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海外有悠久的通商历史，西方文化与器物，早已通过海路，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州人把火柴叫“洋火”，雨伞叫“洋伞”，蜡烛叫“洋烛”，布料叫“洋绉”“洋呢”，汽水叫“荷兰水”，铁钉叫“洋钉”，镀锡铁皮叫“洋铁”，十字镐叫“洋镐”，钢铲叫“番铲”。商人、士绅们也模仿起洋人的礼仪，比如握手、脱帽、鞠躬等。

以前受朝廷的种种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十三行附近，不能擅自入城。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其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均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可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允许华人信教。于是，西方的教会，蜂拥而来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开始到广州传教，创办各种宗教、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

光绪十一年（1885），广州、粤东、粤北、粤中和广西梧州、桂林等地的浸信会教派成立跨省的“两广浸信联会”，会址设在东山。光绪十五年（1889），浸信会在东山创办培正书院（今培正小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设在五仙门的浸信会男女义塾和福音堂，都搬到了东山庙前街（1914年转到寺贝通津）；光绪三十四年（1908），浸信会把原设在东石角教堂的培正学校，也迁到了东山，并在寺贝通津兴建了一座可容纳1300人的大礼拜堂，是浸信会在两广地区最大的教堂。第二年，浸信会在东山创办了慕先学校和培道学校（今第七中学）。宣统三年（1911），在培正小学旁边创办恤孤院，在寺贝通津创办安老院。

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入广州传教，隶属澳门教区。光绪元年（1875），罗马教廷把广东、广西分为两个监牧区。1914年，广东监牧区被分为广州代牧区和潮州代牧区。天主教广州教区除发展教务外，还开办学校、孤儿院、安老院、医院等公益慈善机构。

法国天主教安老会，是一个天主教的女修会，亦译作贫穷姑娘会、安贫小姊妺会，前身是1840年前后在法国圣塞尔成立的“穷人的婢女”，专门照顾贫困、无依无靠和有需要的长者，1852年得到教会正式承认。民国第二年，贫穷姑娘会派修女到广州，开展慈善活动，传播教义，在大新街白米巷口办了一间安老院，坊间称作“天主教安老院”。1926年，安老院迁到梅花村。该院宗旨为抚恤鳏寡，凡是天主教徒年老而无依靠者，均可入院养老。院内分设男、女安老室，可容纳百余人。当时该院收容了44个男人和56个女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九铁路动工兴建，宣统三年（1911）正式通车，现代工业文明第一次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成为广州东部开发的造端。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传道部）捷足先登，在东山大量购买土地，兴建教堂和学校。继浸信会之后，其他教会也纷纷跟进。宣统二年（1910）美国安息日会在猫儿岗附近宣讲福音。广九铁路以南寺贝通津、培正路、恤孤院路一带，是浸信会地盘；铁路以北农林下路、三育路、福今路一带，是安息日会地盘，1919年教会兴办“三育中学”，1926年将附近路面拓阔，改名为三育路。而教会宣讲教义之地，被称作“福音村”，后来开辟街衢，名福音路，即今福今路。

光绪二十七年（1901），旅美华人美以美会余锡生牧师回国兴建基督教堂，最初选址在油栏门（今海珠南路盐亭街），购买一商铺改作聚会处所，时称“广东美以美会油栏门福音堂”，由几位归侨信徒帮助协理教务，信众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不久教堂失火焚毁，迁到西濠二马路兴建新堂。由于信众太多，聚会场地不够用，1935年余锡生牧师在西瓜园附近（今人民中路）筹建新堂，为了筹集建新堂的费用，把旧堂抵押给别人。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锡安堂”，意为“上帝圣殿”。

美以美会在广州先后开设河南基立村堂、台山县三八墟堂、中山县鳌溪堂等三个支堂，并派传道人主持各堂教务，而广州锡安堂是广东美以美会的总堂。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教友星散各地，在艰难而贫困的岁月里，罗德谦牧师一直留守锡安堂，寸步不离。抗战胜利后，教友才陆续重返广州。

1886年，旅美华侨组织中华纲纪慎自理传道会。光绪二十年（1894），传道会委托黄瑞堂、邝广德两位董事，携款到广州，在十八甫购置屋业，设立宣道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宣道堂改作“星导书楼”，摆放了很多西方社会及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图书，供人浏览。后因信徒增多，堂舍狭小，便在光孝路购地，由留美回粤的传道会总干事谭沃心牧师主持筹建新堂，于1921年12月奠基，历时三载落成，耗资七万元毫银。因加传道会入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教堂取名“中华基督教会光孝堂”。在教堂内曾举办过正光小学、幼儿园和各种短期民众教育班等公益机构，四楼仍保留着纪念先贤的星导书楼。

教会在广州创办了不少学校，最著名的是岭南大学。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医生在沙基（今六二三路）创办了格致书院，后来搬到四牌楼，又搬到花地萃花园，再迁至澳门。书院课程主要有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并聘请中国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固定的圣经课。陈少白就是该书院的学生，后来协助孙中山革命，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书院从澳门迁至广州河南康乐村，后来更名为岭南学堂，知名度越来越高。1927年正式命名为岭南大学。

先后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岭南大学董事会主席的钟荣光，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29岁中举人，才名噪一时，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湘并称广州文场的四大金刚。他经常给人做科考的枪手，还百发百中，他处世放荡不羁，嫖赌饮吹，样样都嗜，公开身份是一个信奉基督的举人，秘密身份则是反清的兴中会成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加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从此就没离开过岭南大学。1928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时，钟荣光出任第一任校长。

岭南大学一贯保持教会学校传统，学生必须西装革履，连吃饭的方式，亦别具一格，先由厨房定出菜谱，每人任点两样，用盘子分开，各自用餐；星期日全体师生都要做集体礼拜，衣履不整或皮鞋不亮，都被视为不够虔诚，要受罚在“怀士堂”门口扛枪立正。

白鹤洞的真光书院和西村的协和女子师范学校，都与一位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的美国女传教士有关。她在鸦片战争后，远渡重洋，来到广州。经过几年的社会观察，那夏理认为，“欲救中国女同胞，使能接受真理，非先倡女学不可”，于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

同治十一年（1872），那夏理在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容安街）创办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定名为真光书院，奉“尔曹乃世之光，尔光当照人前”为校训。初期只有六名女学生。那夏理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束光》中回忆说：“为了吸引和招募生源，我们只能向学生提供一切——学费、书本、衣服、住宿和其他杂费。”这间专为女子而设的中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传授的并不限于宗教，而是让学生接受智慧与道德的训练，使她们在未来成为社会的精英，让世人跟着她们的光前行。

人们并不是马上相信传教士的善意，各种谣言，曾不胫而走。有人说学校是为了把女孩子卖到国外，也有人说是要把女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医学试验，甚至有人怀疑那夏理是男扮女装的拐子佬。那夏理感叹：“我们确实需要时间来获得我们所希冀的影响力，并证实我们的品行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坏。”

沙基是一个码头栏口区，挤满各种低矮简陋的木棚房子，光绪元年（1875）一场大火，殃及真光书院校舍，那夏理将书院迁至仁济街，由美国差会拨款重建，改称真光中学堂，只有三幢校舍，容纳一百多人，分大班、中班、细班和妇人班，宣统三年（1911）更名私立真光女子中学。1917年，白鹤洞新校舍主体工程——真光堂、连德堂和西女教员宿舍、膳堂竣工，中学部迁往白鹤洞，原址留作小学部。1921年在白鹤洞校舍扩建怀素堂、必得堂、中女教员宿舍、协赞堂的首层。

另一位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碧卢夫人（Jeanie Bigelow），宣统三年（1911）也来到了风雨飘摇的广州，在逢源街长老会礼堂创立慈爱保姆传习所，首创幼稚园和幼稚园师范班。这所学校，没有毁于火灾，却在1915年夏天那场水灾中，被洪水冲垮。碧卢夫人与那夏理女士协商，把真光书院的师范班与慈爱幼儿师范合并，改名为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增设小学师范科。“协和”二字，便是取两校“协力同心，和衷共济”之意。1921年，在美国长老会、同寅会、加拿大长老会、新西兰长老会的资助下，学校在广州西村兴建新校舍，并于翌年迁入，同时附设幼稚园和小学。这就是今天协和中学的前身，而校内那座古色古香的协和堂，亦为当年建筑。

越来越多的广州女子，希望能走上社会，服务人群，而不是终日困守家庭，一辈子做女红，相夫教子。清末女子教育的兴起，为她们提供了机会。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广州已出现了40所教会女子学校，大批有志女性，放下针黹，走出家门，进入学校就读。民国成立前后，广州已有十万女学生，这一数字，居全国前列。

1924年初，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国立广东大学，后来广东公医大学也并入了广东大学。1925年9月，学者陈其瑗、卢颂芳、张景耀、祁士恭、霍共若暨叶启芳等人，共同创办广东国民大学，校址设于东山庙前西街，分大学、中学及专科三部分，设有中文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及商学系，另设英文专修科和附属高中部。其后广东国民大学在多宝路租借原时敏学校校址建筑新校舍，并利用惠福西路原广东铁路学校旧址增设分教处，时敏学堂为大学部，称第一学院，高中部附设于第一学院，惠福西路校舍则改办初中部。这两所大学的学制，与西方大学基本相同。

广州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洋医学的地方。道光十五年（1835），曾经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病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眼科医局”（博济医院前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医院。

光绪十三年（1887），基督教美北长老会的女传教士富玛利（Mary Fulton）在广州四牌楼和同德路，分别创办了两家妇女赠医所，上门求诊者络绎不绝，每月有四五十人至上百人。于是，她又在花埭再开一家赠医所。这时，她已经开始筹划建立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正规医学院和医院了，这就是后来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和柔济医院（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柔济最初取名“道济”，用粤语读就像“刀仔”，让女患者花容失色，误以为医院是专门开刀的，于是改为柔济。开张那天，美国驻广州领事、番禺县令、南海县令、广雅书院院长等一众高官名流，都出席了开幕典礼。

那时国内还没有护士这个职业，病人在医院，靠家人或仆人照顾。后来，富玛利再创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最初人们以为护士类似佣人，工作卑微粗贱，没人肯报读。富玛利便以“道生法师向顽石说法”的毅力，不断解释。终于有一位被她治好病的女患者，出于报恩心理，硬着头皮报了名，入学后发现课程包括看护礼法、产科护法、小儿护法、手术护理、五官护理等，专业严谨，并非做人婢女。但看不起护士的人还是很多，连洋人也是如此。有一次沙面有一位洋人请了柔济的护士上门服务，吃饭时让她到厨房吃。富玛利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把这位护士召回，中止服务，以维护护士的尊严。

光绪二十七年（1901），美国人夏葛（E.A.K.Hackeet）捐款扩建广东女子医学校，四年后更名为夏葛医学校。到1920年，夏葛医学校已经培养出160多名女医生。护士学校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办，到1936年，共办了37届，培养了197名护士，其中178名是广东本地人。

眼科医局在咸丰九年（1859）改为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由美国俄亥俄州的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主持。当时中国人对西医所知甚少，开刀等“血光”之事，让人听了头皮发麻。坊间纷纷传言，博济医院对病人施展“挖肝剖腹”的巫术。但嘉约翰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不懈，一生中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治过病，做过近5万次手术。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在芳村创办惠爱医癫院（今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专门收治精神病人，是中国最早的精神病院之一。嘉约翰还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博济医校，为中国培养医生。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为华南医学院，后来变成了中山医科大学。

根据博济医院的记录，仅同治十三年（1874）这一年，嘉约翰便成功完成368例结石手术，第二年完成首例卵巢囊肿切除术。7月1日这一天，嘉约翰给病人做了膀胱切除术一例，摘除白内障两例，摘除眼肿瘤一例，瘘管手术一例，腿骨坏死移植术一例，包皮割除术一例，忙得不可开交。光绪二十七年（1901），嘉约翰在广州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2014年11月，广州市基督教两会与广州市脑科医院为嘉约翰及其家人遗骸，举行了迁墓落土礼，让他们永久安息在大窝岭基督徒墓园。

博济医院出过不少仁心仁术的医生。美籍华人医师冯西，曾在博济医院内收养四名盲幼女，把她们送入医院附设的女塾读书。几年后收留的女盲人越来越多，便在仁济街租赁房舍，设立瞽目女塾，教授盲女们盲文、音乐、打毛衣、编竹篓、竹筐等。后来一场火灾，把女塾烧毁。1912年，冯西在惠爱医癫院旁边，购地建筑永久校舍，将女塾改名为明心书院，兼收男盲童，于是广州便有了第一所盲人学校。

达保罗（Paul J. Todd）是一位美国医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到广州，在博济医院担任内外科医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回美国休假，达保罗任代理院长。在嘉约翰回国的一年间，在达保罗主持下，博济医院共治门诊病人26473人次，住院病人1538人，手术病人3047人。

宣统元年（1909），南华医学堂发生了一场学潮，学生们因反对美籍校方的某些举措，实行罢课。校方开除了四名学生，并将学堂停办。此事激起社会义愤，广州绅士潘佩如、江孔殷、钟宰荃、赵秀石，香港富商李煜堂，英国医学博士李树芬等40多人发动倡议，筹募资金创办广东公医学堂。达保罗支持他们的行动，积极出谋划策，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意见。(www.daowen.com)

公医学堂开办初期，租十三甫的一间民房作校舍，招回原南华医学堂学生就读。第二年春天，以公助私筹的形式，购置长堤天海楼（在今长堤潮音街附近），建立公医医院，医院设在天海楼右邻。此举继广东光华医科专门学校和广东光华医院创立之后，进一步打破由外国教会垄断中国西医医疗机构与医学教育的局面。学校学制四年，由潘佩如任学校监督兼代校长。教员除曾留学英美及国内医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外，还有一些来自美国、英国的教会医生。

民国成立那年，达保罗离开了博济医院，先是自设诊所行医，后加入公医学堂，担任教员。公医学堂附设公医院作为实习医院，达保罗任首任院长。他的妻子是英籍护士，担任公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校长，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为“达师母”。在公医院，达保罗为清朝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及汪精卫、伍廷芳、粤军参谋长和第一师师长邓铿等政要治过病。

1915年，广东公立医学堂由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收归公办，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学制仍为四年，后改为五年。1918年，校方在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创办了新公医院作为医校附属医院。1921年8月，该校曾一度改名为公医医科大学，学制改为六年，由1916年毕业于公医学堂，在公医院担任医师多年的黎铎出任公医学校校监兼代理校长，达保罗任公医附属医院院长。与此同时，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因经费支绌，设备不全，被广东省教育厅决定停办，将全部学生转到该校为插班生。

1925年，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学制六年，校长为李树芬；而新公医院则并入广东大学，改名为广东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28年，达保罗在惠福路妇孺医院设立达保罗医务所。达保罗的妻子兼任中华护士会南方地区护士注册委员和护士统一会考干事，1924年当选为中华护士会副会长，1926年至1928年，担任中华护士会会长。1933年达保罗医务所迁至官禄路（今观绿路）30号，更名为达保罗医院（今儿童医院）。医院占地面积3811平方米。风格优雅，内有小花园两处，还有一片果园。医院主楼安装了电梯，设单人病房40间。

达保罗医院因气派奢华而闻名，到医院求医者，也大部分是达官贵人，富商豪贾。达保罗医术高明，诊金和手术费也特别昂贵，且不收中国货币，只收港币。白天出诊费为50元，晚上加倍，动个小手术也起码要千元。国民党要人陈济棠、宋美龄都曾经是他的病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华侨纷纷回国避乱，在广州寻找落脚之处，但城里与西关，早已针插难入。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城东。从1915年开始，美洲华侨黄葵石等人，在龟岗买了十几亩荒地，挖掘平整，开辟了龟岗一、二、三、四马路，分段出售，兴建房屋。龟岗的房子建起来后，其他华侨争相仿效，在后来的十年间，由华侨开辟的道路和投资兴建的住宅区，遍布东山，1916年开辟了署前路；1918年开辟了启明大马路至四马路、合群一、二、三马路、恤孤院路和新河浦路；1920年开辟了美华路。街区道路网络渐次形成。

东山的种种建设，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除教堂与别墅群外，1917年，广州市第一家西医私人医院——邝磐石医院，亦在前鉴东约（今东华东路）开张营业，两年后又在东山梳头岗兴建新院，后被改为今天的中山医东山分院。

1928年7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山组织了全市性布道大会，并于1933年至1937年间，每年的复活节都在东山神道学校（在今寺贝通津）、福音路、东较场等地，举办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基督教复活节纪念大会。经过浸信会、安息日会的早期开发，教堂、学校、医院、安老院、孤儿院等机构相继出现，大量田地用于非农业用途，大量非农业人口迁入，带动服务业蓬勃兴起，标志着东山地区，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

清代末年，身穿西服，头剪短发的，往往被认为是维新人士，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广州的《赏奇画报》上，刊登了一则趣闻：“有两人服西装，其一剪发，同在云来阁品茗。”西装与剪发，都是现代性的符号，而上茶楼饮茶，是传统性的标志。当两者在同一个背景框架中出现时，便成为新闻了。

民国以后，崇尚西方文化，成了一股潮流。人们以模仿洋人为时髦，城里的西餐馆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吃过西冷牛排、芝士面包、葡国鸡为傲。穿一身笔挺的西服，衣袋露出手帕一角，头戴白色拿破仑帽，手持一根士的（中国人称之为“文明棍”），说话夹一两句“骨摸宁”，是现代“文明绅士”的标准形象。

有时这个形象还会加上一根香烟，香烟是从外国传入的玩意，很多人吸上了瘾，终日手不离烟。富商大贾、缙绅先生、政府官员、豪门少爷和江湖猛人，最初喜欢三炮台牌，后来民族主义兴起，抵制洋货了，便转向金龙牌、七星牌、无双牌、喜鹊牌、百雀牌；而一般小市民和学生喜欢地球牌、多宝牌、金字牌等。

为了迎合民族主义的潮流，香烟广告往往刻意淡化“洋味”，让人觉得香烟天生就是本土的，比如美丽牌香烟广告以游荔湾这种乡土活动作为卖点：“偕伴侣游荔湾，携美丽牌香烟，可增添无限风光。”珠江牌香烟广告雅得像唐诗宋词：“欲寄相思无红豆，斜晖归棹买珠江。”而孖圈牌香烟广告则相反，俗得像广州市井的口语：“孖圈抵食，抵食孖圈。”让人一听就记住。后来，美丽牌香烟推出新广告，也换了更贴近市井的风格：“日长无事，麻雀消遣，一物莫忘，美丽牌香烟。”宝塔牌香烟的广告，直接把吸烟与救国联系起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宝塔牌香烟，是救中国命的。诸君见了这七级浮屠，更当想想救国的责任。”百雀牌也是诉诸民族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睇戏睇成套，食烟食味道。我们大众奋起，争点气味来！”

文明人士的另一个重要配件，是一块手表或舵表。一只名贵的外国手表，在广州曾经可以换一幢三层高的楼房。1925年，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一家“省港澳李占记”钟表店开张，以“名师精修，名牌钟表”为宣传口号，老板李兰馨在香港以精修名牌钟表出名，无论是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万国（IWC）、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爱彼（Audemars Piguet），还是宝玑（Breguet）、伯爵（Piaget）、积家（Jaeger LeCoultre）、劳力士（Rolex）、芝柏（Girard-Perregaux），李占记来者不拒，都能修好，因此顾客中不乏上流社会的绅士，为他免费做宣传。

李兰馨独具慧眼，预计广州将会像香港一样迅速西化，于是抢先移师广州，在十八甫先开了第一家李占记钟表店，在惠爱东路又开第二家。李占记的贵宾室门口，悬挂着一副很有现代味的对联：“占得利权天下观，记得时刻寸分量”，店内摆满琳琅满目的洋表，但李占记做广告的手法，却同样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他除了在店中备了大量痢疾散，凡上门来的街坊或四乡村民，不管是不是帮衬，一律获赠一包外，还在店门口两边橱窗“摆”了两个“人偶”，一边是关公，一边是张飞，身穿粤剧戏服，手执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当大批市民围观时，两个“人偶”竟然吹髯张目，抖动刀矛，围观者轰然惊呼：原来是两个大活人扮的！

把痢疾散、关公、张飞和众多世界名表摆在一起，正是把现代、传统、本土、舶来的各种元素，糅合在一起，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认同。

在新文化运动风靡云涌的年代，“拥护西装”“打倒长衫马褂”“眼镜精神不死”“皮包万岁”的口号，深入年轻人的大脑。国产土布往往只能靠“爱国”促销，否则根本不是洋布的对手。1923年第七甫同德夏布庄广告是这么宣传的：“世界文明，爱国热诚，衣服文明，国货要兴”。民初有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种文化心态：“东方人好饰西方，绸缎绫罗似滞场。厌旧喜新同一慨（概），美洲士女又唐装。”注释有云：“美洲士女好玩麻雀，在家又好穿中国服装，广州西关新衣店办此货出口者颇兴旺。”

军政界、文化界和学界一切以洋化自诩的人士，更喜欢永汉路、惠爱中路，没事都往那里跑。在大新公司周围，汇聚了最多的书店、眼镜店、文具店、西服店、西餐馆、照相馆、百货公司，囊括一切文明世界的妆身之物，年轻学生的揸腰散尾西服、长而窄的领带、轻而软的西式内衣、穿袜式竹筒裤、窄边企身白草帽、金手表、红皮提包、自来水笔、博士架（眼镜）、透明丝袜、言情小说、裸体美女画片、百美图、口香糖、朱古力、五色布纹信纸信封、印花素巾，这里应有尽有。男学生的标准形象是：“腊肠其裤，揸腰其衫，自来水其笔，博士架其眼镜，和尚其帽，步步尺七，满口AB。”女学生的形象是：“裙短至膝，衣长及股，鸡翼其袖，杏仁其领，顺其襟，卷其发，襟头夹一支自来水笔，穿黑白相间之鞋。”

经营洋服的店铺越开越多，1921年的相关从业人员达一千多人，还成立了广州市洋服同业工会。惠爱中成为全市最大的西服店荟萃地。同时洋服的“下游产业”也被带旺。昔日的广州府衙后面，是清荫园，园中有蕉竹山房、来青阁、红雪亭、古树堂、环翠轩、近水榭、风烟一览、小桥曲径诸胜，如今变成了一排排的洗衣铺，广大、大光、益民、中央、紫罗兰、神经六、振华新等众多洗染店号，把广大路变成了“洗衣街”。

许多政府高官，都有留学欧美的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恶，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影响社会风气，至为明显。早在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广东军政府就下令废除七夕妇女乞巧的“陋习”，派警察查禁售卖七夕物品的店铺。在拆城墙筑马路时期，大拆古旧建筑，已是一种宣示，迨至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反对传统文化达至高潮。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风俗改革委员会，发起移风易俗运动，每晚都派人到中央公园、西濠口、天字码头、十八甫等繁华地段，进行演讲，号召民众破除迷信。区芳浦、林翼中、陆幼刚、程天固、欧阳予倩等名流，在中央公园播音台发表演讲，宣传迷信之害，以唤醒民众，尽早破除迷信。风改会的宣传员走上街头，张贴禁止七夕拜仙、烧衣的布告标语：“打破七夕拜仙陋习！”“打破七夕烧衣陋习！”“七夕烧衣是不良的风俗！”七夕拜仙是怪诞的举动！七夕会牛女是无稽的诳言！禁止七夕拜仙烧衣！谁敢烧衣拜仙即拿送公安局究办！禁止商店贩卖七夕拜仙烧衣用品！禁止七夕拜仙烧衣是改革风俗的起点！一致遵照公安局布告废除七夕拜仙烧衣！我们自动起来废除七夕拜仙烧衣！

七夕那天，仓边路天官里有三位妇女，在家中摆设香案果品，烧香燃炮仗拜仙，风俗改革委员会的志愿者闻声赶来，通知警察上门拘拿，把三个妇女押到警察局进行训诫。新闻登上报纸，说这三个妇女“一路上哭哭啼啼，请求释放她们”。

端午赛龙舟也作为“陋习”，被革除了。城市中心不再有赛龙舟的锣鼓声，只有在远离市区的东山寺贝底、河南小港一带，还可听到隐约的锣鼓声。一位老广州人感叹：“‘憧憧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凑我睇龙船，龙船扒得快，今年好世界。谷米又平，仔女又快大，娶埋新抱，女又嫁晒。’此数十年前之童谣也，迨闻赛龙舟迭次滋扰，发生械斗，当道遂禁止竞渡，每届端午，即禁令重申，自是龙舟深埋地下，不复闻‘怦咚咚，怦嘞嘞’之声。童子以无龙船可睇，此歌不唱久矣。”

政府雷厉风行，接管了都城隍庙，把城隍像拆掉搬走，强行把那里改为国货市场；以修马路为由，把六榕寺砍掉了一半，改建为净慧公园；把海幢寺改建为河南公园；连大佛寺也拍卖掉了。主持城隍庙改造的社会局局长简又文，在《西北从军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多年古庙，另有新气象、新意义，辟除迷信，建设新事业，此为我任内最为棘手难办而也是最为痛快得意的事。”

孙中山夫妇、蒋介石夫妇，包括很多政府高官，都是基督徒，政府对西方宗教没有太多限制，仅在1928年7月颁布《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草案》。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等外国教会，只要向政府做了登记，便可以自由发展，没人干涉。但对本土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则颁布一连串法规，包括《寺庙登记条例》（1928年9月）、《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8年9月）、《神祠存废标准》（1928年10月）、《取缔僧尼办法》（1928年11月）、《寺庙管理条例》（1929年1月）、《监督寺庙条例》（1929年12月）、《令禁止幼年剃度》（1930年）等。废除祭祀“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神”；画符念咒的道教，也在废除之列。大量佛寺、道观被拍卖、改建、征用为学校、公园、机关、军营等。

这种抑中扬西心理，到1929年被推到了极致。国民政府认为所有中医典籍，都是封建时代的遗物，缺乏科学依据，乃在南京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宣布废止中医药，独尊西医。广州的社会局亦步亦趋，规定所有善堂必须停用中医，改用西医。卫生部和教育部又以中医无科学根据，不符合学制为由，要求所有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中医学生即使在政府认可的正规中医学校毕业，也要再通过卫生局的考试，才能执业，但西医学校毕业的，就无须经过这种考试。

这一系列举措，走得太远，引起全国及广州中医界哗然。中医学生愤愤不平地质问：我们在学校毕业时，已经考过试了，还要参加卫生局考试，是不是卫生局不承认学校的考试？是不是卫生当局与教育当局打架？郎中们齐集方便医院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广东中医药联合会，由广州中药公会、广州中医公会、广州医学卫生社、中医药专校起草抗议书。

广州中医界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通电疾呼：“中卫委会议决取缔中医一案，实行打倒中药，推销西药，贩卖中国，莫此为甚。因中医亡，则贩药商亡，植药农亡，制药工亡，每年药物出产金额数万万元，恃药物为生治民众数千万人，因此取缔中医一案，同归于尽。间接则各界均受其害。可见外人经济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亡国亡种，此见其端。”他们强烈呼吁，立即撤销取缔中医案，以救危亡，并请各界一致援助。由于全国各地的反对声浪，滔滔不绝，政府不得不搁置废止中医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