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说起广州，想到的就是做生意，就是“讲饮讲食”，仿佛是一个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消费城市。其实，广州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包括那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的儒生们。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铲除了尚之信，天下渐趋太平，但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动荡之后，整个儒林十分消沉，明朝留下的书院，凋零不堪，士人学子，星飞云散。为了提振文运衰颓之势，番禺知县李文浩在清水濠畔复办番山书院。这个头一开，就像挖井时挖开了泉眼，水便源源不绝涌出来了。其后，陆续有官员创办了一些教育机构：广东督粮道蒋伊以办岭南义学的名义，在龙藏街恢复晦翁书院和开办穗城书院；知府刘茂榕在城南木牌头（今泰康路木排头）创办珠江义学；巡抚李士桢复办濂溪书院。

这些书院、义学的规模都不大，但有垂范意义。康熙四十六年（1707），内阁学士满丕来粤主考乡试，接任广东巡抚，与原巡抚范时崇交接之际，两广总督赵宏灿提议，在广州办一所大书院。于是三人共同捐资，在药洲东侧（今越秀书院街），利用双门底旧盐司署作院址，创办粤秀书院。有官方做招牌钩，它的起点很高，后来在雍正、嘉庆、同治三朝，又做过大规模修葺，更加宽敞整齐。

梁廷枏曾撰《粤秀书院志》一书，描绘了书院的布局和景致。书院前有旷地，为考课甲乙观录、启馆时官员列队、诸生迎送的场所，左右有两座隔栅，左额题为“成德”，右额题为“达材”。经过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后，书院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125米，由中、东、西三部分建筑组成，中路为四进院舍，前为大门，二座大堂，三座讲堂，后座为御书楼。大门与大堂之间，为一庭园，植满梧桐、柳树。庭中有一木坊，额书“撷秀育英庭”。穿过庭园就是大堂，檐匾额书“敦诗说礼”。书院西斋有五贤祠，祀周、二程、朱、张五子，以张九龄、崔与之、李昴英、陈献章、湛若水、方献夫、霍韬、黄佐、海瑞、庞嵩、何维柏等人配祀。这些熠熠耀眼的名字，都是广东儒林之光。

讲堂前两翼为排舍，上堂阶正中横匾题“明体达用”，这是诸生听讲和考试的场所，立屏上书白鹿书院学规十八条，其主要内容是：一、严朔望之仪；二、谨晨昏之令；三、居处必恭；四、步立必正；五、视听必端；六、言语必谨；七、容貌必庄；八、衣冠必整；九、饮食必节；十、出入必告；十一、读书必专一；十二、写字必楷敬；十三、几案必整齐；十四、堂室必洁净；十五、相呼必以齿；十六、接见必有定；十七、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十八、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

书院每月的初三为官课，总督、巡抚及各司、道大吏轮流到书院坐课、命题和批卷；十三和廿三两日为馆课，由山长主持。生徒每月考课三次，以制艺帖诗为主，要求“以清真雅正为宗，绝去肤庸之习”，试题和形式完全模仿科考。三次考课成绩都在后五名的，正课生降为外课生，附课、外课生除名；三次皆优秀者，外课升正课，附课升外课。书院设有膏火和考课奖赏，作为养士之制。

入书院读书的目标是科考，生徒能否合格肄业，以科考成绩为准，虽然学制定为三年肄业，但实际上每逢大比年即举行甄别，相沿日久，又变成一年一甄别。对生徒的年龄，倒没有什么限制，有一位叫梁锦的生员，八十多岁在粤秀书院肄业，官府还特意送给他米一石、肉十斤，以旌其耄而好学。

书院的一院之长，宋、明称为山长，清代乾隆时改称院长，但习惯上仍叫山长。赵宏灿聘请梁无技担任粤秀书院的首任山长。梁无技，字王顾，号南樵，广州番禺人，贡生出身，从来没有中过举，倒和一些前明遗民交往密切，与大儒陈恭尹、陶窳、何衡、何绛并称“北田五子”，其中陈恭尹的父亲就是明末抗清志士陈邦彦。赵宏灿似乎只看中他的才学，并不在意其他。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一书评价梁无技：“禀性敦笃，狷介自持，杜门著书，粤大帅延掌粤秀书院，士望归焉。”

粤秀书院历任山长中，有一位奇人何梦瑶，字报之，号西池，广东南海人。雍正八年（1730）第进士，做过知县和知州。俗话说“读书不成三大害，相卜、风水、行医”，但他学富五车，对官场却了无兴趣，更喜欢行医，整天研习名家医案，钻研经方时方，梦想做个悬壶济世之人。乾隆十五年（1750），他辞官归里，应聘粤秀书院主讲，讲课之余，常给人把脉看病。他自称：“文以载道，医虽小道，亦道也，则医书亦载道之车也。”坊间有口皆碑，都说他“其方无不百发百中，服其剂无不奏效如神”，有如华佗再世，是“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他所写的《医碥》一书，两百年间，被翻刻无数次，如今在越秀山五层楼上，还陈列着何梦瑶的肖像及《医碥》刻本，供后人瞻览。

在何梦瑶之后，杭州儒士杭世骏出任山长。他也是一位奇人，字大宗，号堇浦，别号智光居士，小时读书手不释卷，连睡觉也躺在书堆中。雍正二年（1724），杭世骏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鸿博，授编修，官御史。

民间传说，把杭世骏塑造为一位恃才狂放的名士，他曾上疏质问弘历：“天下巡抚常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也。何内满而外汉也？”弘历大怒，差点要砍他的脑袋，幸得朝臣求情。弘历骂道：“这种狂士，只能去收卖废铜烂铁！”杭世骏被逐回乡后，摆了一个地摊，竖起“奉旨收卖废铜烂铁”的布招，轰动全城，官府也奈他不何。相传弘历下江南时，杭世骏在杭州迎驾，皇上问他：“你以什么为生计？”杭世骏回答：“开旧货摊。”皇上不解：“什么叫开旧货摊？”杭世骏说：“就是把买来的破铜烂铁摆在地上卖掉。”逗得弘历大乐，亲题“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给他。

杭世骏在乾隆十六年（1751）官复原职。翌年在粤秀书院出任山长。在广州期间，他写过不少咏羊城风物的诗，其中《越秀山怀古》云：“峨峨越秀山，千古阅兴替。台隍夷夏交，月表秦楚际。缅维老夫佗，荆棘此剪薙。”并感叹：“日落树盘鸦，潮来城上蛎。江天雨苍茫，俯仰供流涕。”

粤秀书院的历任山长，可以稽考姓名的有39位，大都是一些清真雅正的儒士，他们以自身的实践，为后辈士子树立了“处则为正士，出则为良臣”的榜样。

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广州汇聚海内外商贾。商贾子弟要不要读书？秦始皇时代，商人与罪人的地位相等，等待他们的是流放戍边。但时代变了，商贾子弟也需要藏修游息，也要有参加科考的资格。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特准地方官学开广东商籍学额。但府学、县学收生毕竟有限，乾隆二十年（1755），盐运司范时纪和广东的盐商协商，开办一所专门供盐商子弟读书的书院。大家踊跃解囊，范时纪自己也捐出俸银，官商合捐银四千六百两（次年又再筹得银四千两），在布政司后街（今越华路）买下一座旧园林，建起规模宏大的越华书院。范时纪撰《越华书院记》称：“工既竣，宪制颜其额曰：越华书院，躬莅课艺而奖励。众商感激，复捐项生息以充膏火，用垂永久。”

越华书院坐北向南，四进式，大门开在越华路上，正对旧仓巷口。二座为大堂，三座为讲堂，后座为先贤祠，两旁为学舍。西侧有“红云明镜”亭，启馆时供官员作歇息之处，后面是一片庭园，有司禄楼，下供文昌帝君神位，上为书楼；南侧有芭蕉园、监院居室；西侧为山长居室。《越华纪略》描述：“时当始创，人少地荒，水色天光中，净绿满庭，微凉四匝，檐前铁马，风过铿然……襄琴伫月，瀹茗烹烟于此间，少获佳趣，长斯院者，亦每次幽胜惬心，咸喜就聘。”

做过粤秀书院的何梦瑶，又被越华书院聘为首任山长。第二任山长冯成修，也做过粤秀书院山长，字达夫，号潜斋，广东南海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冯成修掌教越华时，并不因生徒都是商人子弟，而有所怠慢，反而设定了高标准，要求越华书院向粤秀书院看齐。越华书院授业，以立品敦行为重，读书作文，须以程、朱为依归；论八股制艺，则以先正为标准。

经过冯成修悉心经营，越华书院名气越来越大，最初只设生童正外课生三十名，后来增加至五十余名，还是供不应求，冯成修便向督抚大吏要求增设学额。后来在刘彬华执掌越华书院时，学额增加至一百五十余名。时人把越华书院与粤秀、端溪并称为广东三大书院。

冯成修在民间的形象，与鬼才伦文叙有点相似，都以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见称。乾隆六十年（1795），冯成修以94岁高龄，赴京出席皇帝御赐的“鹿鸣宴”。相传弘历在席间出了一个上联：“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让冯成修对下联，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龙王夜宴，星灯月烛，山肴海酒地为盘”，博得满堂喝彩。

翌年，冯成修在广州家中去世，葬于城北。在今恒福路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坟墓，依山而筑，祭台两侧竖立着一对高达四米的圆柱形花岗岩华表，上饰浮雕云龙纹，直指苍天，气势不凡。附近居民都说墓主是洪秀全的老师，直到2004年前后，考古人员才证实，那是冯成修的墓。

嘉庆二十二年（1817），徽派朴学的一代宗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他在广州九年，创办了最负盛名的学海堂，还主持编修了《广东通志》。这部《广东通志》，是公认质量最好的广东志书，四位总纂中，有三位当过广州各大书院的山长：陈昌齐曾任粤秀书院山长，谢兰生曾任粤秀、越华两书院山长，刘彬华曾任越华书院山长。在分纂中，吴兰修当过粤秀书院监课，曾钊、吴应逵后来担任过学海堂学长。

陈昌齐，字宾臣，号观楼，广东海康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乡试中举，次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乾隆三十七年（1772），陈昌齐任翰林院编修，曾在三通馆参与《永乐大典》勘校，独任地理一门。《清史稿》载，大贪官和珅曾想罗致他，“昌齐以非掌院，无晋谒礼，不往”。乾隆三十九年（1774）主持湖北乡试，第二年参与礼部主办会试，为国选才。

嘉庆二年（1797），陈昌齐因父亲去世，归里守制。嘉庆九年（1804）调任浙江温处兵备道，嘉庆十四年（1809）以年迈致仕归里。阮元到雷州巡察时，亲自登门，聘请他去广州主持粤秀书院，兼修《广东通志》。当时陈昌齐已是“病足，不利于行；病肺，不利于思”的老人，但碍于阮元盛情，毅然再上教坛。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通志编成，陈昌齐才离穗南归故里，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对亲友和弟子们说：“我以清白留给你们，我的心愿就满足了。”

谢兰生，字佩士，号澧浦，广东南海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选庶吉士后进学于常庶馆。和很多广东人一样，他对做京官没兴趣，未满三年，便借口父老无人奉侍，辞馆返粤，一心一意主持粤秀、越华、端溪三书院讲席。他从小写诗就学苏轼，还刻了一枚“师事大苏”的小印；书法是学颜真卿、褚遂良和李邕等人；绘画是学吴仲桂和董香光。他住在离粤秀书院不远的素波巷，名其居为“常惺惺斋”。这出自佛家语，朱熹作过解释：“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

谢兰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生动地呈现了清代广州文人的生活情景。比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廿七日，谢兰生记下了，他派人到花埭“折得玉芯梅”，布置家居，准备过年。第二年的岁末，他收到了朋友送来的菊花、玉蜡梅，十分开心。每逢挨年近晚，广州知府、广东粮台、番禺县、南海县的官员和亲朋好友，便纷纷送来礼品，祝贺新岁，有爆竹、白粲、鹿脯、腌鸭、羊腿、冬菜、夷茶、洋巾之类。有时他还会收到东明寺、海幢寺、大佛寺、长寿寺等佛寺送来的各种小菜、斋素、香榄、柚子、醃菜、佛手等。日记还记载了，道光四年（1824）腊月廿日，谢兰生到花埭，路遇担花者，一下子买了四盆小山茶。

另一则日记，记录了道光七年（1827）岁末，谢兰生到是岸寺赏花，寺里桂花极佳，山茶未尽放，蜡梅甚多，于是“折数枝而还”。大年初一，谢兰生起床后首先是拜神和祖先，然后到各衙门和亲友家拜年，给他拜年的人也甚多。年初七或元宵前，他常会邀朋友一起游花埭。道光九年（1829）正月十三的日记，记下他收到朋友送来玉蝶梅两大束，花头繁盛，插在瓶里，香满一室，此梅花出自唐荔园，谢兰生高兴地写道：“荔园以荔著名，不意梅花一盛至此，快事也。”他记录的“花事”很多，简直就是一位“花痴”。

刘彬华，字藻林，一字朴石，广州番禺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刘彬华第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但他却绝意仕进，宁愿回家乡执教，嘉庆九年（1804）出任越华书院山长，并先后主讲越华、端溪、羊城诸书院凡二十余年。按朝廷规定，担任教席有成效者，可奏请议叙，给予加级、记录等奖励，但刘彬华淡然一笑说：“授徒儒生分内事”，婉谢了议叙，所以时人咸称他为“粹然儒者”。他在去世前几年就吩咐家人，自己死后不鼓乐，不买水，不做佛事，家祭不杀生，出殡人夫不得过百，不刻行状，不撰墓志，不刻诗文集，但求来去一丝无挂。

从阮元选中的这些人，也可以看出他本人的品致与学识。学海堂最初设在西关的文澜书院。文澜书院并不是书院，而是一个商人或举人聚会的场所。在文澜书院附近的十一甫至十三甫之间，居住着几十家翰林进士、上百个举人，他们经常在文澜书院以文会友，而商人则在这里讨论清濠与助学等慈善公益事务。

后来学海堂的生徒渐多，文澜书院容不下了，便迁到了越秀山，在龙王庙旁边兴建校舍，后墙可望越王台，东北为镇海楼。清人林伯桐撰、陈澧补编的《学海堂志》，描绘学海堂的自然环境和校舍建筑，十分详尽：“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余丈，为省会之镇。辟堂于此，缭以周垣，广若干丈，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下行，折而东有石磴，迆南至于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时不知暑也。自堂皇南望，则见竹杪。堂后为启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堂东。石磴坡陀，梅花夹道，西达于山房。其东最高处，有亭曰至山。山颠与亭相接矣。”

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临行前制订《学海堂章程》，一改书院由山长掌教的旧例，亲自选定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八人为学长，同司课事，各以所长，协办启导生徒经史、小学、诗文等课程。如果其中有人出仕或离去，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这样既确保不会因为一人离去而影响书院运作，也保证了课程内容更加全面。

阮元又规定，学海堂膏火，由总督衙门给发，沙坦的田租一百十八两，全部归入学海堂作为经费。另外，原有三百两银存在文澜书院生息，阮元再加拨三千七百两，合计四千两，仍由文澜书院生息，从确保书院经费充足。

专课肄业生要求志在实学，不骛声气，心地淳良，品行端正。他们要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自选一书肄业，按日作课，填写日程簿。生徒可以从八名学长中，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到季课之日，交给学长，考核甲乙，评出超等若干名。

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越秀山，学海堂遭到严重破坏，文澜阁被炮火击中，塌了一半。文澜阁是刘彬华、谢兰生奉阮元之命创建，供奉文昌帝君及魁星神位，贮藏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板片及学海堂购置的书籍。城陷后，学海堂大量的图书书板，无法运出。书院曾悬赏雇人上山抢救，但最后运出来的，已损失大半，不得不重新雇人刻板。直到学海堂停办时，一共刊刻图书3334卷、1254册。这些图书，全部移交两广学务处，收藏入图书馆。

在学海堂周围，还有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声名皆卓著。菊坡精舍山长陈澧，字兰甫，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在粤秀书院肄业，从张维屏习诗，从侯康习经学，十二年（1832）中举人。但他在其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从此与科举决绝。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他与一班同人冒险犯难，从学海堂抢救出少量书板，运往泌冲收藏，他全家也随之迁往横沙村。当时附近十五乡乡民正策划成立浔峰书社，组织团练，保卫家园，陈澧也参与其事。(www.daowen.com)

陈澧执掌菊坡精舍，秉承阮元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不把举业看得很重。他所著的《汉儒通义》，奠定了他在岭南学术的崇高地位。他认为汉儒、宋儒都是讲义理的，没有本质区别，宋儒不应轻蔑汉儒，今儒亦不应轻蔑宋儒；学术不应有门户之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他打比方说：如果天下学术是百家争鸣，百流并进的，那么即使有一两个腐儒，整天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治章句，也没什么不好，看似没用，但没用即有用；相反，如果只准一家独鸣，而万马齐喑，那么不但无用且有大害。

光绪八年（1882），陈澧逝世。因为他名气太大，无人可以接班，菊坡精舍从此改为学长制，从历年学成行修、具有师法的生徒中，公举出学长六人，分任评校，一人分管两月，凡课题发题分卷会卷和一切精舍的公务，都由管课学长会同监院办理。菊坡精舍从陈澧逝世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停办，历时21年，历任学长姓名可考者有10位，肄业生姓名可考者有93人（不包括10名学长），其中不少人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最为儒林称道的有文廷式、梁鼎芬与于式枚三人。

应元书院创办于同治八年（1869），在学海堂东侧，与菊坡精舍仅一墙之隔。这是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只收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等，一律不收。书院依山而筑，由书院创办人、广东布政使王凯泰亲题大门匾额“应元书院”。沿大门内磴道拾级而上，进入书院大堂，门有三楹，匾额“正谊明道”，为两广总督瑞麟所题。堂正中设师座，两旁设长案数十张，是讲学和考课的地方。乐育堂西面是红杏山房，东面为仰山轩，仰山轩东侧是奎文阁，在乐育堂东侧有董事所和监院，再往东是十三本梅花书屋。

书院刚落成，王凯泰就上应元宫求签，求了一支“柳汁染衣”的上上签，此签有“择善固执”之意，王凯泰大喜，预言明年广东必定会出状元。第二年刚好是会试之年，一下子出了九位进士，其中五人入了翰林。最令书院骄傲的是顺德人梁耀枢以进士廷对第一，成为广东清代继庄有恭、林召棠之后第三个状元。“应元”二字果然灵验。

梁耀枢，字冠祺，号斗南。他本来无意参加殿试，只是被川资所吸引，因为书院规定，如果在院生徒要赴京参加会试，川资由书院提供，内课生每人可得公车盘费五十两，外课生每人有四十两，附课生每人有三十两。这笔钱一律先汇到京师的南番会馆，举人到京后向值年京官支领。但梁耀枢在香港就把盘缠花光了，几乎沦落到要在街头乞食，好在遇上一位热心亲戚，极力劝他北上，还资助了他路费。梁耀枢拿了人家的钱，没办法再支吾了，只好动身北上，谁知竟一试而大魁天下。

梁耀枢的名字，与奎文阁楹联“三台奎耀临南极，八座文星拱北辰”中的“奎耀”与“北辰”暗合；而仰山轩楹联“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直接嵌入了梁耀枢号中的“斗”“南”二字。这还不是天意吗？王凯泰欢天喜地，赶紧为乐育堂上题写了一副新联：“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同治十三年（1874），也是一个会试年，应元书院又出了12位进士，其中四人入了翰林。

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他因倡导“以工为体，以商为用”，在广东开办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缫丝局、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被人视为洋务派。他在黄华乡（今黄华路）兴建银元局（后改称广东钱局），模仿香港铜仙，铸造铜币，以救钱荒。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机器币”之始。而在文化学术方面，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体”与“用”分开，无论“用”怎么变，“体”不能变。这是面对西风东渐时，最后的心理防线，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雅书局设在南园，即南园五子结诗社的故地。近代学者罗香林《广州名迹记》记述：“昔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总制两粤，设广雅书局于南园旧址，而更置藏书楼，与东西校书楼于园内濠北。延武进屠寄、江阴缪荃孙、遵义郑知同等，校刻《广雅丛书》，及其他珍籍，选择慎审，校勘精勤，一时海内秘籍与名家稿本，多汇萃粤中，校刊既良，流播亦广，世称广版，引为美谈。”

创办广雅书院主要靠梁鼎芬。梁鼎芬，字星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广州番禺人，家住在榨粉街，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九年（1883）授编修，因得罪了慈禧，被连降五级。回到广州，被张之洞延入幕。张之洞委托他负责创办广雅书院，聘其为第一任山长。

两人为书院选址绞尽脑汁，踏遍城厢，曾考虑过海山仙馆、漱珠岗、小蓬仙馆、大东门外某庭园、大北门外山地、泮塘北之南岸村等地，但都不理想。后来，张之洞来到西村，一下被这里的山川形势深深吸引，“就是这里了！”他赶紧写信给梁鼎芬，描述西村环境：“东北侧白云山逶迤而来，注于粤秀，连山盘行环其东，北江抱其西，后枕增步以北诸远山，前带彩虹桥下河，自东北而东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回绕如带；再近，侧一路经其前，亦回抱有情；南面平畴数百亩，平畴之外则南岸林木葱郁，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宽博，似兼有之；距北门六七里，距增步里许，距城距河均不甚远，而非嚣尘所到，颇于书院相宜。”梁鼎芬踏勘以后，也深以为然，最后确定在西村建校。

光绪十三年（1887），书院建成，命名为“广雅”，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张之洞上奏皇帝，请为广雅书院颁匾额。他在奏折中陈述书院宗旨：“窃欲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才，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是以淑身化俗。”

广雅书院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四面有围墙环绕，内分斋、巷二十，东廊十巷，西廊十巷。书院中轴五进，一进大门，二进山长楼，三进礼堂，四进经正无邪堂，五进冠冕楼。冠冕楼是图书馆，藏有经、史、子、集图书三万余册，为广东书院之冠；又筑亭台池沼、林木山石以为游息之所，及院长住斋。院内还有清佳堂、经书堂、莲韬馆、一篑亭等建筑，杨柳依依，绿烟深邃，颇有花木亭榭之胜；外引小北江水环绕左右，直通院内。院中还建有濂溪祠祀周敦颐；又建岭学祠祀历代名贤有功于两广文教及历年院长品学优足式者。

张之洞亲订学规，诸生每日必须早起，入夜不得外出，不得容人留宿，禁止赌博、醉酒、吸食洋烟，不得干预词讼、造言诋讪，不得恃才傲物、诋毁先儒、轻慢官师、忌嫉同学、党同伐异、嬉荒惰废等。生徒的肄业期，以三年为小成，九年为最后期限。广府正课生的膏火银有五两，肇庆、惠州府六两，其他各属七两。如果虚应故事而不住院、告假逾三个月或官师考课不告假而旷课的，要扣除膏火银。

广雅书院的课程，分为经、史、理、文四科，兼习舆地、历算等实学。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细；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泛；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要求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无论从学校管理，还是从课程设置看，广雅书院都已具有现代学堂的雏形。

广州自清初两王入粤屠城之后，城中已很少有五世以上的家族，无法建宗祠，只能由同姓族人建合族祠。但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严禁民间聚众结盟，凡寺、观、神、祠，俱禁止兴建。乾隆三十七年（1772），官府以“城内合族祠类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奏请一律禁毁”。民间的合族祠不得不改为书院、试馆。咸丰二年（1852），又再以合族祠多建于市井，“不特有碍居民，抑亦街邻所共恶”，“一二好事者，籍端敛赀、希图渔利”为由，下令即使改为书院、义学名义的合族祠，亦一律禁止。光绪元年（1875）、八年（1882）朝廷两次下令“各姓不得纠众添建祠宇，致碍民居”。

官府严禁合族祠，不仅仅是为了治安，礼制也是原因之一：同姓不宗，素昧平生，只要出钱就可以联为一家，一起供奉牌位，于礼不合。但当时合族祠遍地都是，强行扫荡容易激起民怒，官府也不敢轻易为之，因此，书院、书屋、书舍、试馆一类名义，虽然官府不公开认可，但事实上听之任之。

宗祠书院主要是为应试族人服务，所以院址大多在贡院与学政衙门周边，在德政街、大塘街、旧仓巷、双门底、西湖街、大小马站、马鞍街、四牌楼一带，汇聚了大量宗祠书院，其密度与数量，堪称全国之冠。

西湖路流水井有考亭书院，又称朱家祠。考亭位于福建建阳，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讲学的地方，考亭书院是他一生兴办的最后一所书院。朱熹逝世后，他的第七代孙迁居到广东新宁，在广州流水井筑朱家祠，除纪念朱熹业绩外，又为便于朱家举子赴省或京师参加会试、殿试及学习、住宿而设考亭书院。凡中了举人、进士者，还可以得到考亭书院的奖赏，并参加书院举行的祭祀仪式。

离考亭书院不远处是庐江书院，又称何家祠，清嘉庆十八年（1813）建成，道光、光绪两朝均有重修。门楼坐西向东，门额“何家祠道”四字。门楼后有照壁和庭园，主体建筑正祠坐北朝南，为三进式。前座头门，面宽三间。大门上有石额，刻“庐江书院”。中墙有“必得其寿”彩绘。头门后是一个很大的天井，两侧皆廊庑。正祠两侧为东、西书舍，以青云巷与天井廊庑连接。书舍门石额分别刻有各县、乡名称，如“新会房”“恩平房”“龙塘房”等，计有43间。东侧书舍内有高三层的魁星楼，亦称“登云楼”。

大马站有三益书室，建成于光绪十九年（1893），亦属于保存较为完整的宗祠书院，由新宁（今台山）东陵乡大墩村江姓与邻村何姓、黎姓三姓族人合办，作为资助同乡三姓士子到省城参加科考时，进修课业、等待放榜的居所。书室为三进式，硬山顶风火墙，灰塑瓦背。进前座头门后，两侧为耳房；过天井至中座大堂，堂匾曰“怀谦堂”。大堂两侧为书房；后座为祖堂，安置三姓先祖牌位神龛。

大马站还有平所书院，是宋太宗第十一世孙、上柱国大夫赵必次后裔兴建的宗祠，又称赵家祠。赵必次殉国于崖山海战，临终时将二子托孤于琼州太守林玄辅。为躲避元人追杀，其后人一直改姓林，至明代才恢复赵姓。赵必次四世孙赵宗远举族移居宁阳浮石乡。嘉庆年间，赵宗远的第十世孙赵恒伯（字平所），在广州修建了这座宗祠。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湖路大小马站、流水井、仙湖街、越秀书院街周边，曾分布着东平书院（阮家祠）、汾阳书院、赖氏书院（赖家祠）、谢氏书院（谢家祠）、江都书院、谭氏书院（谭家祠）、曾氏书院（曾家祠）、周氏书院（周家祠）、冠英家塾（马家祠）、太邱书院（陈家祠）、六桂书院（方家祠）、日丽书院（甄家祠）、武溪书院、镜湖试馆、瑞柳书屋、光复书院等数十家宗祠书院。

越华路附近，有六鳌书院、鳌山书院、富民书院、光大书院、仇氏书院、千乘书院等十几家宗祠书院；在广卫街附近，亦有许氏书院、麦氏书院、龙溪书院、侣宋书院、焕然书院、何氏书院、曾氏书院、璧山书院、林家书塾、龙关书院等十几家宗祠书院。

广州起义路坐落着清代赫赫有名的梁氏宗祠（梁千乘侯祠）。梁氏是岭南望族，其宗祠是当时广州府、肇庆府梁姓宗族合资建造的合族祠，始建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梁姓宗族子弟到广州城参加科考、诉讼、缴纳赋税等事务时提供居所，后来改建为青云书院。

1918年，广东政府开辟维新路（今越义路），按规划马路要穿过青云书院，广东名流梁士诒（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启超等人，分别致函广东军政府，呼吁保护。最后政府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马路在书院前拐了一个弯，使青云书院得以保存。可惜在1920年，书院仍然被市政局占用并拆去包括西斋昌后堂三大座在内近一半面积。由于建造年久，又疏于管理，青云书院日渐破败。

由宗祠改成的书院中，以陈氏书院的名气最大。陈姓是广东第一大姓，自古有“广东陈，天下李”之说。陈家祠位于西关连元街（今中山七路），据风水先生声称，这里得五星聚奎之象，洵胜地也。光绪十四年（1888），陈氏以陈颖川堂和陈世昌堂名义，购下西门口外连元街、荔枝湾福水塘、恩龙里口等总面积约3.66万平方米地块，作为兴建陈氏书院的建筑用地及提供书院掌教薪水和生徒膏火经费的田地。光绪十八年（1892），陈家祠刚修了一半，广东就出了个陈伯陶，壬辰科殿试高中第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陈氏族人欢欣鼓舞，认为祖宗有灵了。

光绪二十年（1894），陈氏书院落成，创建伊始，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志向——创建陈氏书院的绅董们，并不打算用“书院”二字糊弄官府，以书院为名，宗祠为实，而是为书院定下一个高层次的目标：办成真正的一流庠校。在《陈氏宗谱》中有一份《陈氏书院记》，开宗明义说：“书院之设，由来尚矣。古者，国学而外，党有庠，家有塾，诚以诗书之泽，无地不当振作，无人不可推行。大固足以教育英才，小亦足以周寒口、培子弟，命名虽别，其实殊途而同通。”

书院刚落成时，经费不足，不能立膏火，购书籍。四年后，社会环境丕变，朝廷要求所有书院改为学堂，陈氏书院一度改称陈氏实业学堂，但它毕竟是广东七十二县陈姓合族宗祠，里面供奉着全省陈氏先人12510个牌位，靠陈氏族人把它变成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心有余而力不足。

陈家祠未能圆一流书院之梦，但它美轮美奂的建筑，却赫赫有名，恒被视为世界代表性建筑之一。整座宗祠采用“三进三路九堂两厢杪”的布局，以六院八廊互相穿插，各单体建筑之间以青云巷相隔，厅堂雄伟壮观，廊庑清秀别致，布局严谨对称，空间宽敞，层次丰富，主次分明。

陈家祠内的陶塑、灰塑、石雕、砖雕、木雕、壁画、铜铁铸工艺，更是精美绝世，璀璨夺目。灰塑题材包括各种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渔樵耕读的日常图景、戏曲小说场面，分布在屋顶正脊、垂脊、廊门、连廊、屋檐、山墙、墀头、窗檐和墙壁等处。砖雕用凿和锤在砖上雕刻虫鱼鳞甲、飞禽走兽、男女老少人物，玲珑浮凸，栩栩如生。木雕也是一绝，在首进大厅、中进东厅、中进西厅各有4扇雕工极其精美的木屏风，在聚贤堂有12扇屏风，题材包括郭子仪祝寿、太白退番书、长坂坡救阿斗、三英战吕布、血染鸳鸯楼、三打祝家庄等小说、演义、话本、戏曲故事。除屏风之外，还有11座神龛花罩，也属清代岭南建筑中的木雕巨制。各处无一不是巧夺天工的经典之作，代表了岭南民间工艺的最高水平。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朝廷正式宣布：从明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所有书院都要改为现代学堂。越华书院改为府立中学堂；广雅书院改为两广高等学堂；禺山书院改为番禺初级师范学堂；粤秀书院改为两广学务处，后来几经变迁，改为两广方言学堂；应元书院与菊坡书院合并，改为存古学堂；西湖书院改为南海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后改为南海中学堂。而学海堂的命运最为惨淡，完全停办，校舍荒废，至民国初年，已荡然无存。