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振臂疾呼：帝制已死，民权当立！但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大家并不很清楚。最初的理解，就是剪掉作为异族臣民象征的辫子。胡汉民当选为广东都督，马上发出改元剪发的通告：“我国旧俗，皆总发为髻；惟吴越之间，有蓄发者，有剪发者，未闻辫发者也。辫发非我国之礼。迄自今始，宜一律剪辫发以芟荑国耻。”发布通告的日期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日”。

辛亥革命前，很多留学生、华侨和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了，广州人走在全国前面，倡导剪辫运动。商人何乐琴登高一呼，发起华服剪发会，宣布宣统三年（1911）12月31日实行全体会员剪辫，得到大家响应。但这天还没到，革命就爆发了。年轻人拿着剪子，到处帮人剪辫。那些不肯剪的人，被追得满街乱跑，哭爷喊娘。但也有人把剪辫看成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要择好吉日，在家中准备只鸡絮酒，焚香拜过祖先，然后才举行“剪辫仪式”。有人在剪去辫子后，燃放炮仗，或上茶楼大摆酒席，庆祝“斩断天然锁链”。

剪短发、穿西装和结社团，似乎是三胞胎。经过清末十年新政的启蒙，人们对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很多人对结社的目的并不清楚，只是出于“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的心理——没有煎堆怎么叫过年？军政府成立后，广州几天之内，便冒出了一百多个社团，这里开会，那里演讲，连和尚也有了自己的“广东佛教总会”。

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襟章，以资识别。襟章的质地，再穷也得用缎绸或者洋布做，才可以见人；有钱的弄个铜质或银质襟章，就更是神采飞扬，走路都恨不得要甩水袖、亮靴底了。有的人身兼十几个社团的职务，头上刚剪去辫子，还残留着绺绺辫根，像一蓬烧过的禾秆草，随风飞舞，身上已挂上了十几条五颜六色的襟章；有的家爷仔乸关起门来结个社，阿爷做会长，阿爸做会董，孙仔做干事，一人挂一条襟章，没事上街兜几圈，好不得意。街上随便掉块招牌下来，砸到的不是会长、社长，就一定是理事、董事。

民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批评官员。一位老报人在《民权报》上指责说，胡汉民这个都督不合法，应该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才是正当手续。文章发表后，老人端坐家中，等军警来抓，却没人理他，甚为失落。

报纸流行嬉笑怒骂，挖苦嘲讽的文风，写新闻和写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一样。廖仲恺是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经常到都督府和胡汉民商议财政问题，至深夜才出，记者便挖苦他：“有新官儿仰卧籐兜，口喃喃犹呓经济术语。”胡汉民大怒，斥责这些报纸“专好反对民国军政府而已”。他在给同志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说：“至于报纸，则以能与政府反对为雄。报律未施，警察无力，无法禁止。掩美扬失，其真相未易明。弟以在位之故，不屑与辩。”

胡汉民离任后，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1912年1月10日，广州的报纸刊登了燕塘新军即将解散的消息，这是一条假新闻。陈炯明以“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为由，扣留了两名发布假消息的记者。虽然旋即释放，但广州报界公会不肯善罢甘休，17家报馆连署，发表《告同胞书》，尖刻地说：“今日之广东军政府，为广东三千万同胞之军政府，敝同业任监督之责，只知竭力维持，无论何人有违共和政体不规则之行为，必起而纠正之。”面对舆论的激烈批评，陈炯明唯有派警察厅长陈景华到报界公会，听取意见和解释政府立场，取得了报界的谅解，事件最后“和平了结”。

最令广州人痛恨的，是那些打着革命旗号，在广州为非作歹的所谓“民军”。民军队伍混入了大批市井无赖、地痞流氓、绿林土匪。广东革命后，这些人纷纷涌入广州“捞世界”。据报纸的统计，四千人以上规模的民军有五路：澳字军六千七百人；兰字军五千五百人；康字军四千五百人；建字军四千人；惠字军四千人。以上共两万四千多人。四千人以下规模的民军，还有二十五路，共计两万五千人。人数未详者，有十四路，加起来有十万之众。报纸批评民军“号召党羽，雄据各方，有自称军政分府者，有自称县长者，其时大局未定，军政府亦不得不曲为迁就而承认之”。

胡汉民也承认：“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流为土匪为基本队，更裹挟乡团及防营之遣散者以成其众。”昨天还是乡间的泼皮牛二，今天就成了耀武扬威的司令、管带，打着“惠军”“顺军”“石字营”“黎字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身上穿一件不合尺码的旧西装，就成新式人物了，背后却插着从戏班抢来的令旗，手上拎一支打不响的“猪仔脚”，肩上扛一支生了锈的火绳长管鸟枪，腰间挂几个用烂布包起的牛奶罐，冒充炸弹，便在广州占街为王，横行霸道，包烟庇赌，嫖赌饮吹，甚至在光天白日之下，抢劫商店，当街斗殴杀人，无恶不作，搅得居民鸡犬不宁，神憎鬼厌。

广州商民为了自保，用杉木在所有大街架起街闸，天一黑就关上闸门，断绝行人。夜里街上没有一盏路灯，漆黑如墨，死寂无声，就像进了鬼城。陈景华肩承治安之责，他是一位铁腕的同盟会员，认为这不是一个革命政府治下城市该有的样子，乃下令所有街闸，必须限期拆除，每个路口都必须安装路灯。商人担心街闸拆除后，治安更难保障，派代表向警察厅请愿，希望保留街闸。陈景华断然回答：你们这是不信任警察，防盗捉贼是警察的事，不是你们的事。他保证“警察将加强巡逻，确保治安”。

为了恢复广州秩序，陈炯明以雷霆手段，把为非作歹的“民军”扫荡一空，有些敢于抵抗的，就用武力消灭，有些遣散回乡，有些改编成工兵，准备派去拆城墙、筑马路。这些举措尽管后来被人说是“鸟尽弓藏”，但至少还给了广州人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改元，民国纪年与西历纪年并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告诞生，四万万国民，对开万世太平，充满热烈的期待。但仅一个多月，孙中山便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南北分裂，接踵而来，乃至国无宁日，民难将息。

对小民来说，无论皇帝坐龙床，还是民国大开张，日子总是要过的。广州兵不血刃，和平过渡到民国，是万民之幸。既然不打仗，那就继续做生意吧。民国的天光墟，与大清的天光墟，没什么区别。那些摆摊的人，仿佛三百年前就在这里了，连卖的东西也没多少变化，还是那些破旧的衣服、靴子，来路不明的玉镯、铜镜、佛珠，从官宦人家偷来的顶戴、朝珠，油腻腻的鸦片烟具，空的佛兰地酒瓶，磨损严重的麻雀牌，用了一半的雪花膏，半支鬼佬香水，玻璃发黄模糊的镜子，镜片裂开的眼镜，形形色色。偶尔也能遇上一些比较珍贵的书籍、字画，是家道中落的八旗人家，不好意思拿去当押，偷偷在天光墟出售。

1918年，政府为了筹措资金，把位于城西的将军府部分地方，改建为市场，出租做商业摊档，打算坐收租金，但推出后，商人嫌租金太高，竟没人愿意承租。最后市场荒废在那里，被小摊小贩据为己有，又成了一个“老鼠货”泛滥的天光墟。1929年，政府曾一度禁止天光墟，但不久那些小贩又冒出来了。

城里的叫卖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广州人习惯把商品集散地称作“栏口”，货运主要依赖水路，栏口也大部分设在珠江边。竹木柴炭业有柴栏、杉木栏、桨栏、竹栏；米业有糙米栏、沙基米行；油业有油栏、豆栏；水产品类有咸鱼栏、塘鱼栏；猪有猪栏；牛有牛栏；鸡有鸡栏；蛋有蛋栏；菜有菜栏；果有果栏。行栏的主要收益，是向买卖双方收取成交金额2%～5%的服务费。

菜栏在五仙门附近，开始是卖韭菜的，亦称“韭菜栏”，至清末民初，已发展起连丰、乐成、乐平、泰来、新大兴、新成记等18家大栏。还有一些专卖蔬菜种子的店铺，黄三兴、范元合、蔡兴利、邓志合是实力雄厚的大店，派人到四乡采购种子回来，四乡的菜种流动小贩，反而要入城购买菜种，再返回四乡的集市墟期摆卖。这些菜种从乡下到城里，再从城里到乡下，转这一圈，带挈很多人发了财。海味、干果食杂的批发市场，都集中在南城墙之外（今一德路），谷栏在一德路西端（仁济路口）。广州最大的果栏、菜栏、咸鱼栏，都在一德路，所以广州人所说的“去三栏”，就是去一德路。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珠江上还是黑沉沉，各个栏口已灯火通明，落栏买货的零售商、食肆采购商，早早云集码头，栏口卖手站在趸船上，扯大喉咙“喊冷”（喊价），岸上的买手七嘴八舌还价。码头上人头攒动，到处都在装货、卸货，嘈杂的点数声，此呼彼应：“包一有个七，三七突个一，回一剩个六，一共二千七！”在一片闹闹哄哄声中，珠江渐渐泛起晨光。

天亮以后，栏口收市，商人和卖手们便三三两两，到一德路的源源楼、沧海楼、一德楼饮早茶，泡一壶靓寿眉，点两笼叉烧包，聊一下近日的新闻。那些跑惯江湖的人，往椅子上一蹲，唾沫横飞地纵论天下事，一会是“革命党和袁大头打仗了”，一会是“陈景华被龙济光枪毙了”，过了几天，“龙济光被赶跑了”，再过几天，“袁大头要做皇帝了”，可再过几天，又变成“袁皇帝死了”。等茶泡过几泡，包子吃完两个，结账离开时，顺便把找回的零钱，换一张山铺票的根，“今天试试手气啊，包管你横财就手。”大家一笑而别。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了。

每天早上，阳光总是先照亮越秀山顶，然后向城里延展，把黑夜的阴影驱散。都城隍庙外一百多档医卜星相，依时开档了，求神问卜的市民，络绎不绝。不计其数的补鞋档，生果档，云吞面档，旧书摊，飞发铺，古董玩具店，饼食店和卖鱼生粥、汤圆、河粉的流动小贩，卖治蚊符、止血符的道士，都开始做生意了。卖鱼佬把㓥好的鱼一条条摆在路边，不时用竹扫往上面洒水，过路人猝不及防，衣裤也沾上点点污水。从四乡入城揾食的妇人，挑着箩筐，三五成群地在人丛中穿行，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笠记牛记满街走，叫卖声也更加嘈杂，如鹅鸭出栏，蛙鸣蝉噪一般，这边喊“仁棯王，仁棯王，砂屎嘅仁棯王，买番个仁棯王，一粒嗒真下”，那边喊“大塘石榴靓夹香，胭脂石榴又够平”；还有肩披红布，左手握一条木雕小龙舟，右手拿根木棍和小锣，胸前还挂面小鼓的盲公，每天依然在那里敲着小锣小鼓唱龙舟：“天生朱红主为尊，要结桃园四海同……”

“讲古寮”里的讲古佬，每天下午在那里说书，听众也还是那些贩夫走卒、屠儿咕哩，为口奔驰了一天，筋疲力尽，就等着讲古佬把茶壶往桌上一放，把香点燃，再把惊堂木一拍，说一句：“闲文少叙，书接上回……”一天的疲劳就忘记了。在“讲古寮”外面，围了一圈“打古钉”（听说书不付钱）的人，个个伸长耳朵，听得津津有味。叫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在听众中钻来钻去，“花生肉，南乳肉，仲好食过焗腊肉！”“良乡风栗，新鲜炒熟，剥壳九里香，食落百日味，嚟啦，食过都会返寻味！”卖云吞的得得声，卖豆腐花的当当声，人力车仔的叮叮声，每天像雾一样弥漫在街头巷尾。

辛亥革命，广州是全国唯一和平易帜的省会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孙中山回国时，人们兴奋了一阵子；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时，人们又兴奋了一阵子，但兴奋过后，还是照旧买包南乳花生，到“讲古寮”听古。他们的太爷小时候就听《薛仁贵征东》，现在他们还在听《薛仁贵征东》。

每到七月廿四城隍诞的凌晨，民众便聚集都城隍庙外席地露宿，名为“打地气”，据说这一日城隍会报梦预告一年祸福。《粤游小志》记载了这一风俗：“七月二十四日为东省城隍诞，司香火者造符箓以是时售之。城隍诞前一夕，男女杂沓在神庙坐卧通宵，谓之打地气。”从忠佑大街到府学东街、府学西街，密密麻麻，挤满了来拜神祈福的人。最虔诚的上香者，从大东门、西门口就开始一步一拜，一直跪拜到都城隍庙前。

城隍诞当天，庆祝与祈福活动达到高潮。“番禺进香会”的大队人马，高举着长二丈宽三尺的巨型神幡和无数彩旗，打着红底黄字大纛，由醒狮开路，从东面前遮后拥而来；“南海进香会”的队伍也同样高举巨型神幡，打着黄底红字大纛，以佛山飘色前导，从西面浩浩荡荡而至。两支队伍在城隍庙前会合，道路两旁万众欢腾，爆竹声声震耳欲聋。庙中道士造符箓，卖给上香的信众。

每年的观音诞生日、观音成道日、观音出家日，越秀山观音殿、聚龙大街水月宫、西关蓬莱桥水月观音殿、十一甫大巷观音庙等供奉观音的庙宇，乃至大小寺院，照样香火弥天。受到信众顶礼的，不仅有各个菩萨，还有童目天女、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树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风神、土神、山神、地神、宫殿神等一切神明。中秋之夜，西关的小贩依然满街叫卖“撞卦木鱼赢”（木鱼书，讳“输”而称“赢”），妇人争着购买，等月亮升起后，翻开书册，根据翻到那一页的内容，判定事情的吉凶。

大户人家照样争着请瞽姬到家里唱木鱼《观音出世》，一唱两三天，摆神供，演酬神戏，做法事；普通人家也凑钱请盲公到街头巷尾唱《观音现世》《观音化银》《观音十劝》，三弦一响，“第一劝人要食斋，无灾无病无疮癞；第二劝人要诵经，诵经拜佛志虔诚。”唱的人很投入，抑扬顿挫，七情上面，听的人也很投入，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这些唱本唱了上百年了，有皇帝时唱，没皇帝时也唱。一切仿佛都没有变化，也不会有变化。

但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来临了。

清末以降，广州的工商业，像开足马力的火车，飞速前进。旧事物纷纷消亡，新事物纷纷诞生，舞台变幻之快，让人目不暇给。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西关商人的推动下，广州商业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在十八甫开业，首创分柜式明码实价售货。人们到了百货公司，可以方便地买到各类日用商品，而且款式新颖，传统杂货铺相形见绌。宣统二年（1910），真光公司也在十八甫开业，标志着广州的商业，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

真光公司是广东中山籍旅澳华侨黄在扬、黄在朝兄弟创办。他们最先在香港办百货公司，后来移师广州，以经营名贵日用华洋百货为主，坊间称之为“省港真光公司”。有一首竹枝词写出西关人的生活：“大洋货铺好铺场，拆白联群猎粉香。毕竟西关人尚侈，食完午饭去真光。”竹枝词还特别加以说明：“十八甫真光公司百物俱备，又以地点热闹，生意大佳，但洋货比国货销路较多，可慨耳！”

吃完午饭的来逛真光的西关男女，嘻嘻哈哈，络绎不绝。一个人们不太留意的细节是，顾客中穿长袍的男人，越来越少；穿西装的男人，越来越多；穿宽袖大襟衣服的妇女，越来越少，穿窄身旗袍、白衣黑裙的女子，越来越多。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变化，就是这样不经意地，慢慢进入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在真光公司不仅能欣赏到最潮流的洋货，还可以欣赏最古老的“师娘”（亦称“瞽姬”）表演。真光公司在天台办了一个游乐场，经常邀请“师娘”来演出。这些女艺人双目失明，平日游走于社会最底层，一张小桌，一把木椅，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对住皇天，我要问佢一声，做乜佢风中弱絮飞无定？做乜我水上残花又洗唔清？”情凄意切，打动了许多听众。现在真光为她们提供一个高级的固定演出场地，每有演出，总是座无虚席。师娘的地位提升了，演出的形式从自弹自唱，变成了有乐队伴奏；演出的规模，也从师娘一人演唱，变成可以上演整出粤剧。

真光公司的天台游乐场，让喜欢粤曲的人乐而忘返，也是众多粤剧名旦出身之地。有一位叫潘步云的粤剧爱好者，本来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但对粤剧的热爱，驱使他去经营真光天台的舞台，扶掖过不少女优伶出道，著名粤剧女文武生任剑辉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搭档是大名鼎鼎的小瑶仙。师娘咿咿哑哑的演唱，被赋予了浓郁的广州市井风味。很多茶楼酒楼争相仿效真光公司，邀请师娘演出。当师娘唱道：

花易落，花又易开。

咁好花颜问你看得几回。(www.daowen.com)

好花慌久开唔耐，

想到花残，我都愿佢莫开。

不少人的心事被触动了。确实，好花能开多久呢？在广州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隐隐的危机感，也许是因为一种新的文明来得太过迅猛，人们虽然努力装出与它同步的样子，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做好准备。政治上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发人们的大恐慌。1913年陈炯明在广东加入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广州商人便吓得鸡飞狗跳。《华字日报》反映了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我商界得此信息，又群起恐慌，有停止付货者，有停止办货者，目前既已受此影响，则将来货物之滞销，市面之凋零，银根之紧绌，资本之折阅，更不待言矣。”人们的安全感，就像筷子夹水豆腐一样，随时摔一地。

然而，灾难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当人们为政治舞台的变幻而担惊受怕时，却没有料到，第一场灾难，突然从另一个方向，偷袭了广州。1915年，大祸临头了。入夏以后，各江潦水暴涨，遇上连日豪雨，高要、南海、顺德、新会、三水、鹤山、四会等县，一连崩了六七十处堤围，水势凶猛，最后冲垮了清远石角围，滔天洪水，挟着风雨雷电，直撼广州。

水火兵虫，都是西关的天敌。多宝和逢源各街低处，标高在106.4米上下，而珠江高潮面在107米上下，水浸街是家常便饭，在明、清时，人们筑了四条防洪大围，分别是高基、带河基、西乐围和永安围。高基在光复中路，现在还有高基大街的路名；带河基在康王路（以前叫带河路）；西乐围在东风西路至上下九一带，围内原有水乡浮田二十六村；永安围的基堤是南北走向的，从东风西路少年宫附近至太保直街第四中学。但这些大围，只可防一般的珠江大潮，遇上1915年这样的洪水，便像玩具一样被冲垮了。

一位西关老人后来回忆：“当时是日晨起洪水骤至，初时几寸，继而一尺二尺直浸至门楣，事起仓卒，手足无措，只有楼阁天台可以暂避，预防房屋倒塌，于是租只大沙艇栖息，全家做了水上居民，待到水退回家，已过了半个多月。”丛桂路、兴隆街、水月宫街一带，水深达三米以上，很多房子只露出半截瓦面，但往往没过多久，随着一声巨响，半截瓦面也没了，只有一些折断的屋梁与望板，触目惊心地戳向乌云飞驰的天空。房屋倒塌的隆隆声，彻夜不止。水面上漂浮着各种衣物、门板、箩筐、桶盆之类的东西，还有人与动物的浮尸。人们仓皇爬到树上躲避，用绳子把小孩绑在树枝上，生怕他掉下去。泮塘的房屋倒了一大半，死了几百人。多宝、逢源一带，俗称西关角，有很多富裕人家盖的大屋，全成了“水底龙宫”，受灾最为惨烈。

更可怕的是，十三行同兴街有人在逃命时，不慎失火，这条街的店铺堆放了大量煤油、火柴，顿时燃烧起来，引起油罐连连爆炸，煤油浮在水面，流到哪烧到哪，一发不可收拾。上面大火，下面大水，两千多间房屋全部烧成废墟，同兴街扫地俱尽，灾后发掘出尸体千余具。当时十三行九如茶楼，有六十余人在楼上避水，突然全楼垮塌，无一幸免。真光公司也受到大水淹浸，员工们拼命用床板、黄泥阻挡洪水，但水势涨得太快，瞬间冲进店内，商品悉数被淹。这场灾难，与道光二年（1822）的十三行大火，不相上下，凡经历过的人，恐怖记忆，终生难消。

但大水一旦退去，广州人便迅速清理废墟，重建家园。1916年，惠爱街上已废弃的广州府衙建筑被拆除了，一座五层高西式大厦拔地而起，人们忽然惊觉，似乎有一些东西，正在发生着。这座足以改变整个街道尺度与风格的大厦，是澳洲归侨蔡兴、蔡昌兄弟兴建的“大新公司支店”。

蔡氏兄弟原籍广东香山，蔡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院，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随舅父到澳洲谋生，从经营一个小小的水果档起步，光绪二十五年（1899），带着积蓄归国，与同乡马应彪等集资，于翌年在香港开创先施公司。不久，蔡昌也回国发展，在先施公司任职。1912年，蔡氏兄弟筹得港币400万元的资金，在香港创办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取名“The Sun”，有旭日东升之意。

蔡兴不仅是商界巨子，在实业方面，亦建树殊多，他独力开办或与别人合作开办过马玉山饼干公司、兴华制面厂、华洋织造厂、中华糖厂、中国邮船公司、中澳航业公司等，还担任广东银行、国民银行、香安燕梳公司及永生公司的董事或主席，是香港多家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也是先施公司大股东，曾先后被港府委为保良局绅、团防局绅，并多次当选为华商总会干事值理、中山侨商会所主席等，1923年被广东省长礼聘为顾问。

蔡昌也是长袖善舞的巨商，人称“大班昌”，先后担任香港慈善机构保良局局长、东华三院董事长、香港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委员等职。蔡氏兄弟不仅是中国近代百货业的奠基人，而且热心公益，曾捐资家乡创办学校和医院，在慈善方面，堪称表率。

香港大新百货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进军内地，购下惠爱街这片土地，兴建第一家分店，实行“不二价”明码标价、专人收款、固定经营时间等制度，并且还引用了优惠礼券、特价商品、抽奖、销售本公司品牌的特制商品等营销手段，改变了广州人千百年来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

除了经营百货外，大新公司还设有酒业部、饮冰室、浴室和天台游艺场。游艺场经常表演粤剧、魔术和歌舞，是广州唯一上演京剧的剧场，而且还能放电影。早期粤剧没有女艺人，花旦、小生，都由男艺人扮演，后来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女艺人也登上舞台。城内大新天台老板沈大姑的戏班，就是全女班，不设班牌，统称“大新公司班”，戏行人称“沈大姑班”，重金礼聘谭兰卿、宋竹卿、大口何三大台柱，其《盲妹雪恨》《仕林祭塔》《黛玉葬花》等招牌戏，戏迷们百听不厌。剧场设有包厢和头等、二等、三等座位，观众对号入座，日场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夜场由晚上8时至半夜12时，票价比电影院便宜，由两毫至四五毫不等，后来升到六毫至三元。

城内大新建成后，蔡氏兄弟又利用大厦旁的空地，开辟了一条内街，以两人的名字命名为昌兴街，后来发展成远近驰名的洋服街，洋服店、车衣铺，成行成市。附近也有一些字号更老的洋服店，比如高第街的元发店，开张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两名从日本学习回来的裁缝坐店，手工一流，博得了“洋服状元”的美誉。民国以后，西服成为时髦，永汉路、惠爱路、新民路、广卫路一带，形成了一个专门制作新款洋装，包括西装、礼服和各式时装、制服的市场。

西关的洪水痕迹，还没完全消退，蔡兴、蔡昌兄弟便在西堤兴建起第二家大新支店（今南方大厦）。广州人习惯把它叫作“城外大新”，把惠爱中支店称为“城内大新”，以示区别。对商人来说，水比火的意头好，水代表着财，猪笼入水，财源滚滚。

城外大新是一座12层的钢筋混凝土大厦，不仅是广州，亦是全国第一摩天大楼，比当时天津最高建筑劝业场和上海最高建筑沙逊大厦，还要早几年。大楼的1至7层是百货公司，顶层称为“九重天”，是亚洲酒店的餐厅，以铁子扒鸡和烟仓鱼闻名。8楼至12楼的天台花园，场地开阔，布置了园林亭阁，环境优雅舒适。游艺节目以粤剧最吸引观众，菱花艳影全女班出演《无情夫》《一个女学生》等剧，又有女子白话剧《白荼薇》《哀鸿泪》等。深受戏迷喜爱的女文武生刘彩雄、花旦梁丽姝，都曾在此担纲主演；后来还开设了魔术、电影、歌舞和新派戏剧，都很卖座。

楼顶有一副气魄雄伟的对联，嵌入“大新”二字：“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开世界十二层楼”。站在天台，放眼四望，宽阔的珠江变成了一条小溪，密密麻麻的小船，就像浮萍一样。大楼自置供水、发电设备，还安装了四台升降机接载客人，最特别的是有一条螺旋形斜坡车道，直达四楼。开张之日，百货公司组织大批人力车仔，拉着顾客从旋转车道上楼，有如洪水到来前的蚁群搬家，感觉十分魔幻。

1919年初，广州如庐诗钟社以《羊城竹枝词》命题征集作品，各地作者踊跃投稿。诗社邀请前清举人、大学者汪兆镛审稿，评定出前一百名。夺魁作者叫易石公，他有一首竹枝词是写城外大新的：“第一公园筑未成，清风桥外晚烟生。送郎直向东门去，郎出城时妾入城。大新高楼十二层，巍峨俯瞰五羊城。西堤东堤好风景，夜来携手与郎行。”另一首竹枝词写道：“先施景致胜真光，直上天台望八荒。最是大新新样好，楼梯九曲似回肠。”

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也是一家建在江边的大型百货公司，1913年由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在长堤创办，与大新、真光、光商并称广州“四大公司”。先施率先引入“环球百货”概念，首创“不二价”的营销方式，经销各种舶来品和附带推销国内土特产品，兼营旅馆、酒楼、游艺场、保险业、银业等附属企业，融餐饮、购物、娱乐、住宿于一体。

先施公司天台演出的女班，以文武生黄侣侠、花旦西丽霞、丑生郑恢恢、武生沈小沛、小生铁英雄等，最受追捧。黄侣侠文武皆能，唱做念打，追得上粤剧红伶马师曾，戏迷都叫她做“女马师曾”。那些终日在戏场“打趸”的纨绔子弟吹嘘：“各游戏场戏园，不可一日不光顾”，“每天午后晨兴，天明就寝”，“糖果公司绸缎铺大餐厅等，每结账款至少数百元，方算交易”。

广州的师奶、小姐们，闲来无事，也喜欢到四大百货公司逛逛，看有什么新潮的货品。在广州人口语里，“逛公司”专指逛大百货公司。人们把大百货公司称为“文档”，中小百货店为“武档”。广州的“文档”，以四大百货公司为首，就像根深叶茂的大树，树下的小草，生存不易。有一首竹枝词描写小店铺的困境：“货物铺排任品题，偶经杨巷铺东西。匹头生意真难做，门口拉人似野鸡。”还附了一段说明：“西关杨巷为洋货匹头聚处，年来生意半为先施、大新、真光各公司吸引，杨巷各匹头店均用少年三五人，遇过客即招之入店求照顾，生意艰难，此其一斑。”

城市的面貌在变，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变。

自古以来，广州人都以好赌出名，被人讥为“陈村码头，逢渡（赌）都啱”。清人徐珂《清稗类钞》写道：“粤人好赌，出于天性。始则闱姓、白鸽票，继则番摊、山票。几于终日沈酣，不知世事。而下流社会中人，嗜之尤甚。此外又有诗票、铺票者。”晚清多次禁赌，但成效不著。1912年，军政府也宣布过禁赌，军法十分严峻，庇赌收规及出财开赌者枪毙；因赌抗捕者，格杀勿论。违者追究县长和地方军事长官的责任。在禁赌几个月后，美国驻广州领事发现，“广州所有的赌馆和妓馆，都已一律封闭了。违反禁赌者，可得到死刑。警察在积极搜查无牌照吸鸦片烟者，罚款为不过一百（墨西哥银）元。但政府已出告示，今年年底，鸦片烟将一律禁绝。”

赌仔们被革命政府风风火火的手段吓住了，纷纷斩手指戒赌。但1914年龙济光接任广东都督后，借口救济水灾，招商承饷开办山票、铺票，还美其名为“水灾有奖义会”。赌仔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和尚仔念经，有口无心！”于是赌风大开，白鸽票、字花、牌九、鱼虾蟹、骰子的档口，卷土重来，满城开花。

上海《民国日报》一篇文章说：“广东的赌捐，一年是八百万。官吏的中饱，至少有两倍，就是一千六百万，合算就是二千四百万，赌馆的收入，至少以五倍计，就是一亿二千万；合算就是一亿四千四百万，这一亿四千四百万，就是人民所受的有形的损失。至于无形的损失，如因此荒废的事业，紊乱的秩序，破坏的道德，总要比有形的损失加到十倍。所以开赌一件事，广东人民的损失，可以说是在十亿以上。”

广州最流行的赌博形式，就有15种之多，包括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花会（字花）、彩票、麻雀、牌九、牛牌、扑克、骰子等。邹鲁在1919年写《赌祸》一文指出，在这些赌博中，番摊、山票、铺票、彩票是“地方官特准之赌”；白鸽票、花会、牛牌、扑克、牌九、十二位是“地方军官、劣绅私收规费、包庇公开之赌”；麻雀（麻将）、扑克、纸牌等是“私人自由之赌”。连街倒巷的赌档，不管是滇系军阀来了，还是桂系军阀来了，永远是热气腾腾，呼卢喝雉之声，从朝到晚，不绝于耳。

1920年，陈炯明率领粤军从福建漳州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迎接孙中山回粤。11月2日，广州各界在广九车站和天字码头，各搭起一座宏伟的大牌楼，悬旗结彩，迎接粤军归来。当粤军入城时，人民延颈举踵，夹道欢呼，家家燃放鞭炮，从东堤至双门底一带，气氛非常热烈。高第街一家商店挂起“欢迎粤军凯旋，还我广东自治”的大旗。

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他的理想是把广东建设成全国模范省，当务之急是要扫灭赌博、娼妓等恶业，重建国民道德。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巡行，以强大的民意，为政府做后盾。陈炯明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所有赌博公司、赌馆，必须在11月30日晚上10时以前结束封闭。”省长公署颁布七条禁赌办法，第一条指出“一番摊，二铜宝，三花会，四牌九，五麻雀，六车马炮，七天九，八啤牌，九斗牛，十十点半，十一骰子”等赌博，一律按广东赌博治罪章程惩办。消息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上海《申报》盛赞，“这是黑暗的中华民国里头的一线曙光”。

11月30日晚上10时钟声一响，全省赌馆果然全部熄灯关门，军队派士兵进驻。12月1日，广州人举行了狂欢庆祝活动。全城到处彩旗飘扬，各团体、学校、商店，纷纷悬旗志庆，家家户户在门口贴上“本户赞成禁赌”字条。大街小巷，炮仗连天，锣鼓动地。停泊在省河的兵舰、轮船，也挂起了庆祝的旗帜。广州报界宣布“全体休业”一天，以便参加庆祝活动。大小茶居酒楼，全部爆满，几乎都是庆祝禁赌的酒宴。

晚上，青年会以影画戏助兴，放映由新会人黎北海执导拍摄的《庄子试妻》。电影改编自粤剧《庄周蝴蝶梦》，第一次有女演员出演，第一次运用特技拍摄，使庄子的魂魄飘忽隐现，令观众大呼过瘾。从天字码头到越秀山脚，从西门口到大东门，成千上万盏灯笼，有如一条光芒闪烁的游龙，比元宵花灯璀璨百倍。这是由广东教育会、拒赌同志团和工商学各界举行提灯大巡行。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以纪念禁赌的成功。

12月6日，省政府重申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有几个省议员因为吸鸦片，被警察当场抓获，不得不向省议会辞职。帝制时代，“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新政府致力于革除弊习，据英文报纸《字林报》的美籍记者观察，广州官场的一切繁礼都已删除，各官署随客出入，不加禁止。记者访省长，可直入公署，只要和看门人说明理由即可。这再次刷新了广州人的观感，让他们开始切实地感受到，变化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