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广州到底有多少人在做生意？历朝历代对人口的统计，都是把番禺、南海作为统计单位，而没有对广州府城作单独统计。直到宣统二年（1910），广东省咨议局做的统计，总算把广州作为一个统计的区域了。广州警界区域总人口为517596人，西关地区人口最稠密，达233144人，占广州人口四成以上。那么，有多少人在经商呢？这份统计显示，广州有27524万家商业店铺，假设一家店铺养活六口人（东家与店员的家庭加起来，往往不止六口），那么，商业便养活了近17万人，约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还没把在洋行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和穿州过省的行商算进去。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大部分商人都集中在南关与西关地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七十二行”，俗称“九八行”。尽管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章程，要讨论什么大事时，各行代表便到文澜书院开会，但这个组织是行商内部联络感情、启发见闻、调解纠纷、调查实业、研究商学的机构，不加入七十二行，很难在广州商界立足。

七十二行囊括了主要的工商业行会，它们是：土丝行、洋庄丝行、花纱行、土布行、绒线行、绸绫绣巾行、颜料行、南海布行、纱绸行、上海绸布帮行、匹头行、故衣行、顾绣班靴行、靴鞋行、牛皮行、洋杂货行、金行、玉器行、玉石行、南番押行、典押行、米埠行、酒米行、糠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油竹豆行、白糖行、酱料行、花生芝麻行、鲜果行、海味行、茶叶行、酒行、烟叶行、烟丝行、酒楼茶室行、烟丝行、生药行、熟药行、参茸行、丸散行、薄荷如意油行、磁器行、潮碗行、洋煤行、红砖瓦行、青砖窑行、杉行、杂木行、铜铁行、青竹行、电器行、客栈行、燕梳行（保险业）、轮渡行、书籍行、香粉行、银业行、银业公会、矿商公会、报税行、北江转运行、北江栈行、南北行、天津公帮行、上海帮行、四川帮行、金山庄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人在广州进行过调查，他们所开列的七十二行，上述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他们说有牌匾行、仪仗行、洋灯行、象牙行、烧料行（琉璃器具）等。宣统二年（1910）香港报纸在报道广州商界拒赌时，标题为《省城一百二十行西家行拒赌传单》，显示当时的工商行业，至少有一百二十行之多。

七十二行的形成，可溯至鸦片战争，因南方沿海形势紧张，朝廷拿不出钱巩固海防，故把炮台经费转嫁到广州商人头上。那时广州商人是一盘散沙，无人敢违抗圣旨，只好由几个大商人出面和各行商协商，把四百万两的炮台经费，分摊给七十二个大行商，小行商可免。这七十二行商虽然破了财，却换来了与官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逐渐形成自己的团体，掌握了广州商界的话语权。

在广州，还有另外一种机构，与七十二行商平起平坐，同具商界领袖地位，那就是善堂。这是由士绅、邑人主持的慈善机构，功能包括平粜、赈恤和向穷人施医赠药、施棺殓葬等。善堂以富商为靠山，商人在善堂中充当董事、值理、总协理一类职务。比如爱育善堂的总理，便是十大行递年轮值，以公举方式产生；而方便医院则由七十二行商递年推举两行为总理，两行为协理，轮流主政。广州最著名善堂有九家：方便医院、广仁善堂、爱育善堂、广济医院、惠行善堂、崇正善堂、润身社善堂、述善善堂和明德善堂。

绅商不仅建立组织，而且开始在读书人中，寻找同路人。光绪十年（1884），广东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报纸《述报》，在多宝大街海墨楼书局创刊，这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报纸。两年后，《广报》在广州创办，内容以论著、本省新闻、中外新闻为主，也附有宫门钞、辕门钞和货价行情。这是中国最早的日报之一，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后来，因“辩言论政，法所不容”，《广报》被当局查封，改名为《中西日报》出版后，又被第二次查封。

绅商很快就明白报纸的重要性了。以前民间的诉求，缺乏表达的渠道，只能通过官员的奏章，上达天听。官员是否愿意代奏，在代奏时有没有歪曲、隐瞒，完全取决于官员的良知，民间既无从得知，更无从干预。现在，民间不依靠官员，可以利用报纸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绅商毫不吝啬地把钱投入到这个新兴行业。

广州报纸越办越多，背后的金主，大部分是本地绅商。围绕着文澜书院，形成了广州最大的图书报刊出版中心。在第七甫有群英阁、通艺局、丹桂堂，第八甫有载经堂、藏经阁、经纬堂，在十七甫有五经楼、明经阁、穗雅印刷局、东雅印刷局，在十八甫有允经楼、时雅书局、维新书局；《羊城日报》《时事画报》《中西日报》《博文报》《时敏报》《国事报》等报纸，都在文澜书院周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广州报界公会”，会址设在十八甫的《国民报》旧址，也一贯是绅商的地盘。后来人们习惯地把第五甫至第八甫一带叫作“报纸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元宵节刚过，由广东总商会主办的《广州总商会报》就在十七甫创刊了，发起人是左宗藩、郑观应等官绅商人。其内容包括上谕、商务、论说、本省商务要闻、京外商务要闻、译外国商务要闻、时事、本省要闻、铁路纪事等。

铁路对朝廷来说，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广东的商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关注粤汉铁路。这条铁路最早由英国提出修筑方案，鄂、湘、粤三省官绅集资兴建，但后来因为筹款困难，经官府提议，以三省名义，联合举借外债，由三省分摊偿还。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转到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上。但这家美国公司却把部分股权卖给比利时。

消息传开，人们的民族情绪被瞬间点燃，要求赎回路权的抗议风暴，迅即在湖南、广东掀起。当时日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朝廷对任何涉外问题，谨小慎微，如果直言废约，恐引起列强反感，故只敢提商民备款赎路，希望把外交问题淡化为商务问题。

经驻美使臣梁诚再三交涉，最终与美国公司签订合同，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钱赎路。但所谓商民备款，不过是官府打着商民旗号行事而已，赎金是以鄂、湘、粤三省烟土税作抵，向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筹借。粤商哗然，这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广东民间并不缺钱，为什么不能自筹资金兴建粤汉铁路？

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公开倡议招股把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绅商代表黎国廉、梁庆桂挺身而出，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表明铁路商办立场：如不废约，“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广东、湖南两省绅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谒见张之洞，建议三省铁路分开办理。最后张之洞同意三省各筹各款，分段修筑，湖北段官办，湖南段官商合办，广东段完全商办。商人们欢天喜地，回广州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铁路总公司，推举梁诚为总办，梁庆桂为副总办。

铁路商办与朝廷的官办政策不符，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铁路交由商办，他再派番禺知县柴维桐召集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的绅商，在广济医院开会，商议筹款筑路办法。办法有两个，一是举借外债，二是加抽各项经费。

商人们大哗，指责官府出尔反尔，张之洞与岑春煊互扯猫尾。借款筑路，不啻饮鸩止渴。岁还本金，月付利息，输出之额愈大，流通之资愈少。一旦周转不灵，不得不在借款之外，复加借款。外人以利息所入变为本金，再借给我。不出几年，路权就非我所有了，利又从何而来？柴维桐声称，不借外债，就只有加征粮税、盐捐、炮台捐等，为赎路之款。商人们一听“加征”二字，更加反对。

对商人的声音，岑春煊一向不当回事，睇得白云山一担泥——眼阔肚窄，竟下令拘捕“闹事”的梁庆桂、黎国廉等人，企图把说三道四的绅商吓退。梁庆桂收到风声，连夜逃往香港，黎国廉则被关进了陈塘九区警察分所。另外一名绅商代表李肇沅也同时被捕。岑春煊禀明朝廷，以“鼓荡风潮，藉端破坏”为由，革去梁庆桂、黎国廉、李肇沅的功名。

第二天，黎、李被官府拘押的消息，在广州传开，全城震动，“人发俱上指”。广州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鸣锣通知全市所有商号，一律罢市抗议，朝廷一日不严惩岑春煊，商店一日不复业。锣声一响，三街六市的店铺，全部上板落闩，停止营业。数千地方绅民在明伦堂开大会。前闽浙总督许应骙、粤秀书院山长吴道镕、越华书院山长易学清等人，联袂出席。大家一致赞成请在北京的同乡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气。家在西关的前贵州巡抚邓华熙也在电报上签了名。

疏电连夜送到香港拍发，很快得到北京的广东籍京官复电，全力支持，请求朝廷派员到粤查办。一位御史奏称岑春煊“受病已深，代为吁恩饬令开缺”。在北京甚至有谣传，由于岑春煊加捐税，造成广州“民情暴动，致有洋兵登岸保护之事”，令朝廷大为震恐。广东全省士绅、同乡京官、外埠侨商，纷纷吁请朝廷“去岑安粤”。商人和学生组织代表团，到大牢探望黎、李二人，表示慰问。

在总商会的大会上，黄景棠号召大家购买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并带头认捐10 万股，当天广州的行商便认了180 万股。为了吸引普通民众认购股票，商人们特意制作了一个火车模型，陈列在善堂，供人参观认股。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三期收2.5元。当时坊间盛传铁路股票可有千倍的收益，人们争相购买，全城沸反盈天。许多小店员、小商贩、学生、工人，甚至老弱妇孺，亦把仅有的几个小洋、斗零用来购买“爱国股票”。旬日认股44087810 元，实收第一期（二成）股银共8817562 元，满足了铁路开工的需要。

迫于无奈，岑春煊只好下令释放黎国廉、李肇沅二人。黎国廉自入狱后，绝食抗议，身体虚弱，躺在床上说：“朝廷一天不处罚岑春煊，我宁愿死在狱中，绝不出去。”最后，朝廷不得不出面摆平，德宗载湉派两江总督周馥到广东按问，番禺县知县柴维桐即行撤任察看，不久岑春煊也调离广东。当黎国廉、李肇沅出狱时，警察所外，成千上万的民众夹道欢迎，鞭炮声经日不息，好像过年一样。

三月十二日，“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宣告成立，郑观应、黄景棠当选为总办和副办。公司接收一切有关粤汉铁路事宜，并占有广三路七分之三的权利。夏天，沉寂多时的粤汉铁路，终于开始动工了。

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鼓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都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到宣统二年（1910），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之争，实际上，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铁路问题，埋下了伏笔。(www.daowen.com)

粤汉铁路风潮后，商人的自觉意识，迅速提升。光绪三十三年（1907），是广州商界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有不少精彩事件，值得载入史册。广州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开业；《七十二行商报》创刊，主办人黄景棠，这是继《广州总商会报》后，又一份为商人发声的重要报纸；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会相继成立，这两个组织，都以保护商人本身权利为宗旨。自治会还成立了自己的学堂，设在华林寺戒烟总会，聘请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的同盟会员邹鲁为教员。

当时广东西江匪患严重，威胁过往商船，英国以保护英国货船为由，自行设立缉捕人员，公然侵害中国主权。银号商人陈惠普联合了一批有头有面的广州商人，包括铁路公司股东李戒欺、铁路公司副办黄景棠、珠宝商人郭仙洲、烟丝叶商人朱伯乾、药商陈竹君、药商兼医生唐拾义、航运业商人黄焕庭、百货业商人谭民三等，发起组织粤商自治会，以集体名义，要求两广总督收回西江捕权。

十月十六日，粤商自治会假座华林寺戒烟总会，召开大会，集议力争西江捕权，莅会者人如山海，几无隙地。大会制订出自治会章程。次日继续举行大会，推举出陈惠普等八名代表到督署呈递公禀。这份自治会章程，反映了粤商参政的强烈诉求，其章程之荦荦大端有：

一、议事会得受人民关于地方利弊、整顿盗贼、维持风化之条陈，酌量批准议行或批驳之；二、议事会得代人民申述其困苦不能上达之事于地方官；三、议事会得调处民事两造之争议；四、议事会得随时派员调查地方盗贼、地方利弊及各处风俗，上条陈于地方官；五、议事会对于地方官所办之事，得随时上书质问，地方官应即解答之；六、议事会得应地方官之咨询访问申述其意见；七、议事会得将地方巡警之创设改良事， 商请该管官署酌办，该管官署委任地方自办，则由议事会议决交董事（会）按办；八、议事会则随时议设下级各城镇乡村之自治团体。

另一个自治组织是自治研究会，由梁庆桂发起。他开宗明义指出：“天下大势，有宪法之国国恒强，无宪法之国国恒弱。”把广东的自治运动，与全国风起云涌的立宪运动，正式挂上了钩。他陈述研究会的宗旨是：“以研究宪法为体，以编辑地方之政治、调查地方之政俗为用，立社省会定总汇也，联合各府州县期普及也，外达于京省仕宦，远布于五洲华侨，则又广智识资切磋也。”

自治会以商人为主，自治研究会以士绅为主。若论在商界的影响力，研究会不及自治会；若论与政界的关系，自治会不及研究会，二者并驾齐驱，各有胜场。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风暴中，商界、政界，缺一不可。

商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据一项抽样调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商人，八成是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正处于三四十岁的黄金时代。新生代的商人，眼界比老辈商人开阔得多，关心国事，热心政治，蔚然成风。

人们以为，铁路改为商办，一天都光亮了，不料“袈裟未著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内部争权夺利，乱象环生。该路的大股东，多数是广州、香港、上海三埠的绅商，大家都希望在自己那个城市的银号储存资款，导致互相排挤。小股东声称受到大股东压迫，利益无从保障。外地股东则指责公司负责人选举不合法、账目不清、总办郑观应专断独行等，把郑观应逼下台去，黄景棠也借口“前往东西各国考察铁路建筑管理诸法”，辞职他去。后来改选梁诚为总理，不久他又被揭发贪污，掩面下台。宣统二年（1910），换了詹天佑担任总理兼总工程师。他虽洁身自守，肯干实事，但板凳没坐热便遇上了铁路干线国有化。

据官方报告，粤汉铁路广东段，自从商办以后，修筑进度极不如人意，从广州黄沙至粤北坪石，不过600里，开工六年，才筑成了145里，却花了602.5万余元，平均每里4.12万余元，大大超出铁路总公司预算的每里2万余元，中间难保没有弊端。官府痛斥粤路“糜费作弊，工程草率，股东概不与闻”。铁路没造多少，耗资如此之巨，一拖再拖，恐怕新路未成，旧路的枕木都烂掉了。朝廷派员调查，结论更加骇人，路工及材料支款，居然高达1470余万，摊算下来，每里费用超过5.7万余元，“虚糜已达极点”。

宣统三年（1911），朝廷突然宣布铁路国有，商人们大惊失色。度支部、邮传部电令粤、鄂、川、湘四省的督抚，要求迅速遴派大员，分头到各商办铁路公司，盘查账目，清仓查库，准备接管。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连日召见广州的绅商代表和各大报馆主笔，费尽唇舌，解释干线国有的好处。张鸣岐警告商界，请鼎力支持，万勿反对。

广州商人并不笼统地反对国有，然而官府宣布，湘、鄂两省的股票，如果不愿换取国家股票的，可照原价全额退还，但广东只能按原价六成退还，其余四成，列入“亏耗”，只能在铁路赢利后，分年摊还，这是朝廷“格外体恤”，利息分毫没有。对此广州商人就接受不了了，“凭什么？公理何在？”不能因为广东人有钱，就专割他们的肉。

广东最初为了集资发行的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三期收2.5元。此时铁路公司正在收第二期的钱，由于工程进展缓慢，股价一度跌到只剩下0.2元，现在略有上涨，涨至四五角的水平。如果按六成发还，即每2.5元只能先发还现银1.5元。很多人都质问：既然铁路国有了，这第二期的股票款还收不收？官府很想继续收，但却找不出理由。

国有方案公布后，全国舆论沸腾，湖南、湖北、四川各省都相继爆发了抗议风潮，四川的保路运动，更是愈演愈烈，濒临暴乱边缘。广东的铁路股东，虽然反应没有四川那么激烈，但他们不少是南洋和美洲华侨，他们的反对声音，越洋而来，日益高涨。

朝廷认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绅商互相勾结，如不断然压制，势必病毒蔓延，波及全国，于是下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各地的电报局，禁止收发反对收路的电报，似乎只要各地无法联系，天下就会太平了。张鸣岐也打算惩办一两个领头“滋事”的商人，以杀其气焰。黄景棠被纳入了打击的名单之中。殊不料，压力愈大，反弹愈猛。

商人的意见无非是：二期股本决不再缴；股本全数归还，不打折扣；公司历年应派官息，照数发给；股本应退还现银，至少也要一半给银，一半给票。本来粤路奉皇上谕旨许为永归商办，开办情形十分艰苦，才接近完成，明明为民有之物，朝廷要收归国有，不是不可以，国为民之国，民为国之民，国有民有，又何异焉。但必须国家财力有余，然后可言收路；又必须与原所有权者商量，得双方同意，方能着手，万不能凭官威大石迮死蟹（指采用高压手段）。

为了抵制官府收路，有人忽然想出妙计，发起抵制官发纸币运动。以前中国的纸币纷乱如麻，外国银行、私人票号、钱庄都可以自行发行。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才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发行官方纸币银元票和银两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有银元票、银两票和钱票三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清银行在广州三府前街设立分行，业务主要是办理广东应行解京、沪各处的公款和办理所有本省一切寄存公款，发行有1元、5元、10元的纸币。后来因为10元纸币有伪币，收回不用，市面流通的纸币，只有1元、5元、50元、100元四种。广东官钱局开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属于半银行半钱庄的过渡性金融机构，总局设于濠畔街，上海、香港、汕头设有分局，广东境内各海关官银号，都归它管，主要业务是代造币厂购买生银和办理官铸银毫的发行。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广东官银钱局印行的银元票，达1530万元。按照度支部规定，银行必须照发行纸币数目，常储有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的也须有确实的有价证券作为准备。

挤兑风潮一起，广州各官银钱局和银行门前，人群成千上万，挨肩擦背，手持银票要求兑银。更多的围观者在旁不断敲锣撵兔子（起哄）。一天就有几十万两银子被兑走，张鸣岐向度支部告急，又向大清银行总行和交通银行请求接济。广东造币厂加班加点，赶铸双毫，以应对困局。朝廷也意识到兹事体大，紧急颁令：“唯此次粤省因收回路事，突然倡议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取银，显系不逞之徒，从中构煽，藉端滋扰。着张鸣岐严饬地方文武，随时防范，认真弹压。或有不法行为，立予拿办，倘敢纠众作乱，准如该督所请，格杀勿论。”同时报纸不准登反对的声音，电报不准传递铁路消息。

民间的反对声音越大，朝廷态度越僵化，非要把绅商压下去不可，竟把“格杀勿论”这种狠话都说出来了。广州陷入更大的恐慌之中，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逃往香港，黄景棠也跳上轮船，远赴南洋避难。绅权与政权的对抗，全面升级扩散。九大善堂、自治研究社、七十二行商和各绅、商、报等界，在总商会开大会，公议维持商场大局事宜，决议“将粤省乱后商民交困受害实情公布中外”，发表《告同乡书》。

七月十一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和全省各民间团体的代表上万人，在香港集会，宣布成立广东保路同志会。大会公推代表上京请愿，有人沉痛地提议：“代表们为救亡起见，任大责重，深入虎穴，与路贼相抗争，万一遭到格杀，等于杀我们全体！应在代表起程时，开哀送会，大家穿上白色衣服送行。”说到这里，全场都痛哭起来，哀声动地，震人心扉。

商人本来是官府有力的支持者，但官府的傲慢、颟顸和蛮不讲理，把商人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失去商界的支持，官府的管治，便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