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的膨胀速度之快，让人们感觉不知所措。根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统计，城里有两千多条街道，九万多间店铺。十年后再统计，就多出了一千多条街道。民国成立时再统计，已有三千八百多条街道。1918年市政公所公布，广州的人口，已“有一十五万四千九百余户，有七十万零四千九百余口”。人口越来越密集，街巷越来越狭隘，造成了很多问题，诸如饮用水清洁、粪便垃圾排放、传染病管控、交通、火灾、治安等方面的发展和建设，都无法跟上城市的扩张速度，让当局十分头痛。

广州人为饮水问题，折腾一千多年了，始终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光绪八年（1882）一位燕梳公司职员提议，在白云山设立自来水厂，据当时估算，广州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每户每天平均用水十至十五担，因此每日供水，至少要十万担以上。英国工程师上白云山实地勘察，发现白云山水每天最多只能供应八万担，并不足够，而且白云山上太多山坟，恐怕会影响水质。坊间还有另一种担心，就是在白云山建水厂会破坏风水。普通民众从荷包考虑，也不愿意为自来水多付一笔费用，宁愿饮用虽然不很干净，但免费的井水和河涌水。于是计划被束之高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出任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推行新政，提倡实业改良，其中一项举措是创办自来水厂。广州暑疫盛行，春夏之交，往往死亡枕藉，主要原因是饮水不洁。商人再次提议兴建水厂，并且承诺每年向官府缴银一万五千元为承包费，这对官府有很大吸引力；同时又提出，发生火灾时，居民可以免费使用自来水救火，这对居民又有很大吸引力。尽管一向以挑水为生的挑夫，发出微弱的抗议声音，但社会主流意见，已趋于支持开办自来水厂。

然而，官府拒绝让商人自己来办，而要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在谷埠购置办公大楼，聘请八旗子弟关国栋与两位美国工程师、一位德国工程师，共同进行水源勘测和水厂基建的技术设计工作。关国栋，字干臣，满姓瓜尔佳氏，广州满洲正黄旗人，幼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学习汉文、英语、数学等课程，以优异成绩，官派到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攻读工程技术专业。

经关国栋勘察后，确定以增埗河为采水点，引小北江水入市，在西场乡征地70亩，兴建广州第一间官督商办的公用自来水厂——增埗水厂（西村水厂），向西关、南关和惠爱路一带供水。广州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使用自来水的城市，但由于水压不足，需要在西关地区兴建水塔。其时适逢西关长寿寺被人举报窝藏妇女，岑春煊下令拆毁长寿寺，寺地用来兴建戏院、商铺，而水塔亦选址于此。

关国栋负责设计水塔，光绪三十二年（1906）动工，两年后建成。工程造价94087两白银的西关水塔，是广州第一座供应自来水的水塔，蓄水罐外壁用钢板焊接而成，塔身高6.71米，内径12.2米，可储存约782立方米水，距地面约42.1米，巍峨壮观，堪称西关的地标性建筑物。水厂刚开始供水时，只惠及600户人家，但第二年已增加到9000多户。每户以六人计算，每月交1元水费，多一人加收1毫。自来水公司在街头安装水龙头，给那些没钱安装水龙头的贫苦人家挑水用，每64斤水收费1仙。

有了水，还要有光。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人集资40万元，开办广州电灯公司，向城内供电，使广州成为全国最早使用电能的三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之一，漆黑的夜里，开始有了点点灯光。但该公司的发电量仅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用，市面出售的电灯也只有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两种，电费却贵到飞上天，普通居民根本无力负担，只有总督署和少数大商家用得上。数遍全城，也只有区区700盏电灯。且电厂设备陈旧，故障频频，开办九年，便告停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商旗昌洋行在广州长堤五仙门开办粤垣电灯公司，俗称五仙门电厂，以四台发电机向城内供电。

每天清晨，天色渐渐发白，寂静的街头，响起去挑水的人“呱哒、呱哒”的木屐声，预示着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码头的各个栏口已经杀摊，茶楼热闹起来了；一些妇女在河涌埗头上涮洗屎塔、鸡笼；荷溪上的粪埠泊满了四乡来的屎艇，船上一个个装满粪便的粪桶，臭气熏天，行人掩鼻而过。广州人把清倒粪溺称为“倒夜香”，粪埠叫作“汇馨”，每到年尾，乡民会带些番薯芋头酬谢街坊，至今仍有汇馨通津的路名。

街边的铺头开始陆续卸下门板营业，伙计与路过的街坊打着招呼。回洋行上班的大班，也坐着三人抬的长班轿出门了。赤脚的轿夫，轻盈地走在砂石或麻石路上，一双脚板仿佛是铁铸的，毫不在意路面凹凸不平。但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却常常抱怨，街道太狭隘、太破烂了，没有一条平坦顺畅的马路，还经常沟渠淤塞，秽气熏蒸，未雨则路滑泥泞，雨后则渠溢水泛。

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曾接受建业堂等商户的建议，下令拆掉南城墙，修筑长堤马路。对这条马路，他提出了“铺廊”的概念，即在街道一边修筑两米宽的行栈长廊，可以遮阳挡雨，商民做买卖，不受天气影响。这似乎是广州近代骑楼的雏形。可惜，张之洞在广州时间很短，他离任后，长堤马路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仅建成一段堤坝，“铺廊”计划，更人亡政息，连影子都没了。

辛亥革命以后，广州军政府成立，旋即颁布《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取缔”一词，源自日文，意为“管理”），其中有云：“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屋铺，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之用。”这标志着以政府主导，以法制规范的城市改造运动，由此起步。

陈炯明在遣散各路民军时，把一部分人改编为工兵，那时已有一个大计划，准备拆除广州的城墙，扩宽城内的马路。1912年11月，十三行一带发生火灾。猛烈的北风把火星吹过河南，以致河南也烧了起来，河北烧毁店铺384间，河南烧毁店铺107间。火灾给了军政府一个机会：很多人灾后无力重建，政府便趁机征收房子，在清理废墟时，把马路拓宽到9米至15米。这个局部小变化，没人想到，会开启一个伟大的城建时代。

咸丰十年（1860），粤海关税务司在西堤建立公署。1914年，由英国建筑师戴卫德·迪克（David C. Dick）设计的海关大楼，在税务司原址奠基兴建，历时两年完工。这座四层高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坐北向南，连钟楼总高31.85米，建筑面积4421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东南立面用花岗石砌筑，西北立面砌红砖墙，以大块麻石作基础。首层为基座形式，用云南大理条石砌筑，与上层的圆柱和栏杆，互相呼应。正面外墙以花岗岩圆柱与条石镶砌，正面和东侧柱廊全部双柱，仿爱奥尼柱通贯二三层，四层为罗马塔司干柱式。穹顶和副楼带有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房间宽敞，光线柔和。高大的黑色柚木门窗，顶部略呈平缓拱形，颇有英国殖民地建筑的特色。大楼顶端那座由八组塔司干双柱支撑起的13米高的穹隆顶钟楼，上有大型四面时钟，内置五个大小不一的吊钟，每隔15分钟以《随想曲》报时一次，乐韵雄浑悠扬。老广州人都习惯叫它“大钟楼”。

在海关在楼的东侧，是1916年落成开业的广东邮务管理大楼。这里原来是广东国税厅筹备处，给了粤海关扩建邮政新局，由英国建筑师丹备（Willian Danby）设计，坐北向南，面积1740平方米，南主楼三层，北副楼二层，均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南立面以爱奥尼巨柱通贯二三层，柱头饰有涡卷，造型相当优美。平天台外围砌女墙，四角立方身尖顶装饰柱。楼内房间宽敞，设有壁炉。门窗地板均用柚木。走廊通道铺花阶砖，楼梯扶手饰以铁铸漏花。步入首层大门，拾级而上，便是营业大厅。大厅后面是包裹库，二三楼是办公室。

沿着西堤往东走，邮务管理大楼与城外大新相邻，再往东，就是由杨锡宗设计，20世纪20年代初建成的南华楼（即新亚酒店）、嘉南堂东楼（即新华酒店）和西楼。嘉南堂的主人是基督教浸信会的牧师，“嘉南”是取“圣经”中地名“迦南”，意为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

南华楼最初是按写字楼设计，后来觉得西堤是码头和商业中心，南北旅客很多，高级酒店却不多，便把它改为新亚酒店。其在设计上，采用古希腊神庙柱式，正面耸立着六根爱奥尼式巨柱，楼身面料采用巨型的麻石砌体，底部是高达五米余、宽近四米的行人通道，突破了官方对骑楼尺度的标准要求，尺度宏大，刷新了人们的观感，堪称全中国最豪华的骑楼空间，被誉为“南华第一楼”。

新华酒店位于长堤与人民南路的相交处，连续的古罗马拱券形柱廊，跨出行人道上，每个发券都有漩涡形的龙门石，而南立面的发券建有四根塔斯干柱的拱顶垫石，颇有浪漫的效果。在南立面与西立面之间，以弧形的拱券连接成一个连续的、和谐的整体，而且使大楼的转弯，别有一种柔和、流畅的感觉。

这一系列的建筑，反映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对广州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广州工务局对广州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也处处清晰可见。香港《士蔑西报》，报导了广州工务局的建设规划，包括把西关的住宅搬走，重建为商业中心；旗街也将重建；双门底与惠爱路将改为61米阔的大马路，直通内城中心；越秀山改为公园。工务局已着手进行测量工作了。陈炯明解释拆城墙的理由：“省垣地方，素称殷盛，城厢内外，商业尤为繁富，若非于交通上设法改良，实不足以资利便。查现在城基一带，占地甚多。而城内城外互相隔阂，于交通上尤形不便。徒以往日满清官吏，藉城自卫，故虽明知其害，亦终不忍弃除，此实地方之大障碍，而亦我全省人民之不幸事也。”但拆城墙的计划，由于局势的变化，未及实施。陈炯明带着区区二十营粤军，移驻福建漳州。广州的拆城墙工程，由桂系政府接手。

但政府五行欠金，应了一句俗话：“冇个钱唔过得横水渡（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面对耗资巨大的市政工程，束手无策。1918年1月，最繁华的双门底永汉街发生火灾，64栋房子被烧毁，这给了政府又一个机会，可以低价征收房子，有些红契已遗失或烧毁的房子，干脆作为官地收回。政府依靠这种“趁火打劫”的办法，把永汉街修筑成一条18米宽、137米长的大马路。除此之外，政府好像别无良策了，以致粤海关的税务司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广州要进一步改造马路，除非解决经费来源，否则就要靠再发生大火灾。”(www.daowen.com)

1918年9月30日，广东督军署与广东省长公署发布第153号委任令，委任杨永泰、魏邦平为广州城厢市政公所总办，负责筹办广州城厢市政公所，规划市政建设，管理广州市交通、卫生、经界、登录及其他关于市政一切事务。这是第一次出现“广州市”的概念，但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广州城区仍分属番禺、南海两县管理，但市政公所的诞生，标志着在城市现代化道路上，广州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当年10月17日，广州市政公所发出第1号布告，广州城厢市政公所更名为广州市市政公所，首要推动的事项计有五端。首先是拆城墙，廓清这道天然障碍，“然后一切交通，方可措手”；其次是辟马路，把拆城墙后的地基，作为马路，“而由普济桥便门至西门，由西门至财政厅前，更由此后通省长公署，前达永汉街口，概先筑路，外而与长堤衔接，内而与西关旗界一气沟通，则城里工商，首蒙莫大之利”；然后要设市场、公园和工厂，把禺山关帝庙（今北京路名盛广场附近）改建为有121个摊位的模范市场，由政府直接管理；其他分择适中地点，次第建设；把巡抚衙门改建为第一公园，推及于海珠、东较场、东山庙三处，西关则另谋适合地点，同时建设；在旗界（今光塔街一带）设一大工厂，收容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布告斩钉截铁地宣称：“盖不拆城、不辟路，绝无市政可言，而欲辟路先拆城，尤为此中枢纽，故无论如何，断不稍存瞻顾。”

10月22日，广州市政公所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成立，内设总办、帮办、坐办三职，分别由杨永泰、魏邦平、曹汝英出任，下辖总务、工程、经济、登录四科。总务科主财政、工艺、卫生、档案等工作；工程科主各项市政建设；经界科主测绘、调查、评价事务；登录科主注册、印证、税契等事务。10月29日，广东督军署及广东省公署再发指令，市政第一期进行办法核准立案。是为广州创办市政之始。

在市政公所全盘统筹之下，拆除城墙、修筑马路、规划街道等市政建设事项，次第开展。所有应兴应革事宜，统由市政公所错仪画制，发号施令，番禺、南海两县无权决定，这是广州建市的筹备阶段，为建市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市政公所把拆城墙、修马路列为首要任务，成立之初，即刊发布告，开投拆卸正西门、太平门、普济便门、大东、小东、大南、小南、归德、文明、五仙、靖海、油栏、竹栏、永兴、鸡翼城便门，共15座城门，只保留大北、小北两城门。后来大北城楼因年久失修倒塌了，小北城楼也在1924年拆除了。

西关是广州商业中心，打通这里的道路，有利于整顿交通，振兴商务，扩大商业中心的范围。因此，拆城墙工程从西城墙开始，拟先把西水关至正西门的城墙拆去，利用城基开辟一条30米宽的大马路。对拆迁的补偿，政府公布标准，若是出租的房屋，按一个月房租的六倍补偿，其中一半是给业主做拆屋工费补偿，一半是给租客做搬迁补偿；如果是自建自住的，则按月租的160倍补偿。

但民众殊不满意，尤其是政府对商铺的顶手费不予补偿，令商民利益受损。广州商铺，向有“铺面”和“铺底”两种所有权，铺面权是指业主对地块与房屋的所有权，铺底权是指租户对铺面进行装修、改建及各种家私的所有权。业主与租户签订合约后，除非租户欠租，否则一般不会收回房子。而租户有时因经营不善，会把铺面权转让出去，从新租客处收取一笔装修和家私的补偿，这就是所谓的“顶手费”。对此，政府拒绝补偿，但相应调整了一些补偿标准，比如把原来的六倍月租补偿，增加到十倍。

商家同时亦忧虑市政公所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拆迁后商民的生活无法维持。除了业主和铺户要面对各自的困境外，广州原有商业传统、商业格局，也将受到拆城筑路的影响。因此，拆城墙之举，遭到西关商家的激烈反对，组织了很多抗议示威活动，但并不能动摇政府的决心。

为了化解官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市政公所对扩路征地的补偿，也做了调整，凡属圈用附城铺屋，对住客搬迁费、业主自行拆卸费和业主契价补恤费三项作出补偿。其标准大致为：清拆的铺屋如果是全间拆卸，则搬迁费和拆卸费，均照一个月的租额五倍支给，而作为补偿主体的契价补恤费则以1918年市政公所开办以前，各业主向官厅投税红契内所载价格，给现银四分之一，拆清后四个月再给现银四分之一，尚余四分之二给予电车路股票。至于非全间拆卸者，则每井补回拆修费毫银五元，多少照算。

为了筹措工程资金，政府把“砻糠榨出油”，甚至连旗界内的各种衙署，衙署所属的马圈、马房、空地，群房（旗人防御职以上人员衙署附属房屋）和旗街房屋，统统都拿去拍卖了。前三种分期开投，价高者得，最高价的是西瓜园的一段。很多人还没搬走，尽管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拍卖了。对企图顽抗者，政府出动消防队，用挠钩套索强行拆房，一时间灰尘滚滚，房屋连排倒塌，夷为平地。有人在西瓜园贴了一副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城明日迁”。西城墙拆除后，城基开辟成了丰宁路、长庚路（今人民南、中、北路一段）。

在席卷全城的拆城筑路浪潮中，府学东街被扩建为15米宽的马路。因为在文明门东边有一条文德里，所以扩路后就借用了文德里的名字，命名为文德路。马路要穿过城墙遗址，直达江边，意味着要拆去广府学宫和万寿宫，这引起了孔学会的遗老们群起抗拒，甚至声言“如果拆万寿宫，誓以老命相拼”。他们每晚都提着“乞恩免拆”的灯笼，到督军署和省长公署前走来走去示威。警察厅长魏邦平下令强行拆除，大队警察进入施工现场，手起锤落，一座古色古香的万寿宫，顷刻化作残壁颓垣。那些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们，捶胸顿足，痛哭一场，然后卷铺盖走人。

三年间，基本完成了拆城筑路的第一期工程，拆除城基，修成大马路，开辟城内各主干马路，全部经费均是变卖旗产所得。城墙与城门被拆后，大部分砖石用来修筑马路，仅余归德门石额一方，在1949年以后被考古发现，石额宽163厘米、高99厘米，碑石黑色，其上横书篆体双钩“归德”两字，为番禺人易贵所书，字体工整，笔势雄浑刚劲。此石额现藏广州博物馆碑廊。

拆城墙筑马路以后，市民觉得视野豁然开朗，广州仿佛一下子大了许多。他们出行方便了。以前城里只有一百多辆人力车仔，行走于大沙头至仁济路口之间，全程共分四段，每段收费一分二厘银。1915年，马来亚华侨回国投资，四处考察一番，发现也只有大东门至沙河的东沙马路，比较像样，于是从香港买了几辆旧汽车，翻新一下，在东沙马路上经营起“扬手即停，随街接客”的出租车业务来。但汽车一到大东门，就要止步掉头，因为城里没有可以让汽车行驶的马路。

市政公所在1918年设立广州电车公司，招商承办；1919年由美国华侨伍学煜、伍籍磐承办。第一辆有轨电车是用汽车改装的，不是真正的电车，也没有轨道。行走路线有两条，一条由广九站至西濠口，另一条由广九站至普济桥。显然因为马路还很不好走，所以电车生意不如预期。1920年，政府责令电车公司要铺轨行车。电车公司勉强铺了广九站至一德西路的一段路轨，便不肯再投资了，电车无形停办。1931年，电车公司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原来铺好的路轨，废置无用，抗战期间，都被日本人挖掘殆尽了。

经过充满喧嚣、忙乱、尘土飞扬的1919年，永汉、万福、惠爱、文德等马路，陆续开通。双十节那天，由军政府总裁伍廷芳、督军莫荣新主持，在永汉路举行开车与开路典礼。所有军政高官，乘坐着人力车仔，从长堤的江防司令部出发，前呼后拥，行至永汉路铁桥前。一座华丽的花牌坊，耸立在路中央，上面用电灯泡排出“国庆纪念，道路修明”八个大字，一条五色丝带，悬挂在牌坊上。莫荣新上前把丝带解开，现场顿时欢声雷动，伍廷芳坐着车仔通过牌坊，开路与通车典礼，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宣告完成。一众高官坐着车仔，经万福路、文德路、惠爱路，到达财政厅。

随着马路一天天向前拓宽，汽车紧跟其后开进来了。1920年，广州的出租车增至20多辆；1933年激增至631辆。广州也开始试运营公共汽车，投资者还是电车公司，从国外买了几辆铁轮货车改装成客车，投入营运，但质量很差，事故频频，最后被政府勒令停驶。1922年由加拿大华侨投资成立“加拿大长途汽车公司”，正式承办市内客运，设置四条线路，一条由东山经大东门、财厅前，至西濠口；一条由东山经东堤、靖海路口，至沙基东桥；一条由司后街（今越华路）至天字码头；一条从沙河到大东门。车轮一转，行人都向它行注目礼，既有羡慕、尊敬，也有嫌恶的目光，因为不是人人都坐得起。每站收六枚铜板，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肉痛，宁愿步行。

为了方便辨识，1928年公共汽车线路改为三色（红、黄、绿）线路和新辟线路。黄线由东山公园（今越秀区图书馆侧）经惠爱路、永汉路、长堤，至黄沙；绿线从普济桥经丰宁路、惠爱路西至大新公司前；红线从普济桥经泰康路至广九站；新辟线路从禺山市至十一甫口。自从有了公共汽车以后，市内马路不准马车通行，“马路”从此虚有其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