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始出现在历史上了。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翠亨村人。孙中山童年在乡间私塾启蒙，光绪五年（1879），随母赴檀香山，在长兄孙眉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于香港丽雅氏西医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在广州冼基设东西药局，并在双门底圣教书楼（今北京路白沙巷口）开设东西药局分诊所。圣教书楼是基督教人士所开办，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方书籍译本，如《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万国公报》等，这里都有寄售，圣教书楼是广州最著名的新学书店。

孙中山在双门底行医期间，常与一班志士在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和广雅书局抗风轩讨论时局，酝酿成立秘密组织，实行革命。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翌年春天，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会址在双门底王家巷王氏书舍（又称王家祠云岗别墅，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地），以“农学会”招牌为掩护，联系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等。由于加入者颇为踊跃，孙中山乃以王氏书舍为总机关，另在双门底圣教书楼、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等处设分支机关数十处，以容纳往来同志和贮藏秘密文件。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孙中山与同志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兴中会动员了三合会、三点会、添弟会、天地会等绿林会众，并策反了广州水师营、巡防营的一部分士兵官佐，准备趁重阳节之机发难，攻陷两广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成立临时政府。陆皓东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这是由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史称“乙未广州之役”。

当时广州城内官衙，防卫十分松懈，孙中山深信，组织一百人的敢死队，以二十余人携带武器，攻入府署的官眷住所，杀其长官，就足以使全城群龙无首；以二三十同志预伏在城中各要道，亦足可以阻挡城外官兵入城增援；如果官兵较多，就在横街窄巷炸毁几间店铺，援军就无法通行了。再以二三十人进攻旗界。完成了任务的各队则四处放火，造成声势，必可一举获胜。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参加人数这么少，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少人主张从顺德、香山、北江三路多调一些会党到广州，借重阳节期间，有登高、拜山之俗，各乡到省城的民众很多，方便党人混入，同时举事。于是，孙中山派人联络东、西、北三江的绿林团练，都很顺利，无不踊跃听命。

清代大儒朱次琦的侄子朱淇负责起草《奉天讨满檄文》，并将安民告示先期印好，收藏在王氏书舍的墙壁中，准备起义后四处张贴。另外还有一份英文的对外宣言，只待起义成功，即分送各国，要求承认义军为交战团体，享受各国一切中立权利。

九月初八，各路人马陆续潜入广州，聚集在起义总机关附近，定起义口号为“除暴安良”，以臂缠红布为标志，只等香港一路同志由杨云衢率领，乘当晚夜轮到达，即可发动。不料当晚香港同志并没有上船，孙中山接到杨云衢电报，称香港队员须改迟二日才能启程。广州总机关的同志认为，推迟起义，消息势必泄露，况且两天后香港同志能否行动，尚未可知，不如暂时中止计划，遣散广州的同志，以免遭受损失。

于是，广州总机关致电香港同志暂勿来省。孙中山一面下令部众尽快撤离，以免被官府一网打尽，一面督饬少数留省同志分头收藏武器、烧毁文件。但电报到达香港时，香港同志准备的七箱军火，已交付船运，无法取回，两百多人的队伍亦已整装待发了，杨云衢乃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这时消息已经外泄，朱淇的兄长朱甤生是广州大绅，主持西关清平局事，他知道弟弟参与起义，担心受连累，遂向官府自首告密。官府缇骑四出，大肆搜捕。王氏书舍和咸虾栏等机关均被破获。陆皓东本来已安全撤离，但他担心藏在王氏书舍里的党人名册被官府搜获，按图索骥，遂又不顾友人劝阻，潜返王氏书舍，把名册取出全部烧毁。当最后一本名册化为灰烬时，官兵破门而入，陆皓东等五人被捕。

第二天，香港轮船抵达广州，官府已派重兵在码头守候，船甫泊岸，即上船大捕党人。船上四十多名党人及其首领朱贵全、邱四被捕，七箱军火亦全部被官兵缴获。孙中山逃回香山，转赴澳门、香港，从此流亡海外。

陆皓东在狱中受尽酷刑，但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审讯时陆皓东奋笔疾书，痛斥清廷腐败无能，直陈革命意义，写下了一篇慷慨淋漓的“供词”，有“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的悲壮之语。陆皓东、朱贵全、邱四三人被官府杀害，党人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之刑而死，还有几名党人死于狱中。孙中山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发布告示，悬赏缉拿“逸犯”，孙中山名列榜首，悬花红银一千元。

乙未起义虽然失败，但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名字，第一次震动天下。据孙中山自述，这次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流亡到日本，杨云衢则流亡到印度、南非洲。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跋履所至，结交华侨，宣传革命，风气为开，同情和支持革命者，日益增多。

自从乙未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再接再厉，在两广地区发动了多次起义，尽管都以失败告终，但革命党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宣统元年（1909）春天，文澜书院里，不时有人耳语，孙中山得力助手胡汉民从南洋回到香港了，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准备在广州大干一场。这个消息，让一些人很震惊，也让一些人很担忧，甚至有一些“聪明人”悄悄地把钱财转到香港。

种种传言，到年关时更甚嚣尘上。天官里有一座青砖大瓦房，每逢假日，就有不少新军士兵出入，在房子里高谈阔论，左邻右里不时听到“革命”“鞑虏”“黄帝子孙”一类词句，从屋里断断续续传出。等他们散去后，常会留下一些书刊，诸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大家虽然看不懂，也知道是危险书籍，但从来没有人向官府举报。

新军第一标驻在燕塘，第二、三标驻在北较场，很多官兵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胆小的人问：“你们就不敢砍头吗？”士兵大笑着说：“就算判我个斩立决，公文往返，也要三四个月，他们来不及杀人了！”很多心急的士兵跑到双门底刻私章，店主很诧异：“最近怎么来这么多刻章的兵爷？”旁边的人撇撇嘴回答：“等坐天下以后升官用呗。”有个士兵买西樵大饼嫌贵，傲慢地指着小贩说：“再过几个月，你送给我我也不一定要呢！”

腊月最后几天，士兵们接到了通知，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三是起事日，由炮兵营开炮为号，各标营同时响应。预先集结在河南的会党和民军，立即渡江候命；城内的巡防新军在听到炮声以后，也一齐动手；驻扎城外的巡防新军，则在原地相机行动。起义以赵声为总指挥，倪映典为副指挥。占领广州以后，由省咨议局选举临时民政长官。倪映典在城里的官纸局后街、雅荷塘、清水濠、小东门，设立了以女眷为掩护的办事处；府学东街廖家祠、惠爱街占家祠、秉政街拾桂坊、木排头宜安里，都设立了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咨议局议员陈炯明也是同盟会员，在大东门租了一间房子，收藏军火。

不料，起义前夕，再次发生冷灶冒烟的意外。有人遗落了一张空白的同盟会盟单在军营，被一名军官发现，呈交到督练公所。虽然盟单上无名无姓，不能据此拘人，但督练公所为防万一，以新年将届，营地潮湿为由，把新军营中所有子弹、炮弹和枪械、火炮的撞针，一律收缴城内存放，等开操后再发回。没了子弹，士兵们手里的枪，就成了拨火棍，大家都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年三十中午，二标三营一名士兵到双门底的绣文斋书店印名片，一言不合，竟张开蕉蕾般的五指，给了店主一记耳光，结果被当更警察带回禺山关帝庙警察局。新军士兵闻讯，趁机鼓噪起来，把禺山警察局团团围住，喊打喊杀。警察吓得赶紧把那个士兵释放了，但新军士兵不肯善罢甘休，三五成群在街上游荡，一看见警察，就围上去痛殴。警察不得不脱掉号衣，换成民装巡街。

为了防止再生事端，新军协统下令初一、初二、初三均取消放假，除了伙头军，其他士兵不准出营。新军士兵在营房里吵嚷着，叫骂着。军官们躲进自己的房间，装聋作哑。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第一标十几名外出买菜的伙头军，在双门底又和警察狭路相逢，始而对骂，继而互殴。消息传回燕塘军营，士兵们不管禁令，挥舞刺刀棍棒，呼啸而出，赶到城里，再次包围禺山关帝庙警察局，把紧闭的门板打得砰砰乱响。大队宪兵赶来，好不容易才把新军士兵劝回营里。

这个新年过得很紧张，所有旗兵奉命在大小东门至大小北门严密戒备。城门紧闭，交通断绝。新军士兵的情绪，也开始失控了，他们在营里找出三箱子弹，每个士兵领到七发子弹，只有少量枪支有撞针，这也够干一仗了。大年初二，倪映典从香港返回燕塘，他本想等过完年，士兵们取回子弹后再行动，但大家急不可耐，纷纷叫嚷：等什么等，等得清明肚又屙，要干就马上干。于是，起义在每个士兵只有七颗子弹的情况下，骤然爆发了。

倪映典率领着新军，从燕塘出发，沿着沙河涌前进，向城内进军。但清军已有准备，水师提督李准在牛王庙（在今先烈路与永福路交界处）设下埋伏，两军相交，枪炮齐下，倪映典中弹身亡。清军又从杨箕村包抄过来，截断新军退路。群龙无首、缺乏武器的新军，退往沙河，又遭到猛烈阻击，死伤枕藉。更多的提标防营赶到沙河、瘦狗岭、东圃、石牌一带，包围圈越缩越小。起义遂告失败，百余新军官兵阵亡。有十几名士兵逃到簸箕村、猎德村等地，热心的村民把他们藏匿起来。这些士兵宁可忍饥挨饿，不私取任何物件，令村民十分感动，争相送给他们衣物和金钱，掩护他们逃生。

两广总督袁树勋札饬藩、学、臬三司及督练公所，办理遣散骚乱新军事宜，与此同时，广东自治会、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会，会同全省绅、商、学、报、慈善各界，却分途前往各乡，安抚逃兵，并上书总督，援协从罔治之例，请为从宽办理。对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官府的反应，最初是充耳不闻。但抗议和指责声浪，竟成滔滔之势，迫使官府不得不表示服从舆论，对参与骚乱士兵分别资遣，交保管束三年，由三司给予护照，仍作为“高等人格”看待，不准地方官为难。

各界人士在自治会召开大会，继续施压。各行商纷纷登坛演讲，称赞新军士兵，都是良家子弟，对于商场，从无骚扰；这次失败，宁饿死不忍扰民，足见志节。而官府竟全行遣散，交保管束，蒙此大辱，恐天下军人，闻而灰冷，殊非朝廷速练成镇的本意。有人说到新军士兵逃难时的惨况时，声泪俱下，场中饮泣之声四起。在绅商们的活动下，一些粤籍京官，先后上书弹劾，指责袁树勋措置不善，甚至称本案“恐有冤滥情事”，请朝廷派员查办。朝廷遂派两江总督张人骏赴粤，彻底查究。而查究结果，袁树勋以措置失当，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新军死难官兵瘗葬于牛王庙山头。辛亥革命后，在牛王庙处立“广东陆军庚戌首义诸烈士墓”石碑。

广州绅商对新军起义的态度，显示他们和革命党越走越近了，这与乙未起义后，人们视革命党为“毒蛇猛兽”的情况，不啻天壤之别。才过去15年，时代已跨过了一道鸿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宣统三年（1911），干支纪年为辛亥年。同盟会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成立广州起义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由姚雨平、赵声、胡毅生、陈炯明、胡汉民、李海云、罗炽扬、洪承点分任课长。在广州城内尽量多设秘密机关，用来安置同志和收藏军火。正月过后，八百多名选锋队员，陆续从各地赶到香港和省城附近集结。

三月初十，燕塘举行飞机飞行表演。这是轰动全城的新鲜事。报纸上说，恩平人冯如把在美国和一批华侨创办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燕塘了。人们无法想象人怎么能像鸟一样飞翔，都想去开开眼界。署理广州将军的副都统孚琦正好到燕塘勘测旗地，便带同全家一齐前去观看。在经过漫长的梅雨天，天空透出一线难得的阳光。满城文武，像踏青一样来到燕塘机场。不料，飞机刚刚起飞，就碰上机场旁边的竹子，“轰”一声栽到地上，机毁人亡。孚琦连声大叫“扫兴，扫兴！我要即刻回衙门”，坐上绿呢大轿，匆匆回城。

孚琦的轿子经过东门外咨议局附近时，路边突然跳出一名大汉，朝他连开数枪，致他当场毙命。刺客是从南洋来的独行侠温生才，得手后逃走不及，被捕遇害。他这次行动没有与同盟会香港支部联系，也不知道同盟会正在组织一次大起义，自己买了支枪就去暗杀政府大员，原想杀水师提督李准，为新军烈士报仇，却错杀了孚琦。

温生才事件，令两广总督张鸣岐大惊，认为这是革命党发难的先声。李准把同情革命党的防营一营调走了，另调可靠的防营二营进城，并计划在四月初解散新军二标；在此之前，所有新军士兵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一律收缴。张鸣岐下令全城戒严，清查户口。统筹部原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此番已有四处被迫迁出。

这时，来自广西、南洋的选锋队员大部到位了，分别潜藏在双门底、旧仓巷等处。旧仓巷与司后街相通，与小东营隔街相对。东江的同志藏在司后街（今越华路）陈炯明寓所，另有一部分同志藏在九眼井、小南门、长堤、谢恩里各处。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司后街小东营，离制台衙门和水师提署，只一箭之地。赵声担任起义总司令，未到广州时，由黄兴代理。而统筹部则仍留在香港。(www.daowen.com)

黄兴到广州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一会说武器不能按时运到；一会说官府已有所准备，巡防二营占领了越秀山；一会又说张鸣岐已密令城内军警，预备开战，一旦城内火警，不准开城赴救；一会又传四月初五前将挨家搜查，大索党人。因此，起义日期几经更改，最后决定在三月廿九日发动。

那天下午4时许，天空浓云密布，飘着筛糠雨。司后街的居民从窗口看见，一大群短衣男人从小东营出来，直奔西边的总督署而去，目测有一两百人。其中一胖子坐在肩舆上，其他人像是他的侍从，前呼后拥。后来才知道，那个坐肩舆的就是黄兴。人们正惊疑不定之际，听见从总督署方向，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仿佛在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随即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有大胆的人爬到禺山高坡上张望，看见总督署冒出了浓烈的黑烟。四周的枪声也越来越密了。

坊间盛传，革命党攻入了督署，但张鸣岐从图籍所的楼顶钻出瓦面，逃到天平街水师公所去了。黄兴想纵火以号召各方，却找不到引火材料，只好把火种扔到张鸣岐寝室的床上，这就是督署起火的原因。选锋队冲出督署大门时，迎面撞上李准的亲兵大队，一名队员上前高呼：“我们都是汉人，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被对方一枪击中脑门，当场丧命。另外五名队员也中弹倒地，黄兴的右手断了两指，血满袍襟，且战且退。

天黑以后，广州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居民紧闭大门，不敢外出。有几十个外县来的党人不认得路，在横街窄巷乱转，不知怎么出城。他们遇上一名更夫，恳求他带路去小北门。老更夫一声不吭，在前引路，却把他们带去了仓边街。这些不幸的党人又转回了小东营，与大队防营撞上，一轮驳火后，有十几人退入状元桥附近高阳里（今小北路与法政路交界处）的源盛米铺，堆起米袋作垒抵抗。双方对峙一夜，官兵索性放火烧街，米铺也陷入火海之中。店内的党人纷纷跳后墙逃走，来不及逃走的党人，在店里引爆炸弹自杀。但逃出的人许多因为不认得路，乱冲乱撞，被官兵捕获。另有一批党人躲进了邱家祠，这是咨议局副议长邱逢甲的寓所，他在门前挂起钦赐工部主事的木牌，令官兵不敢冒犯，躲在祠内的党人得以脱险。黄兴从五仙门出城，雇小艇逃过河南，再辗转逃往香港。

第二天，全城一片死寂，城门关闭，所有商店都不开门，街上除了兵警，行人绝迹，只有那些静静躺在湿漉漉的地上的尸体。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除两名妇女和一名年纪太小的党人外，其他人一律处死。不少被捕党人，被官兵用七寸铁钉从脑门钉入，一钉致命，尸体抛入珠江。而混战中死难的党人和一部分被枪决的党人，尸体丢弃在咨议局前的池塘里，无人收殓。连日阴雨，尸体很快便肿胀发臭。

河南“守真阁”裱画店的老板潘达微，是一位侠义肝肠的同盟会员，不避风险，东奔西走，恳求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出面和官府交涉代为安葬。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官府勉强同意把所有遗骸葬在平时掩埋处死犯人和无主尸的臭岗上。

潘达微于心不忍，又请广州豪绅、时任清乡督办的江孔殷出面，向官府疏通，允为烈士另觅墓地，后得广仁善堂慨然让出红花岗空地一块，用以安葬死难义士。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空旷通达。善堂雇工，连夜赶挖墓坑，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棺殓遗骸。当时有一班乞丐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掩埋烈士，完工后分文不收，掉头而去，令潘达微无限感慨。

掩埋烈士后，潘达微写了《咨议局前录新鬼，红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以作纪念，又画秋菊图，题“碧血黄花”四字。他觉得傲霜菊花（黄花），恰似烈士的侠义精神，“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于是，大笔一挥，把文章中的红花岗，统统改称黄花岗。事后查得烈士姓名七十二，实际上死者远不止此数。

这次起义史称“三·二九起义”，或称“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南方支部精英损失殆尽，元气大伤。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撰文纪念：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总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压垮清政府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武汉三镇落下来了。八月十九日，中秋节后第四天，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聚众发难，其他各营汉籍官兵群起响应，迅速占领全城，成立军政府，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即日通电全国，宣告武汉光复；请黄兴速到湖北，共商国是，又请黄兴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

广州仍笼罩着死寂的空气，还没从新军起义与三·二九之役两次失败的痛楚中，恢复过来。直到九月初四，一声霹雳，终于把这个半死不活的闷局，骤然打破。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抵达广州，刚上岸不久，就在仓前街中了同盟会的炸弹埋伏，当场炸毙。翌日，广州各大报纸都出版了号外，刊登凤山被杀的消息，并配上凤山血肉模糊的尸体照片。美国总领事也到爆炸现场察看，他给国务卿的报告写道：“当场炸毙凤山，卫兵三十人，和市民十余人。凤山焚毁的尸首，只能由一小片丝缎认辨，我下午到场观察，尚有十余尸首狼藉街上，烧毁至无可认辨。”有酒楼立即推出了应景的炸鸡蛋菜式，取“炸蛋”与“炸弹”的谐音，命名为“凤山入城”，大受食客欢迎。从这个细节，可以清楚看到人心向背，大清气数已尽了。

凤山被炸，对广州的八旗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人们担心一旦革命，汉人会屠杀旗人，报当年两藩入粤屠城之仇。极度恐惧的旗人扬言，宁可拼个鱼死网破。《神州日报》一篇文章说：“满人曾拟议，革党如向彼仇视，彼必先发制人，将城内外汉人杀绝。”这又引起了汉人的惊恐。在这种互相猜疑的心理下，只要有一点火头，就会酿成巨祸。

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西关文澜书院，似乎这里比两广总督署更有权威。广州各大民间团体都到这里开会，讨论维持省城公安的问题。大会由八十多岁的太子少保邓华熙任主席，梁鼎芬任副主席。梁鼎芬首先发言。他说：“保全广东，非个人可以保全，当合千万人之力以保之，并合千万人之心为一心以保之。广东者，广东人的广东，官代治之而已；对好官我们支持，不好的官我们把他赶走，官力所不能逮的我们协助之。今革命党所持主义，在改良政治耳，政治如果是良的，革命自然兴不起风浪。”清乡督办江孔殷振臂一呼：“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何乐不为。”会场上欢声雷动。

满汉八旗承诺会共同维持治安，并推举代表到文澜书院，向绅商们表达诚意，但内里却乱成一锅粥。汉满冲突的谣言，不仅没有平息，反而传得更加离奇可怕。有的说旗人已在旗界架起大炮，准备向汉人轰击；有的说汉人将攻入旗界，大开杀戒；也有的说四乡民军即将破城，不分满汉一起揽住死。街头说今晚将出大事，巷尾说明天会有血光之灾，闹得人人心惊胆寒。

有钱人家纷纷收拾细软，逃离这座危城，大南门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挑着箱栊行李，仓皇出城。四牌楼的店铺，因接近旗界，全部关门上闩。“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响遍惠爱街、双门底一带，昔日最繁华的路段，如今形同鬼城。巡警逐家逐户拍门，劝说大家开门做生意，不要被谣言所惑。人们勉强打开一条门缝，但巡警一走马上又把门关上。即使营业的店铺，也只开半天门，或只有顾客叫门才开。巡警道和南海知县微服巡街，到四牌楼一带，逐家逐户劝人“各宜安居营业，自然共享和平”。

九月初八早上，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各团体的代表，再次齐集在爱育善堂，讨论广东的前途问题。人们听说开大会，都跑来旁听，会场内外人潮涌动，声如鼎沸，就像崩了大围一样。从爱育善堂到十七甫的街上，挤满了千千万万的榄豉小帽，一望没有尽头。

大会第一个议题就是：广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绝不能再模棱两可，现共和政府势力已成，与旧日专制政府立于极端反对的地位，专制政府现万不可恃。就广东人心趋向，应承认专制政府，抑承认共和政府，以图永久之保存，请大家表决。代表们齐声呼应：“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友邦公认。为保存永久治安起见，应即承认共和政府。”欢呼声直上云霄。

人们浩浩荡荡从爱育善堂往文澜书院走去。上下九、德兴桥（十八甫北河旁街附近）的店铺，没人做生意了，都涌到街上，到处密匝匝，插身不下。适逢全省学界也在开大会，他们成立学界维持公安部，并派代表到文澜书院，向绅商们表达学界的忧虑。三方面的人走到了一起，再邀请满族代表到文澜书院，共商前途大计。

满族派了几名代表来表态：满汉两族两百余年共同生活在广东，已成为同语言，共嗜欲，通庆节，联婚姻的亲近同乡，生命以之，财产以之，即家中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亦无不以之者。万望同乡各界团体，勿为谣言所惑，致生惊扰。大家开诚布公，同心协力，共维地方的治安，保存粤人的利益。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也承诺，极力保护满汉八旗生命财产，即使将来新政府的军队来到广东，也一定代为要求，与汉人一律看待。

各团体包括满汉八旗各举派代表，联合商议，组成广东满汉民团独立会，其宗旨是：维持满汉及三千万广东同胞生命财产，以创造将来的永远幸福，并派代表到总督署见张鸣岐，要求正式亮出广东满汉民团独立会的旗帜。满汉八旗把他们的军械全部交出，从此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与一般汉人相同。

人们情绪激昂，在市内举行巡游。所到之处，不断有民众加入，就像一股洪流滚滚向前，沿途不断有山洪汇入，变成滔天巨流。城厢各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连成一片，从傍晚响到深夜，全城烟雾弥漫，除夕的鞭炮也没这么热闹。有些店铺门前悬挂的龙旗也被扯下来，如同破布一样丢弃了。

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不料深夜汉口战报传来，民军失利，退守六渡桥一线。张鸣岐的腰杆立即硬起来，连夜出公告，严禁主张革命，还声称要剿办作乱的“匪徒”。这个公告一出，第二天，几乎所有商店都不开门了，当铺也停止典当普通物品。全城只开大南门，其他各门都关闭。人们万分恐慌，一股逃难潮平地而起，西堤码头开往香港的轮船，全部爆满，一票难求；平时没什么人坐的广九火车，也顿时成了“难民专列”，挤满了逃往香港的人；去佛山的汽车、去四乡的船只，无不人满为患；甚至在通往石牌、东圃、棠下的路上，也满是拖儿带女，徒步走难的人群。

南海县令到十八甫、下九甫一带，劝谕商店开门营业，但无人理睬。长堤一带的戏院乌灯黑火，同庆戏院甚至被军队占据。海珠石前垒起了沙包，由防营和桂军把守。天字码头一带，水师行台架起大炮，停泊在江上的兵轮，也褪去了炮衣。总督署外华宁里路口，用石块砌起了掩体，仅留可供一人通过的缺口。在一些交通要道，官军把街上的青石块都撬起来做成街垒，筑成炮台。官府下令禁止集会，晚上12点以后全城戒严。

在这种危疑震惧的气氛下，总商会江孔殷、梁鼎芬等人，邀集自治研究社、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的绅商代表，凑在一起商讨应对办法。大家都无甚主意，只能请各绅董出面，劝导商民毋自惊扰。但大家都清楚，空口白话，不会有什么效果。

梁鼎芬请人做了几块高脚牌，写上他个人的“安民告示”。第一块牌写着：“民贫米贵可虑，今与官与绅商，合办平粜，特传知。”第二块牌写着：“谣传广东初九有事，今已过矣，同为大清国百姓，切勿轻听谣言，各宜安居乐业。”第三块牌写着：“我家住榨粉街，我家大小无一搬迁，书籍字画，并无移动，如若不信，请即来查，任众处罚。”第四块牌写着：“初四、初八连日在文澜书院议决，经函请制台，联络满汉，共保公安。现下省城地面，满汉已经融和，城上并无架炮，革党亦无来攻之事，可保公安。初八晚，有人倡议竖旗，系出误会，现已解散，官场亦不深究。各商场居民，可以无庸惊慌，速宜一律开铺，照常贸易，是为至祷。”

每块高脚牌都署上梁鼎芬的大名，雇了几个人扛着，在冷冷清清街上巡行，引来一些人围观，但反应却如泥牛入水。总商会、巡警道、劝业道都出了告示，但不仅居民举家外逃，连商铺、作坊也纷纷外逃。广府前的洋货店、番禺前的故衣铺、大新街的玉器铺，全都将货物打包入箱，挑运出城。大小店铺的门窗，不是用铁链锁住，就是用木板钉住。市面情形，比“三·二九”之役后，更加惨淡、恐怖。

九月十八日早上，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不顾官府禁令，在总商会召开大会。会后各界代表再到咨议局开会议事。咨议局内，已聚集了上千人，群情汹涌澎湃，不可名状。局势危如累卵，官府权威已经扫地，民众不能坐以待毙。大会决议立即成立新政府。当晚，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李准，也见风转舵，宣布拥护革命。张鸣岐连夜逃入沙面租界，请求庇护，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

九月十九日，立冬。太阳和往常一样冉冉升起。这一天将永垂青史。人们走出家门时，惊讶地发现，街上的军警一个都没了；所有官府衙门，都空空荡荡了，各司道和一府两县的官吏，在前一晚都鼠窜一空了。大清垮了！两百年的江山，说垮就垮！全城一片沸腾，千万面旗帜，在湛蓝无云的晴空下，猎猎飞舞。人们涌到大街上，奔走相告，笑逐颜开。民国了！没有皇帝了！李准下令各炮台一律升民国军旗，宣布反正。广州的大街小巷张贴出“军政府南部都督”的布告，宣告广东独立。

那一夜，真的很长很长，但天终于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