11月，广州市第一座平民宫，在大南路原省政府军事厅旧址，奠基动工。该建筑由毕业于法国里昂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筑师林克明负责设计，《广州市政公报》说，“一切务求美观、庄伟”，总投资为7.17万元，不足的工程费用，由市政府补足。

按市政府制定的《平民宫建设简章》要求，开办平民宫的目的，是“为谋一般无地寄宿之平民及工人利便起见”，应多多设置床铺，以广收容，而利普及；还应附设新式厕所、浴室，并随时清洁，以重卫生；要有图书馆、阅览室及夜校，以便工余修业而增长工人知识；并且要有游戏运动的场所，以便工余有正当娱乐。住宿的平民工人，一时居住，或永久居住，由本人任意定之，但须遵守宫内一切规则，并服从管理员命令。寄寓宫内的平民工人，如无固定职业，可由管理员按其人的技能，介绍职业，或送往贫民教养院习艺。

平民宫共有四层，一楼是厨房、浴室、饭堂、消费合作社，饭堂名为“平民饭店”，廉价出售中西食品；宫内设施包括水电、娱乐都是免费的；消费合作社售卖平价的日常用品。第一至第八宿舍，共有床位268张，其中第三、第四两宿舍为甲种，房间较为宽敞、光亮，合共有床位76张，只要每月交4元，就可以得到一张铺了弹弓床垫的铁架床，还配有衣架、台椅及茶壶等用具；第一、第二两宿舍为乙种，合共有床位120张，每月征收租金两元，是木制的碌架床，也还算舒适；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四宿舍为丙种，合共有床位72张，每日征收租金两毫。丙种宿舍比较拥挤，以致有人担心，万一发生传染病，恐怕谁也跑不掉。

1931年12月15日，平民宫正式启用，平民宫二楼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开幕典礼。主礼台四面花团锦簇，台下宾客云集。粤路总工会赠送了一条长长的贺词横幅：“努力建设，惠及平民；幈幪大厦，百度维新。同人恭祝，如月之恒；幸参盛典，载道欢腾”，悬挂在主礼台上方。政府的音乐队，奏响欢快的乐曲，程天固发表演讲。他说，今天广州的人口，富者仅两成，贫苦大众占七成，市民有自己房产者是极少数，租屋住的人甚多。今天平民宫落成了，每月仅缴些少租金，贫苦而单身人士即可入住。但平民宫毕竟地方有限，对于广大贫苦民众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

他当场宣布，市政府有一个宏远的计划：再建筑平民住宅900所，希望富有者能共襄盛举，完成这桩美事，让贫苦者有屋住，广州的社会秩序才会稳宁。近期的目标，是在未来两三年内，建成500间平民所，每间有三房一厅，每间建筑费约1000元，每月每间收回租银三四元，但目前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当天，平民宫开始为有意入住者登记。几千名参观者，把大南路挤得水泄不通，从早到晚，人头攒动，热气腾腾，附近卖油炸鬼、芋头糕的小摊档，卖“郭什”（牛羊肉）的店铺和卖茶叶、羊咩包、酥烧卖、饼子、馍馍等各种回民食品的小店铺，都生意大旺。热闹，嘈杂，欢笑，叫嚷，喜气洋洋，步履轻快，每个人都从心底感到兴奋，整条街如同欢乐的河流一般。

几百个入住名额，很快就满了。也许因为流落街头的贫民，以男性居多，所以平民宫只收男性留宿。《平民宫宿舍管理规则及其设施》要求入住者“以道德立身”，禁止一切“口出秽言、赴饮花酒、吸食鸦片、各种赌博以及含赌博性质之游戏及不道德之行为”；规定宿舍不得招待妇女入内；亲友来探，只可在客厅叙谈，不得径入宿舍；女眷如欲参观宿舍，必须由办事人员引导同行。同时要求“每早起床后，应将个人之被褥等件，折叠妥当，以重观瞻”，“晚上11时之后、早晨时点之前，宿舍内不得喧哗，致碍他人寝睡。熄灯后，不得藉端私用别种灯火，以防危险”，每晚12点宫门关闭，逾时返回者，必须向管理人报明床位号数，签名簿上，以便稽查。

管理人不时召集入住者开会，征求意见，检讨工作，举办各种棋艺、猜谜、饮茶活动，大家相处融洽。1932年1月，平民宫利用二楼的几间课室开办日夜学校，名为“平民宫附设日夜学校”。凡8岁以上的失学女孩安排读日班，8岁以上的失学男孩入夜班，一律免费，仅在报名时收取2元保证金，以4个月为修业期限，完成后保证金退还，若中途退学则不退款。同时在二楼教室墙壁贴满文字，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让游客进入，有人想学字，就由宫内人员教。平民宫每周聘请市内名人及教育专家作“四育”（德、智、体、群）演讲，欢迎全体市民参加。不久，平民宫又设置一种短期宿舍，每晚收两毫；另有学生宿舍，让外地来广州求学的青少年居住，设立学生储蓄会，为学生提供储蓄服务。后来，还利用大南路附近的空地，开辟了篮球、排球和足球场，让市民开展体育活动。

刘纪文市长在《平民宫记》中写道：“万间广厦，古叹其难，虽市府加设平民宿舍，从事补苴，而芸芸市民尚多无以为家之叹。”政府希望多多兴建平民宿舍，以解决低下阶层的住宿问题。1934年，陈济棠提倡并发起筹集巨款，由市政府设计建造劳工住宅，建成并陆续投入使用者，计有八旗会馆第一号、八旗会馆第二号、河南又居里第一号、又居里第二号、海珠桥南边桥脚和海珠桥北边桥脚等六处劳工住所。海珠桥南斜坡下为第一劳工安集所，北斜坡下为第二劳工安集所，分别设有士敏土上下床位220个和312个，限男性劳工可入所留宿，每晚每人收暂宿费铜仙二枚，日间不得在所内留宿。自此露宿街头的人少了，街道也干净了许多。

拆城墙筑马路以后，市面日益繁荣。百货业户如栉比，绫罗绸缎、西装革履、胭脂水粉、毛巾雨伞，土洋杂陈，包罗万象。饮食业门如鳞次，茶楼酒家，中餐西餐，各擅胜场，飞潜动植，炒煎焗炆，炸煲炖扣，样样精美。服务业多如星布，裁缝染洗、理发梳头、照相裱画、旅次住宿，宾至如归，无微不至。娱乐业更是繁如丝纷，电影粤剧、音乐歌舞，笙箫管笛，吹拉弹唱，各种形式的表演，昼夜不停。

不少具有岭南风情的骑楼街，相继兴建，大南路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惠爱路、海珠南路、大新路、一德路、泰康路、文明路、丰宁路、太平路、中华路（解放路）、永汉路（北京路）、维新路（南段）、长堤大马路、靖海路等。由于骑楼是私人投资兴建，设计也就各施各法，任意发挥，有仿哥特式的，有南洋式的，有复古主义的，有现代主义的；装饰风格有巴洛克的，也有洛可可的，几乎西方建筑中的元素，骑楼无不尽备，构成广州街头一轴长长的风景画，纷繁栉比，令人目不暇给。

然而，在“花园城市”“田园城市”观念影响下，政府对究竟是发展骑楼街，还是绿化街，一直举棋不定，颇有鱼与熊掌的犹豫。

惠福路是政府建绿化街的试点。惠福路在清代分几段，互不相通，东为惠福巷，中段为早亨坊，民国时打通扩筑为马路。按当时的市政规划，惠福路是一条绿化路，沿街植树，不建骑楼。设计者聪明地选择大叶榕作为路树。这种树较为粗生，成长迅速，很快便形成了一条交柯覆盖的绿色长廊。惠福路是广州建成的第一条绿化马路，其经验陆续在其他马路推广，路树树种也变得丰富多样，有细叶榕、有加利、楹树、银桦、木棉、石栗等，把广州的街道装点得郁郁葱葱，四季如春。

在这个亚热带城市，人们一如既往地热爱鲜花。双门底大街扩宽为永汉路后，沿街的牌坊、庙宇全部拆去。以前广州的常年鲜花市场，以各个城门为主，而只在除夕前，才在城内主要街道设大型花市。双门底的除夕花市，至少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形成。清人张心泰的《粤游小志》有记：“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清人徐澄溥的《岁暮杂诗》，咏双门底花市：“双门花市走幢幢，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

自从双门底开辟为大马路后，每年腊月廿八至除夕夜的花市，规模更大，也更热闹了，从原藩署前一直到教育路、西湖路一带，全部成为茉莉、含笑、绯桃、月季、菊花、茶花、夜合、珠兰、白兰、玫瑰、夜来香的海洋。后来，桨栏路也开设花市，马路两旁摆满了芍药、吊钟、柑桔、水仙、大丽花，粉白黛绿，姹紫嫣红。许多卖字画、古玩、杂架、冬果、陶瓷、漆器的摊档，夹杂在万花丛中。

从东山来的军政要人、东山少爷、番书仔、斯士她，从西关来的西关小姐、西关亚瓜、凑仔婆、梳傭老妇，还有从大南路平民宫来的工人大佬、趿屐友、流浪汉，汇聚一街，摩肩接踵，一同享受这欢乐的一刻。欧阳山在《三家巷》中描写1925年的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腊梅、菊花、剑兰、山茶、芍药，十多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人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笑语喧声，非常热闹。”

直到迎接大年初一到来的炮仗声在全城爆响，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才告结束。花市散后，由当地的庙祝、更夫负责清扫场地，后来改由各花档档主向警局缴费，由警局派人清洁。岁暮花市是广州人过新年的习俗，流传至今，称之为“逛花街”。

鲜花于广州人而言，不仅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装饰，而且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广州人一见到鲜花，往往会很自然地接受“繁荣兴旺”的暗示。有一位在下九路开绸缎铺的老板，已快要破产了，对外却谎称找到了新股东，准备扩充营业。为了让人相信，他在除夕夜买回大株桃花，摆在铺头。其他行家一见桃花盛开，便像中蛊毒一样信了他的谎言，向他赊出大批货物，结果这老板还没等桃花谢尽，已卷货潜逃了。事后大家纷纷自嘲：“看他桃花开得这么靓，怎么会估到骗人呢？”广州人对鲜花，就是如此毫无免疫力。

20世纪30年代修筑的绿化路，还有维新路（北段）、法政路、越秀北路、应元路等。据政府的统计，到1934年，全市已种植路树万余株，品种有石栗、大叶榕、细叶榕、有加利、银桦、南洋楹、紫荆、黄槐、金合欢、梧桐、相思、秋枫、红豆、木棉、阴香等。绿荫深处，烦嚣的市声，也有了清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