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16日凌晨。天气炎热，很多人仍未入睡，突然听见凄厉的号音，夹杂着几声零星的枪响，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人们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悄悄爬起来，从门缝往外张望，漆黑的街道上，只见大队士兵，荷枪实弹，时而从东往西跑，时而从西往东跑，脚步声急遽而杂乱。大家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

天亮以后，越秀山总统府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各种骇人的消息，开始在坊间疯传，都说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孙中山把他罢免了，粤军在凌晨悍然发动兵变，要驱逐孙中山。孙中山登上了海军的舰只，准备与叛军决一死战。

海军向市民发出通告，请大家尽快躲避，军舰即将向叛军开炮。满城人民扶老携弱，仓皇奔走，城西的人往城东跑，城东的人往城西跑。开店铺的人家，又怕枪炮无情，又怕乱兵抢劫，守着那点货物，想跑又不敢跑。

炮弹从天空呼啸而过，城里升起了一股股黑烟。人们更加惊恐了，谁也不知道炮弹会落在哪里。《华字日报》当日的报导：“附近居民纷纷喊救，行人不幸罹弹死者共十一人，而东提一带，各铺户已大受糜烂。闻冠月茶楼被炮炸毁，死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处死伤之数定多，但仓猝未能详查耳。”《士蔑西报》报导：“在市东郊和在河南东部的房屋，受到损毁最大。平民死伤，实数不知，但一般估计，总在一百人以上。”许多酒楼、戏院、公司，均受池鱼之累，损失浩大。

军人又在市内到处抢掠，所有店铺都关门停业，有的门口悬挂外国国旗，有的张贴“本店货物被抢一空”“暂停交易”等字条，以求自保。警察厅长魏邦平巡视市面，不禁哀叹：“吾民何辜遭此浩劫，诚可痛心。连年受水火风旱，兵燹盗贼之灾祸，已苦不胜言，今双方若无调停之意，其祸究不知伊于胡底。”

建设模范省的梦想，就在一片枪炮声中，急遽地落幕暗场。一场灾难的果，往往成为另一场灾难的因。这场灾难，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彼时粤桂之间，战事不断，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州，继而征讨广西，孙中山又急于北伐，最需要金钱，广东财政当局穷到虱乸都冇血，唯有滥发纸币，强迫市场接受毫无信用的军用票，鼓铸低色银币，形成金融恶性循环。北洋政府以广东铸币成色不足，禁止粤币在其他省份流通，加上军费不断暴增，广东省银行走投无路，竟发生行长趁深夜出走的怪事。财政枯竭，金融动荡，对商界来说，是一场生蛤拖死蛤的噩梦。

孙、陈决裂的根本原因，是财政问题无法解决。1923年1月，滇桂联军打着讨贼旗号，起兵入粤，驱逐陈炯明，顺利地占领了广州。但讨贼军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开烟业、赌业。广州街头挂起了大大小小的“谈话处”“茶烟室”招牌，外地人看了莫名其妙，其实“谈话处”就是鸦片烟馆，终日“居居”之声盈耳，腾腾烟雾弥目。曾一度绝迹的番摊赌馆、地摊牛牌，统统死灰复燃，咸鱼翻身，粉饰门庭，挂起了“防务馆”“收票处”的招牌重操旧业。东皋、川龙口、东市街、永汉路、天字码头、泰康路、西濠口、黄沙车站、西关戏院、陈塘、荔枝湾一带，“万头攒动，伏地围赌，有如趁市”，日夜不绝；“发财请进”的招纸，贴满大街小巷。有报纸写道：“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尽变赌国，十色五光，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观。且强占商店以作赌场，划分防地以截赌饷。赌国光复，灿烂极矣。”在滇军统治下，“闻每日赌饷收入约四万元，佛山约八千元，合计不下五万元，烟捐尚不在内云。”

孙中山重返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以大元帅名义节制陆海各军。但广州聚集了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及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军校，各自为政，开烟赌、设娼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孙中山赤手空拳，根本节制不了他们，于是1912年民军大闹广州的一幕，又再重演。这场灾难，又为新的灾难，种下了祸因，最后演变成政商两界全面冲突，百年繁华西关，荡为尘烟。

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一旦发生动乱，商界受祸最深。民国初年，丝业巨商岑伯著、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等人，联合一批大行商，成立维持公安会，假下九甫锦纶堂为会址，宗旨是维持市场治安，保护商人利益不受侵扰。该会后来改组成广东商团，岑伯著为第一任团长。洋杂货、酒楼、茶居、布匹等行业纷纷加入，队伍越来越大，并不限于商界，许多工厂，如朱兰记造船厂、生隆船厂、珍记酱园、兴亚火柴厂等，都加入了商团。1916年岑伯著去世，陈廉伯继任团长。

陈廉伯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同治十二年（1873），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开创了机器缫丝新法，为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开辟了先路。机器缫丝的出现，带动行业蓬勃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已多达两百多家，超过了传统蚕丝产区的江南地区。

商团财力雄厚，知识水平和组织能力，强于其他团体，运作更有效率。他们深入市场的每个角落，捕匪缉盗，维持治安秩序，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卓有成效，商界有目共睹，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全省商团号称有十万之众。

商团认为，面对滇桂联军的为非作歹，既然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商民唯有自保。“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乃成一响彻云霄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然而，商人跑得太快了。其实官商关系，从1918年拆城墙筑马路时，因为补偿问题，已经开始转差。历年政府未能纾解民困，反而引入大量客军，使商民备受荼酷，更使官商关系，跌入冰点。当其他社会团体，如工团、农团等，还要仰赖政府财政支持，接受政府指导，才能生存时，商团却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枝独秀，政府反而要求助于商团，希望得到商界的金钱支援。对政府的索求，商界往往不能完全满足，令政府怀疑他们是有意作梗。况且陈廉伯本人是买办出身，与南方政府的头号敌人英国，瓜葛相连，关系暧昧，也足以引起政府警觉，认为商团已不是传统行会组织，俨然有“第二政府”的影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

1924年5月，广州发生一起全城罢市事件。事件起于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宣布推行“统一马路业权”案，目的是向商户抽收铺底捐。这引起商民强烈反对，于是全市商团联络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5月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政府的决定。在商界压力下，政府同意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但聚集在广州的98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而政府对商团的恶感，也在急遽升级。

为了加强商团军的装备，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了一批枪械，事前向政府缴纳了五万元，并获军政部签发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但当军火运抵广州时，政府下令海关截留，将全部军火监押起存于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岛实行戒严。

扣械事件引发大地震。陈廉伯当天宣告辞职，去了香港。辛亥革命后拆除的街闸，重新架设起来。从8月20日起，每天晚上关闭西关闸口，断绝交通。联防总部迁往佛山，摆出了对抗到底的姿态。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随后全省总罢市。军队也在广州实行戒严。政府指陈廉伯勾结陈炯明，意图谋反。

9月1日。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指责英国，要摧毁南方革命政府。三天后，报纸刊登孙中山措辞更为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

至此，关于军队要消灭商团的消息，在坊间哄传，人心震惧。商团拒绝让步，政府也拒绝妥协，双方都没了退路，博弈乃陷入僵局。10月15日，传言终于成真。凌晨4时，只听一声枪响，打破黎明的寂静，军队兵分三路，攻入西关，一时杀声震天，弹如雨下。理发工人在军队掩护下，沿街纵火。西关的民居，多属砖木结构的骑楼，瞬间火烧连营，整条街陷入火海。由店员伙计拼凑起来的商团军，平时在市场捉捉小偷还行，遇上正规军队，毫无招架之力，天没亮便全盘溃散了。

西关大火从10月15日，直烧到17日才熄灭。共计大小街道三十多条被焚，不少1915年水灾后才重建的房子，再次变成废墟，一千多商户被洗劫，损失约五千万港元以上。死伤人数约两千人，大部分是无辜市民。以上仅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损失，远远不止此数。10月15日，政府连下数令，凡加入商团者，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由数百至万元。商团店户、货物、财产，悉行充公。10月16日，政府再下令没收西堤的城外大新公司充公。

粤商在清末粤汉铁路运动中，展现了载舟覆舟的力量，令朝廷伤透脑筋；在辛亥革命中力挽狂澜，促使广东和平易帜，但经此一役，元气大伤，经济实力濒于破产，团体被彻底瓦解，政治影响力清零，作为一股曾经呼风唤雨的社会力量，已不复存在。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浪潮中，他们成为第一批被时代巨浪淘去的泥沙。

商人势力，迅速式微，工人势力，蓬勃兴起。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工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经济纠纷，容易解决，在政府、行业公会、商会的调解下，通常很快便平息，但政治冲突，则复杂得多，不仅来得快、来得猛，而且有传染性，一点星火，瞬间燎原，形成跨行业、跨地区之势。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作为工人运动的指挥机构，在广州成立了南方分部，对工人开展宣传教育，改组旧工会，建立新工会，领导工人运动，筹备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月晕础润，预示着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自1922年1月起，以香港海员罢工为头炮，“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开始了。广州的盐业工人紧随其后，举行了大罢工。这些罢工，都已不是单纯经济罢工，而有政治的诉求。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直接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一系列政治决议案。

第二年7月，沙面爆发了大罢工。原因是租界当局颁布新警律，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执照上须贴评论相片，每晚9时以后，华人不带执照不能多次进入，但其他族裔的人则不受限制。于是租界华人愤然罢工，后来华捕也加入罢岗。罢工持续一个月，以迫使租界当局取消新警律而告捷。这是一次完全的政治罢工，用中共工运领袖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的话来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

1925年6月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行业职工，发起大罢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各行各业，相继加入，半月之内，罢工人数多达25万人。浩浩荡荡的罢工工人，乘坐火车、轮船，从前山、江门、三水河口，返回省城广州。6月23日，广州各界10万人在东较场集会，会后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对岸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突然隔河开枪扫射，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多人。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委会”）正式成立，领导这场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罢委会拥有极高的权威，任何涉及工人权益的事务，工人不再找行会了，也不再找政府了，直接找罢委会去！法院总把什么“不偏不倚”挂在嘴边，罢委会不讲这一套，它旗帜鲜明地为工人撑腰。香港和海外报纸，攻击罢委会是“第二政府”。邓中夏宣称：“敌人既然说我们是第二政府，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应该知道，我们工人阶级，是要有自己的政府的！”罢委会中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的工人代表大会，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的绝对权力；法制局主立法；会审处和拘留所（即法庭与监狱）主司法；工商检验货物处、工商审查仇货委员会主工商管理；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治安。法庭、警察都可以靠边站了。

十几万罢工工人，把广州挤得人山人海。三街六巷、茶楼饭馆、车站码头、城郊四乡，方圆百里，到处是集会、旗帜、横幅、标语的海洋。所有通往沙面的街道，一律被工人搭起竹棚、加封条封路，严禁出入；工人纠察队封锁了珠江口，东起深圳，西至前山，所有港口，一律由纠察队把守，省港澳交通完全断绝。工人们兴高采烈，谈论着他们如何让帝国主义威风扫地，如何把香港变成臭港、饿港，如何让工贼变成过街老鼠。

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雄赳赳气昂昂，在大街上巡逻，在江面上巡逻，深入每条横街窄巷，每条大船小艇，搜查工贼、奸商，没收仇货。工人纠察队还设有水陆侦查队和军法处。抓到人犯，先在军法处初步审讯，然后根据案情，轻者转送会审处，重者转送特别法庭。凡属接济敌人粮食物资、包庇工人复工、鼓动工人复工等罪，均在特别法庭审判。罪名较轻的则由会审处审理，比如擅自造谣煽惑人心者，拘留十天；自己的襟章、饭券给别人用膳者，拘留五天；冒充工人享受权利者，拘留十天；同为工友而互相打架者，拘留五至十天；聚赌吸食洋烟者，拘留五至十天等。

轰动一时的“林和记案”，就是一件由罢委会特别法庭审理的案件。林和记私下招收海员复工，被人揭发，工人纠察队当场抓获。罢委会召集各工会代表共同会审，认为应判处死刑。广东检察厅从纯法律角度出发，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和“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由，提出异议。罢委会坚决回答：“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之说已不适用于今日”，并以国民党一全大会宣言为依据，直言指责林和记是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不得享受法律的权利。只要“群情激愤，皆曰可杀”，那他就是该杀的，“即使戮之于市，亦足大快人心”。但政府坚决要求交回正式法庭审理。这件事令政府与罢委会的鸿沟，进一步加深。

警察当局认为，抓坏人是警察之职，即使发现工贼，亦应由警察去捉拿。不应由工人自行抓人。罢委会开会讨论，将此争议付诸公决。有人主张交由政府负责，几十人举手赞成；另一部分人主张由纠察队负责，赞成者一百多人；还有一种主张：人人都可以捉拿工贼，付表决时，七成人举手赞成。最后决定人人都可以捉拿。(www.daowen.com)

罢委会警告，一旦发现有艇家为英国船只和租界偷运人货，“须将全艇用火油烧之”。纠察队在白鹅潭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快艇，企图驶向一艘英国轮船，立即展开围追堵截。经过激烈驳火，快艇终于被迫靠岸，一名偷运劳工去香港的英籍船员被抓。纠察队把那名船员拷在酷热的太阳下，暴晒一通。工人们说：“过去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这回让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的厉害。”然后，一名审判员和工人升堂，各工会派来十几名会审委员监审，周围是虎视眈眈的纠察队员。那名英籍船员要求：“要审，可以让政府来审。”工人拍案而起，大声怒斥：“你要到哪里去？你犯的是破坏罢工罪，就得在这里审问！”

“帝国主义”“工贼走狗”“反革命”这些词汇，已深入人心，妇孺皆知，街市买菜、茶楼饮茶、朋友聚会，朗朗上口。演讲家跑到“谈话处”，向鸦片烟鬼们慷慨陈词：“你们的枪，是制造弱民的，还不立刻抛了，换别一支去打倒帝国主义。起来吧，同胞们！”在罢工工人的宿舍门口，有两个小孩打架，大人把他们拉开，问为何打架。一个小孩说：“他骂我的爷娘，骂我的妹妹，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另一个小孩说：“他骂我是地痞，骂我是兔子，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反革命，我不打他？”

几万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是最大难题。工人焦虑，市民也焦虑。罢委会组织工人投入市政建设之中。1925年7月9日，省港罢工工人领袖联合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为失业者安排适当工作，办法之一，是把黄埔辟为国际商贸港口和修筑通往黄埔的公路，两项工程，可容纳大量劳动力。财政部长廖仲恺、内政部长古应芬，与罢委会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罢工工人谋取工作机会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修路是一个优先选项。

这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的建设蓝图之一。在“实业计划”部分，孙中山提出建设三个世界级大商港：一个是在渤海湾的“北方大港”；一个是在杭州湾的“东方大港”；一个是把广州建成“南方大港”。他设想在广州城与黄埔港之间，开辟一条相连接的大道，可填塞省河取得土地，“以供市街之用”。因政局混乱，国力唯艰，这个设想一直无由实施。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几个月后，这个计划被国民政府再次提出。

广东省政府迅速批准了罢委会的修路提议，财政厅为该项工程拨款5万元为开办费。建设部长孙科训令公路局进行测量。省港罢工工人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筑路委员会的决议，正式宣布修筑广州至黄埔的公路。公路铺筑路面的预算为35万元，国民政府原拟拨款，但由于财政拮据，无法筹出这笔款项，唯靠各界集资补足。8月12日，廖仲恺主持举行了筑路开工典礼。8月16日工人正式开工。

三千多名罢工工人，荷锄挑担，随行逐队，自愿参加筑路工程。这条公路东起东山口，西与百子路相接，东达黄埔港，途经杨箕、冼村、石牌、车陂、东圃、鱼珠，全长约18千米，宽6米，砂石路面，为广州与黄埔港相连的陆路交通动脉。罢委会顾问邓中夏大加称赞：“修筑中山公路。罢工委员会的眼光，不仅敏锐，而且远到。认为打倒香港根本办法，即为黄埔开埠。孙大元帅在时，再三注意及此。故提议修筑从广州至黄埔之马路，凡长七十五里，定名为中山公路，兼以纪念国父也。筑路工人凡三千余人，有筑路委员会管理之。”

中山公路的修筑，成为开发建设黄埔港的先声。1925年11月29日，“中华各界开辟黄埔商埠促进会”成立。国民政府在1926年2月成立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孙科任主席，伍朝枢、陈公博、宋子文为委员，设立计划工程处，对黄埔港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开辟黄埔商港，是为了取代香港的贸易港口地位。经过罢工工人历时九个月流血流汗的奋斗，中山公路分两期筑成开通。

然而，有工开的毕竟是少数，数以万计的工人，聚集广州，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入冬以后，生活更加艰苦。历史往往只留意他们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一面，很少关注他们含辛茹苦、备尝艰难的另一面。邓中夏在《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中写道：“天气寒冷了。几万罢工工友住在空洞无遮的房里，睡在塞门德土（水泥）的地上，罢工委员会因经济关系，又不能为置床板，置草垫，地上只是一张装货的草包。两个人共盖一张棉被，又短，又窄，又薄，材料又不好，两人共盖。每人发给棉衣一件，‘僧多粥少’，尚有万余人取不到。只有棉衣，没有裤发，有的因裤破不敢出街。”他特别以罢工医院为例，每天都有五六百人上门求诊，需要留医的就有三四百人，死者约二十人。“其病多半是脚气病，因为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的缘故。有些是痨病，因为东征南征操劳过度的缘故。女工在医院产育，因设备不周，往往发生危险。”邓中夏感慨：“罢工工人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

1926年，国民政府开始北伐。罢工工人组织了运输队，随军出发，饮马长江。革命的重心北移，广州反而相对安静下来了。然而，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也宣布反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一夜之间，全部被封，五千余人被捕，市内大小监狱全部爆满。一百多人被马上押赴刑场枪决，两千多铁路工人被驱逐。广州成为一座恐怖之城。不久武昌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全面清党，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组织起义，其后叶挺、贺龙两军撤出南昌，转向广东。

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张太雷任省委书记。省委制定了广东各县、市暴动计划，组织了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准备俟叶、贺军到达广东后，发起全省总暴动，夺取政权，重新建立广东革命基地。然而，南昌叶、贺军进入潮汕地区后，遭遇强敌阻击，寡不敌众，旋告失败，叶挺经香港进入广州，准备参加共产党在广州组织的起义。

时广东方面国民党主力为张发奎的第四军，正与广西军队作战，广州仅留教导团与警卫团守备。后方卫戍事宜，交由司令部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代拆代行。叶剑英是中共党员，教导团1300名学员和教官中，有两百多名中共党员，三个营长有两个是中共党员；警卫团实际上也由中共掌握。

11月26日，从上海回到广州的张太雷，与陈郁、黄平等人在广州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立即起义。由张太雷、周文雍、黄平组成革命委员会，负责全盘运筹调度。12月7日，张太雷在司后街（今越华路）一间小电影院里召集干部秘密会议，向大家宣讲、解释起义的政纲、口号。这是一次重要的战前动员。

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禺山市场一间杂货铺里，这间杂货铺的老板是陈李济药厂的少东陈少泉，他虽然没有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但热情地把自己的店铺让出来，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陈李济药厂不少工人积极捐钱，用于购买起义的急需物资。

12月9日，叶挺和杨殷（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沈青（工人赤卫队队长）、陈道舟（郊区农军总指挥）和教导团代表，在这间杂货铺里召开起义参谋团军事会议，制定起义部署和战斗序列。大家认为，起义的消息已外泄，张发奎对教导团有所怀疑，“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地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省委决定，12月11日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口号是：

（1）工农兵联合起来要饭吃，要衣穿，要太平；

（2）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政府；

（3）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兵士；

（4）暴动开始即缴保安队警察枪械，即继之以总同盟罢工。

总指挥部的部署是：叶挺担任起义动总指挥。除教导、警卫两团按原建制不动以外，全部工农赤卫队编为七个联队和一个敢死队。其中，第一联队和敢死队负责攻打维新路的市公安局；第四联队负责进攻大佛寺警官讲习所、大南路警察局和附近的军警机关；第五联队负责进攻省长公署、德宣路警察局和越秀山。第一联队集结在龙藏街的太邱书院；第四联队集结在大南路的建筑工会内；敢死队埋伏在中央公园，第二联队以人力车夫为主，加上酒业、铜铁两个工会的工友，集结在广大路。

12月10日晚，第二联队派人到万福路车夫馆布置任务，但发现夜班工友都已出车，馆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只好沿着惠爱路、惠福路、一德路、长堤，一直往西濠口走，遇见人力车夫就说：“今晚不要上街，就在馆里等着。”“马上回去，准备动手。”工友们互相通知，纷纷赶回车夫馆，把车一丢，便直奔广大路去了。他们有的拿起竹杠、木棍、柴刀、菜刀，有的拆下人力车的车轴当铁棍，还有的把旗杆一头包上铁皮尖，做成长矛。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驻扎在黄花岗附近四标营的教导团官兵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开始了。系着红领巾的战士，按照原定计划，奔向各连分配的作战地点。广州全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几千名工人赤卫队，打着红旗，系着红领巾，手持步枪、手榴弹、大头六火（土枪）、剑仔、木棒、尖尾锉、螺丝批、扳手，从太邱书院、高第街、禺山市场、中央公园和各个隐蔽地点，呼啸而出。红带友（起义者）乘坐国民汽车公司的十几辆汽车，沿街高呼：“暴动啦！暴动啦！”

第一联队与敢死队分别从龙藏街和中央公园冲出，围攻市公安局。大批童子军、妇女则在南朝街、西湖路、教育路一带放声唱歌、喊口号，造成“四面楚歌”的声势。公安局及各处据点，很快都被攻占。到天亮时，珠江以北的广州市区，已基本被红带友所占领。张发奎等逃往河南。

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成立苏维埃政府，因为起义是仿照巴黎公社形式，故亦称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为“广州公社”。苏兆征任主席（未到前张太雷代），黄平任内务委员兼外交，杨殷任肃反委员，周文雍任劳动委员，彭湃任土地委员，陈郁任司法委员，何来任经济委员，张太雷任海陆军，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总司令。政府在公安局内办公。

政府原定在中央公园召开苏维埃成立大会，但一股敌军突然冲过越秀山，在吉祥路与赤卫队发生激战，大会改到12日中午在西瓜园举行。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和有关的法令。

然而，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起义不到一天时间，国民党李福林第五军陆续从猎德、河南戏院码头渡江，对广州公社实行反攻，越秀山爆发激烈的攻防战。12日中午，张太雷在西瓜园开完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乘车经过黄泥巷口时，遭到机器工会伏击，张太雷和他的司机、卫兵全部中弹身亡。

炮声隆隆，满城硝烟。张发奎、李福林等军队，分几路攻入广州，与起义者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战。当晚，起义总指挥部举行紧急会议，叶挺、黄平等人认为，固守孤城，只会徒增牺牲，因此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要他们再坚守十天的要求，作出立即向城外撤退，保存革命实力的决定。然而，由于形势混乱，命令没有传达下去，大部分工人赤卫队没有及时撤退，仍在黑夜之中，各自战斗。教导团发现总部已撤走后，也撤出市区，经太和墟向花县（今花都）退却。

12月13日清晨，越秀山失守。国民党军队从德宣路、吉祥路、惠爱路、四牌楼长驱直入，夺回公安局。下午，巷战沉寂下来了，广州全城重新落入国民党手里。大规模的搜捕随即展开。由于下雨，许多工人脖子上、手腕上缠的红布条褪色，成了参加暴动的证据。军队一看见身上染了红颜色的人就杀，后来杀红了眼，看见女人剪短发的也杀，穿奇装异服的也杀，喝一声脸上变色的也杀，讲话带潮汕、海陆丰口音的也杀，竟杀了五千七百人之多，屠肠抉眼，陈于市朝。连广东工会和机器工会，也在当街枪决犯人。

死者的人数，难以统计。张发奎说，在几天的战事中，广州有三十多条繁华街道、一万余栋房屋被焚毁，市民死伤一万五千余人。他写道：“我亲眼见到遍地死尸，尤其是在河南对面的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我们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李宗仁的回忆录则说：“（国民党反攻广州后）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撤出广州的起义军余部一千余人，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江地区的一支活跃的武斗力量；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